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7日
今天我馆参赞尤金·杜曼再度会见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杜曼关于此事的报告照录如下：
牛场先生昨天来电话求见，我提议请他今晨来我家和我共进早餐。牛场先生按约定时间准时到来。由于进餐时有仆人在场，谈话中需要记录下来的内容不多，实质内容如下。
牛场先生说，由于日美预备会谈毫无进展，首相处境困难。近卫公爵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反对派现已有了一些具体材料，可以用来攻击内阁，前景相当暗淡。他说，除非我们充分理解首相是在什么情况下来提议会谈的，否则就不会懂得局势的全部含义。陆军很想结束日中冲突，但绝不肯来负责倡议结束这场冲突。当近卫公爵负起责任时，陆军便给他充分的、无条件的支持，他的崇高愿望若无法实现，他就得为此“负责”，以后谁也不会有他那样敢冒风险的勇气了，也不会有他那样的声望和政治地位，足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日中冲突这样的国家重大事务，同时还能得到陆军的支持。
牛场先生继续说，美国政府方面一张牌也不肯摊出来，这就加深了日本政府中人的悲观情绪。诚然，美国政府对其原则已做了充分的说明，但它没有明确说明过要日本政府承担什么。会谈开始已经几个月了，美国政府显然还是步步留神，不让日本人知道任何细节，真是令人失望至极。自收到美国上次的备忘录（10月2日）以来，日本政府中有更多的人认为，日本已落入陷阱，论点大致如下：美国本就没有与日本达成协议的意图；现已使日本暴露了它的政策和目标；这些政策和目标与美国的政策和目标不符，因此美国有正当理由拒绝与日本达成协议，应继续对日本保持敌对态度。
我对牛场先生说，这种揣测是毫无根据的。我记得，10月2日的备忘录曾提到美国公众对关于正与日本进行会谈的报道是怎样反应的，并曾讲明美国政府对解决太平洋问题的渴望并不下于日本政府，但美国的舆论既然是这样，就需要在开正式谈判以前先就一些根本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牛场先生问，我们曾否收到这个备忘录的文本。我给他看的摘要（10月4日我让他看过备忘录的摘要）简单明了、陈述客观，但据他说实际上备忘录的文本“令人极不愉快”。里面充斥争辩和教训，寸步不让，没有一点旨在推动日本政府满足美国政府愿望的暗示或迹象。他还举出涉及对欧战的态度的那段内容作为例子，反问道：备忘录为什么不暗示一下到底期望日本政府做出什么承诺？
最后牛场先生表示意见称，日本政府只剩下一个请求，那就是美国究竟要日本做何种性质的承诺，请美国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清单，这个请求若得不到明确答复，那就终止会谈。
与此同时，我于今晨应邀拜见外相。一开始他告诉我，这里已经收到了国务卿10月2日交给日本大使的备忘录正文，正在细加研究。外相问我对备忘录有何看法，我答道，大使馆只收到一份摘要，在我有机会研究全文以前，我想还是不表示意见为好。
丰田将军接着又告诉我，他已被告知我与首相9月6日私下会晤的情况，且已获悉我已将近卫公爵在会晤时讲的话作为“个人密信”通过国务卿转给了总统。外相说，他希望我明白，他绝无反对我同近卫公爵接触之意；相反，他倒期望通过这样的会晤可以很好地交换意见。丰田将军说，首相关于9月6日会晤的私人记录表明，近卫公爵虽已“在原则上”接受了国务卿一直强调的四点，但仍表示，在将这四点应用于实际情况时，还须进行某些修正。可是，10月2日美方交给日本大使的备忘录却说首相“完全同意”那四点。因双方记录有异，所以就命令野村将军告诉国务卿，若认为这话是首相在那次私人会晤中讲的，就应该把“完全同意”改为“在原则上”。
