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6日
瑞士公使带来了日方对我国政府关于在洛伦索-马贵斯交换外交人员的建议的答复。日方接受了交换地点，但对波伦所拟备忘录中提及的两项提案有许多异议。我召集全体馆员开会，把谈判取得的进展告诉他们，对他们保持高昂的士气和卓越的和衷共济精神再次表示赞佩。
1942年1月18日
听从艾丽斯的建议，这周日的早晨我们有许多人在馆舍的音乐室聚会，唱了好几首大家最爱唱的赞美诗，琼斯弹钢琴，本宁霍夫当指挥。玛丽昂·阿诺德清亮的嗓音十分悦耳。
因闲时较多，有了大量读书的机会。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的《曙鸟》（Bird of Dawning）已看完第二遍，这是古今描写海洋的最伟大史诗之一，不可不读。又看完了达格代尔夫人（Dugdale）写的鲍尔弗（Balfour）传记的第二卷，现在正在看杰塞普教授（Jessup）写的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传记。西奥多·罗斯福处理远东问题时，鲁特曾参与其中。在现在这个时刻，关于他的言行，读起来别有味道。
1942年1月19日
瑞士公使戈尔热和他的夫人终于被允许来看艾丽斯。今晨来访，两位夫人聊了约两小时。其间，许多日本朋友和另外一些人送来鲜花和水果，共二十二批，还有一些人想送，但未能获准。有几个外交界的同僚也送花来。
1942年1月20日
现在日本报纸那种得意忘形的自吹自擂，读起来真令人作呕。我正准备带两整套12月8日以来的《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回去，一套送国务院，一套留给自己。
1942年1月22日
在高尔夫球赛中略胜斯通一筹，但不久就被鲍勃·费尔里（Bob Fearey）打败了。本宁霍夫在一场紧张的羽毛球决赛中战胜了拉姆。此外还有桥牌、象棋、跳棋等比赛。我们总是搞得很热闹。
我为我的私人秘书鲍勃·费尔里感到自豪，他是马萨诸塞州劳伦斯主教的孙子，非常称职。由于缺乏洗衣设备，每个馆员，不论男女，都是自己洗衣服，半个大院看去就像后院一样，晾满了衣服和寝具。费尔里却在官邸阁楼上找到一台旧洗衣机，于是他便在拉斯塔德（Rustad）的帮助下每天为全体馆员浆洗两次。他还是他那座公寓的防空监视人兼体育指导员，另外还轮流当值日官和主持整理办公楼的内务。顺便一提，他还是个电学家、无线电专家和飞行员，曾做过五百余次跳伞。这些本领都是他在哈佛念书时利用暑假学的。费尔里真是个精明能干而又热心公益的青年，前途未可限量。
1942年1月24日
荷兰公使帕布斯特将军因心脏病于今天在圣路加医院去世。他从1923年起当驻日公使，在此以前早已任公使馆的陆军武官，是这里资格最老的外交家。一如克雷吉和罗默，他是我最亲密的同僚之一。他有荷兰人典型的固执，但为人谦和，与我意气相投。我将永远怀念他，把他看作我在日本结识的为数不多的最值得尊敬的朋友之一。他的突然去世令我非常难过，但对他来说，这倒是个幸福的解脱，因为我想他没有什么亲人，又是鳏居，战争造成的事态必定更加深了他的愁苦。
1942年1月25日
星期日又唱了赞美诗，现在这要成为定例了。这类聚会颇有鼓舞士气的作用。日子过得很快，星期日与星期日之间的间隔似乎很短。我们一点也不感觉厌烦，至少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特别是那些可以做点学问而以此自娱的人。
杜曼正忙于写一本很有趣的书，根据网球球友堀田伯爵提供的日本文献讲一些汤森·哈里斯出使日本的逸事，堀田是一个在哈里斯那个时代相当于外务大臣的日本高官的后裔。那时日本官僚特别是警察当局的心理和今天使馆中我们这些人遇到的情况何其相似，这一点显得格外有趣。
在馆员中，我确实感到遗憾的只是极少数馆员。这些人没有做学问的兴趣，极少或毫无常读有益书籍的念头。大多数人都忙于馆舍和院子里的日常勤务，甚至得承担离职打杂女工的活，每晨轮流擦洗和打扫。但有些馆员恐怕是太离不开纯粹的社交活动了，这种人必定有感到厌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