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车厢传来了闷笑，仿佛在嘲笑我的智商。
“你们不是警察，是谁？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很快你就知道了。”对面传来一个深沉的声音。
车一直沿着山路往上走。我不再说话了，如果他们不是警察，我现在危在旦夕。从受力的方向，我记忆着车子拐弯的方向和次数。没准儿以后用得上。车向左转了两个弯，到了后来，车似乎一直在爬山。绕着山道，往上行驶。开了15分钟的样子。车停到了路边，有人开了后车门，我被拉下了车，然后打开了手铐。
“别动！”
我照做。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这个时候还是老实一点儿的好。周围的人声突然消失了，我侧着耳朵听，只有鸟鸣蝉噪，我听到一记熟悉的声音，是车发动的动静，随后轮胎擦过地面，我听到有一辆车离我远去。
“有人吗？”又过了一会儿，我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无人应答。
我尝试着摘掉头上的套子，一点点摘下来，四周望去，已空无一人，我被带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山顶。阳光斜射过来，正中面颊，疼痛加之阳光导致的晕眩，让我分不清东南西北。
山顶很空旷，看不见有人的迹象。我的手机被收了，钱包也没了，眼前除了一条蜿蜒的山路，我想不出除了步行下山，还有什么更好的脱身方式。
这事儿从头捋一捋，我在宾馆的二楼看见假林慕，打车尾随她来到侯文杰的别墅；我以为已经脱离了她的视线，未料进入别墅后却发现了侯文杰的尸体；假特警及时赶到不是来救我而是来抓我的；我反应过来这有可能是个蹩脚的陷害；那几个假特警开车把我带上了山顶，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是你，你能猜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吗？很快，烈阳照得我越发难受了。心身俱疲，让我意识到自己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唯一感到慰藉的是，那帮人并非想置我于死地。套着麻袋往河里一丢，或者在更偏僻的地方把我抛下，后果都比现在要恶劣百倍。
我拖着疲惫的双脚，开始往山下走。夏天的山路就像贴烧饼的炉子，即使隔着鞋，也能感觉到地上滚烫的温度。我躲在那点儿可怜的树阴底下，但效果有限，没过五分钟就汗流浃背了。
走过山路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下山其实比上山更费劲儿，尤其是眼下坡度这么大的。又坚持走了一会儿，我发现大路边上出现了一条人踩出来的小路，我停了下来。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沿着大路前行，如果运气好的话，没准儿下一分钟就能遇到一辆车，但如果遇不上，那就悬了。照现在的温度和我的体力，二十分钟之内我就有可能中暑。第二，走这条小山路，这样的话，可以多少躲避一些日晒，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应该能够走得更远，可问题是，这条路究竟通往哪儿呢？我衡量了一会儿，还是选择了后者。既然这条路有人走过，那一定是通往某个目的地的，只要找到人，我就可以脱险了。
我拐了进去，葱郁的树林里顿时凉爽下来。这种舒服的感觉，让我庆幸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往深处走，发现这条路明显走的人不多，两边的杂草胡乱地长着，只能隐约看见草下面黄色的泥巴路。而且这些草依然锋利，和我蹲在侯文杰别墅后的那些草是同一个品种，我穿着薄裤子，因为热卷起裤脚，小腿上早就伤痕累累了。
这些困难我在努力克服着，但最要命的是，经过这么多的折腾，热汗冷汗流了好几斤，可到现在为止，我滴水未进。嗓子现在渴得冒烟。中暑是不用担心了，我担心的是这小路把我领向越来越深的丛林，万一迷路了，岂不是要被活活渴死在这林子里？
我找到一块大石头，然后坐下来靠在树边休息。丛林里绿色植被的气息夹杂着夏日泥土味扑鼻而来。我突然在想，这不会又是个圈套吧？如果再让我遇见个什么黄玉芬之类的事件，我真是要昏过去了。我向四周望望，太阳从树叶间穿进来，树影婆娑斑驳，显得光怪陆离，平添了许多诡异的气氛。
我感觉冷汗又开始往外冒了。丛林里的危险本来就无处不在，现在有了心理暗示，总觉得背后窸窸窣窣的有东西在动。我回过头去看，什么都没有。但这种幻觉挥之不去。我只得强打起精神，接着往前走。
又走过了一段，左侧出现了一个斜坡，不近不远的地方几棵树倒在地上，我看到有个白色的尖尖头，在不远处的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我辨认了一会儿，一阵兴奋，确认了那是种家用的太阳能接收板。也就是说，那里住着人家。
我看看脚下，小腿上鲜血直流，都是那些草割的。前方的小路，蜿蜒通向另一个相反的地方，那个斜坡覆盖着草坪，我不知道有多深，但似乎找不到其他更好的途径去那里了。我半蹲着身子，保持着平衡往下慢慢地移动。开始还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到了后来干脆屁股着地，像坐滑梯一样地往下滑。
当然，过程毫无乐趣可言，我感觉我的鞋快要被磨穿了，屁股生疼。不过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从一开始，我就断定自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这种判断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那个白尖尖越来越大，随着视角不断的变化，半栋房子露了出来。在离它约莫500米的地方，我停了下来。继而发现，我又回到了一条小路上。
是不是前面的那条，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眼前的一切很熟悉。尽管路边上树和草都长得一模一样，在路边排成一排，然后密密麻麻地延伸进去。我还是凭着感觉认了出来。我继续往前走，甚至还回忆起来，这条路会在什么地方拐弯。
确实没错，我来到那栋楼的跟前，这就是侯文杰的别墅。那帮人带着我兜了个圈子，没有去往别处，而是回到了原地。我站在房子前不知所措。
“好奇害死猫。”这句英国谚语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提醒着你什么事儿不能干，又忍不住要干。
我绕着那栋别墅走了一圈，正门现在大开，周围依然没有人。
“权当休息休息，弄杯水喝。”我心里宽慰自己，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才能在困境之中保持良好心态。
