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角落里一张小桌旁，凯尔·丘特斯基坐在我对面，这是医院一层的咖啡店。尽管我不觉得他会离开医院，但他刮了胡子，穿着件看着挺干净的衣服。他带着种好笑的表情看着我，嘴角扬起，眼睛周围浮现出笑纹，可是眼睛并没有笑，依然冷漠而机警。
“可笑，”他说，“你想让我帮你入侵饭店的登记系统，布利克斯酒店？”他短笑一下，“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这是个挺正当的问题。从他做过或说过的事儿来看，我其实不确定他会帮我，但以我对他有限的了解，我知道他是政府秘密组织的一员，这些人为各种以字母为代号的部门工作，跟联邦政府有着或松或紧的关系，彼此之间也盘根错节。所以，我相当肯定他有办法查出韦斯的入住登记信息。
但有点儿礼仪上的小问题，就是我不该打听、他也不该承认他的身份。为了过这关，我得跟他说这件事情有多么紧急，以此来打动他。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这事儿危及大侠德克斯特的安危，可我不指望丘特斯基能认同我的自我定位。他或许更买那些蠢东西的账，诸如国家安全、世界和平、他自己的生命以及肢体健全。
但我想到他相当在乎我妹妹，这让我有机可乘。于是我摆出一副很男人的直率表情说道：“凯尔，就是这家伙捅了德博拉。”在很多表现阳刚之气的电视剧里，我都见过这幕情景。可显然丘特斯基不怎么看电视剧。他只是扬起一条眉毛说：“所以？”
“所以，”我稍微迟疑了一下，回忆着电视剧中的具体情节，“他就在那里，而且，想逃出升天。啊，他可能再来一次。”
这回他的两条眉毛都扬起来了。“你说他可能会再捅德博拉一回？”他说。
这可不太顺利，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本来以为会有哥们儿义气的表示，然后我只要提出要求，表达急切，丘特斯基就会跳起来以同样的急切投入行动。可是，丘特斯基只是看着我，好像我刚刚建议他去灌肠一样。
“你怎么会不想抓住这家伙？”我说，让声音里表现出一点儿绝望。
“因为这不是我的职责，”他说，“这也不是你的职责，德克斯特。要是你觉得这家伙要入住，那就报告警察。他们有足够多的人手去抓他。你只有一个人，伙计——别误会，这可比你想象的要难一点儿。”
“警察会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完就后悔了。
丘特斯基飞快地接过话题。“好吧，你怎么知道的？”他说。
即便是狡诈的德克斯特也有玩儿不转的时候，这会儿就是如此。所以，我把一直以来的克制扔到一边，说：“他在跟踪我。”
丘特斯基眨眨眼。“什么意思？”他说。
“意思是，他要杀了我。”我说，“他已经试过两次了。”
“你觉得他要再试一次？在布利克斯酒店？”
“是的。”
“那你干吗不干脆待在家里呢？”他说。
丘特斯基很明显在引导谈话，德克斯特慢了好几拍，笨手笨脚，还打了满脚的泡。我已经了解到丘特斯基是个两手都硬的家伙，尽管如今一只手已经变成了铁钩，但却不是个两肋插刀二话不说就跳起来帮忙打架的人，尤其是涉及伤害他的心上人的人的时候，他就更谨慎了。显然，我打错了算盘。
不过这也让我心生疑惑：这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怎么才能让他帮我？我得多狡猾才能让他按照我的意思来？或者我得跟他交代一些我并不想交代的真相？想到这个我就哆嗦不止，这可跟我一直以来奉行的准则背道而驰。可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别的办法。我得尽量诚实。
“如果我在家，”我说，“他会干出更可怕的事儿。对我，或者对孩子们。”
丘特斯基看着我，摇摇头。“你要是说想复仇我还更容易理解。”他说，“如果你在家，他在饭店，他怎么伤害你？”
有时候你得使出撒手锏，就像这会儿。带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对自己的厌恶，我拿出了那本从韦斯车里弄来的笔记本，翻到全彩那页，上面是德克斯特伫立在布利克斯饭店前面。
“像这样，”我说，“假如他不能杀了我，他就会让我作为杀人犯被逮捕。”
丘特斯基看了那幅画很久，然后轻轻吹了声口哨。“天哪，”他说，“地上这堆东西是……”
“死尸，”我说，“装饰过的，跟德博拉被刺之前调查的案子一样。”
“他干吗要这么做？”他说。
“是一种艺术，”我说，“他这么觉得。”
“嗯，可是伙计，为什么他要对你这么干？”
“德博拉被刺后，扎她的家伙被抓起来了，”我说，“而且我朝他头上踢了一脚，他曾是这个画画儿的家伙的男朋友。”
“曾？”丘特斯基说，“他现在在哪儿？”
我这会儿很想咬断自己的舌头，如果能收回刚才那个“曾”字的话。不过，话已出口，我无路可退，所以我用曾经聪明的脑子想了想，抓到了一根稻草。“他被保释，失踪了。”我说。
“他男朋友失踪了，这家伙怪你？”
“我想是吧。”我说。
丘特斯基看着我，又看看画。
“听着，伙计，”他说，“你认得这人，我也知道你相信直觉。直觉一直对我挺管用，十有九中。但这次我说不好。”他耸耸肩，“你不觉得有点儿太牵强了吗？”他点点画面，“不过，你有一件事儿对了，如果他真这么干，你肯定需要我的帮助，比你知道的多得多。”
“你什么意思？”我礼貌地问。
丘特斯基拍了一下画。“这个酒店，”他说，“不是布利克斯，而是奈西农酒店，在哈瓦那。”看着德克斯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他继续说，“你知道吧，哈瓦那，古巴那个。”
“可是那怎么可能？”我说，“我去过这儿啊，这是布利克斯酒店。”
他朝我笑着，那种有点儿恼火、居高临下的微笑我也很想试试。“你不怎么读历史，是吧？”他说。
“我不记得学过这章，你到底想说什么？”
“奈西农酒店和布利克斯酒店用的是同一幅图纸，为的是节省设计费。”他说，“它们一模一样。”
“那你怎么肯定这不是布利克斯？”
