放下电话后我看到中士留的字条：你哥打电话找你，未留言。我把纸条对折，丢进垃圾桶，接着回到自己的寝室，睡了三小时，起床后又过了五十分钟，就看到清晨的曙光了。黎明时分我又回到了汽车旅馆，这个地区早上看还是那么糟糕——依旧一片萧条寂静，数哩内杳无人烟，全无喧扰之迹象。不管是哪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在新年的黎明时分，总是会陷入完全静止的状态。高速公路上没有车流，完全看不到车子的踪迹。
卡车休息站的小吃店开着，但却是空的，汽车旅馆的办公室里也没人。我沿着走道来到克拉玛投宿的倒数第二间房，房门是锁着的，我站着靠在门上，开始仿真当时的情况：如果我是那个妓女，客人刚刚死掉，我得把他沉重的身躯推开，迅速着装后一把抓起他的手提箱，拿了就跑。我想拿皮夹里的现金，还有那张美国运通卡，所以我会翻找一遍，把钱跟卡拿走，丢掉箱子。那么，我会在哪里做这件事？
房间里面是最适合的地点，但是基于某些理由，我没有这么做——也许我很慌张，也许我吓呆了，觉得毛骨悚然，所以只想赶快离开现场。那么，还有哪里呢？我直接看到的是对街的酒吧，也许那是我会去的地方，平常我可能就是在那里拉客的，但是我不会拎着一个手提箱去那里。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拿着一个大包包，这样会引起同行们的注意。她们到哪里都会带着一大堆东西：保险套、按摩油，还有刀子或枪，甚至是信用卡刷卡机。这是辨识妓女的最明显特征：她们穿得像是要去参加舞会，拿着一个像是要去度假的大袋子。
我看看左手边，也许我会绕到旅馆后面僻静处，虽然所有的窗子都朝后面，但因为是深夜，我可以确定窗帘都被放了下来。于是我左转后再左转，看到这排房间后面有片与这座旅馆的长度相同的长方形乱草堆，深度大概是二十呎。我想像着自己快速通过草堆，然后在深处的阴影中停下，用手去触摸手提箱里面的东西。我想像已经找到自己的东西，然后把箱子往阴暗的远处丢，它有可能会落在三十呎外的地方。
我站在她可能站过的地方，设置一个四分之一的圆圈范围，所以我必须查看的区域大概有一百五十呎左右。因为前一晚的冷霜，坚硬的地面几乎是冻结的，我发现很多东西：垃圾、用过的针头、吸食古柯碱的锡箔、一个别克的汽车轮胎盖以及一个滑板的轮眙。但是没有手提箱。
这片空地的后方有一道大概六呎高的木制围篱，我攀上去后往后面看，又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长方形石子地，也没看到手提箱。下了围篱后我继续往下走，从后面绕回旅馆的柜台。我看到一道脏污的石纹玻璃窗，我想后面是职员专用的洗手间，窗户下方有十几台被弃置的空调机，叠成矮矮的一堆。它们都生锈了，我想已经有数年没有搬动过。我继续走，绕过角落，左转后是一小片长满杂草的砾石空地，我打开那里的子母垃圾车车盖，在整箱四分之三满的垃圾里，也没有手提箱。
我穿过街道，走过空荡荡的停车场，看着酒吧，里面完全没有声音传出，而且大门深锁。霓虹灯都是关着的，弯曲的小灯管看来完全没有热度。酒吧也有一台子母垃圾车，和车辆一样停放在外面，里面一样没有手提箱。
我走进整间油腻腻的餐厅，里面还是空着的。我查看了餐桌旁以及雅座的靠背椅旁的地板，也看了收银机后面的地板，发现一只硬纸板箱里面插了两、三把废弃的雨伞——还是没有手提箱。我查看女用洗手间，里面没有人，仍然没有手提箱。