作了这个决定，我推开铁门，门“吱呀”一声。我走进院子，上了台阶，别墅的门依然锁着，我绕过房子，走到先前的那个窗户那儿。
有人整理过现场，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刚刚被踢碎的那块玻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完整的玻璃。我一阵疑惑。尸体的腥臭味小了不少，也依然呛鼻，不出意外，尸体依然在里面。我推门进去，顾不得先看尸体了，在客厅的西侧有个饮水机。我放水灌了四大杯，身体才算稍稍恢复了一些。
我定下心来环顾四周。报警，这是我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再这样玩下去肯定要出事。
我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出门，不破坏现场。围墙外又传来了汽车声。我跑出去，是一辆来得及时的警车。我的心再次抽搐了一下。情节发展得太快，缭乱得甚至让我都没有心理活动的时间。
同样的情形再次发生了。警车来了，我没报过警，只是还停留在想法中，从山顶走下来，路上幽静得没有出现过一个人，再加之前面的那一出，那么你就必须对眼前的警车提出质疑了。车上下来两个人，我呆在那儿都没有想起来要和他们打招呼，两个年轻人向我走来，看到我狼狈的样子，问道：“什么情况？”
我不做声。
他们停止了脚步，同样警惕地看着我。
“有人死了！”我说。
“你报的案？”
“不是。”照他们所说的，貌似是接到了命案的报警电话。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假林慕报警的可能性就很大。
“这屋子里出什么事儿了？”他又问我。
“命案，有人被杀死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也是警察。”
我一直观察着他们的行为。两人走近后稍稍问了我两句，我不敢多说，仍然保持着一定距离看着他们。如果这时候对方想要发动攻击，其实我是没有反抗力的，但样子还是要做做。听完里面真有具尸体，他们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也是警察？”其中一个问道。
“嗯。”
他们又上下打量着我，然后一个人盯着我，另一个人到屋子里去探个究竟。我一屁股坐在警车旁，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然后悄悄地看着剩下的那个警察。
警服的款式和样子都对，就算是假的也做得很逼真。肩膀上的警号干净透亮，腰间别着手铐、电棒和对讲机。对讲机还时不时地发出电台声。没看出什么破绽，我稍微心安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先前的警察从屋子里走了出来，表情不是很好。
他走到同伴的边上，低声嘀咕了几句，然后拿出对讲机，我听见他在报告着这边的方位和死者的身份。我的警戒心又放下了一点儿，从询问，到勘察现场，然后电话搬救兵，一切都显得还算专业，而且符合程序。
“你怎么会在这儿？”他们通完话，走了过来，一左一右地站在我的身前，其实不用这么做，我也跑不了。
我喘了粗气，把烟头掐灭在地上，把最后一口烟重重地吐了出来，然后捋捋自己的思路。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好呢？我抬眼看着他俩，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把刚才的事儿过了一遍，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比较好。
另外，我是不是应该对这两个警察说实话呢？我的迟钝，反而招来他们的怀疑，其中有一个还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里别的手铐。总这样耗下去也不行。我站起身来，身上疼得要命，刚站稳脚就一个趔趄躺在对方身上。
“哎哎，怎么了？”我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先把他扶到车里去吧。”他们商量着，然后把我扶到车边，打开车门。我坐进车里，看着他俩在车外窃窃私语。
这时我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装死，这样就能熬到周炳国来，又什么都不用说。
我缓了缓，摇下车窗，说：“嘿，麻烦你们给市刑警大队的闫磊也打个电话，让他通知一个叫周炳国的人。”我说着，然后再次强调了一句，“我也是警察。”然后摇下窗户，再也不说话了。
我闭上眼，发誓自己从不会想过要在这个时间睡上一觉。但屁股从落在座椅上的那一刻起，我就上下眼皮开始打架了，头不停地往下耷拉，车里有空调，还有靠垫，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只觉得脑袋很沉，而且一路无梦，直到玻璃窗上传来敲打声。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先前的那个警察，开了车门。
“我睡了多久？”
“什么多久？”那警察一定觉得我很好笑，像看个怪物似的看着我。
他的身后，一辆白色的勘察车刚停，后面跟着辆桑塔纳，闫磊打开车门出来，后面跟着周炳国和张凡双，他们一起朝我这个方向慢慢走来。
“什么情况？”看见周炳国，我差点儿没哭出来。
“我也想知道发生什么了！”我沮丧地说道。然后把从宾馆看见假林慕开始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说的过程中，闫磊时不时地打断我，问问身高、长相，还有衣着等之类的问题。罢了，整个五官都拧到了一块儿。
“什么事儿都挤到一起了。”他说，“散发照片的那小子还没抓着，现在倒好，又死了一个，这事儿到底有完没完。”
周炳国回头看看别墅：“这是件大事儿。”
“那可不是，待会儿局长就要来了，市长估计也会来，我还没到呢，电话就已经催过来了。”
“那倒也是，”我说，“受害者怎么说也是个名人。”
“岂止是名人？”闫磊抱怨着讲道，“你们知道这个侯文杰是谁吗？”
“此话怎讲？”周炳国插了一句。
“他不仅是本市名企致力集团的老总，还是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公子。”闫磊神情夸张地说道。
我不做声，看了看闫磊，又看了看周炳国，周炳国也不说话，隔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先把马路送进医院吧。”这个建议闫磊当然拒绝不了。现场的情况，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不知道的，留在这儿也是白费，况且我的样子确实狼狈，没准儿再待下去，在现场昏过去也没准儿。
“我找两个人保护你吧！”闫磊说。
我连客套都懒得加了。确实需要人保护，这事儿越整越大，假林慕一路跟来，现在已经到了副厅长公子的级别，谁知道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坐上一辆车，朝医院奔去。
