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使馆
东京，1942年3月29日
亲爱的蒂利茨夫人：
岸先生费心为我们安排打球，好像都已经安排妥当了。艾丽斯都已告诉我了。他这样做，我衷心感激，您或公使若有机会向他转致此意，我将非常感激。岸一向是我在日本最值得尊重的朋友之一，任何东西都无法改变我对他的私谊和钦慕之心。无论已经发生或将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感情都将永存不渝。他筹办球赛，如此体贴、仁厚，正是他经常助人为乐的体现，我认识他这十年来，他这种特性只有我最了解。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较愉快的场合重逢，继续我们的友谊，一如既往。
遗憾的是，我有许多理由不能接受打球的邀请。虽然岸先生已尽力，但这些理由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很久以前瑞士公使也做过类似的努力，但我一开始就告诉他我断不会接受这种邀请，请他不必费心。事实上，有位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干事就曾对公使说过，如果我们到那里去，将会使俱乐部的成员尴尬。我也决不愿意到任何俱乐部去而自陷于为难之境。尴尬的感觉是彼此都会有的。
我之所以无法接受这次邀请，还有更重要的理由。除看病外，日本政府不许我们离馆外出已有近四个月之久了。现在撤退之日将近，日本当局才开恩允许我们去球场消遣。也许一次，也许两次，我不清楚。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他们现在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给拘留我们的记录添上一点光彩而已。我很清楚日本宣传部门的伎俩。如果我接受邀请，他们就将大肆宣扬，借以表明在整个拘留期间我们都是受优待的。可是我们所受的待遇绝谈不上优越，在初期日本当局还违反了国际惯例的一切规矩。我们不仅被视为俘虏，甚至被当作罪犯，在整个拘留期间都不断受到警察的侮辱和压制。我不愿细说，以免增加您的精神负担，但这些事将来还是很难忘记的。
暂且放下在大使馆受到的待遇问题不谈，我也抱着美国人所共有的那种反感，其强烈程度实难形容。
至于馆员们，我已做如下决定：不希望他们把这次邀请作为游乐或消遣来接受，不过假如他们出于身心健康的考虑，觉得需要出去走一走，我也不反对他们自己去打球。部分馆员，特别是那些不像我那样在苦难中有妻室的人，被拘留久了，确实很不好受；他们希望也需要到空旷的地方去一下，我完全同情这种需要。他们会不会接受邀请，我不知道，但他们要去，我完全允许。
岸先生既有此美意，又如此尽力，我想他定会谅解我这种态度。这封信也可以给他看看。
谨向您和公使致以最热情的问候。
格鲁谨上
1942年3月28日
瑞士公使来访。他今天来到使馆门口时，大门半闭，警察只是袖手旁观，瞪眼看着他，既不走过去开门，也不叫汽车司机自己去开。公使遂转赴外务省，将此事告诉木内。木内说：“这可太严重了。”他打电话给警视厅总部，但戈尔热坚持要个外务省官员陪他一起来。在外务省官员面前，警察也还是那个样子，司机只得自己下车来开门。我很高兴，外务省官员亲眼看见了这种情况。这也许只是个别警察的态度问题，但故意侮辱的可能性则更大，其原因大概是公使来得太频繁，也可能是我们抗议藤本事件，把他们惹火了。戈尔热当然很气愤，很恼火，因为这是对他的直接侮辱。又一次无礼，我们身在使馆，无可奈何。
1942年3月30日
加濑来看我，替一位任高官的日本朋友给我带来一块羊肉和几个橙子。我和加濑谈到藤本事件及警察侮辱我们的种种行为，希望他转告东乡。
天野医师的夫人来到使馆，给我们所有人首次注射伤寒和副伤寒预防针。
1942年3月31日
瑞士公使来访。日本政府已向我国政府提议，我们可于4月25日前后乘船经上海、西贡，也许还有新加坡前往洛伦索-马贵斯，于5月20日到达。船可载客约一千一百人，因官员约有五百人，所以还有空位，大致可载六百名平民。戈尔热建议，这六百个舱位大致可分一百个给侨居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平民，给侨居日本和中国者各二百五十个。日方希望美方撤侨船亦同时开到洛伦索-马贵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