我看了一下手表，走回酒吧。我必须要在那里当面问问题，但是至少要再过八小时才营业。我转身看着对街的旅馆，还是没有人在办公室里，所以我回到悍马车上，刚好听到无线电传来一〇一七的消息代码，意思是返回基地。我知道后便发动引擎，直接开回博德堡。因为路上都没车，不到四十分钟就赶到了。我看到克拉玛租的车就停在汽车调度场里，而我暂借的办公室外面来了一个新面孔：是个值白天班的下士。黝黑的皮肤与矮小的身高让他看来像路易斯安那州人——祖先一定是法国人，这种血缘我一看就知道。
他说：“你哥又来电了。”
“什么事？”
“没留话。”
“为什么要发一〇一七的消息代码？”
“盖伯上校下的命令。”
我露出了微笑。说真的，在生活中光是讲消息代码就可以代替说话，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一零一七代表要用电话或无线电联系，比较严重的像是一零一六，代表应该用不会被窃听的室内电话联系。盖伯上校下令发出一〇一九的信号，意思就是盖伯要你打电话给他。有些宪兵部队已经开始改用口语来代替信号，但显然这里还没那么进步。
我走进办公室，看到克拉玛的装衣袋靠在墙边，旁边摆着一个装着他的鞋子、内衣与帽子的硬纸盒。他的制服仍挂在三个衣架上，被依序挂在我的衣帽架上。我经过这些东西到桌边拨了盖伯的电话号码，一边听着嘟嘟的电话声，一边想着我哥打电话给我干什么，也纳闷他怎么找到我的。六十小时前我人还在巴拿马，在那之前我居无定所，找我可是要花一番工夫。所以，也许他有重要的事，于是我在一片纸上用铅笔写了“乔伊”两字，然后在下面画了两条底线。
李昂·盖伯在我耳边说：“喂？”
我说：“我是李奇。”看着墙上的钟，时间是九点过没多久，克拉玛本来要搭到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班机已经飞走了。
盖伯说：“是心脏病，没问题。”
“陆军医院还真有效率。”
“他可是个将军。”
“但是这将军的心脏不太好。”
“应该说动脉不太好，严重动脉硬化导致他心室颤动，我相信他们说的。大概是那妓女把胸罩脱掉时就开始发作了。”
“他身上没有带药。”
“可能是没有被诊断出来。不是都这样吗？前一秒你觉得自己很好，下一秒却死掉了，总之这绝对没办法作假。我想电击可以把人弄到心室颤动，但是血管里累积了四十年的那些废物却假不了。”
“我们应该担心他是被弄死的吗？”
盖伯说：“格别乌有可能想杀他。如果打起仗来，克拉玛跟他的装甲部队是红军最大的眼中钉。”
“红军正在撤军。”
“这情势能维持多久，实在不能言之过早。”
我没有回话，他也没继续说。
接着盖伯说：“就现在的状况而言，这件事还不能让别人插手。这你也懂吧？”
“所以呢？”
盖伯说：“所以你要去跟他的遗孀致哀。”
“我？她不是在德国吗？”
“她在维吉尼亚州度假。他们在那里有间房子。”
他把地址给了我，我顺手写在有“乔伊”两字的纸条上，就写在那两条底线下面。
我问他：“有人跟她住一起吗？”
“他们没小孩，所以她可能是独居吧。”
我说：“嗯。”
盖伯说：“她还不知道，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找到她。”
“要我带着教士去吗？”
“他不是在战役中捐躯，我想你可以带个女性一同前往。可能需要有人抱抱克拉玛夫人。”
“嗯。”
“别讲得太详细，我想你也懂。说他在前往尔汶堡的路上，在临时投宿的旅馆里猝死。这种官方说法是必要的，到现在只有你、我知道，往后也是这样。不过你可以跟一同前往的人讲。克拉玛夫人也许会问问题，你们的说法要一致。那当地的警察怎么办？他们会说出去吗？”
“办这案件的家伙以前是海军陆战队的，他也知道真相。”
盖伯说：“他们的队训是永远忠诚。”