医院里的人不算少，派来的警察直接把我们接到了公安局指定的合作部门。因为我们的身份倒是省去了排队的麻烦。那个年轻人先联系了医院保卫科，保卫科科长带着我们在医院上下走了一个遍。
从内科到外科，骨科到皮肤科，止血、缝针，就连口腔科也走了一遭，看了看我因为受撞击而松动的牙。CT之类自不用说，最后汇总到一个教授那儿。最终的结果，悲中有乐，虽说我伤痕累累，但均无什么大碍。原先我一直担忧骨折的部位，也只是挫伤而已。
看到这个结果，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想想，就半年不到的时间，我已经第三次进医院了。这很不正常，就算每天战斗在第一线，和穷凶极恶的歹徒正面交锋的刑警队员，估计也不会有我这样的光荣史。
让我感到郁闷的是，回顾过去的惊险历程，大部分都不是我英勇善斗捡回一条小命，而是他们手下留情，并且现在我连他们一根汗毛都没摸着过。我就像一只可怜的耗子，被一群猫肆意地羞辱玩弄得筋疲力尽。检查完了之后，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婉拒了住院的邀请，周炳国也这样想，他让我拿上药赶紧回宾馆好好睡一觉。我却饥肠辘辘。
“又费脑子，又费体力，先去吃一顿吧，就算死也得做个饱死鬼啊！”我说着。
由于我的伤势，所以辛辣油腻的玩意儿一概不能入口。我们开着车，逛遍了小半个J市，才在一个巷子里找到了一家打着江南菜牌子的饭馆。看来，J市人的口味果然很排外。
我们走进饭馆，人不多，在靠窗的位子前坐下。拿起菜单，我一口气点了六个硬菜，全是按照我自己的口味来的。西湖醋鱼、一笃鲜、八宝辣酱，诸如此类，外加一个扬州炒饭。点完之后才想起来，把菜单递给别人。我抬起头，发现那两个保护我的警察坐在隔壁桌上，抽着烟自顾自地聊天。
“坐过来啊！”我说。
他们摆摆手：“执行任务，不能喝酒。”
“我们没准备喝酒。”
“那也算了，还是离开点儿距离，没准儿你现在正被人盯着，人太多，他们反而不敢出来。”其中的一个警察指指窗外。
我皱了皱眉头，都说成这样了，我也不好强求什么，毕竟他们要破案：“那你们自己点。”
“没事儿，不用管我们。”
不一会儿，菜上来了，我囫囵吞着大鱼大肉，这味儿不是很纯正，但还凑合。饥饿的时候吃什么都是香的。我活像个吃货，二十分钟不带停的，好不容易有点儿感觉了，才停下筷子，抹了抹嘴，点上根烟。看见隔壁那俩小子，可怜巴巴地在吃面条。
我压着嗓子对周炳国开了句玩笑：“他们还挺负责的，弄得就跟监视一样。”周炳国停下筷子，看着我不说话，看得我心里发毛。
“怎么了？”我问。
“没准儿他们不是保护，就是在监视。”他也压着嗓子回答道。
我的心“咯噔”一下。
“你以为他们真的就那么轻易相信你说的？说不定只是碍于情面。”周炳国面无表情地反问道。
“什么意思？”我吸了一口气。
周炳国不说话了，脸上的表情奇怪得不得了。我顿时被压抑的氛围弄得没了食欲。再去看看那两人，他们吃面正吃得津津有味，我转过头有点儿怀疑周炳国的判断。
隔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那边的两人也警觉地把头偏了过来。我这个动作只是想试试他们。他们的表情确实有点儿不对，不像是保护，而是像怕我跑了似的那种感觉。
“我去一下洗手间。”我说。
其中一个站了起来：“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哦，队长说了，要每时每刻保护你。”我开始有点儿相信周炳国的话了。
从洗手间出来，我坐回到椅子上，饭已经吃不下了，心里在安慰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因我而起，这时候对我有怀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时周炳国敲了敲桌子。
我抬头看他，他轻声地说道：“来了。”
“什么来了？”
他用嘴努了努门口，我转过头，闫磊正从大门外走进来，神情严肃。他走到我的跟前，仿佛不认识我似的：“马路，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直到这个时候我都还没猜到，假林慕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再次被带进局里之后，我被隔离了，连周炳国都见不到。闫磊把我带进了另一个更为幽暗的审讯室。他们的态度也远没有先前那么友好。高瓦数的台灯，照在我的脸上，异常刺眼。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觉得这已经算是客气的了，他们没跟我说“你自己好好想想”之类的屁话，而是直接把勘察报告上的结论，念给我听了。这个结论令我吃惊：侯文杰胸口的那把匕首，上面只有我的指纹。而且指纹的痕迹很清晰，是那种捏住刀柄，用力刺杀之后，才会留下的痕迹。
我再次想到了“陷害”这两个字。但仔细琢磨还是不愿相信这个可能——实在是太弱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我的指纹弄到那个刀柄上的，想必也不会很难。可尽管主要证据确实令我难堪，但要想定罪，还离着十万八千里呢。
这中间得讲逻辑。我看着台灯背后的闫磊，他表情严肃得像一块冰，仿佛从来没有见过我似的，完全不是在开玩笑。很明显，形势还不是一般的严峻。我只得把当初在别墅门口说的那个经过，再次复述了一遍，几个关键点还着重强调，我得告诉他们这根本就不合理。
说完，闫磊冷冷地看着我，突然冒出来一句：“门窗是有自动锁的。”
“嗯？”我愣了一会儿，随即反应过来，难怪一转眼的工夫门窗全都打不开了。这又是有钱人家新颖的保安措施，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自动锁的开关就在沙发底下。这下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了吧？”
“你说得明白点儿？”我有点儿恼火。
“侯文杰在死之前，按下了开关。”闫磊点了一根烟，见我一脸迷茫，又补充着，“这么说吧，你进去杀了侯文杰，受害者在临死前，按下了自动锁的开关，所以你被困在里面了。”
“你这不扯淡嘛！”我晕得不行，这种猜想，亏他也推理得出来。
“所以你只能去把玻璃拆掉，企图跑出去。”
“玻璃碎了，有人从窗户外踹了进来，把玻璃踢碎了——”我戛然止住，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之后会有块完整的玻璃躺在屋内了。
闫磊在桌上的烟缸上弹了弹烟灰：“这全是你自己说的。”
“那个假林慕呢？还记得我们在局门口那个饭店吃面吗，你都知道。”闫磊冷冷地看着我，却不回答我的问题，仿佛已有足够的证据将我定罪。我的胸口像被人击打了一拳一样。理智再次告诉我，什么都别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而是他们愿不愿意相信的问题。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潭水很深，是众所周知的事儿，现在死的可是副厅长的公子。不管里面还牵扯到什么，以我这几年的阅历来看，谁都知道，他们急于破案，谁说没可能让我来背这个黑锅呢？
