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第二天早上，事情开始走下坡路。
我去上班时，身体疲惫但心情很好，昨晚的活计让我感到满意。我刚坐下来喝了一杯咖啡，正准备处理一大摞文件，文斯·增冈把脑袋伸了进来。“德克斯特。”他说。
“绝世无双的德克斯特在此。”我谦虚地说。
“你听说了吗？”他一副很欠扁的“我保证你不知道”的表情。
“我听说了很多事儿，文斯，”我说，“你指的是哪件？”
“尸检报告。”他说。他说完那几个字后一语不发，只是期待地看着我。
“好吧，文斯，”我只好说，“是哪个我没听说过的能改变我的人生观的尸检报告？”
他皱起眉。“什么？”他说。
“我说不知道，我没听说。请您告诉我吧。”
他摇摇头。“我觉得你说的不是这个，”他说，“不过算了，你知道那些被疯子设计师搞的尸体吧，就是塞了水果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的那些尸体。”
“南海岸和仙童花园那些？”我说。
“没错，”他说，“他们把尸体送到太平间解剖，那儿的管理人员说，哦，太好了，他们回来了。”
“文斯，”我说，“劳驾，在我拿椅子砸你脑袋之前，请直白地告诉我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是说，”他说，这句话我听明白了，“管理员收到那四具尸体后说，它们是从太平间被偷走的，现在它们回来了。”
世界忽然倾斜了，一阵浓重的迷雾笼罩了一切，让我无法呼吸。“尸体是从太平间被偷走的？”我说。
“是的。”
“也就是说，它们已经是尸体了，有人把它们拿走，对尸体干了那些奇怪的勾当？”
他点点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疯狂的事儿，”他说，“从太平间偷死尸？然后拿它们那么玩儿？”
“那个人没有杀死他们。”我说。
“没有，他们都是意外死亡，躺在太平间的台子上。”
“所以根本不是谋杀。”我说。
他耸耸肩。“他还是有罪，”他说，“偷尸体，侮辱尸体，危害公共健康？反正算违法。”
“类似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我说。
“除了纽约。那儿人人都这么干。”
了解纽约人乱穿马路的情况对我现在的心情一点儿帮助也没有。我越想这件事儿，越觉得自己快要有了真正的人类感情。这天余下的时间里我克制不住地越想越多。我感到喉咙里有一种奇怪的梗阻感，一种模糊而无来由的焦虑挥之不去，我不禁想，这就是内疚吗？如果我有良心，此刻会不安吗？这感觉真是非常不安，我一点儿都不喜欢。
而且它是这么没头没脑——东切维奇毕竟拿刀捅了德博拉。她没死成，不是因为他没尽力。他肯定犯了别的很严重的罪，即使未必是杀人。
那我干吗还要“感觉”什么？这点儿小小的意外和冲动的肢解行为真能让我坠入骚动不安的人类情感的泥潭中吗？我没什么好惭愧的，用德克斯特那顺畅而冰冷的逻辑来审视多少次，每次都导向一个结果：东切维奇的死对谁来说都不算损失，至少他肯定想杀死德博拉，难道我非得等她死了，才会为我的行为感到好过一点儿吗？
可我还是很烦，这感觉延续了整个早晨，直到我在午休时去了医院。
“嘿，哥们儿，”丘特斯基疲倦地跟我打招呼，“没什么变化，她睁了几次眼。我觉得她有所好转。”
我坐在床另一边的椅子上。德博拉的情形没有好到哪儿去。她看上去还是一样苍白，几乎听不到她的呼吸，她离死亡比离生存更近。我以前见过人的这种样子，见过很多次，但不是从德博拉身上，而是从那些我精心挑选的家伙身上，当我把他们推下黑暗的陡坡，让他们进入永恒的虚无、承受自己的行为的后果的时候，他们脸上都是这种表情。
这表情我昨晚刚从东切维奇脸上看到过，是他把这种表情弄到我妹妹脸上的，这就够了。没必要再折磨德克斯特那并不存在的灵魂。我干了自己该干的事儿，结果了一个坏蛋的性命，把他送到了他该去的垃圾袋。尽管不是精心策划、仔细调查的结果，可他一样罪有应得，这是我的法庭合议的结果。
像伊斯利尔·萨尔格罗之流，现在就不必仅仅因为光头男人对媒体的一通乱喷来骚扰德博拉并威胁她的事业了。
我的世界变得好了一点儿。我坐在椅子上，嚼着一块非常难吃的三明治，一边和丘特斯基聊着，目睹德博拉睁开一次眼睛，足足有三秒钟。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感觉到我来了，可是能亲眼看到她的眼球真让人激动，我开始能明白一点儿丘特斯基那巨大的乐观精神了。
我回到办公室，对自己和整件事情感到满意多了。是我太草率了吗？那的确不好，可东切维奇是自作自受，他活该。德博拉也不必被内务部和媒体骚扰了，生活回归正轨，我再烦就是庸人自扰了。
午休回来感觉真好，这感觉一直持续到我进了办公楼，进了我的小格子间，我看见库尔特警探正等着我。
“摩根，”他说，“坐吧。”