“看，”丘特斯基说，“过时的汽车，纯粹是古巴造。再看那带篷的小高尔夫球车，那是只在哈瓦那才有的东西。看左手的那些植被，你在布利克斯看不到这些。绝对只有在哈瓦那才能看到。”他扔下笔记本，身子向后靠去，“所以，我跟你说，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怎么这么说？”我有点儿恼火，一是因为他的态度，二是因为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丘特斯基笑笑。“对美国人来说，去那儿太困难了。”他说，“我可不觉得他能成行。”
一枚小硬币掉下来，溅起一星小火花。“他是加拿大人。”我说。
“好吧，”他执拗地说，“他可以成行，”他耸耸肩，“可是，你也许不知道那边形势蛮紧张的，我是说，他不可能带着这些东西——”他拿手背拍一下画，“警察会蜂拥而上，就跟——”丘特斯基皱起眉，举起他那亮闪闪的银色铁钩朝自己脸上比画了一下，他在钩子戳到眼睛前及时住了手，“除非……”
“什么？”我问。
他轻轻摇摇头：“这家伙挺聪明，是不是？”
“哦，”我恨恨地说，“他自己这么认为。”
“所以他应该知道，那么就是说……”丘特斯基没说下去。他摸出他那大键盘大屏幕的手机，把手机摆在桌子上他的钩子旁边，开始飞快地用手指按键，嘟囔着些“妈的，好了，啊哈”和其他响亮的音节。我看见他的屏幕出现了谷歌搜索，但隔着桌子看不清别的内容。“找到了。”他最后说。
“什么？”
他笑着，好似很为自己的聪明得意。“他们在那边搞这些节日庆典，”他说，“来证明他们多么会生活，多么自由。”他把手机推过来给我看。“跟这个一样。”他说。
我拿过手机，读着屏幕上的内容。“国际多媒体艺术节。”我念道，继续往下看。
“三天后开始，”丘特斯基说，“不管这家伙是做什么的，幻灯片或录像剪辑之类的，警察会奉命不插手，让他们干下去。因为过节。”
“媒体会去那儿，”我说，“全世界的媒体。太棒了。”的确，这将为韦斯开绿灯，让他展示那讨厌的作品。然后他打着节日的幌子，获取他所渴望的全部注意。这对我可不那么棒，尤其是他知道我没法儿去古巴阻止他。
“好吧，”丘特斯基说，“大概会是这么回事儿。但为什么你这么肯定他会去那儿？”
这是个正当的问题。我想了想。首先我真的确定吗？我可不想再引起丘特斯基的警觉，我装作随意地静静地向黑夜行者发出问题。“我们确定吗？”我问。
哦，是的，他说道，龇着小尖牙笑了。很确定。
好吧。问题解决了。韦斯要去古巴曝光德克斯特。但我需要些比默然更有说服力的证据，画作之外的，法庭认可的。那些画倒真是有趣，比如那六个乳房的女人，已经牢牢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了。
我想起画的同时，还听见“叮当”一声，非常像大钢镚儿掉在地上的声音。
有张纸夹在那里。
上面列着从哈瓦那去往墨西哥的航班。
你可以想象到，假如你刚在人家作为地标的五星级饭店前面扔了些死尸，你肯定急于离开这个地方。
我摸出笔记本，找到那张时刻表，放在桌上。“他会去那儿。”我说。
丘特斯基拿起纸摊开。“古巴航空。”他念道。
“从哈瓦那到墨西哥，”我说，“他干完之后准备逃走。”
“也许，”他说，“啊哈，有可能。”他抬头看看我，歪了一下头，“你的直觉怎么说？”
“他会去的。”我说。
丘特斯基皱起眉，又低头看看画。然后他开始点头，先是慢慢地，然后重重地。“啊哈。”他说道，然后抬起头，将时刻表扔给我，站了起来。“去跟德博拉谈谈。”他说。
德博拉躺在床上，这在意料之中。她正看着窗户，尽管从病床这里看不到什么，尽管电视里正播放着喜悦欢快的画面，可德博拉好似不为喜气洋洋的音乐和主持人的欢快语调所动。如果你仔细看她脸上的表情，你可能会说她这辈子就没有开心过，也永远不会开心。我们进来时她仍然一脸漠然，只是看了我们一眼，认出是谁，然后就掉转头去看窗户。
“她心情不太好，”丘特斯基小声地跟我说，“被袭击后有时会这样。”从丘特斯基脸上的伤疤来看，我猜他是过来人。我点点头，走到德博拉身边。“嘿，老妹。”我说着，装出一副高兴的腔调，我知道在探病时得这样。
她转过头看着我，死一般的脸上是一双空洞的蓝眼睛，我能看见她爸爸哈里的样子。我以前从哈里的眼睛中看到过这种神情，记忆的潮水从蓝眼睛深处席卷而来，将我包裹。
哈里躺在那里快死了。这个时刻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很别扭，好似看着超人在氪星球诞生。他一直以来都凌驾于这些肉体弱点之上，直到一年半前他越来越虚弱，现在他快熬到头了。他躺在病床上，护士一直在偷偷给他添加止痛药到足以致死的剂量，并默默欣赏他日渐萎缩的过程。他发现并告诉了我。太好了，哈里终于准许我把这个护士当成我的第一个活人玩偶，于是我把她带到了黑暗游乐场。
第一个护士变成了我的第一滴血，被收藏到我全新的玻璃盒子里。在一场几个小时的游戏、探险和高潮之后，护士变成了一堆肉。第二天我去医院向哈里报告时，那感觉仍然让我无比享受。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哈里的房间，哈里睁开眼望着我的眼睛，他看到我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他一直想打造的我，这时，死亡的影子也爬进了他的眼睛。
我焦急地坐在他身边，想着他现在是真的不行了。“你没事儿吧？”我说，“要叫医生吗？”
他闭上眼，慢慢地、虚弱地摇摇头。
“怎么了？”我还在问，我觉得自己前所未有地愉快，全世界的人都该愉快。
“没怎么。”他用他那低沉的、谨慎的、奄奄一息的声音说道。他又睁开眼睛，看着我，空洞的蓝眼睛中仍然是那种目光。“你干了？”
我点点头。我的脸几乎红了，谈论这事儿挺让人难为情。
“然后呢？”他说。
“都清理好了，”我说，“我非常小心。”
“没问题吗？”他说。
“没问题，”我告诉他，然后又冲出一句，“太棒了。”我看见他脸上的痛楚，想着我或许能让他好过一点儿，于是又补充一句，“谢谢你，爸爸。”
哈里再次闭上眼睛，转过头。他喘了六七口气，一动不动地躺着，然后非常轻声地说：“我这是做了什么，哦，天哪，我做了什么……”“爸爸？”我说。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说话，那么悲痛和茫然失措，这让我不安，让我把高兴忘得一干二净。他只是摇着头，闭着眼睛，再说不出别的话。
