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5日
今天收到国务卿特奉总统之命寄来的、要转交给近卫首相的信件。信中表示：近来听闻日本有意进攻苏俄，美国但愿此说不实；美国政府希望能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更加可靠和稳固，深知日本也同有此心。如果日本有攻苏之意，那么这些希望也就随之破灭了。总统说，若能从近卫公爵那里得到维护和平的保证，他将深感欣慰。
我立即写信，由可靠的人送交首相私邸，问他我可否向他当面递交来自总统的信件，并请他指定会晤地点，只要能避免引人注意就行。不久，他的私人秘书牛场来了，称首相很乐意见我，但又恐我去他的私邸仍将被人注意，遂拟寻个高尔夫球场，在那里相会。可是不巧碰到星期日，所有高尔夫球场里都挤满了人，第二天也是假日。因此近卫公爵认为星期二或星期三以前实难会晤。我说，这事很紧急，不能耽搁，但为免使首相为难，我想就由牛场本人把总统的信带去。于是，我便把信交给了他，并对他说，我将整天待在大使馆，等候回音。晚上，回话来了：先为传信表达谢意，然后就说等外相自御殿场返京后，近卫公爵的回信就立即尽快由外相交给我。
这种做法有点欠妥，牛场先生在传达回话时为此表示抱歉。然而，他又说，在外交事务上，首相同外国大使直接打交道，在日本是没有先例的。我便委婉而明确地提出意见，请牛场先生替我转告近卫公爵：如果以为我是故意撇开外相，那就错了。我的办事程序与野村大使在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直接商谈并无二致，总统甚至对野村大使说过，随便什么时候他都乐意会见后者。我毫不含糊地对牛场先生讲明，如果近卫公爵认为不能直接答复总统的来信，我深感遗憾。
我告诉国务院，我绝没有把近卫公爵的态度看作故意拒绝答复。这不过是日本的先例和传统发挥作用的案例而已。想当初比尔·卡斯尔来日本时，身负特殊使命，以订成海军条约为目的。尽管兹事体大，他也只是同外务大臣交涉，并没有谋求直接接触当时的首相。
为了讲完这件事，这里还得记下：7月8日，松冈约见了我，把首相的复信交给我，请我转交总统，信中大意是：迄今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考虑对苏俄作战的可能性。他还给了一份他在7月2日向苏联大使发表的声明，意思也差不多，只是加了这么一点：日本将来的政策主要取决于今后的事态发展。我问松冈，他认为所谓今后的事态发展会有哪些。他答道，可能连带发生的事非常多，例如苏俄会不会与英国结盟，美国会不会设法经由海参崴向苏俄运送军用物资，用以对付日本的盟友德国。松冈说，日本国内的实权人物正在对他施加巨大压力，逼着要同苏俄开战，如果真发生上述他所想到的那些情况，极端分子的政治资本就会大大增加，他苦心为维持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就会遇到比现在更大的困难。松冈还说，他曾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都呼吁过，他现在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希望不要增加他的困难。
经过这次和松冈的谈话，我告诉国务院，我觉得很难相信此刻日本已经决定要和苏俄打仗。
顺便一说，在交给我的回信中，外相已按捺不住，竟问总统和美国政府是否真有介入欧战的打算。7月11日，我接到国务院的回信，除别的话而外，还叫我告诉外相，无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都将纯属防御性质。至于是否有参战的打算，希特勒先生最能提供这方面的情报，只需要他能把今后打算采取的侵略步骤透露出来就行了。
然而，这个故事还没讲完。因为7月17日大桥又把我请到外务省去，交给我一份外相的口头声明。其中提到，日本政府不想就我方回信中所提论点进行讨论，但美国政府或者任何别国政府若暗示可以滥用所谓自卫权，日本政府便不能置之不理，它既不能赞成美国回信中暗含的对德国的指控，也不能同意美国政府的下述看法：任何国家只是向美国暗示它应停止其自卫政策，就意味着把自己归入企图征服全世界的侵略国一边。
当时称病卧床的松冈在前一天晚上已经辞职了，他的后任很快就接替了他。这样看来，上述声明也很可能就是他在外相生涯结束时发出的最后声音，其语调很尖刻，跟一年来我们大部分交往中他那种敌视美国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在政治上死了，作风至死不变，他的最后言辞结束了这个时代极为有趣的外交中一个有趣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