我觉得他人不错，请我在我的椅子上坐下？于是我坐了下去。他打量了我半晌，嘴里嚼着一根牙签，牙签一头从他的嘴角伸了出来。他一副梨形身材，从来都没特别帅过，此刻更不帅了。他把庞大的屁股塞进我桌旁的另一把椅子里，叼着牙签又喝起了一大瓶“激浪”，溅了一些在他那发黑的白T恤上。他这副一言不发地瞪着我，等着我跟他痛哭忏悔的做派，往轻了说，非常让人讨厌。我忍住放声痛哭的念头，从桌上待阅的文件中拿起一份实验报告看了起来。
过了片刻，库尔特清清嗓子。“好吧，”他说，我抬头挑起眉毛警惕地看着他，“我们来谈谈你的证词吧。”
“哪个？”我说。
“你妹妹被扎的那段，”他说，“有几个地方对不上。”
“好吧。”我说。
库尔特又清了清嗓子：“那么，嗯，再跟我描述一下你看到了什么？”
“我坐在车里。”我说。
“离得多远？”
“哦，大概五十英尺吧。”我说。
“啊哈，你怎么没跟她一起过去？”
“啊，”我说，心想这干他什么事儿，“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又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摇摇头。“你该帮她的，”他说，“也许能阻止那人伤害她。”
“也许。”我说。
“你该像个搭档那样。”他说。显然他仍然着迷于那神圣的搭档关系，所以我忍住没说什么，停顿了一下，他点点头继续往下说。
“后来门开了，他就捅刀子了？”
“门开了，德博拉拿出了警徽。”我说。
“你肯定？”
“是的。”
“可你离了五十英尺远。”
“我视力很好。”我说。怎么今天来找我的每一个人都这么讨厌。
“好吧，”他说，“然后怎么了？”
“然后，”我非常缓慢地把当时的情形回想了一遍，“德博拉摔倒了。她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没成功，我跑过去帮她。”
“这个叫东卡维茨还是什么的家伙，他一直都在现场？”
“不是，”我说，“他消失了一下，然后又回来了，那时我已赶到了德博拉身边。”
“啊哈，”库尔特说，“他走了多长时间？”
“最多十秒钟，”我说，“怎么啦？”
库尔特把牙签从嘴里拿了出来，显然连他自己都受不了了，他考虑半晌后终于决定把牙签扔进垃圾桶，当然，他没扔进去。“问题是，”他说，“刀上的指纹不是他的。”
大概一年以前我拔过牙，医生给我上了麻药。这会儿，有一刹那我感到同样的眩晕感穿过我的身体。“哦……嗯……指纹……”我最后挣扎着说。
“是，”他说，从大汽水瓶里喝了一大口，“我们逮住他的时候，自然给他留了指纹。”他拿手腕抹了一下嘴角，“我们拿他的指纹和那把刀刀柄上的指纹做了对比，不吻合。所以我想，这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儿，你说是吧？”
“可不。”我说。
“所以我想，是不是有两个家伙，不然怎么解释呢，是吧？”他耸耸肩，然后从口袋里又掏出一根牙签开始嚼，“所以，我得问问你当时看到了什么。”
他看看我，带着一种非常专注的愚蠢，我只得闭上眼睛思考。我在记忆中又重放了一遍镜头：德博拉等在门边，门开了。德博拉拿出警徽，然后突然摔倒——我能看到的只是那男人模糊的身影，没有细节。门开了，德博拉出示警徽，轮廓模糊——不，就这些。没有其他细节。黑头发、浅色衬衫，跟全世界一半的人一样，包括我后来猛踢他头的东切维奇。
我睁开眼。“我觉得是同一个人。”我说。尽管出于某些原因我不想再说太多，可我还是说了。“不过老实说，我不是特别肯定。发生得太快了。”
库尔特咬着牙签。我看着牙签在他的嘴角画着圈，他在努力回忆说话的技巧。“所以可能是两个人。”他最后说。
“我觉得有可能。”我说。
“他们中的一个捅了她，跑进去，想着，操，我怎么办，”他说，“然后另一个家伙出来了，操，他跑过去看，然后你踢了他一脚。”
“有可能。”我说。
“他们有两个人。”他重复道。
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一个问题回答两次，所以我只是坐在那里看他转着牙签。如果我以前有过心里闹得慌的时刻，那绝对不能跟我此时的不舒服相比。倘若东切维奇的指纹跟刀柄上的不同，那就说明他没有扎德博拉。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亲爱的德克斯特。如果他没捅德博拉，他就是无辜的，我就犯了个很大的错误。
可是也许哈里的教诲对我的作用比我想象的要深，因为想到东切维奇有可能是无辜的，我就惊慌失措。我还没能从这一大团乱糟糟的思绪中摸清线索，而库尔特还在看着我。
“是啊。”我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库尔特又把牙签朝垃圾桶扔去，结果又没瞄准。
“那另一个人在哪儿？”他说。
“我不知道。”我告诉他。我真不知道。
可我非常想知道。