我说：“我还没找到手提箱。”
电话那头又陷入沉默。
盖伯说：“先去找他老婆吧，接着再继续找。”
我叫日班的下士把克拉玛的私人物品拿到我的寝室，我要让这些东西完整无缺，他老婆终究会把东西要回去。而且，像在博德堡那么大的一个基地里面，东西是有可能不见的，到时候我就糗了。接着我到军官俱乐部，看看有没有晚一点吃早餐或早一点吃中餐的宪兵。宪兵通常都凑在一起，跟别人隔得远远的，因为大家都讨厌我们。我找到一群两男两女的宪兵在吃饭，他们都穿着丛林迷彩战斗服，站岗时的标准服装。其中有个女上尉，右臂吊着吊带，连吃饭都有困难，所以也不能开车。另一个女的在两边领子上都挂着中尉的军阶，名牌上面写着“桑玛”，看来年纪大概二十五岁，身材苗条矮小，肤色就像她身前那张桌子一样是赤褐色的。
我说：“桑玛中尉。”
“有。”
我说：“新年快乐。”
“也祝您新年快乐。”
“今天忙吗？”
“报告，只是一般勤务。”
“好，那三十分钟后在前面报到，穿着军礼服。跟我走一趟，妳的任务是要去拥抱一个遗孀。”
我又穿上自己的军礼服，打电话跟调度场要了一辆轿车。我可不想一路开着悍马车到维吉尼亚州，太吵也太不舒服。一个小兵帮我开来一辆橄榄绿的雪佛兰新车，签收后我把车绕到基地指挥部去等她。虽然我给了她三十分钟，桑玛中尉在二十八分三十秒左右就出来了。她顿了一秒后就朝车走来，看来美极了。她很矮，但是身形苗条的她走路一点都不费力，就像个缩小版的六呎高名模在走伸展台。我走出车子，把驾驶座的车门开着，与她在人行道上会合。她佩戴着狙击兵的军徽，上面有一条条代表步枪、小型步枪、自动步枪、手枪、小型手枪、机关枪以及轻机枪的标志，排起来就像一道两英寸的阶梯。我的标志就没那么多——只有步枪跟手枪。她在我面前站好，立正后向我行了一个完美的军礼。
她说：“长官，桑玛中尉报到。”
我说：“别太严肃，非正式的行礼就好，叫我李奇就好。不然干脆别叫。还有，我不喜欢别人向我敬礼。”
她顿了一会儿，稍稍松懈下来，说道：“好。”
我打开乘客座位的车门，打算上车。
她问：“开车的是我？”
“我昨晚几乎没睡。”
“去世的是谁？”
我说：“克拉玛将军，欧洲坦克军团的大人物。”
她又顿了一会，然后说：“那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我们都是步兵。”
我说：“只是路过而已。”
她坐进另一边，把驾驶座调到最前面，并且调整后照镜。我则是一路把乘客座位往后推，找到一个最舒服的姿势。
她说：“去哪里？”
我说：“维吉尼亚州的绿谷镇，我猜大概四小时车程。”
“遗孀住在那里？”
我说：“度假的住处。”
“我们的任务是去报丧吗？就像是——夫人，新年快乐，顺便跟您说，尊夫死了。”
我点头说：“这差事可真棒。”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将军的妻子们都很强悍。她们可以被归类为两种人：一种是在丈夫背后支撑了三十年，让他们有办法在军旅中杀出一条升迁的血路；另一种是当丈夫在外面自个儿拚命时，她们已经忍受了三十年不被搭理的日子。不管她是哪一种，能够把她击垮的遭遇已经不多了。大部分的时候，她们甚至比那些将军还坚强。
桑玛把帽子脱掉，丢到后座去。她的头发很短，留下的几乎只是平头。她的头骨跟颊骨都长得很标致，皮肤滑顺，我喜欢她这样子的女人。而且我敢打包票，她喜欢开快——扣上安全带后，她踩下油门往北边开，就像个职业赛车手。
她问我：“他是死于意外吗？”
我说：“心脏病发，他的血管严重堵塞。”
“在哪里？基地里的来访军官寝室吗？”
我摇头说：“镇上一家很烂的汽车旅馆，死的时候正花了二十块跟一个妓女做交易。”