“爸爸？”我又叫了一声。
他还是不说话，只是痛苦地摇头，然后静静地躺在那里，过了在我看来无比漫长的一会儿，最后他睁开眼睛看着我，就是那副样子，死寂的蓝眼睛里是极致的绝望。“你是，”他说，“被我打造成这样的。”
“是的。”我说道，想再一次表示感谢，但他继续往下说了。
“这不是你的错，”他说，“是我的错。”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尽管多年以后，我觉得我开始明白了，可我仍希望自己当时能说点儿什么或做点儿什么，一些小小的表示，让哈里能比较开心地滑落到终极黑暗里，说一些精心斟酌的话语驱赶他的自我怀疑，让阳光再在那空虚的蓝眼睛中闪耀。
但是早过了这么多年，我知道，没有这样的话语，没有这种语言。德克斯特注定要成为德克斯特。死亡会让人变得虚弱，让人产生痛苦的念头，这些念头未必是真理——人在真正面临死亡的那一刻，都希望看到终极真理。相信我，在了解濒死的人的心理方面我是专家。如果我把这些经我的手跨越生死门槛的濒死者奇怪的心理活动和他们跟我说过的话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那会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我为哈里感到难过。但作为一个年轻的魔鬼，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让他好受一点儿。
多年之后，我从德博拉的眼中看到了同样的神情，我感到的是同样的不快和无助。我只能傻傻地看着她，直到她再次转过头去注视着窗户。
“老天爷，”她看都不看我说，“别瞪着我了。”
丘特斯基坐进床另一边的椅子里。“她最近脾气不好。”他说。
“操。”她说了一句，没带任何感情，转过头看一眼丘特斯基，又望向窗户。
“听着，德博拉，”他说，“德克斯特知道是谁伤害你的。”她仍然没有看我们，只是眨眨眼。“他觉得他和我能去逮住这家伙。我们想跟你谈谈这事儿。”丘特斯基说，“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她用平板而苦涩的语气说道，然后转过脸，眼中满是痛苦，连我都感觉到了，“你真想知道我的感觉吗？”
“嘿，没事儿。”丘特斯基说。
“他们告诉我说，在手术台上我已经死了，”她说，“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活过来。我不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怎么会是这样，我只是……”眼泪从她的脸颊滑落，这同样让人不安。“我觉得他把我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切断了，”她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来。”她又看向窗户，“我总是想哭，这不是我。我从来不哭，你知道的，德克斯特。我不哭。”她轻声重复着，又一颗泪珠顺着上次的泪痕滑落。
“没事儿。”丘特斯基又说了一遍，尽管他很清楚事实不是他说的那样。
“我觉得我以前的所有观点都是错的，”她继续说道，“我不知道如果我继续这么想的话，我还能不能回去做警察。”
“你会好起来的，”丘特斯基说，“只是需要时间。”
“去抓他，”她说，然后看着我，我熟悉的那种怒气回来了一点儿，“去抓他，德克斯特，”她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她迎着我的目光跟我对望了片刻，然后又望向窗户。
“爸爸是对的。”她说。
第二天早上，我站在迈阿密国际机场跑道旁的小楼里，手里拿着一本护照，上面的名字是大卫·马西。我身穿一件绿色的休闲衫，配以同款鲜黄色的皮带和皮鞋。我身边站着我的浸信会布列瑟伦国际教会的副住持，坎贝尔·弗里尼神父，他穿着同样雷人的服装，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那笑容似乎能掩盖一些他脸上的伤疤。
我不是一个喜欢打扮的人，但对服饰有起码的品位。我们身上的衣服让品位不忍直视。我当然抗议过，但弗里尼神父说必须这样。“得穿得像自家人，哥们儿，”他说着在他身上那件红色运动外套上擦擦手，“这是浸信会传教士的服装。”
“咱们扮成长老会的不好吗？”我试探着问，可他摇摇头。
“我只熟悉这套，”他说，“所以咱就得扮这个。除非你会说匈牙利语。”
“伊娃·嘉宝？”我说，但他摇摇头。
“不要总谈论耶稣，他们不这样的，”他说，“多笑笑，待人友善，你就没事儿了。”他又递给我一张纸，“这个别丢了，财政部的批准函，允许你去古巴旅行传教。”
在决定带我去哈瓦那和清晨抵达机场之间的几个小时之内，他灌输给了我一大堆信息，包括嘱咐我不能喝水，我觉得这近乎荒唐。
我仅仅来得及告诉丽塔这几句话——我得去办件急事儿，别为我担心，穿制服的警察会在前门守着直到我回来。虽然她颇为疑惑一个法医能有什么紧急事儿，但她看到的确有警车停在门前后就没有多问。丘特斯基也尽了力，他拍拍丽塔的肩膀说：“别担心，我们会为你把事情办好的。”当然这话让她更疑惑了。不过总之，她觉得重要的涉及安全的事情既然已经有了安排，别的事情也会很快处理妥当的，所以她拥抱了我一下，掉了少许眼泪，丘特斯基就带着我出发了。
现在，我们一起站在机场的小楼里等待着飞往哈瓦那的航班，被略微检查之后，我们出了门朝跑道走去，手里攥着假身份证明和真机票，被挤挤攘攘的旅客簇拥着爬上飞机。
飞机是老旧的喷气式客机。座位已经磨破而且不大干净。丘特斯基，我是说，弗里尼神父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但他体积庞大，所以把我挤到了窗边。去哈瓦那的一路都会这么挤，我盼着他去厕所的时候能抽空呼吸几下。我屏住呼吸，几分钟后，飞机颠簸着从跑道飞向空中，我们上路了。