我听同事说起过“脑残”，还总是觉得自己好命，因为这难听的称号还不曾用在自己身上。可是今天余下的几个小时，我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词儿来形容自己。尖刀之神德克斯特、黑夜王子德克斯特、冷酷锐利的德克斯特，现在脑残了。我当然不舒服，但无能为力。我坐在桌后拨拉着曲别针，希望那些景象能像曲别针一样轻而易举地被拨拉到一边：德博拉倒下，我的脚踢向东切维奇的头，刀子扬起来，钢锯切下去……
脑残。这不仅让人窘迫，让人有气无力，而且无比愚蠢。好吧，坦白说，东切维奇本来是清白的。我犯了个讨厌的小错误。那又怎么样，谁也不是完美的。再说了，东切维奇一直在对死尸做那些勾当，他让几百万美元白白流走，搞砸了城市预算，损害了旅游业。迈阿密有多少人巴不得杀了他来阻止他干这些事儿。
唯一的问题是，我不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我没那么正义，我知道。我从来没假装我多么有人性，我也不会告诉自己，我做的都是对的。我并没高估自己对世界的价值。我做了我该做的，也并没要求感谢。不过以前，我一直都是照着圣哈里，我那几近完美的养父定的教规行事，这次我打破了规矩。出于我不知道的原因，我觉得自己应该被抓起来并接受惩罚。我没法儿让自己不这么想。
一直到下班，我都在和自己是个脑残的感觉做斗争，累得几乎虚脱。我又开车去了医院。高峰时段的交通也没让我高兴起来。等我到了德博拉的病房，丘特斯基在椅子里睡着了，呼噜打得响亮，窗子都被震得直颤抖。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看着德博拉的眼皮翕动。我想这应该是个好迹象，说明她在深睡阶段，慢慢就能好起来。如果她醒了，知道我犯的小错误后不知会怎么说。想到她被刺之前的态度，似乎她不太可能理解我这微不足道的小错误。毕竟她和我一样在哈里的熏陶下长大，要是她连哈里批准我做的事情都无法容忍，就更不会对我超越哈里教规之外所干的勾当听之任之了。
德博拉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干了什么。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一直都在对她隐瞒一切，直到最近。但这次不知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心安。可毕竟我是为她才做的这件事儿，跟其他事儿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出于冲动而鲁莽行事，结果很惨。我的妹妹造就了一个蹩脚的黑夜行者。
德博拉动了动手，只抽动了一下，她的眼睛张开了，嘴唇微微张开，我肯定她将目光锁定在我身上有一会儿，然后她的眼睛又合上了。
她在慢慢恢复，她会好起来的，我肯定。可能不只需要几天，而是需要几个礼拜，不过她迟早会从那个讨厌的铁床上下来，上班，恢复她的正常生活。那时候——
她会把我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但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那对我俩来说不会是什么愉快的事情。因为我刚刚明白，我们仍然生活在哈里的影响之中，我很明白哈里会怎么说。
哈里会说我做的是错的，因为这不是他为德克斯特设计的生活，我对这点记得再清楚不过了。
哈里下班回家的时候通常看起来都很开心。我觉得他不是发自内心地愉快，但他看起来总是很开心，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重要的第一课：让你的表情适应环境。这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菜鸟级魔鬼还以为他跟别人有多不同呢，但这可是生死攸关的。
我记得那个下午自己坐在前院里的榕树上，因为邻居家的孩子也会这么做，那是个热爱爬树的年纪。那些树坐上去很舒服，巨大的枝条横着伸出，是每个十八岁以下的孩子都喜欢去的地方。
所以，那个下午我坐在树上，希望邻居误以为我是个普通孩子。我正处在看世间万物的眼光发生转变的阶段，我开始注意到自己变得非常不一样。比如，我不像别的男孩那样费尽心思要趁博比·盖尔伯爬树的时候从她的裙子下面看见什么。还有……
当黑夜行者开始向我低语些坏念头时，我意识到他一直都在我的身体里，只是他之前没有出声而已。可现在，当我的同龄人开始传阅色情画片时，他在为我传递另一种梦境，大概是来自《好色客》。尽管我刚接触时有些害怕，但越来越适应，越来越喜欢，越来越欲罢不能，直到最后变成我的必需。但后来另外一个同样响亮的声音在告诉我说，这是错误的、疯狂的、非常危险的。这两个声音总是在交战，不分胜负，我什么都没干，只是做这些梦，跟我这个年纪其他人类的男孩子一样做梦。