“这部分不用跟遗孀说吧？”
“嗯，跟谁都不用说。”
“他为什么会经过这里呢？”
“他不是来博德堡。他从法兰克福飞到华府的杜勒斯机场，二十小时后再从华盛顿机场转机到洛杉矶国际机场。他要去尔汶堡参加一个会议。”
她说：“嗯。”然后就不发一语。
车子开的距离已经足以到那家汽车旅馆了，但是我们继续往西边开，直接开上高速公路。她说：“报告，请求自由发言。”
我说：“请便。”
“这是一项测验吗？”
“什么意思？”
“你不是来自于一一〇特调组的吗？”
我说：“是啊。”
“我刚刚请调过去。”
“到一一〇特调组？”
她说：“嗯，所以这是一次秘密测验啰？”
“测验什么？”
她说：“测验我合不合格。”
“万一遗孀需要人拥抱安慰，我需要一个女伴同行。妳是我随机挑出的，只因为那个手臂受伤的上尉不可能开车。况且，如果要等到有将军死掉才能测验妳，那不是太没效率了吗？”
她说：“有道理。但我在想，你是不是坐在那里等着我问一些蠢问题。”
“我想只要还剩一口气在的宪兵都可能会问蠢问题，不管他们是不是申请转调到一一〇特调组。”
“好，那我就问了。克拉玛将军在华府转机前有二十个小时的空档，他想要放松一下自己，而且不介意花钱。如果他要做这件事，为什么要大老远开车来这里？这里距离华府大概有三百哩吧？”
我说：“是两百九十八哩。”
“然后他还得大老远把车开回去。”
“显然是这样。”
“那么到底为什么？”
我说：“妳说说看。如果妳想到什么是我没想到的，我会亲自为妳的申请背书。”
“你不是我的指挥官，没这个权力。”
我说：“也许我是，至少这个礼拜都是。”
“还有，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有什么事情是我该知道的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只知道我接到了命令。”
“你真的是少校吗？”
我说：“上次领薪水的时候还是。”
“我还以为一一〇特调组的调查员都是准尉，执勤时都穿着便服或者是当卧底。”
“通常是这样没错。”
“所以，如果他们可以派个准尉，叫他伪装成少校，为什么还要你过来呢？”
我说：“好问题。也许有一天我会发现答案。”
“我可以问一下你接获的命令是什么吗？”
“暂时担任博德堡宪兵指挥官的运行官。”
她说：“宪兵指挥官目前不在基地。”
我说：“我知道。我发现在我被转调到这里的同一天，他也被转调出去了。为了某项暂时的任务。”
“所以你是代理指挥官。”
“我刚刚就说过了。”
“宪兵运行官不是特调组的职掌。”
我说：“我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工作。一开始我也跟妳一样，只是一般的宪兵。”
桑玛不发一语，只是继续开车。
我问：“为什么克拉玛要来回开六百哩的路程？他只有二十小时空档，这样就花掉了十二小时。而且为的只是花二十块召妓，用的旅馆房间也只值十五块？”
“这有关系吗？心脏病发作是不能作假的，对吧？我的意思是，他的死有问题吗？”
我摇头说：“瓦特·瑞德医院已经做过验尸报告了。”
“所以这件事在何时何地发生就无关紧要了。”
“他的手提箱不见了。”
她说：“我懂了。”
我看得出她在动脑筋，她的眼皮稍稍往上动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他有一个手提箱？”
“我是不知道，但妳有看过哪个将军去参加会议时不带着一个手提箱的吗？”
她说：“没有。所以你觉得是那个妓女带着箱子逃走了？”
我点头说：“那是我现在的假设。”