好在路程不太长，我不至于被缺氧折磨太久。丘特斯基挤进走道跟空姐聊了很长时间。半小时后我们在古巴那一片碧绿的郊区跑道上颠簸着停下，这跑道铺得跟迈阿密机场有一拼，用的肯定是同一个承包商。好在轮子没给颠下来，我们被送上了一个美丽的现代机场终端，又跟它擦肩而过，最终来到一个挨着一栋陈旧的看起来像监狱前的车站似的出口前。
我们顺着自动扶梯下了飞机，进入那座矮矮的灰色建筑，里面比外面没有好多少。几个很严肃的穿着制服、留着小胡子的家伙站在里面，手握自动式冲锋枪瞪着每一个人。与此形成古怪对比的是，几台悬挂在天花板下的电视播着似乎是古巴情景喜剧的节目，歇斯底里的爆笑声令美国的同类节目相形见绌。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个演员喊上几句我没法儿解读的话，然后一阵音乐就会响起，盖住笑声。
我们站在队伍里，慢慢向柜台移动。从远处完全看不到那边在干什么，只知道他们要把我们分拣一下，然后送上牛车运到古拉格集中营去。丘特斯基好像不以为意，我也不好再抱怨什么，那样会显得很没风度。
队伍一寸一寸地移动，然后轮到了我们。丘特斯基没跟我说一句话，就大步走到窗口，把护照从窗口下端的小洞里塞进去。过了一小会儿，他收拾好文件，从柜台另一头消失了，现在轮到我了。
厚厚的玻璃窗后面的男人看着像旁边持枪士兵的孪生兄弟。他一言不发地接过我的护照，打开看看，又看看我，然后合上护照推给我。我还等着被审问，以为他会站起来骂我是资本主义走狗或美帝国主义纸老虎之类的，所以我被他的沉默惊呆了，站在那儿没动，直到那男人朝我晃头示意我走开。我走开了，转过屋角，朝着丘特斯基消失的方向走进领取行李的地方。
“嘿，伙计，”我走过去时，丘特斯基站在静止不动的行李传送带旁边说，“你没给吓着吧？”
“我以为会有点儿麻烦，”我说，“我是说，他们不是讨厌我们吗？”
丘特斯基大笑起来。“我想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喜欢你，”他说，“他们只是受不了你的政府。”
我摇摇头。“他们分得清？”
“当然，”他说，“用古巴逻辑很容易分清。”
古巴人不喜欢美国，但喜欢美国人，这逻辑跟我每天看到和听到的不一样。不过此时传来了咔嗒咔嗒的传送带的声音，行李出来了。我们没带什么，只不过每人一个小包，里面是换洗袜子和十几本《圣经》。我们拽着行李从一个女海关官员面前经过，她跟身边的警卫聊得起劲儿，对搜查我们似乎没什么兴趣。她只看了一眼行李就让我们过去了，嘴里一直没停下聊天。于是我们自由了，我们难以置信地来到了门外的阳光下。丘特斯基叫了一辆出租车，是辆灰色的梅赛德斯，一个穿灰色制服戴同色帽子的人走出来接过行李。丘特斯基对司机说：“奈西农酒店。”司机把行李扔进后备厢，我们上了车。
去往哈瓦那的高速公路坑坑洼洼，如同被废弃了的公路。我们只看到几辆出租车、一两辆摩托车和一些军用卡车在慢慢驶过，进城的一路上都是这样。然后街道突然热闹起来，汽车、自行车、成群结队的人熙熙攘攘，还有外观非常怪异的被柴油卡车拖着的汽车。这些汽车是美国汽车的两倍长，看着像字母M，两端高高的，中间部分向下倾斜，在矮了一头的中央平顶车厢相交。车上挤满了人，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再多挤下一个，可我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车停下，一大群人又挤了上去。
“骆驼。”丘特斯基说。我好奇地看着他。
“什么？”我说。
他朝那奇怪的汽车摆摆头。“他们管那叫骆驼，”他说，“他们会告诉你是因为汽车的形状才被叫骆驼的，但我猜是因为高峰时段车里的气味。”他摇摇头，“里面塞着四百个下班回家的人，没空调，窗户也不开，真难以想象。”
我们的车在车流中拐向一条宽阔的坐落在水边的大街。海湾另一边是个悬崖，我能看见古老的灯塔和作为防御攻势的城垛，城垛上还冒着黑烟。在我们的车和水之间是一片宽阔的侧道和一堵防海墙。波浪拍打在墙上，溅起很高的水雾。似乎人们都不在乎身上被打湿，各种年龄的人在那里活动，他们或坐或站或走，或钓鱼，或在墙头俯卧亲吻。我们经过了一些奇形怪状的雕塑，又经过一段颠簸的路面，左转拐上一座矮矮的山丘。奈西农酒店就在那里，它的正面很快将现出德克斯特傻笑的脸孔，除非我们能在韦斯之前下手。
司机在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台阶前停下，穿得像意大利海军上将似的看门人走出来，拍拍手，一个穿制服的门童飞奔而来，接过我们的行李。
“到了。”丘特斯基有些多余地说。海军上将拉开车门，丘特斯基下了车。我只得自己开门，因为我坐的这侧离大理石台阶更远。我下了车，迎接我的是一张张友善的笑脸。丘特斯基付了钱给司机，我们跟着门童走上台阶，进了酒店。
大堂看着好像是用跟台阶同一批的大理石刻出来的，有点儿狭窄，从前台一直伸向看不见尽头的远方。门童带我们经过一排丝绒沙发和绒绳径直来到前台，那儿的接待员好似非常高兴见到我们。
“弗里尼先生，”他说着快乐地点点头，“再次见到您真高兴。”他扬起一条眉毛，“我说嘛，您怎么会不来这个艺术节呢？”他的口音比我在迈阿密听到的要轻多了，丘特斯基好像也很高兴见到他。
丘特斯基绕过柜台去跟他握手。“你好吗，罗杰利奥？”他说，“见到你很高兴。我给你带了个新家伙。”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把我向前推了推，好像我是个正被逼着去亲奶奶的脸的孩子。“这位叫大卫·马西，是我们杰出的新人，”他说，“他特别会布道。”
罗杰利奥握了握我的手：“见到您很高兴，马西先生。”
“谢谢，”我说，“你们酒店真不错。”
他又微鞠一躬，然后开始在键盘上敲击。“希望您入住愉快，”他说，“要是弗里尼先生不反对，我把两位安排到行政楼层吧，那里离早餐的餐厅近。”
“听上去不错。”我说。
“一个还是两个房间？”他说。
“这次要一个吧，罗杰利奥，”丘特斯基说，“得节约点儿。”
“当然。”罗杰利奥说。他又飞快地敲了几下，然后将两把钥匙放进信封，从柜台后递过来。“给您钥匙。”他说。