但一个奇妙的夜晚，两个低语的阵营相遇了。我发现盖尔伯家那条叫巴迪的狗没完没了地狂吠，扰得妈妈睡不了觉。这样不好。妈妈得了一种叫淋巴瘤的神秘绝症，她需要睡眠。我觉得如果我能帮助妈妈让她睡着，就是在做一件好事儿。两种声音都同意我这么做，尽管其中一个稍微有些勉强，但另一个声音，就是比较黑暗的那个，则兴致勃勃地怂恿我尝试。
于是那条叫巴迪的老是乱叫的小狗把德克斯特送上了征程。初试身手显得很笨拙，这很自然，而且比预想的要乱，可仍然是那么美妙、正确而且必需。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又做了几个小试验。精心策划，小心挑选，尽管是在热血澎湃的自我发现阶段，我已经懂得如果邻居家的宠物都不翼而飞，肯定会有人要找麻烦。但我另辟蹊径，骑自行车去了另一块地盘。年轻的我屡屡得手，慢慢学会了自娱自乐。我是那么沉迷于自己的小试验，我把残余废物埋在附近，就在我家后院的灌木丛后面。
我现在当然知道了这其中的不妥。但当时，一切都显得天真而美好，我喜欢每当望向灌木丛时就能沉浸在暖洋洋的回忆之中，接着我犯了我的第一个错误。
那是一个慵懒的午后，我坐在大榕树上，看着哈里停好车走了出来，站住。他脸上是一副工作时的表情，我以前见过他这样子，但很不喜欢。他在车旁站了很久，眼睛闭着，一动不动，屏息静气。
然后他睁开眼睛，换了一副“很高兴回家了”的表情。他朝前门迈了一步，我从树上跳下来迎上去。
“德克斯特，”他说，“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其实什么新鲜事儿也没有，但即便那时我也知道不能这么回答。“很好，”我说，“我们学习了共产主义。”
哈里点点头。“学这个很重要，”他说，“俄罗斯的首都是哪里？”
“莫斯科，”我说，“以前是圣彼得堡。”
“是吗？”哈里说，“为什么改名呢？”
我耸耸肩。“他们现在是无神论者了，”我说，“他们没有圣人了，因为他们不再相信那个了。”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我们开始往屋里走。“那可不太好玩儿。”他说。
“你有没有……嗯……跟共产党打过仗？”我问他，我想说杀人，但没敢，“你做海军的时候？”
哈里点点头。“打过，”他说，“他们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和他们对抗很重要。”
我们来到前门，他轻轻推着我走在他前面，进入充满了新鲜咖啡香气的家。我的养母多丽丝总是为下班回家的哈里煮好咖啡。她那时还没有病得卧床不起，她在厨房里等着他。
他们像往常那样一起喝咖啡，轻声交谈，这是一副诺曼·罗克韦尔画作中的经典场景，如果不是那晚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肯定早把它忘了。
多丽丝去睡觉了。由于癌症病情越来越严重，她需要加大止痛药的剂量，所以就寝时间越来越早。哈里、德博拉和我跟往常一样围坐在电视机前。我们在看一部情景喜剧，我不记得是什么了。当时有很多部，都在试图说明一个道理：尽管我们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我一直等着看到些证据，证明我也是这样的，但不管哪个主角都未曾砍死他的邻居。不过，大家似乎都喜欢看这些剧集。德博拉不时放声大笑，哈里一直面带笑容，我则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持低调，融入其中。
可是在一幕高潮戏演到一半时，就在即将上演我们彼此一样，马上是热烈拥抱时，门铃响了。哈里皱了皱眉，但还是站起来走到门边，眼睛仍然看着电视。我因为已经猜到结局，而且不大会被那些做作的拥抱所打动，所以看着哈里。他打开前廊的灯，从门镜向外看了看，打开门锁，开了门。
“格斯，”他说，语气里略带惊讶，“进来。”
格斯·里格比是哈里在警察局最老的朋友。他们互相给对方的婚礼当伴郎，哈里是格斯女儿贝特西的教父。格斯离婚后，他每逢节假日和特殊日子都会来我家，现在多丽丝病了，他来得没那么勤了，但每次来都会带柠檬派来。
可他这会儿不太像是来做客的，也没带柠檬派。他看上去愤怒而疲惫。“我们得谈谈。”说完推开哈里进了屋。
“关于什么？”哈里说着，仍然开着门。
格斯转过身冲他大吼：“奥托·瓦尔德斯被放出来了。”
哈里看着他：“他怎么会被放出来？”
“他找了律师，”格斯说，“律师说是警察施暴。”
哈里点点头：“你对他是够狠的，格斯。”
“他奸淫幼女，”格斯说，“你想让我亲吻他吗？”
“好吧，”哈里说。他关上门，上了锁。“要谈什么？”他说。
“他现在盯上我了，”格斯说，“经常电话响了却没人说话，只有喘气声。可我知道是他。我还在前门收到了字条，在我自己家里，哈里。”
“督察怎么说？”