“所以要把那个妓女找出来。”
“她是谁？”
她的眼皮又开始动了起来。
她说：“这不合常理。”
我又点头说：“的确如此。”
“克拉玛没有留在华府地区，可能有四个理由。第一个，他可能有随行的军官，如果有妓女去房里找他，会让他很尴尬。他们可能在走廊看到她，或者隔墙听到她的声音。所以他编了一个借口，跑到别的地方去。第二个理由是，他可能是拿着国防部发的旅行优惠凭证，即使没有别人随行，他还是怕被柜台人员看到他带着女人，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爆料。这种事常常发生，所以他宁愿自己付钱，隐藏身分。第三个理由，即使他不是拿着政府的优惠券，在大都市里的饭店里他也可能是个知名的顾客或熟客，所以他一样会想出城找个不会泄漏身分的地方。或者是第四个理由，华府电话分类簿里的应召女郎都没办法满足他的性癖好，所以他得去个一定能尽兴而归的地方。”
“还有呢？”
“如果是第一、二、三个问题，只要开车到十哩或十五哩外的地方就好，也许根本不用开那么远。两百九十八哩实在是太远了。而且，尽管我相信华府地区不能满足有些人的特殊癖好，但是难道北卡罗莱纳州的穷乡僻壤就会好一点吗？而且我猜，真正能够满足他这种癖好的地方，需要花的钱一定远远超过二十元。”
“所以他到底为什么绕六百哩的远路呢？”
她继续一边开车一边思考，并未回答我。我把眼睛闭上，直到三十五哩以后才打开。
桑玛说：“他认识那个女人。”
我打开眼睛说：“怎么认识的？”
“某些男人有特别的偏好，也许他很久以前就认识她，在某方面特别中意她。这种事时常发生，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几乎就像恋人一样。”
“那他会挑选在哪里跟她见面？”
“这里。”
“博德堡都是步兵，而他是装甲兵。”
“也许他们有联合演习，你应该清查一下。”
我不发一语。装甲兵跟步兵确实常常有联合演习，但是演习地点都在装甲部队的所在地，不是步兵的所在地。把步兵运往另一州毕竟比运送坦克车还要容易。
桑玛说：“或者，也许他们会在尔汶堡见面，也许她在加州的尔汶堡揽客，但是因为某个理由必须离开，不过她又喜欢做军事基地的生意，于是来到了博德堡。”
“哪一种妓女会喜欢做基地的生意？”
“喜欢钱的那一种，而且可能没有哪个妓女不喜欢钱。军事基地对于地方经济的援助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我不发一语。
“或者，博德堡是她一直以来的揽客地点，但是进行联合演习的时候，就跟着步兵一起移动到尔汶堡。演习可能持续一两个月，实在没有意义留在一个没有顾客的地方。”
我说：“妳猜最可能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他们在加州相识，因为克拉玛有可能断断续续会在尔汶堡待个好几年的时间。后来她移居北卡，因为他对她情有独钟，所以每到华府都来找她。”
“如果只是二十元，她不可能提供特别服务的。”
“也许他也没有特殊癖好。”
“这问问遗孀就知道了。”
桑玛微笑说：“也许他只是喜欢她，也许她找到了让他难以忘怀的方法。每个妓女在这方面都很行，她们最喜欢做熟客的生意，因为比较安全。”
我又把眼睛闭上。
桑玛说：“所以呢？我想到你没想过的东西吗？”
我说：“还没有。”
我们还没越过州界我就已经睡着，四小时后才又醒来。当时桑玛已经开到了绿谷镇交流道的下坡，她开得太快，我的头往右边撞到了窗户。
她说：“抱歉。你该查查克拉玛的通联纪录，他一定有事先联系过，才能确定她在不在。他不可能大老远开车来这里碰运气。”