我被暂时关在了公安局的拘留室里，闫磊不想打持久战，所以把我送走，我怀疑他都没有回家，而是住在了局里，打算明天一早接着审。我不开口一定让他心情非常郁闷，这时候开不了口，我知道很多在这种有背景的案子里，出现过多少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况且现在整个J市都处于风口浪尖，一不留神我就会成为替罪羊。
我彻夜未眠，坐在拘留室燥热的笼子里，想了一晚上。现在我总算有点儿明白过来，假林慕他们为什么要弄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了。一是可以有时间把我的指纹弄到刀柄上去、整理现场；另一点，我都不好意思说，难道他们就是用这些常理无法解释的事情，来让我百口莫辩？
我不知道，但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他们确实做到了。就在这个当口，龙舟赛散发管文明凶杀“报道”的人还没有抓到；公安厅副厅长的公子遇害的当口，把我困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简直就是个笑话，闫磊他们一定把精力都放在我这儿了吧？
我从地上站了起来。“调虎离山！”我想通了一个问题，难道这么做，不仅是要陷害我，而且在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多希望能够第一时刻和闫磊探讨这个猜想。不，闫磊也不可信，我已经接到过多次暗示了：“不要相信任何人！”
这句话就跟当初黄玉芬的“你别无选择一样”，总是像句座右铭一样，左右着我的命运。
我要见周炳国，只能对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意志力的缘故，一清早我被带到审讯室，闫磊不在，居然真的是周炳国，而且他还是独自一人。
我一阵欣喜，把所有的推测都说给他听。他一直没有说话，末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马路，这回真的有点儿麻烦！”
“什么？”我吃惊地看着他，然后看看门外，闫磊怎么会轻易让周炳国单独见我？
“你也不信我说的，”我看着他，有点儿明白过来了，“他们让你进来劝我。”
周炳国点点头，然后压低嗓子说道：“否则的话，我怎么有可能进来见到你！”
“你也怀疑我？整件事非常扯淡知道吗？你认识我那么多年，而且发生了那么多事儿，他们一定清楚内情的，怎么可能怀疑我会杀侯文杰，动机呢？逻辑呢？”我有点儿歇斯底里了，这他妈确实荒唐。
“问题不在这儿。”
“不在这儿？那在哪儿，对了，假林慕，你们现在去找假林慕，找到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不是笨得跟头猪似的，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你老实跟我说，林慕的死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周炳国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突然一下愣在那里，过了半晌：“什么叫影响有多大，我当时的心理评估不是你来作的？”
“可我还是不能确认，当自己的未婚妻就死在身边，究竟会对一个人影响有多大。”
“这他妈算什么！”我终于忍不住了，拍着桌子站起来。
周炳国的眼神冰冷，就是闫磊看我时的那种眼神：“冷静点儿。你还记得我们在饭馆，你说假林慕就在门外盯着你？”
“没错，你在，闫磊也在，你们都在。难道我在说谎？”
“不是你在说谎，”周炳国看着我，“问题是，他们去调来了那天饭馆门口的录像，你所描述的那个位置，360度都有监控，可根本没有出现过所谓的林慕。他们不是认为你撒谎，而是认为你出现幻觉，脑子有问题了！”
我被彻底算计了，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这就是真的。我居然是个疯子？！
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定义。林慕的死从来没有从我的脑海中抹去过。所以从一开始那个戴发卡的小姑娘，只是一个幻觉。从来没有人在便利店买过凉茶，没有人在面馆的门口死死地盯着我们；宾馆的楼下也没有把我引到侯文杰别墅的神秘女子。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臆想出来的。
我臆想着来到了侯文杰的家，然后杀了他，又臆想出一套说辞来对付警察。这就是我杀害侯文杰的动机，因为疯子杀人是不需要动机的。他们全然不顾我浑身伤口的出处，无论有多荒诞，不管我自己信不信，反正他们是信了。
更荒诞的还在后面。周炳国从北京组织来了一个所谓的专家团，对我作了一次心理评估。我满怀希望，借此能够洗脱身上莫须有的罪名。我做了400道在他们看来睿智而我却觉得无聊至极的测试题；看了20多幅画；和一个又一个的专家面对面聊天；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我没有疯。可结果居然没有通过！
这是不折不扣的陷害，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周炳国到底在想什么，现在连他也不信我。他是被收买还是受威胁了？我想不出个所以然，但按句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我十分荣幸“被精神病”了。
我从来没有进过精神病院。一个两天前还捕获了管文明的战斗英雄，转眼间就成了阶下囚。确切地说，还不仅仅是囚犯，我的周围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冷酷的杀手，就连小蟊贼都不是，而是一帮连屎尿是否拉在裤裆里都分不清楚的老少爷们儿。
我每天要在六点起床，洗脸漱口，拉屎撒尿，然后吃上一份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药。本来人没事儿，吃完了不疯也傻了。由于我是杀人犯，所以很荣幸地被关进了一个小房间里，独自生活。等待着我的是进一步的司法鉴定和法律审判。
这间房只有十几平方米，呈长方形，门正对着一张床，床边上各有三个铁环搭扣，门旁就是马桶和洗手池；四面白刷刷的墙，会压抑得你喘不过气来；顶灯深深地嵌在天花板里；为了防止病人自杀，房间里没有任何尖锐锋利的边边角落；床头有扇窗，我住在一楼，正对着操场；窗户不是玻璃的，而是纱窗，但你想要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在纱窗前，竖着大拇指粗细的一根根铁栏杆。
门的中间位置，还有一个朝外开的小口，每天的饭菜和药都是从这个小口送进来的，小口上面是个塑料窗户，护士或医生要看着你把药吞下去，然后对着他们张大嘴确保咽下去了，才算过关。