丘特斯基将手按在钥匙上，身体前倾。“还有一件事儿，罗杰利奥，”他放低声音，“我们有个朋友从加拿大来，”他说，“他叫布兰登·韦斯。”他将钥匙拉过来，原来的地方留下了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我们想给他个惊喜，”他说，“庆祝他的生日。”
罗杰利奥伸出手，那张纸币跟被蜥蜴的舌头粘走似的消失了。“当然，”他说，“我马上通知您。”
“谢谢，罗杰利奥。”丘特斯基说完转身示意我跟上。我跟着他，随着给我们拿行李的门童朝大厅另一端的电梯走去。一群穿着漂亮度假服装的人在等电梯，大概是我自己疑心生暗鬼，但我觉得他们看到我们的传教士服装时都吓了一跳，不过也没办法，所以我朝他们笑笑，忍着没说些宗教箴言，比如《创世记》那章。
电梯门开了，人们拥进电梯。门童朝我们笑着说：“请吧，先生们，我两分钟后到。”于是弗里尼先生和我进了电梯。
门关上了。我感到有人好奇地瞟着我的皮鞋，但没人说什么，我也就没说什么。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俩要用同一个房间。
门开了，我们走了出来。我跟着丘特斯基向左走，又来到一个接待处，一位侍者站在一辆玻璃小推车旁。他朝我们鞠躬之后，给我们一人一只高脚杯。
“这是什么？”我问。
“古巴版‘佳得乐’，”丘特斯基说，“干！”他喝干了杯子里的东西，将空杯子放回车上，我也有样学样。这饮料挺温和，甜的，有点儿薄荷味儿，我发现的确好似在三伏天喝了“佳得乐”的感觉。我将空杯子放在丘特斯基的杯子旁边。他又拿起一杯，我也跟着来。“干杯。”他说。我俩碰了一下杯，我一饮而尽。真好喝，从早上赶飞机到现在都水米未进，所以我任由自己享受一下。
我们背后的电梯门又打开了，我们的门童拉着行李出现了。“嘿，你来了，”丘特斯基说，“带我们看看房间吧。”他喝干饮料，我们跟着门童沿着走廊走去。
走到一半时，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我的腿突然变得跟木头似的沉重。“‘佳得乐’里有什么？”我问丘特斯基。
“朗姆酒。”他说，“怎么，你从来没喝过莫吉托？”
“没喝过。”我回答道。
他咕哝一下，好似忍着笑。“习惯习惯吧，”他说，“你现在是在哈瓦那。”
我跟他沿着突然变长变亮的走廊继续走。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喝高了，不过还是挣扎着走到房间进了门。门童将行李放在一个架子上，拉开窗帘，向我们展示这间超级棒的房间：古典风格装饰；两张床，中间被床头柜隔开；浴室在房间左侧。
“真不错。”丘特斯基说，门童微笑着向他半鞠一躬。“谢谢，”丘特斯基说着递过去一张十美元的纸币，“十分感谢。”
门童笑着接过钱，边点头边应承如果有事儿，只需一个电话，他就会移山倒海完成我们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要求，然后他消失了。我一头扎进靠窗的那张床上。我挑这张床是因为它离我最近，但阳光从窗户直射进来，强烈得眩目，我闭上眼睛。房间并没有旋转，我也没有突然失去意识，但这么闭着眼躺在这里感觉真不错。
“十美元，”丘特斯基说，“这是这里绝大多数人一个月的工资。哗啦一下，他五分钟就赚到了。他大概是天体物理学博士毕业。”他停了一会儿，等我反应，然后又说，他的声音越来越远了，“嘿，你还好吧？”
“从来没这么好过，”我说，我的声音听起来也很遥远，“不过我得睡一分钟。”
我醒过来的时候，屋里很安静，很暗。我的嘴唇很干。我摸了一阵儿，摸到了床头柜，接着摸到了台灯。我扭亮台灯，在光线下，我看见丘特斯基把窗帘拉上了，他却不知道去了哪儿。台灯旁有一瓶水，我抓过来拧开盖子，如获甘霖般一口气灌下半瓶。
我站起来。因为一直趴着睡，身体有些僵硬，不过除此之外感觉非常好，而且胃口大开。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还是大白天，但太阳已经西斜，阳光没那么强烈了。我眺望着宽阔的便道旁的港口、防海墙和城垛，那里仍然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很悠闲，他们没在走路而是在溜达，三五成群地扎堆儿聊天、唱歌，还有的像是在开导失恋的人。
海港远处一个男人套在一个巨大的救生圈中，把它当悠悠球转。再远一点儿，三艘大船喷着气驶过，不知是货船还是客轮。鸟在波涛上飞过，太阳照耀着水面。这是一幅美丽的画面，不过再美也不能当饭吃，所以我从床边的桌子上找到房间钥匙向楼下大堂走去。
前台对面的电梯旁有个非常大而且正式的餐厅。还有间酒吧。餐厅和酒吧都不错，可不是我需要的。酒吧侍者用纯正的英语告诉我地下有个快餐厅，就在大堂另一边顺着楼梯下去的地方。我也用纯正的英语谢了他，然后下了楼。
快餐厅装饰得像个电影院，我费了半天工夫才找到菜单，发现他们除了爆米花还卖别的。我点了古巴三明治，当然还点了古巴“铁”啤酒。我坐着，心中略微苦涩地思忖着闪光、摄像机以及接下来的行动。
我吃完东西走上楼梯，一时兴起，顺着大理石台阶走出饭店到了正门外面，一队出租车正在待命。我漫无目的地走过去，走上长长的便道，经过一排老式雪佛兰和别克汽车，居然还有一辆哈德逊——我从车前脸认出的。几个人靠在车旁，很高兴的样子。他们都很想载我，不过我微笑着朝远处的大门走去。前面是一堆看着像高尔夫球车的车，带着色彩鲜艳的塑料外壳。这些车的司机都比较年轻，车也不像哈德逊汽车那么讲究，但同样地都想阻止我运用自己双腿的权力。我还是设法摆脱了他们，继续往前走。
在大门口，我停住脚四处打量。前面是一条弯曲的街道，迎面不知是酒吧还是夜总会。右手边是下山的路，延伸到城垛，左手边也是下山的路，能看见街角有个电影院似的建筑，还有一排店铺。我正沉思着不知往哪儿走，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车窗摇下，丘特斯基着急地从车里叫我。“进来，”他说，“来来，哥们儿。上车，快点儿。”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着急的，但还是进了车，我们又回到了饭店前面，右转进了翼楼前的停车场。
“你不能在正门口这么闲逛，”丘特斯基说，“要让那家伙看见你，就没得玩儿了。”