“他会从哪里打电话？”
她说：“德国，在他出发前就先打。”
“他比较可能在杜勒斯机场用公共电话，但我们还是该查一查。”
“我们？”
“妳可以当我的搭档。”
她不发一语。
我说：“就当是测验好了。”
“这件事很重要吗？”
“也许不重要，也可能很重要。问题在于那场会议的议程是什么，还有他身上带着什么文档。也许整个欧洲战区的作战准则都在他的手提箱里，或者是新的战术、我方缺点的评估，各种各样的机密文档。”
“苏联红军已经开始瓦解了。”
我点头，说道：“我比较担心军方的颜面问题，像是被报纸或电视披露出来。如果机密文档在脱衣舞厅附近的垃圾堆里被记者发现，一堆人的面子都挂不住。”
“也许遗孀知道，因为他和她讨论过。”
我说：“我们不能问这件事。我们只能让她知道，他是在睡觉时发病去世，凡是会让他丢脸的事，都不能说。所有令人担心的事情，此刻只有三人知道——除了妳、我之外，只有盖伯上校。”
她说：“盖伯上校？”
我说：“妳、我、他。”
我看到她面露微笑。这是个小案子，但是因为与盖伯有关，这对于一个要请调到一一〇特调组的人而言，实在是太幸运了。
绿谷镇完美得就像画里的殖民时期城镇，克拉玛夫人居住的是一栋位于精华地段的宅邸。房子门廊却很整齐，坐落于数英亩的碧绿草坪上，屋顶铺着鱼鳞状的屋瓦，到处是漆成白色的角楼与门廊，看来就像一个充满维多利亚风情的精美甜点。房子周围点缀着庄严的常绿树木，它们看起来好像在一百年前就是被人精心安排的。我们把车沿着人行道的街边石停靠，等待观看着。我不知道桑玛心里想些什么，但是此情此景让我脑海中浮现的两个字是：美国。
我跟大家一样都有个社会安全号码，而且护照的颜色也是银蓝相间的，但是我这辈子跟着老爸驻守美国，加上我自己被派任在美国的时间，加起来在美国本土大概只住了五年的时间。所以我知道一些小学生就该学会的知识，像是各州的首府在哪里，还有洋基队的路·盖瑞格轰了几发满贯全垒打，也懂一些中学生该了解的东西，例如各条宪法修正案的内容，还有安提耶坦溪战役的重要性。但是我不太了解牛奶的价格、如何使用公用电话，还有各地的风貌与风味有何差别。所以我都会把握吸收知识的机会——像克拉玛家的宅邸就是值得我吸收的知识。
懒洋洋的阳光照射在屋子上，清风徐来，空气中传来淡淡的熏木味，寒冷的下午让我们感觉周遭一片冷冷清清。这种房子是大家梦想中自己祖父母居住的地方，每年秋天可以在此小住，一边耙着树叶，一边啜饮苹果汁。等到夏天再回来时，可以用老旧的旅行车载着独木舟，到某处的湖上泛舟。我在马尼拉、关岛、汉城等地方的学校绘本里面就常常画着这种房子。
但是进去后却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桑玛说：“准备好了吗？”
我说：“当然。走吧！把正事办一办。”
她不发一语。我确定这不是她第一次遇到这种差事，我自己也不止有过一次经验——这种事一点乐趣也没有。她把车开离人行道旁，朝着车道入口前进，慢慢接近前门之后，在距它十呎远的地方停下。我们一起打开车门，走到外面的冷冽空气中，把外套拉直，帽子则是留在车里。如果克拉玛夫人恰巧看着外面，这将会是她看到的第一个情景。两个宪兵来到你家门口，从来不会是好事。而且，如果他们连帽子都没戴，那情况就更糟糕了。
前门被漆着复古的单调红色，是一扇兼具纱窗与玻璃窗功能的门。按下门铃后，我们一起等着，一阵等待过后，我开始觉得没人在家。我又按下门铃，此刻在微风中的我感到有点冷，这风比看起来还要强一点。
桑玛说：“我们应该先打电话的。”