格斯摇摇头。“我想自己解决，”他说，“私下解决。我想让你帮我。”
他们说到这里时，巧得跟真实生活似的，电视正好演完了，格斯话音刚落，电视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德博拉也笑起来，然后抬起眼。“嘿，格斯叔叔。”她说。
“嘿，黛比，”格斯说，“你越来越漂亮了。”
德博拉皱了皱眉。那时她已经为自己的相貌感到窘迫了，她不喜欢别人提醒她这一点。“谢谢。”她没好气地说。
“来厨房吧。”哈里说道，拉着格斯的胳膊，带他走了过去。
我很明白哈里带格斯去厨房是为了不让我和德博拉听到他们的谈话，那更激发了我偷听的欲望。既然哈里没明确地说“待在这儿，别听我们说什么”，那么，这就不能叫偷听！
于是我从电视机前站起来，很随意地朝走廊那边的卫生间走去。我在走廊上停下来回头看，德博拉正全神贯注于下一个节目，于是我溜进一小片阴影里听着。
“法庭会处理的。”哈里说。
“就像他们现在处理的这样？”格斯说，听起来比任何时候都生气，“好了，哈里，你很清楚。”
“格斯，我们不是民间治安团。”
“哼，也许我们应该是，妈的。”
静默。我听见冰箱门打开了，然后是啤酒罐被打开的声音。过了片刻，一片安静。
“听着，哈里，”格斯最后说，“我们当警察很久了。”
“马上就二十年了。”哈里说。
“从干这份职业的第一天起，难道你就没感觉到法律不好使？最大的坏蛋总是能逃脱坐牢，回归自由，是不是？”
“那也不意味着我们有权力——”
“那谁有权力，哈里？要是我们没有，谁有？”
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最后哈里说话了，非常温和，我得紧贴着墙才能听见他的话。
“这不是在越南，”哈里说，格斯没吭声儿，“我在那儿明白了有些人能当冷血杀手，其他人不能。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哈里说，“这事儿最后对你没有好处。”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我，但你做不来？假使有谁罪有应得，哈里，这个奥托·瓦尔德斯……”
“你干吗呢？”德博拉的声音传来，离我耳朵八英寸远，我吓得跳起来，头撞在了墙上。
“没什么。”我说。
“你可真够搞的。”她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决定不再听下去了，于是回到电视机前的座位上。我已经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我兴致勃勃，亲爱的甜蜜和善的格斯叔叔想杀人，希望哈里帮忙。我的大脑兴奋地高速运转起来，疯狂搜索着所有可能说服他们让我当帮手的借口——或者至少让我看着。这有什么不好？这几乎可以称为公民应尽的义务！
但哈里拒绝帮格斯，过了一会儿格斯离开了，他看上去很受伤。哈里回到电视机旁和我以及德博拉一起又待了半小时，努力想唤回他的快乐表情。
两天之后，格斯叔叔的尸体被发现。手足都被砍断，头也被砍下，而且生前明显遭过毒打。
三天之后，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哈里在后院里的灌木丛下发现了我的小动物墓地。又过了两周，我看到他好几次都望着我，带着他的工作表情。我当时不知道怎么了，而且有点儿害怕，但我当时只是个傻小子，完全不敢提问说：“爸，你干吗那么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后来，结局揭晓了。格斯叔叔遇害三周后的一天，哈里和我去艾略特海湾露营，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从“你现在变了，孩子”开始。哈里自此改变了一切。
他的计划，他为德克斯特设计的道路，他为我精心打造的智勇双全的方针铸就了今日的我。
现在我偏离了这条路，走了一段小小的危险岔路。我几乎能看见他摇着头，用那双冰冷的蓝眼睛看着我。
“我们得管教管教你。”哈里会这么说。
丘特斯基那震天动地的鼾声将我拉回现实。这呼噜打得实在太响，引得一位护士把头伸进门，把所有仪器仪表检查了一遍才走，临走还一脸狐疑地回头看着我们俩，好像我们成心发出那可怕的鼾声把她的机器都震坏了似的。
德博拉的一条腿能轻微地动了，证明她还活着。我把自己从回忆的曲折走廊里拽回来。在某处，某人把刀扎进了我妹妹的身体，他因此而有罪。这就是关键。有人干了这事儿。有一条很大的漏网之鱼在那儿游荡，我得抓住他，让事情重新井然有序。因为有这么一个大漏洞在那里悬而未决，我有了一种紧迫感，我清理厨房，打扫卧室。很杂乱。德克斯特不喜欢乱七八糟。
又一个念头浮了上来。我想轰走它，可它挥之不去。我闭上眼睛再把当时的情景想了一遍。门开了，德博拉举起警徽，倒下。门仍然开着，直到我赶到她身旁……