“哦。”我说，觉得自己有点儿蠢。他当然说得对，德克斯特对白天跟踪一类的事儿毫无经验，所以我完全没想到。
“来。”他说着爬出了车，手里提着一只新皮箱。他给了司机车钱，我跟着他从侧门进去，经过几个商店，右转到了电梯。我们径直进了房间之后才开始说话。丘特斯基将皮箱扔到床上，自己跌坐到椅子里说：“好吧，我们得打发掉一些时间，最好就在房间里。”他看了我一眼，好像在看弱智儿童，末了又补充道：“那家伙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他看了我一会儿，确定我听懂之后，拿出一本皱巴巴的小册子和一支铅笔，翻开书填起了九宫格。
“你皮箱里是什么？”我有些没好气地问。
丘特斯基笑笑，用铁钩子把皮箱钩过来并打开。满满一箱子的便宜打击乐演奏用品，上面大都刻着“古巴”。
“这是干吗？”我问他。
他仍然笑着。“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他说，然后接着填那有趣的九宫格。我没办法，只得抓过另一把椅子，坐在电视机前，打开电视，开始看古巴情景喜剧。
我们安静地坐着，直到黄昏来临。丘特斯基看了一眼时钟后说：“好啦，伙计，咱们走吧。”
“去哪儿？”我说。
他冲我挤挤眼。“见个朋友。”他说完后一直没再开口。他拎起新皮箱，走出门。尽管我被他挤眼的动作弄得有些不舒服，可也没办法，只好跟着他出了房间，又从侧门上了一辆出租车。
哈瓦那的街道这时更繁忙了。我摇下窗户看着、听着、闻着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给我的是千变万化经久不息的音乐，从我们经过的每一扇门后、每一扇窗里飘出。还有街头三五成群的音乐家们，他们的音乐此起彼伏，到我们进了市区后才变得稀少，可又余音绕梁，好像一直在我耳边齐唱《甘塔那美拉》。
出租车在一群群唱歌的、卖东西的甚至怪怪地在打篮球的人群中开过了一段颠簸的路。我很快就没了方向感，等出租车在路中央一个巨大的金属球前停下来时，我已经找不着北了。我跟着丘特斯基走上便道，穿过一个广场，来到路口，这是个酒店模样的地方。余晖下散发着耀眼的橙粉色，丘特斯基带我进了酒店，走过一间钢琴酒吧和一排排桌子，桌上散放着海明威的画像，画笔粗糙，像是小学生画的。
大堂尽头是部老式电梯，我们走过去，丘特斯基按了铃。等电梯的时候我看了看周围，一侧是一排架子，上面都是些烟灰缸、带柄的大圆杯和其他几样东西，全都带着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头像，这回的水平比学生的要稍高一些。
电梯来了，我走了过去。一个巨大的灰色铁门打开了，露出了电梯，里边是个阴沉着脸的开电梯的老头儿。丘特斯基和我走进电梯。还有几个人也在大铁门关上、手柄被扳到“启动”前挤了进来。电梯晃了一下，我们开始缓慢地向上升去，直到五层。电梯司机扳动手柄，我们猛地晃了一下，停了下来。“海明威书房。”他说。他把门拉开，其他人下了电梯。我瞥了一眼丘特斯基，他摇摇头朝上方示意一下，于是我也不动，等铁门关上，我们又上了两层。司机拉开门，我们忙不迭地道谢，走出电梯，走进一个小房间，它比电梯大不了多少，是通往顶楼的小过道。我听见附近不知哪里传来音乐声，丘特斯基挥了下手，带我朝音乐飘来的方向走去。
我们走过一个小亭，看见三人乐队在演奏《绿眼睛》，三个男人穿着白裤子和古巴衬衫。后边靠墙是一间酒吧，左右两边是一大片沐浴在夕阳中的哈瓦那风景。
丘特斯基带着我走到一张矮桌旁，周围是几把随意放着的椅子。他把皮箱塞到桌下，我们坐了下来。“风景不错啊。”他说。
“非常漂亮，”我说，“我们来这儿看风景？”
“不，我跟你说过了，”他说，“我们要会一个朋友。”
也不知是不是开玩笑，他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些。好在侍者适时出现。“两杯莫吉托鸡尾酒。”丘特斯基说。
“呃，我就来啤酒吧。”我说。我想起早些时候莫吉托让我睡了一觉。
丘特斯基耸耸肩。“随意，”他说，“试试水晶啤酒，很不错。”
我冲侍者点点头。我信得过丘特斯基对啤酒的品位。侍者也冲我点点头，回去酒吧准备我们的饮料，三人乐队拉起了另一首曲子《甘塔那美拉》。
我们刚喝了一口饮料，一个男人就来到我们的桌旁。他个子很矮，下面穿着棕色的宽松裤，上身是一件柠檬绿的古巴衬衫。他手里提了一个跟丘特斯基的箱子几乎一样的箱子。
丘特斯基跳起来伸出手去。“矮棒！”他喊道。我过了半晌才确定丘特斯基没犯病，他只是在用古巴口音叫着来人的名字“伊凡”。“矮棒”也伸出手，跟丘特斯基握手拥抱。
“卡姆贝耶！”“矮棒”说道，我又过了半晌才想起丘特斯基现在叫坎贝尔·弗里尼神父。寒暄过后，伊凡转过头看着我，一条眉毛扬起。“哦，对，”丘特斯基说，“这是大卫·马西。大卫，这位是伊凡·爱彻利维亚。”
“你好。”伊凡说着握握我的手。
“见到你很高兴。”我用英语说，因为我不确定“大卫”是不是会说西班牙语。
“好了，都坐吧。”丘特斯基说着又朝侍者招招手。侍者过来拿了伊凡的单子去调莫吉托。酒来了后，丘特斯基和伊凡开始用欢快的语调说起古巴西班牙语。如果仔细听，我大概能听懂，不过他们似乎只是在回忆愉快的过去。其实即便他们在谈比回忆更严肃的事情，我也会同样理解成那样。因为夜幕降临，房檐上空是一轮巨大的橙红色的月亮，膨胀着嗜血的蠢蠢欲动的月亮。我一看到它，每一寸皮肤就都兴奋得起了鸡皮疙瘩，浑身汗毛倒竖，在德克斯特城堡的每一个角落里奔跑雀跃，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不过现在不是出击的时候。很不幸，今夜需要自控。我只能喝着迅速变温的啤酒，假装很喜欢听那三人演奏，一晚上都要冲“矮棒”客气地微笑，巴望着时间快点儿过去，我才能恢复真我，做个快乐的刽子手。这是个忍耐之夜，祈祷我很快就能一手拿刀，一手将韦斯擒获。
可此时，我只能深吸一口气，喝一口啤酒，假装欣赏景色和音乐，练练露齿而笑的技巧，德克斯特。能露几颗牙？很好。现在练练不露牙齿地笑，只移动嘴唇。要把嘴角掀起多高才不会让人看出你实际正忍受着巨大的内心煎熬？
“嘿，你还好吧，伙计？”丘特斯基喊道。显然我刚才把脸部肌肉扯得过了头。
“我挺好，”我跟他说，“还行，真的。”