外相声称，首相在9月6日讲的话纯属私人的、非正式的性质，目的不过是让我知道在日本政府决策中居重要地位的一个人的私见而已。托我将他的意见的要旨作为私信转致总统，是近卫公爵在会谈当中才想到的。丰田将军说，因此万没有料到，首相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讲的话，竟会被收进一份正式公文中，这份公文是要在许多并不知道我和近卫公爵会面过的日本政府官员中传阅的。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既然出现了有关首相意见的错误记录，事前外相和我又没有彼此核对过关于9月6日近卫公爵和我会晤时的谈话的记录，所以有必要把首相谈话的日方记录拿出来澄清。（首相用日语说的、经杜曼译给我听的意见，在我汇报那次会谈的电报中叙述得很恰当、很准确，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上述所谓日方记录，一定是把首相后来说的两句话搬到前面去了，这两句是：“他确信意见分歧是可以很好地调和的”“他明白，有几点还需要阐明和澄清”。）
谈到这里，丰田将军说，他希望研究完毕后，即可对国务卿10月2日的备忘录提出意见，在此期间，最好不要讨论那些他所谓“技术性程序”引起的事项。他指的是某些分歧，例如对近卫公爵9月6日的谈话和日本大使提交国务院的一些材料曾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东西有的并非正式文件，有的颇不完备，日本大使9月4日提出的草案就属于这一类。丰田将军觉得，费力去澄清这类由技术性程序引起的细节，只会使讨论复杂化。不过，一旦会谈真取得进展，他还是准备处理这类问题。
外相说，至于国务卿10月2日的备忘录，他想先提个简单的意见：他有个印象，美国政府是要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地恢复到四年前的原状。自那时以来，日本已经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要求日本国民忍受困苦和牺牲，日本国民是受过教导的，他们把经受这些考验视为尽爱国之责。日本政府愿意并准备恢复到四年前的原状，但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应当理解，实际上要在顷刻之间就把以往四年做的事一笔勾销，这是个无比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在许多方面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丰田将军问道，对国务卿10月2日备忘录概述的美国政府的立场，我可否非正式地表示一点个人的意见。我答道，美国政府是想把远东情势放在一个稳固耐久的基础上，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就不能做任何持久性的安排。我告诉他，我个人对国务卿10月2日备忘录的反应是，我觉得美国政府是在力求得到保证：日本将真诚地、不折不扣地遵守那些原则；若不是这样，就不能为太平洋区域的持久和平建立牢固的基础。
1941年10月8日
因得到外务省的特许，自颁布冻结令以来，今天我第一次可以把薪俸支票存入花旗银行并提取现款，用以支付一些账单和家用账目，包括欠轻井泽万平旅社的账。然而，馆员们仍旧取不到钱。不过，就快要有个协议了。英国人在冻结令发布后几天内就有了协议，所以这事全解决了，我们的协议却一拖再拖。
伦敦电台今晚广播了伦敦《每日邮报》的一条报道，说我昨晚在一次宴会上表示相信美日之间将会达成协议。我确实曾经在美国协会的年会上做过一次非正式的、不供发表的讲话，会员全是美国公民，我恳求他们不要外传。在讲话中，我重述了赫尔国务卿在9月13日记者招待会上论及预备会谈时讲的话，另外还说道：“如果能把几年来极度紧张的关系调整好，那将是皆大欢喜，我们何尝不想，但要实现这个愿望，必先解决许多悬案，而解决悬案，又取决于许多因素，所以我们的工作就变得异常复杂，困难重重。结局如何，我无法奉告。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后来我又说：“我从来不相信我们两国的关系会破裂，现在也没有这样想。我们要有撼山改地的信心，说不定我们真能够移山倒海。我认为这终究是做得到的。”
我详述了日本这几年来把两国关系弄到现在这种境地的政策和行动，也讲到美国政府的观点：任何国际架构都必须把地基建在国际交往中的一些根本原则上，涉及这些原则，就绝不能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