你要是负隅顽抗，或者被他们看出来你在自作聪明，那就悬了。床边上的搭扣就是专门对付不听话的病人。他们会像裹粽子一样把你裹在床上，灌你药不说，没准儿还会给你打上一针，让你吃喝拉撒在床上一个礼拜都下不来。可即使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我还是要作一些抗争。
那些药，正常人真的不能吃。
等护士走后，我确保没有人监视，马上跑到马桶边，用手指头抠那些吞下去的玩意儿，吐出来。
我不知道这样是否真的有效，但总要求个心理安慰，总比任由他们摆布要好。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被锁在房里，似乎除了躺在床上，就没有什么事儿可做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忍受着从来没有过的心理煎熬，睡得着才怪。白天的时候，我还可以看到草，看到太阳，看到操场上的人。到了晚上，月光照在操场上，白花花的一片，就像在地面上撒了一层细盐，阴冷凄凉。
尽管恐怖，可我还是忍不住从床上下来看看，比起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毫无休止的挣扎，夜空中的半轮月亮，至少还有一点儿生气。
单调的景物看久了之后就会有莫名其妙的想象，总觉得穿着病服的精神病人中有人从病床上逃了出来，站在地上，起先是一个，然后一个挨着一个排在操场上，眼神呆滞地看着我。
一会儿这些病人又消失了，我揉了揉眼睛，窗外的操场上空无一人。刚刚从恐惧和惊讶中缓过来，身后的走廊上又传来了脚步声，“咚——咚——”一步之后要顿一顿，才会走出第二步，仿佛在确认着什么。
我总觉得门后面有人用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回过头去，门上那扇塑料小窗背后的漆黑，深不见底。我只得回到床上，把脑袋埋进被子，这样才会稍稍找回一点儿安全感。夏季的夜晚总是瞬息万变。转眼间，天空亮如白昼，隔着薄薄的被子，似乎就像有一道强烈的光打在身上。紧接着传来隆隆的雷声，一记接着一记，仿佛从遥远的地方滚滚而来。窗子上“咕咚咕咚”像是有人在敲打。
我从被子里露出眼睛，每隔着一记闪电，总能看到窗上清晰的纹路，我被吓了一跳，等待着下一个闪电。当下一次光明再次来临的时候，我确认我看到了一个怪物，它的脸贴在窗上，确切说都不能算是脸，只是一个球体，突出的两坨像烧熔后烙上去的铅块，紧紧地贴在两侧，球面上坑坑洼洼好似布满了令人惊诧的伤疤，就像一条条肥硕的蚯蚓在蠕动。
它居然还在对着我咧着嘴笑。我从床上一股脑儿摔了下来，一直退到了门边的角落，它就一直放肆地盯着我。暴雨倾盆而下，像一颗颗石子重重打在窗台上，我蜷着身子，警惕而又颤抖地盯着窗外，当光明再度重现的时候，那张脸已经从窗户上消失了。我在雨声的掩护下，壮着胆子静悄悄地走了过去，有限的范围内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我照常吞下了药水。坐在床边呆滞了20分钟，以往这个时候是我确认护士离开的时候，应该趴在马桶上把药水吐出来。可这次我犹豫了。这种感受说出来挺离奇，我神志清晰地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药物来治疗我产生的幻觉。
一切都细致明了地在眼前发生了，可就是因为发生了，才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假林慕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要命的偏头疼；周炳国奇怪的表情；那份由众专家共同认定的鉴定书就把我指向了非正常人类。
昨晚出现的那个诡异的脸孔转眼即逝，再度让我怀疑自己有了幻觉。难道我真的疯了？我坐在床边，环顾四周，四周的白墙上并没有出现奇怪的现象，到了这个时候，我倒非常指望能够再次出现令我惊恐的事儿。我在迟疑，药效一点点在我的身上起着作用。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掺和了什么，我感到大脑晕晕沉沉，就像服下了安眠药似的，嗜睡如命。
不知道何时我躺了下去，天花板在打转，我犹如喝了酒般感觉晕眩，眼皮不停地往下耷拉，一闭眼，林慕的影子又出现了。这次她是真实的，就在我几米远的地方，她说，好吧，我们进去吧。
在发现林慕眼镜有问题的半年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她的“色彩恐惧症”。我总希望找到其中的根源。这种心理上的疾病，虽说还没有严重到打乱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多少还是有些不便。
我曾经提议她去看心理医生，但似乎她对此反应很大，主要的表现在于她并不认为自己有病。为此，她还特地买了两张电影票，来证明自己只是不喜欢色彩，但绝非病态到拒绝色彩。
然而事实上，她对色彩的负面反应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在电影院，我一直观察着她对那些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画面的反应。显然，她在努力向我表现出自己的淡定。更准确地说，是为打消我的顾虑，而强迫自己坐在一片色彩之中。
然而，这已经超出了她的承受范围。起初的时候，她还能坚持坐在椅子上。很快她的身体就开始颤抖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脸上尽现痛苦的表情。我一直握着她的手，能够深刻感觉到她握紧我手的力度，从小到大的变化。到了最后，她猛然站起身来，迅速而又慌乱地离开了放映厅，就像逃离手术台的少女。
我站在洗手间的门口，听见林慕在里面一阵接着一阵，深沉而又强劲地呕吐，过了一会儿，她脸色苍白地走了出来。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她又戴上了那副眼镜，又回到了黑白的世界。我们下了电梯，回到大街上，一言不发。
我们像两个有心事的情侣，一前一后地走着。走过第四个街口，她突然回过头来：“再给我点儿时间。”
林慕的口气带着哀求，我不知道她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以至她要如此地排斥色彩。
“你有把握吗？”我问道。
“有！”林慕坚定地说着。
我们最终放弃了去看医生的念头，对于林慕来说，也许她始终认为可以靠自己从这个怪圈中走出来，但如果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不会任由她的固执，最终害死了自己。
有过这次尝试之后，林慕似乎强压下去了某种痛苦。这个猜测，不是因为她变得郁郁寡欢，恰恰相反，在我面前，她反而变得更为活泼。林慕并不是这样的人，她的秉性是文静的，只是为了告诉我，在没有色彩的世界里，她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快乐、很幸福。