也就是说，另外有一个人一直在屋内看着。也就是说，那里有人知道我的模样。第二个人，也就是库尔特警探说的那样。我可能知道这个假设的第二个人的名字。我们本来是要去找一个叫布兰登·韦斯的人，询问关于他对旅游局的威胁，可是最后却遭遇了东切维奇。所以很可能他们俩在一起生活——
另一辆小火车进站了：阿拉贝拉。那个在乔餐馆的清洁女工，她曾经见过两个带照相机的同性恋游客。我也在仙童公园看到过两个带相机的男人在拍摄人群。一切都从一段寄到旅游局的关于犯罪现场的电影开始。这不是结论，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很高兴，因为大脑的功能正在回归到德克斯特身上。
我又有了一个主意。再引申一步，如果这个假想中的韦斯一直在跟踪媒体报道，这看上去非常有可能，那他大概知道我是谁，而且可能觉得有必要跟我谈谈。这想法并没让我觉得荣幸和兴奋。这意味着当他来时我要么成功地保护自己，要么束手就擒。不管哪种方式都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且会引来很高的曝光率，这对我的秘密身份不利，是我想尽一切可能避免的。
所以我得干一件事儿：先下手为强。
这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一直很擅长从电脑上找东西和找人。其实，正是我的这个天赋把我和德博拉引到目前棘手的麻烦之中，所以从对称原理上讲，这个同样的技巧将为我解围。
好吧，开工。号角已经吹响，我要埋头在我那值得信赖的电脑上了。
跟以往一样，当我就要开始执行决定性的行动时，所有的事儿都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正要站起来，丘特斯基突然睁开眼说道：“哦，嘿，哥们儿，医生说——”话没说完，我的手机响了，我伸手去摸手机，这当儿一个医生走进病房说：“这里。”两个实习医生紧跟在他身后。
然后我稀里糊涂地听着医生、电话和丘特斯基在说话：“嘿，哥们儿，这是医生——童子军，阿斯特的朋友得了腮腺炎——高级神经中枢看起来在回应……”
我再次为自己不是个正常人而高兴，因为如果我是正常人的话，肯定会拿椅子砸医生，然后尖叫着夺门而出。而此刻我朝丘特斯基挥挥手，转过身离开医生，专注于电话。
“抱歉，我没听见你说什么，”我说，“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说，你要是能回家就好了，”丽塔说，“如果你不是特别忙的话。因为科迪今晚参加他的第一次童子军活动，阿斯特的朋友露西得了腮腺炎，也就是说阿斯特不能去她家过夜，所以我们俩有一个得在家陪着她。我想，如果你的工作不是特别忙的话……”
“我现在在医院。”我说。
“哦，”丽塔说，“哦，那好吧，她好点儿了吗？”
我看看那一小群医生。他们正查看一小堆显然跟德博拉有关的文件。“我想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我说，“医生现在就在这儿。”
“哦，要是这又——我猜我能——我是说，阿斯特可以跟科迪一起去童子军活动——”
“我带科迪去童子军，”我说，“让我先跟医生说两句。”
“如果你确定，”她说，“如果这样，你知道。”
“我知道，”我说，尽管我不知道，“我马上回家。”
“好吧，”她说，“我爱你。”
我挂了电话，转身看向医生。其中一名实习医生正翻起德博拉的眼皮，用一只小手电筒检查她的眼球。真正的医生正注视着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文件夹。
“劳驾。”我说，他抬眼看我。
“有什么事儿吗？”他说。脸上带着一个我能看穿的虚假微笑。笑得几乎跟我一样好。
“她是我妹妹。”我说。
医生点点头。“亲属，好吧。”他说。
“有进展吗？”
“嗯，”他说，“高级神经中枢看起来恢复功能了，自主反射也不错，没发烧和感染，所有预后分析都显示将在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出现好的进展。”
“太好了。”我期待地说。
“不过，我得警告你，”他说，带着装出来的皱眉以示严重，“她失血过多，这会引起永久性的脑损伤。”
“但现在还不能确诊？”我说。
“是的，”他说，使劲儿点头，“就是这么回事儿。”
“谢谢你，医生。”我说，然后绕过他走了两步到了丘特斯基那里，丘特斯基为了给医生腾出地方检查德博拉，正站在角落里。
“她会没事儿的，”他告诉我，“别被这些家伙吓着，她绝对会没事儿的。记住了，我让泰德尔大夫来看过了。”他压低声音小声说，“不是对这些家伙不敬，但泰德尔比他们棒多了。他把我恢复原样，我伤得比这个厉害多了，”他说着朝德博拉点点头，“我也没有脑损伤。”
