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务院所记原稿的大意）
东京，1941年11月3日
大使向赫尔国务卿及威尔斯副国务卿汇报如下。
他引用《东京日日新闻》11月1日的社论（已以同日第1729号电报呈报），又称该报还在“帝国濒临最大危机”的头号标题下发表了一条来自纽约的专电，摘要报道了据说是日本大使馆交给《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必须结束美日经济战的声明。据信，所引社论和评语都是当前日本人情绪的准确反映。
大使引述了许多电文，那些都是他数月来对日本国内影响政策的一些因素的分析，并表示他已没有补充，也不想进行什么实质性的修改。他认为，以下述各点来观察现状和最近将来的局势，也许就可以对日本的立场做出一个结论性的判断。
（1）日本不可能把日本或日中冲突同欧洲的战线及其变动分割开来。
（2）日本的政治思想，从中世纪思想到自由主义思想，应有尽有。因此，其公众舆论是一个变量。任何一派思想占优势，都可以随时对国外事件和形势的冲击产生决定性作用。（民主国家则不然，由于影响和指导外交政策的原则同属一类，由于引起意见分歧的多半只是方法而非原则，舆论形成的方式则有所不同。）例如，去年德国在西欧大获全胜，随之而来的便是亲轴心国分子在日本得势；后来德国未能入侵英国本土，又让日本对德国的最后胜利产生怀疑，而这个因素又有助于增加稳健派的力量；最后，德国进攻苏联，推翻了苏德将保持和睦的预估，这又使日本人认识到把日本拖进三国同盟的人其实犯了大错。
（3）近卫公爵力求调整日美关系，并希望借此来促成与中国媾和，东条内阁也答应继续这样做。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是想纠正1940年的错误。如果此举失败，如果德军继续得胜，那么日本就会同轴心国结成最终的、更紧密的联盟，这在意料之中。
（4）美国许多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都推断，由于财力物力有减无增，以致最终枯竭，作为军事强国的日本很快就会崩溃，但驻日大使馆从来不相信这种理论。这类预测是不自觉地以一个假定为根据，即日本必优先考虑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没错，日本的商业大部分的确已遭重挫，工业生产量锐减，国内资源消耗殆尽，但他们预言的那种结果并没有出现。相反，使国民经济一体化的计划已在严格实施中，若不是如此，日本就真会如预言的那样崩溃了。由此可见，至此刻为止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证明那种推断，即对日继续实施禁运便是有效的，必要时还能进行封锁（有人提议过），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远东作战。
大使谈到他1940年9月12日发的第827号电（报告日本军部把德国在欧洲得胜所造成的形势视为扩张的“绝好机会”）。他的电报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当时美国若采取和解措施，看来既不明智又徒劳无益。电报中建议的强硬政策随后即为美国所采纳。这种政策，加上世界政治事件对日本的冲击，迫使日本转而谋求与美国和解。大使推断，谋求和解的努力如果失败，日本的钟摆就可能再次摆回以前的立场，甚至可能摆得更远。这又会导致日本进行他所称的全力以赴的殊死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封锁，宁冒民族切腹的危险，也不向外国压力屈服。据每天在感受日本国民气质和心理的观察者的认知，毫无疑问，这种事故不仅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
若认真研究日本人的性格和气质，就会明白：逐步加紧实行严厉的经济措施即可避免战争之说完全是一个靠不住的假设。根据这个假设来考虑美国的政策和措施是危险的。据大使馆的意见，采取这一方针并不能避免战争。不过，每种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因此大使馆也认为，把任何一个观点定为绝对正确，并据以确立政策，都是违背美国国家利益的。这也是本末倒置。根本问题在于，如果国防的第一线，即外交工作失败，与日本开战是否符合美国国家的目标、政策和需要。这显然是首先要决断之事，因为只有在这个决断的基础上，罗斯福政府才能够奉行一种尽量不会因摇摆不定、见风使舵、意见纷纭诸因素所影响的大政方针。大使并不怀疑，由于一经做出便不容轻易改变，这种决断一定已经过充分讨论并且落实，因为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大使特别强调，他在对这个重大问题发表上述议论时，并不了解政府的意图和想法。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政府正在实施一种考虑不周的政策。他也并不是想主张美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或者从作为指导和调整国际关系包括美日关系的基础的根本原则后退一丝一毫。方法可以灵活，在原则问题上却绝不能妥协。日本有可能贸然对美国发动自杀式袭击，大使的目的只不过是要防止美国因误解这一点而遭到日本袭击。诚然，若遵循正常的治国安邦之道，日本是不会采取那种行动的。然而，不能用美国的推理标准来衡量日本。
大使认为不必过分担心目前日本报刊的好战腔调和报道内容（几年来都在猛烈攻击美国，时起时伏）。但他又指出，日本显然已有准备，一旦和平计划失败，便执行另一个计划。如果对这点估计不足，就是短视。他还说，认为日本的备战不过是炫耀武力，目的只在于给日本的高压外交以精神支持，并根据这种看法来制定政策，也同样是短视。日本的行动，不仅会使日美武装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也许还会是危险的、戏剧性的突然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