然而这种东西是伪装不出来的。细枝末节总是在出卖她。吃饭的时候，每当我兴致勃勃地述说着一个话题，她总是在两分钟之后开始游离，眼神迷离无光，虽说时不时地点头来回应我说的话，但谁都看得出她心事重重。有时候，她又毫无来由地发火，因为一些细小的琐事，而失控般地大吵大闹，说我不够关心她，事后又努力道歉，说自己心情不太好，并且极力声辩是因为工作，而不是因为对我有什么看法。
这并不奇怪，情侣间毫无来由的争吵只是亲昵的表现，奇怪的倒是她竭力想要去澄清这件事的行为。我总觉得平静的生活下暗流涌动。林慕就像一座火山，有种莫名的躁动正在她的体内跃跃欲试，找到适当的机会就会迸发出来。
我依然在一旁警惕地观察着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预感到这种迸发即将来临，这种直觉，就犹如农夫对天气的预感。后来，我看到了那封信。那天她在洗澡，我坐在她的床上。床边的柜子上放着喝尽的饮料瓶子，我把它丢进垃圾桶，转而发现了那封信。
信的开头，写着“给亲爱的你”。出于好奇我从垃圾桶里把这封信拿了起来，上面写道：
“亲爱的你，很感谢这段时间你陪伴我的日子，你忍受着我的坏脾气和小执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幸福，但到了今天，我还是觉得我要离开了。正如你所知，我是一个有病的人。这种病的根源由来已久，在我没有准备好之前，我根本无法预知轻易地去改变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不想拖累你。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你，不要追问原因，也不要去追查我的消息，如果你还允许我有一点儿隐私，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爱我，不要找我。”
这张揉皱的信纸，不久前躺在林慕的桌上，它原本应该寄到我的手上，但也许是因为一时心软所以才没有寄出，也或许她在想着更好的措辞，来和我提出分手，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让我意识到，如果再不做出反应的话，很有可能就要失去林慕了。
我们去了一趟杭州。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自己治疗林慕的方法——旅行。利用大自然的清新和旅途中的好心情为她疗伤，为她业已绷紧的神经放松，起码让她知道我有多爱她，为此可以接受她生命中所有的一切。
旅行的日子定在九月，秋高气爽，这种天气仿佛就是为了旅行准备的。为了增加旅行的气息，我们选择了坐火车前往。江南的铁路线路发达，加之杭州是个旅游重镇，四方来的火车均会汇总到此，所以我们直接去火车站买了票。
火车在一小时之后出发，我们坐在这座城市新建的火车站候车大厅里。大厅宽敞宏伟，七八层楼高的透明顶棚，让过滤后温暖的阳光柔和地照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和林慕都有些许兴奋，这是我们第一次结伴出行，在一个月前，林慕就早早地请好了年假，准备了这次旅行。
抛开所有的动机不谈，旅行毕竟是会让人感到愉快的事儿，况且我没有丝毫透露这次出行与她“色彩恐惧症”有关的信息。
和谐号动车载着我们一个多小时之后来到杭州站。虽说这座老城站有些破旧了，但人头攒动的大厅大都是来观光的年轻人，所以依然显得活力十足。我们坐电梯，来到地下室的出租车扬招点，打了一辆车直奔西湖。
因为杭州城内建地铁，西湖大道封路改道，我们从解放路一路往西，到达西湖边叫停，然后在路边的超市买了两瓶水，步行来到堤坝上。杭州我来过数次，对湖边的地形烂熟于心。
“你看咱们是顺时针走，还是逆时针走？”我问道。
“无所谓啦！你决定好了……好美哟。”刚看到碧波荡漾，林慕就进入了状态。
西湖几乎是江南景色的汇总，山水结合，群峰环绕，既有南方的细腻，又不乏北方的大气，悠久的历史让这座城市充满文化气息。那些不仅贪图景色，还对人文颇有兴趣的观光客，在此也能随地捡到颇有嚼劲的传说。
“欲把西湖比西子”，就连皇帝也流连忘返，忘记了复国大业，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我们走过了断桥，来到了岳王庙，然后坐船去了三潭印月，再从湖中岛返回，然后绕着湖边，走到主干道上，准备打车去灵隐。
来的时候，我特地问了问资深驴友，他们介绍了一个在灵隐接着往上走的青年旅馆。这家青年旅馆曲径通幽，坐落在翠绿的半山腰，推开窗户就能摸到大自然，自是符合我的心意。
我站在主干道边拦车，被林慕打断了：“咱们还是坐公交车吧！不是说了解一座城市要从了解这座城市的居民开始吗？”她背着包，笑得很灿烂。
我和林慕兴致勃勃地奔往车站，坐着K2，像大学生过简单质朴的生活一样。
刚上车，林慕占到了右边的两个位置，她把凉鞋脱掉，两只脚盘在座位上。看得出来，她这是真开心了，没有丝毫做作伪装。
我看着她，指了指司机，林慕嘟着嘴满脸不乐意地把脚放了下去。
“第一次来杭州吗？这么兴奋。”我问她。
“第二次，不过第一次是在很小的时候，七八岁，全都忘记了。”
“很漂亮吧。”
“嗯。”
趁着她心情好，我有意无意地提了一句：“如果你看得到它们的色彩，会觉得更美！”
听完这话，林慕的身子颤了一颤，像个木头一样，脸一直看着窗外，猛然间，刚刚那个快乐活泼的林慕似乎已经离我远去，并且遥不可及。
公交车沿着湖边弯曲的小路，在树阴底下缓缓前行。杭州四处是风景。路边的一棵草、一根树枝，在这样的意境中都会显得格外文艺。从窗户向外望去，色味俱全的视觉饕餮大餐，无时无刻不在撩拨你的神经。在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突然一下冷场了，就会有一种奇怪的气场。
好吧，我承认，从一踏上杭州的土地，我不是喜悦而是恐惧。林慕越是对眼前的景色表现出兴奋，我越是觉得不寒而栗。我想象不出来，一个眼中只有黑白的人，会怎样定义美的概念。
这些翠绿浓郁、莲叶荷花的交错辉映，如果只是黑白，充其量只是一幅功底深厚的素描而已，而林慕竟可以浑然不知地享受其中？
林慕一直把头别向另一边，我的提问，让整个旅行都陷入了尴尬。我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开启话题，只能由着这种沉默，把我们一路带到终点。
下了车，要爬一个坡。原先我们预定去灵隐烧香拜佛的，此寺常年香客不断，据说求姻缘很是灵验。我倒是希望佛能告诉我，该如何处理眼下的情形。
“我们直接去旅馆吧，我有点儿累了。”林慕语气淡漠地说道。
我跟在她的身后，一时语塞。
我们沿着一条小溪，拾级而上。这家青年旅馆躲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四周高耸的树木遮挡了它的全貌，等我们走上一个平台，左拐进入一条山间小道，往前几十米之后，才看到了它的样子。
很别致，草绿色的外墙把它很好地掩护在草木中，窗户上反射着透过树丛的阳光，晶莹但不耀眼的闪烁，就像镶嵌在一片绿毯中的珍珠。整座旅馆四层楼高，呈长方形，停车场就是楼前的一片空地。