“啊哈。”他说，尽管仍然将信将疑，“好吧，要不我们还是把你送回酒店吧。”他喝干酒站了起来，伊凡也跟着站起来。他俩握手，然后伊凡坐了回去，丘特斯基拿起他的箱子，我们朝电梯走去。我回头看看，伊凡又点了一份饮料，我朝丘特斯基扬扬眉毛。
“哦，”他说，“我们不想一起离开，你知道，不想同时离开。”
我们抵达底层到了街上。我们穿过马路去叫出租车时经过一匹马，我本该留神躲开，因为动物都不喜欢我，这匹马后蹄直立起来，它的仰天长啸把我和马夫都吓了一跳。我赶紧钻进出租车，躲过了那匹马的铁蹄。
回饭店的路上我们一言不发。丘特斯基将箱子放在大腿上，看向窗外，我尽量不去听天上那轮月亮的吼叫，不过不太管用。它在美丽如画的哈瓦那夜晚上空无所不在地闪耀着光芒，那么明亮又妩媚，朝我发送着一个个奇思妙想，我却无法行动。我不能行动。我只能微笑着看回去，说着要不了多久了，很快的。
只要我能找到韦斯。
我们无惊无险地回到了房间，一路上基本没怎么交谈。“我把这东西放回屋里，”他提着皮箱说道，“然后咱们去吃饭。”至理名言。既然不能在这美妙的夜晚出去享受月光，那好好吃顿晚餐也不错。
我们坐电梯上楼，穿过走廊朝房间走去。进了屋，丘特斯基小心地将皮箱放在床上，自己坐在一旁。我发现他去楼顶酒吧时就一直随身携带着这只皮箱，我没看出有什么必要，尤其是他这么小心翼翼地对待一只皮箱。而好奇是我唯一的缺点，我决定开口问个究竟。
“那里面有什么宝贝？”我问他。
他笑笑。“没什么。”他说，“没什么值钱的。”
“那你干吗带着它们穿行整个哈瓦那？”
他用铁钩将皮箱勾过来，用手打开。“因为，”他说，“它们可不是普通玩意儿。”他将手伸进皮箱，拿出一把阴森森的自动手枪。“变！”他说。
我想起丘特斯基一路上带着皮箱穿过城市会晤“矮棒”。“矮棒”则带了个一模一样的皮箱——我们坐在那儿听《甘塔那美拉》的时候，两只皮箱就在桌子下面。
“你和你朋友调包了。”我说。
“说对了！”
这不算是我说过的聪明话之一，不过我还是挺惊讶：“这是要干吗？”
丘特斯基冲我笑了一下，显得很有耐心脾气很好的样子，让我很想拿枪对着他扣动扳机。“这是把手枪，伙计，”他说，“你说它是干吗的？”
“呃，自卫？”我说。
“你还记得我们来这儿干吗吗？”他说。
“找到布兰登·韦斯。”我说。
“找到？”丘特斯基问，“你就是这么对自己说的？我们要找到他？”他摇摇头，“我们是要杀死他，伙计。你得想清楚这个。我们不能只是找到他，我们得把他干掉。我们得杀了他。不然你说我们怎么着？把他带回家送给动物园？”
“我以为在这地方杀人不行，”我说，“我是说，这儿不是迈阿密，你知道。”
“也不是迪士尼乐园。”他说。废话，我心想。“这不是郊游野餐，伙计。我们得杀了他，你最好尽快明白这个。”
“嗯，我知道，可是——”
“没有可是，”他说，“我们得杀了他。我知道你可能干不来。”
“我完全没问题。”我说道。
他显然没听见我说的话，大概对我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一时半会儿扭转不了。“你不能一见血就怕，”他继续说，“血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儿，虽然我们从小在‘杀人是错的’的教育中长大。”
这得看谁是教育者了，我想，但我什么也没说。
“可是规定是利用规定的人制订的。而且杀人并不总是错的，伙计。”他怪模怪样地挤挤眼睛，“有时候它是你必须要做的事儿。有时是对方罪有应得。你要是不做，会有很多人死，或者他会先杀了你。在我们这件事儿上，它两样都占了，是不？”
虽然此刻坐在哈瓦那的酒店房间里，听着我的毕生信条从我妹妹的男朋友嘴里说出来是件挺怪异的事情，但我这会儿发自内心地再次感谢哈里，他真是个超越时代的先行者，而且他讲述这个道理时的方式让我不觉得自己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可我对用枪不感兴趣。这方式看上去不对头，就好比在教堂前洗礼用的圣水池里洗袜子。
可丘特斯基显然很开心。“华尔沙，九毫米。真棒。”他点点头，又把手伸进皮箱，拿出第二把手枪。“咱俩一人一把，”他说着将一把枪扔了过来，我条件反射地接住，“你能扣动扳机吗？”
不管丘特斯基怎么瞧不起我，我当然知道要握着手枪的哪一头。毕竟我成长于警察家庭，我天天都跟警察打交道。可我不喜欢枪——太冷冰冰，也缺乏真正的优雅。可他扔过来的仿佛不是枪，而是挑战，我不能就此认输。我一气呵成地将子弹上膛，并照哈里教我的那样做出瞄准的姿势。“真不赖，”我说，“你想让我朝电视射击吗？”
“留着打坏蛋吧，”丘特斯基说，“假如你行的话。”
我将枪往床上一丢。“你真打算这样？”我问他，“我们等韦斯入住后就跟他摊牌？是在大堂还是在早餐厅？”
丘特斯基难过地摇摇头，好像他刚才在教我系鞋带可我就是学不会一样。“伙计，咱们不知道这家伙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他会干什么。他甚至可能会先发现我们。”他扬起两条眉毛看着我，好像在说：“哈，没想到吧，你？”
“所以我们一看到他就把他毙了？”
“我的意思是，你得随时准备好，任何情况都会出现。”他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把他弄到什么僻静的地方下手。不过我们得先准备好。”他用铁钩拍拍皮箱，“伊凡还给咱们带来了其他几样东西以备不时之需。”
“比如地雷？”我说，“还是火焰投射器？”
“是些电子玩意儿，”他说，“最尖端的监视设备。咱们跟踪他，监听他——有这玩意儿咱们可以在一英里以外听见他的动静。”
我很想领略这些玩意儿的妙处，但这些妙处很难对韦斯的胃口，而且对于丘特斯基的追捕计划来说，我希望这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反正他这套詹姆斯·邦德式的做法让我不大舒服。也许是我不对，但我真心感激自己前几十年的人生有多么幸运。我只需小心经营几次尖峰时刻和我自己心里的饥渴欲望，不必对付这些尖端科技，也无须编织花哨模糊的情节，不必挤在这异国他乡的酒店房间，玩味这些不确定性还有火焰喷射器。我只需开开心心地杀人。尽管跟这些高科技装备比起来，我的把戏显得原始草率，但它却不玩儿花样儿、童叟无欺。不用像这样等得肝肠寸断。丘特斯基把整件事儿弄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了。