考虑到他表现出来的极端乐观主义精神，我不太确定他的话是否是真的，但也没必要辩论。“好吧，”我说，“我稍后再跟你联络。我家里有点儿急事儿。”
“哦，”他说，皱了皱眉，“家里都还好吧？”
“都好，”我说，“是童子军的事儿让我担心。”
我随口一说的告辞台词，没想到却一语成谶。
丽塔给科迪找的童子军组织在离我们家几英里远的金湖小学举行活动。我们到得有点儿早，就在车里等了一会儿，科迪面无表情地看着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子穿着蓝色制服跑进学校。我让他坐在那儿看，觉着稍微有个心理准备对我们俩都好。
又来了几辆车。更多穿蓝色制服的孩子跑进学校，显然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参与。任何一个有感情的人都会觉得这场面很动人——一个家长欢喜地站在他的货车旁用摄像机拍摄着向学校里奔跑的孩子们。可是科迪和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
“他们都一样。”科迪细声细气地说。
“观察他们的外表，”我说，“这是你需要学习的。”
他茫然地看着我。
“就好比穿上一件那样的制服，”我说，“当你看上去和他们一样时，人们就相信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你能做到。”
“为什么？”他说。
“科迪，”我说，“我们讲过了，保持正常的外表有多么重要。”他点点头，“这能帮助你学会使自己看起来跟其他孩子一样。这也是你培训的一部分。”
“那其他部分呢？”他说，第一次显出了热情，我知道他在渴望锋利的刀刃。
“如果你把这部分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做其他部分。”我说。
“一只动物？”
我看看他，他小小的蓝色眼睛里闪过一道冷冷的光，我知道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唯一能做的是给他漫长而艰难的训练，就像我自己经历过的一样。“好比——”我说，“我们会做掉一只动物。”
他又看了我很久，然后点点头，我们下了车，跟着人群去了餐厅。
在那里，其他男孩们，还有一个女孩正在跑来跑去，吵个不停。科迪和我安静地坐在小小的塑料椅子上，小桌子刚到膝盖。他看着别的孩子嬉闹奔跑，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也一点儿都不想参与，这就是一个起点，我得帮帮他。他还太小，还不到离群索居的年龄，我得让他把伪装穿上。
“科迪，”我说，他漠然地抬头看我，“看看那些孩子。”
他眨眨眼，然后转头看看屋内。他一言不发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对着我。“好吧。”他柔声说。
“你看他们都在跑着玩儿，而你没有。”我说。
“嗯。”他说。
“你要先站起来，”我说，“你得假装你在这儿很开心。”
“我不知道怎么做。”他说。这句话对他来说是一大段演讲了。
“但你得学，”我说，“你得让自己看起来和别人一样，不然……”
“好啦，好啦，你怎么了，小家伙？”一个声音响起。一个咋咋呼呼的大块头男人走了过来，将手捂在膝盖上，好让自己的脸凑近科迪。他穿着童子军领导的服装，与他露出来的多毛的腿和大胖肚子显得非常不协调。“你不是害羞了吧？”他说着脸上露出一个大得可怕的笑容。
科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了他半天，那男人的笑容往回收了一些。
“不是。”科迪终于说。
“哦，那好。”男人说着站起身，往后退了一步。
“他不是害羞，”我说，“他只是今天有点儿累了。”
男人将他的笑容转向我，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伸出手。“罗杰·多伊奇，”他说道，“我是童子军的领导，想在活动正式开始之前跟每个人认识一下。”
“德克斯特·摩根，”我说，跟他握了握手，“这是科迪。”
多伊奇又把手伸向科迪。“嘿，科迪，见到你很高兴。”科迪看看他的手，然后看看我。我朝他点点头，他便将自己的小手放到面前这只大胖手里。“嘿。”他说。
“那么，”多伊奇不罢休地说，“科迪，你为什么来童子军？”
科迪看看我，我笑笑。他转过头对着多伊奇。“寻开心。”他说。他的小脸跟在葬礼上似的面无表情。
“太好了，”多伊奇说，“童子军会让你开心的，不过也有严肃的部分。你会学到所有很酷的东西。有什么是你特别想学的吗，科迪？”
“刻动物。”科迪说，我差点儿从小椅子上摔下来。
“科迪。”我说。
“不，没事儿，摩根先生，”多伊奇说，“我们刻很多东西。先从刻肥皂开始，然后刻木头。”他朝科迪挤挤眼，“如果你担心他用刀，我们会小心不让他伤着自己。”