现在那儿停着三四辆黑色的轿车，我们从车旁经过，进入了大厅。我在前台出示了订房的信息，宾馆把预留房间的钥匙给了我。
是在顶层，令人惊喜的是，这个房间居然还自带一个小阳台。因为价格适中，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此等规格青年旅馆的标间，居然还有这样的待遇。我放下行李，推开窗门，大自然的气息一下子就涌了进来。
林慕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默默地看着，她依然享受着自己的黑白世界，在黑夜来临、关灯之前想必她是不会摘掉眼镜的。
“我先洗个澡。”我说。
“嗯。”林慕应了一声算是回答。
等我洗完澡出来之后，沙发上的林慕已经不见了，她正在阳台。我悄悄地走过去，发现她把眼镜摘了下来，放在一边，然后看着远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知道她又一次在挑战自己。我从后面默默地抱着她，用这种方式和她站在一起，她的身体在颤抖，就像犯了毒瘾的少年，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加油。”我说着。
我听见林慕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突然一下子瘫坐到了地上，满头大汗地面朝着我。我的鼻子一酸，还没来得及掉下泪来，她就已经泪如泉涌了。
“慢慢来，不急。”我安慰着她。
“我不行。”林慕痛苦地说，拼命地摇着头。
“慢慢来。”我继续说着。
林慕泪眼蒙眬地看着我：“我们进去吧。”
我搀着她回到房里，躺在床上，就这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仿佛世界已经离我们远去，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睡着了。大自然的静谧让我们顿时安静了下来。我们就像两个大学里的初恋情人，单纯而又幸福地在一起。
紧接着下来的事情是我始料不及的，而且就像疾风骤雨般差点儿让我瘫在原地。青年旅社的那个男服务员脸色苍白。他戴着红色的帽子，斜着，把我从睡梦中敲醒，醒来我才发现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居然没有一丝知觉，我不知道何时开始下雨的，现在几点了，也不知道林慕什么时候从我的身边起床离开的。
“你最好下去看看！”男服务员颤抖着嗓音说道，我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跟着他一起紧张起来。我披了件外套，跟着他下楼，大厅里围着不少人，我瞄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凌晨三点。
外面黑漆漆的一片，只有旅社前微弱的灯光照出很小的范围。他们已经报警了，服务员打着伞带我出去看，同时声音颤抖地说：“你认一认。”
伞根本没有用，雨打湿了我的全身，我急迫地跟着走了出去。服务员打着手电筒，就在刚刚换班时，外面进来的工作人员在门前的空地上发现了林慕的尸体。
我快晕过去了，双脚感觉无力支撑起自己的身体。是林慕，穿着白衬衫，躺在地上，雨水已经把血迹冲得一干二净，现场没有血腥，却比有血腥还要凄凉万分。
林慕弱小的身体躺在雨中，孤苦伶仃，我死活也不相信她会自杀。一切都还好好的，都说好要一起去面对的，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林慕就死在我的面前，我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但事实就是这样。警察来了之后，作了现场勘察，林慕就是从这个阳台上跳下去的。阳台的扶手上，还放着她的眼镜。她留了一纸遗言，放在茶几上：
“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可我已经错过了时机。”
我的眼睛紧闭着，只感觉天花板在转动，其实我什么也看不见，那药里像是放了安眠药，让我的眼皮粘住了一样地沉重。似乎天已经暗了，从早上开始我就一直睡在床上，似乎有人把饭菜从那个小铁窗里塞了进来，可我没有一点儿食欲。
双脚麻木了，就好像离我几公里远，已经不属于我了。梦里真实地再现了我和林慕最后的时刻。尽管我始终不相信林慕会自杀，可她的死亡已经成了不可更改的事实。这个时刻如此的真实而又遥远，仿佛就像眼前放的电影。
尽管已经有无数个人曾经对我说，林慕的死在于她自己，她自己陷得太深，至今都无法走出那个我们谁都不知道的怪圈，所以才选择自杀的。
可——你让我怎么不往这上面去想。
如果我没有和她谈恋爱，没有要求她接受“色彩”，没有带她来杭州，也许她就不会死。这种自责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我的耳边仿佛出现了这个声音，急促的脚步，加之急促的敲门声，把整个氛围都弄得紧张起来。我还记得那个青年旅社服务员脸色苍白的样子，他或许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是啊，普通人的一生，能有几次和尸体接触的机会。所以那个服务员录时发出来的动静，就格外特别，你隔着门就能听到他的慌乱，还有他那种觉得眼前之事不可思议的情绪。
我眼睛依然睁不开，但我想我的意识是清晰的，现在门外传来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没有慌乱，只有小心翼翼，甚至还有一些鬼祟。
难道是经过时间的推移，我的记忆变形了？不对。我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我只感觉我被一种危险包围着。而这种危险就来自门外。
那种窸窸窣窣的声音又传来了，就像有人用细铅丝在试探性地鼓捣门锁，没错，就是这种声音，我学过开锁，知道这其中的流程。这是铁丝在摸索纹路撞击的轻微的声音，有人在撬锁？
我感觉到了心慌，动物遇到危险时本能的心慌。我的肌肉在绷紧，尽管无济于事，但起码我在努力。身子一用力，就感受到了旧伤的疼痛，这种疼痛在梦里可不会出现，我依然尝试着努力睁开眼睛探个究竟，但总是做不到。
“咯噔”一声，病房的门最终被人撬开了。我虽然躺在那里不能动弹，但还是感觉得到进来一个男人。而且这人不怀好意，我虽然看不见，但别的器官就似乎特别的灵敏，用鼻子就能嗅到他身上透出的杀意，从脚步声我能分辨得出来他的暴戾。
他缓缓走到我的床前，一个比黑暗更为深色的人影站在我的面前。他俯下身观察着我，我脸部的皮肤都接收到了他呼吸的气息，喷在我的面孔上。他从背后掏出了一根绳子，绕过我的脖子，然后开始用力。
他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根本没有花什么力气。如果我还能动弹的话，一定会好好和他干一场，可现在我的手指刚刚颤了颤，就不能再做出更大的动作了。
我由着他收紧绳子，我想，这很有可能是有人来灭口了。突然，他停了下来，像是在确认什么，紧接着我也听见走廊上传来的脚步声。