我说：“不能这样。妳不能跟她讲说，四小时后请在家里等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当面告知。这样她不就猜到了吗？”
“结果我大老远跑一趟，却没有人可以让我抱。”
“妳好像在编乡村歌曲的歌词，接着妳可以唱：‘后来卡车抛锚，我的狗死掉。’”
我又试一次门铃，还是没有回应。
桑玛说：“我们该看看车还在不在。”
在一处与房子分开、可以停两辆车的车库里，我们发现了车子。我们从窗外看到车，那是一辆银灰绿色的水星大侯爵房车，就长度而言几乎可以说是汽车界的大型邮轮。这辆车跟将军夫人的身分可以说是绝配，不会太新也不会太旧，质感很棒，但是不会太贵，而且颜色也很恰当，道地的美国车。
桑玛问我：“这是她的车吗？”
我说：“有可能。也许一直到他当上中校之前，他们开的都是福特，接着就升级改开水星车款。也许他们在等他当上三星中将才考虑改开林肯房车。”
“真悲哀。”
“这是妳的看法？别忘了那家伙昨晚在哪里。”
“她到底在不在？你觉得她是出去散步了吗？”
我们转身往回走，感到一阵微风往背后吹，听到屋子后面传来一阵门被用力关上的声音。桑玛说：“她在后院，也许在整理花草。”
我说：“有谁在元旦这天整理花草？整个北半球都不会有人这么做，因为植物都还没长出来。”
但我们毕竟还是回到了前门去按门铃。最好能让她自己出来见我们，这样比较正式一点。但她还是没有现身，接着我们又听到后面传来关门的声音，门似乎随着微风的吹动而开开关关着。桑玛说：“我们该去看看。”
我点点头。门的撞击声非常特别，背后可能有很多不同涵义。
我说：“嗯。也许我们该去看看。”
我们绕到房子后面，肩并肩在风里走动着。有一条石板路是通往一扇厨房的门，门是往里开的，门后一定有一条弹簧让门保持关闭。弹簧一定是旧了，因为微风偶尔会把门吹得开出一道八、九吋宽的缝隙，风吹过后弹簧又往回收，门又弹回门框里。我们看着这扇门被这样打开三次，会有这种状况是因为门锁已经被人破坏了。
那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钢锁，但是锁头的部分比周遭的木板还硬。有人用铁锹把它破坏了，可能用力撬了两、三次，锁头还完好如初，但是木门被击碎了。门被打开，而且锁头从被破坏的地方掉了出来，落在石板地上。门板上出现一片半月状的破洞，木头碎片散落一地，被风吹成一堆一堆。
桑玛说：“现在怎么办？”
房子没有安装保全系统，没有监视入侵活动的警铃，也不会自动通知最近的警察单位。因此我们不知道歹徒已经远走高飞还是仍在里面。
桑玛又问：“现在怎么办？”
我们没有武装，手无寸铁，只是穿着军礼服来报丧。
我说：“妳到前面去，以免有人从前面逃出去。”
她不发一语就往前移动，我给她一分钟的时间就定位，然后我用手肘把门推开，走进厨房。我把身后的门关上，靠在上面让它保持紧闭，然后站着不动，只是倾听。
屋里完全没声音，一点动静也没有。
厨房里依稀可以闻到煮蔬菜和咖啡加热的味道。这厨房很大，说乱不乱，说整齐也不算整齐，里面的空间都被充分利用了。我的右边有一个开放空间，可以看到一小块被擦得雪亮的三角形橡木地板，应该是一个走廊。我用很慢的速度移动，往右前方缓步前进，试着扩大视野。门板又开始在我后方撞击，此刻我注视着走廊更深处，我想走廊是直接通往前门的。走廊左侧有一扇关着的门，可能是一个饭厅，右边可能是一个小房间或书房，门是开着的。我可以看到一张桌子与椅子，还有深色的木质书柜。我小心翼翼地走着，又往前移动了一下。
接着我看到走廊地板上躺着一具女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