我不大好说我担心的不是科迪用手里的刀伤着自己。他已经很明白要握着刀的哪一头，而且他已经表现出早慧，懂得从哪里下刀。可我相当肯定科迪不会从童子军学到他想要的那种刻动物，至少在初级班不会。所以我只是说：“我们要跟妈妈说说，看她有什么意见。”多伊奇点点头。
“好，”他说，“别害羞。你只管双脚并用全身心投入好了。”
科迪看看我，又朝多伊奇点点头。
“好，”多伊奇说着，终于站了起来，“可以开始了。”他朝我点点头，转身去召集队伍了。
科迪摇摇头，低声嘟囔了几句。我凑过去。“什么？”我问。
“双脚。”他说。
“只是个比喻罢了。”我告诉他。
他看看我。“傻比喻。”他说。
多伊奇走过大厅，叫大家安静，把他们召集到大厅前面。科迪该过去了，即便是先用一只脚。于是我站起来向他伸出一只手。“来吧。”我说，“会挺不错的。”
科迪看上去不大相信，但他还是站了起来，看着其他聚集在多伊奇面前的孩子们。他尽量昂首挺胸地深深呼吸了一下，然后说了声“好吧”，走了过去。
我看着他小心地排开周围的孩子，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站在那里，既孤单又勇敢。这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对我来说也是一样。融入一个和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集体，一定有好多别扭的地方。他是一只小狼，现在要长出绵羊的毛，还要学着叫“咩”！只要他对着月亮嘷叫一次，就全完了。
我呢，我只能看着，间或给他一些指点。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过程，我还记得有多痛苦，心里明白这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全不是为了自己——那些笑声、友谊、归属感，没一样是自己能感觉到的。更糟糕的是，这些跟自己全无干系，自己还得假装能感觉到它们，学着戴上快乐的假面以掩饰空洞的内心。
我还记得刚开始的那几年有多么难熬：第一次学着放声大笑，却总是在错误的时间，显得特别不正常。跟别人自在轻松地交谈，谈些恰当的内容，做出恰当的反应。这是个漫长、痛苦而又别扭的过程，得观察别人都是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做着这些事儿，为自己天生和这些得体优雅的表达方式无缘而感到痛苦。笑，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却变得比登天还难，得通过观察别人才行。
科迪必须经过整个令人生厌的过程来明白，自己将永远和别人不同，同时又要学会假装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这还只是个开始，是哈里之路开始时容易的部分。然后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艰巨和痛苦，直到人工伪造的生活全部建立，并变得稳固。都是装的，永远都在刻意去做，只有短暂而稀少的刀锋时刻让人期盼——我正在把这些传授给科迪，这个小小的受损的生命，他站在那里，身体僵硬，表情紧绷，期待着那永远不会有的归属感。
我真的有权力把他塑造成这个样子吗？只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了，就意味着他也必须这样吗？坦白地说，最近我自己做得都不是特别好。哈里之路本来是这么清晰确凿聪明的道路，却暗暗地被转了个弯。德博拉，这世上唯一一个应该理解我的人，却让我怀疑这一切是否正确。她此刻就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而我则在城市里游荡，残杀无辜。
这真的是我希望科迪过的生活吗？
我看着他跟着大家宣誓，心中找不到答案。直到散会后带着疲倦而不确信的科迪回家，我仍然毫无头绪。
丽塔在门前迎接我们，看上去有些担忧。“怎么样？”她问科迪。
“好。”他说，脸上一副不好的表情。
“还可以，”我说，听上去稍微有点儿说服力，“会更好的。”
“一定。”科迪轻声说。
丽塔看看科迪，又看看我：“我不是——我是说……你们……你……科迪，你还会坚持去吧？”
科迪看看我，我几乎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寒光闪过。“我会的。”他对妈妈说。
丽塔看起来放心了。“太好了，”她说，“因为这可真——我知道你会的，你知道。”
“我肯定他会的。”我说。
我的手机响了，我接了起来。“是。”我说。
“她醒了。”丘特斯基说，“她说话了。”
“我马上来。”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