可是，是我请他帮忙的，现在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没办法，我只能尽量装出很愉快的样子来。“真棒，”我一边说一边兴致勃勃地笑着，可那笑容连我自己都骗不过，“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丘特斯基从鼻子里哼了一下，将枪放回皮箱，然后用钩子把箱子推给我。“等他来了，”他说道，“现在先放到壁橱里。”
我接过箱子，准备把它放在柜子里。我刚要开柜门，忽然感到远处有翅膀扇动的声音，我僵住了。什么？我无意地问。除了微弱无声的一记推拽，一个提示，什么都没有。
我伸手探进皮箱，摸到那把荒唐的手枪，然后一手提枪，一手去摸壁橱门。我打开壁橱门，下一刻呆呆地看着那个昏暗的空间，等着被黑色的羽翼庇护。这不可能，这很超现实，这是梦中才会有的情景——可是我盯着看了半晌，不得不告诉自己这是真的。
是罗杰利奥，丘特斯基那个在前台工作的朋友，他本该告诉我们韦斯何时登记入住的。但显然他不再能告诉我们什么了。从紧紧勒住他脖子的皮带以及他的舌头和眼睛鼓出来的样子判断，他显然已经死了。
“怎么了，伙计？”丘特斯基说。
“我估计韦斯已经登记入住了。”我说。
丘特斯基从床边连滚带爬地赶到壁橱前。他看了一眼后说：“操。”他伸手过去号脉，我觉得真没必要，可这也许是必行的程序吧。他当然没摸到什么脉搏，咕哝道：“真操蛋。”他摸出一些常见的零碎物品，钥匙、手绢、梳子、一点儿纸币。他仔细看了看纸币。“二十块加拿大元，”他说，“好像谁付了他点儿小费吧？”
“你说韦斯？”我说。
他耸耸肩。“你还认识别的杀人的加拿大人？”
这问题问得挺好。既然全国曲棍球比赛的赛季已经结束了好几个月，我只能想到一个人——韦斯。
丘特斯基从罗杰利奥的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是了，”他说，“865房间，韦斯先生。”他将信封递给我，“我猜这是个饮料券。打开吧。”
我从信封里拿出两张椭圆形的卡片。没错，那是两张酒店赠送的饮料券，这个酒店附属的著名酒吧。“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
丘特斯基停下翻检的动作，站起身来。“怪我，”他说，“我告诉罗杰利奥说，韦斯的生日到了，罗杰利奥估计想代酒店表示一下殷勤，赚点儿小费。”他举起那张二十加元纸币。“为了一个月的工资，”他说，“这不怪他。”他耸耸肩。“是我的错，现在他死了，我们的麻烦大了。”
尽管他没把话说透，我已经明白了。韦斯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却不知道他的踪迹，也不知道他的目的，而且现在我们的壁橱里还多了具尸首。
“好吧。”我说，有些庆幸能借助他的见识，“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丘特斯基皱着眉。“首先，我们得去查查他的房间。他估计已经跑了，可是还得查查，万一我们漏过什么就太蠢了。”他朝我手里的信封点点头，“我们知道他的房间号了，而他未必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要是还在这里，那我们就得干掉他。”
“如果他已经不在了呢？”我说。我也有种感觉，罗杰利奥是韦斯留给我们的临别赠礼，韦斯自己已经一溜烟跑了。
“要是他不在房间里，”丘特斯基说，“或者即便他在自己房间里，我们把他弄了出来，不管哪种情况，我都得遗憾地宣布，伙计，咱们的假期已经结束了。”他冲罗杰利奥的尸体点点头，“他们迟早会发现这个，那麻烦就大了。我们得赶紧走。”
“那韦斯怎么办？”我说，“他要是已经跑了呢？”
丘特斯基摇摇头。“他也得跑路，”他说，“他知道我们跟着他，等他们发现了罗杰利奥的尸体，会有人想起他们曾经一起——我认为他已经走了。为以防万一，我们还是得查查他的房间，然后赶紧离开古巴，越快越好。”
显然快马加鞭赶回家执行第二计划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好吧，”我说，“咱们走。”
丘特斯基点点头。“好样儿的，”他说，“拿好枪。”
我拿出那把冰冷的笨家伙，塞进我的裤子皮带，又将那件难看的绿外套拉下来盖住它。丘特斯基关上壁橱门，我们朝走廊走去。
“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上。”他说。这主意好，证明我没小瞧他的经验。这会儿要是有女侍进来清洗衣架可真让我们难为情。我将提示牌挂好，然后我们一起走向楼梯。
在灯火通明的楼顶追踪某人真是种非常非常陌生的感觉，没有月亮将银辉倾洒在我的肩头，没有饥渴的闪亮刀锋，没有后座传来的黑夜行者那愉快的嘶叫，什么都没有，除了丘特斯基那沉重的脚步声，一只是真脚，一只是金属替代物，还有我们的呼吸声。我们找到消防门，顺楼梯走上八楼，到了865房间。房间正如我想象的那样，能看到饭店前方，非常适合架起相机。我们静静地站在门外，丘特斯基用钩子举起手枪，另一只手摸出罗杰利奥的万能房卡。他将房卡递给我，朝门点点头，小声数道：“一、二、三。”我将房卡插进去，转动门把手，退后一步，丘特斯基猛地冲进去，手里高举着枪。我跟着他，也举起了枪。
我断后，丘特斯基踢开浴室门，接着是壁橱，然后他垂下手，将手枪塞回裤子口袋。“在那儿。”他看着窗旁的桌子说。一只大果篮放在桌上，我觉得有点儿巧合，让我想到韦斯曾经拿这些水果干的事情。我走了过去，真好，没有看到内脏或手指。只是几个杧果、木瓜之类，还有一张写着“节日快乐。奈西农酒店敬上”的卡片，没什么异常，但足以让罗杰利奥被杀了。
我们看看抽屉和床下，什么都没有。除了那只果篮，房间空荡荡的，跟德克斯特的内心一样。
韦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