这个脚步声就光明正大得多了，一步一步很笃定，也很悠闲，是两个人的声音，一男一女，女的穿着运动鞋，踩在地面发出软绵绵的“嚓嚓”声，男的是靴子，没准儿还钉着铁掌，铿锵有力。他们中的一个手里拿着一串钥匙，或者是挂在裤腰带上，我不知道，他们由远及近地走来。
男人手上的力道没有减轻，但似乎没有再用力，而是屏息听着外面的动静。现在这个状况，还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可我很难受。我除了手指能够颤抖，别的部位哪儿也动不了。走廊上的那对男女暂时救了我。
他们停在了门口，随即传来了钥匙声。凶手还定格在我的床前，我猜他正弯着腰保持着勒紧我的姿势，抱着侥幸心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松开了绳子，蹲下身来，掀开床单迅速钻到床底下去了。
门一开，走廊上的光就照了进来，我的脸正对着门，顿时眼前出现了一道白光。然后时隐时现，应该是那对男女走动摇摆着身体，不断阻挡着灯光。女人问：“他一整天都没吃过饭吗？”
“不会死了吧？”男人的口气里带着幸灾乐祸，没准儿在他看来，精神病人没一个应该活在世界上的，“你一个人来不就行了，我那儿正看着球呢！”
“都说这个病人是个杀人犯，我胆子可没那么大，我只负责送药送饭，制伏罪犯这样的事情，还是得靠你们。”
“我又不是警察，保安而已，你以为有多光荣啊。”男人不耐烦地说着，今晚的球一定很精彩。
“你去看看还活着没？”女人说着，听她声音传来的方向，貌似躲到男人的背后去了。
男人的脚步响了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就他这个样子，连只苍蝇都拍不死，你怕什么。”我张嘴想要说话，可嘴唇光是嚅动，就是发不出声来。有个凶手就躲在床底下，刚刚准备把我勒死。这是一条线索，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啊。我在心里大叫着。
男人显然听不到我心里的话，用手在我鼻子下探了会儿，说：“有气儿！”
女人小心翼翼地跟了过来，远远地看着，犹豫着说：“有点儿不对。”她壮着胆子靠得更近了，隔了老远伸手摸摸我的额头，“好烫啊，好像发烧了！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叫医生！”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床底下有人！
男人靠墙站着，或者正在门口。他的身材应该高大魁梧，没准儿是个退伍军人。这些都是我猜的，能够在精神病院当保安，恐怕没两下子是拿不下来的吧。没准儿还受过格斗的训练。这个时候，只要我能够说出话来，告诉他床底下就藏着凶手，应该很有把握把他拿下吧。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我脱离险境和困境的机会。我作着最后的努力，奋力一搏，就像奥运会运动员最后的冲刺。黏住的眼皮，开始微微松动，我借助着额头的力量，硬要把眼睛睁开。
终于露出一条缝来，狭窄的视野里，果然看到门口站着一个大高个。他嘴上正叼着一根烟，然后用打火机点燃。
我继续坚持着，我要张嘴喊他，把他喊到身边来，可我已经透支了全部体力，仅剩的那点儿力气根本凑不出一句话来。
“嗯嗯。”我用喉咙发出声来，细得就像来自几千公里之外。
“嗯嗯。”我对着门口拼命地发出声响。
保安停止了抽烟，把脸别过来。他听见了！我顿时受到了鼓舞，他听见我的呼救了，然后尝试性地朝我走来。
“哎——我跟你说，不要装死！”他警惕地看着我，大声喊道。
“嗯嗯。”
“要死也等医生来了再死，现在算什么。”保安烦躁地说着。
“有人。”我气若游丝，还得花一半用来求救，剩余的两个字实在是没力气了。
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
“待会儿再死，医生来了。”还没等我说完，保安又离我而去，走到走廊上挥手。脚步声急促起来，他们也许认为我不行了。
一个穿白大褂戴眼镜的医生俯下身来，摸着我的额头，说：“果然发烧了！他一天没吃了？”
“应该是吧，送来的饭菜都没动过。”护士说道。
“害我。”我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可这话还是只能自己才听得见。
“害我。”我咬着牙又挤出来一次，这次有了效果。
“他好像在说话。”护士说道。
“是吗？”医生把头又俯下来一点儿，“你说什么？”
“小心点儿，他是个杀人犯。”保安在一旁提醒。
去他妈的，这个笨保安智商明显和个子成反比。
“别吵——”医生还算是个明白人，他耳朵贴在我的嘴前，“你说什么？”
“有人害我。”我终于在他耳边说出了这个完整的句子。
医生皱了皱眉头，然后站了起来。
“他说什么？”护士在一旁好奇地问着。
“没听清，但好像是在说‘有人害我’。”
“每个疯子都说有人害自己。”保安仍然以嘲讽的口气讲着。我很想用古老的摔跤方式给他一个“大别子”，这个男人的脑袋像被灌进了糨糊一样。
更要命的是，他的话是很有煽动力的，医生显然放弃刚刚涌上来的一点点怀疑，然后离开床边，从医药箱里取出一个针管，然后打上药水，朝我走来。
别给我灌药！我的心里大叫着，可就是叫不出口，我现在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就算我生龙活虎地站在他们面前，大声地说，有人害我，我都不确保他们会完全信我。这里是精神病院，来到这儿的人，所说的话都是不可信的。我要是抵抗，没准儿还会像个木乃伊似的被绑在床上。
“有人害我，床底下有人。”我呢喃着这几个字，但吐音不清，含糊得连我自己都听不见，我的手臂貌似被蚊子叮了一口，液体顺着针管注射进我的体内。
“先打一针退烧针，等他睡一觉，明天早上再看看什么情况。”医生说着，然后收起医疗箱准备出门。
“别走！”可惜他们听不见。医生带着护士和保安往门外走，我有点儿绝望了，生死就在这一瞬间决定，他们走出了病房，关起房门的那一刻，也意味着我生命最后的道路被堵死了。
我在和自己抗争着，努力不要睡去，这退烧针里一定加了安定的成分。我虽说动弹不得，但意识还是清晰的，可从现在开始，我开始模糊起来，倦意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床下的凶手，似乎是在和我博弈，也在等我睡去，或者等着医生他们彻底走远。床下发出了声音，也许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救兵已经撤了，我比先前更没有抵抗能力。
凶手从床底下钻了出来。他表情麻木，也许狰狞，或者嘴角还泛出一丝冷笑，所有关于坏人文艺的想象，都在我渐渐恍惚的意识中时隐时现。
我的脖子真切地感受到了冰凉。他把绳子重新套了过来。我嗅到了死亡的味道，气管瞬间被挤压堵塞，心跳加速，我浑身每一寸皮肤，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氧气。我的眼前金星儿四射，就像被人狠狠地砸了一拳，我动不了，只能坐以待毙。眼前的金星儿越来越多，越来越闪烁，难道这就是濒死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