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27日
关于1940年9月27日的三国盟约，以及德美爆发战争时这个条约与日美和战问题的关系，作为非正统的外交的一章，外务大臣松冈先生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饶有趣味的。
引发我与松冈先生口头和书面交换意见的那些情形可以证明这一点。外相出访欧洲约六周后回到东京，我立即函请在外相得便时与他会面。他让我（别国大使也一样）等了约三周之久，最后才在外务省正式接见我。在谈话中外相表示意见称，美国既然对德国抱挑衅态度，就该公开对德宣战，这样才算“好汉、体面、合乎情理”。他还说，希特勒一直非常耐心、宽宏大量，没有对美国宣战，但不能指望希特勒会无限期地保持忍耐和克制。我对他的话提出抗议，他便收回原意，辩称不是暗指美国干了不算好汉、不够体面、不合情理之事。后来他又写信对我说，只因他的英语知识不足，所以错用了“decent”（体面的）这个词，他的本意是要说“discreet”（谨慎的）。
外相接着极为清晰地表述了他对三国盟约的解释，大意是如果美国为它开往英国的船只护航，如果德国击沉这些船只，如果美国因此便同德国开战，那么他就要根据盟约第三条的含义把美国看作“侵略国”。他相信，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美战争。他又说，这仅仅是他自己的意见，真到那时不但要和他的阁僚，而且要和日本的盟国商议。而与盟国商议时，三票中日本又只有一票。［关于这一点，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据希腊公使波利蒂斯（Politis）先生说，今春德国攻打希腊时，松冈先生曾告诉他，日本在三国盟约中应尽什么义务由其自己决定，而其决定将以常识为指导 ；并且松冈先生认为，日本将做出什么决定是显而易见的。那时从没有提到过什么三票中日本只有一票。］
盟约第三条规定，只有当盟国之一被他国进攻时盟国之间才需要互相援助。我对于外相对日本在此条下承担的义务做如此解释表示惊讶。日本竟可以这样放弃它将来的行动自由，可以把它未来的命运交给三票中它只享有一票的情形去决定，让我尤为骇异。我阐述了美国对公海上的自由航行权的态度和美国要在公海上自由航行并将为自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决心。
5月15日，我回复松冈先生5月14日的第一封来信，一面感谢他，一面对他讲，那天会谈中他有些话“含义重大、影响深远”，令人遗憾。17日，松冈先生给我来了一封长信，标明“纯系私函”，强调这么一个事实：尽管他知道如何当一名外相才是“正确”的，但那并不利于增进我们之间的理解。他常常忘记他是外相，而时常又不得不意识到自己身处这个职位。对于许多外交家常抱的所谓“正确态度”，他实在是感到厌恶，这种态度“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成就”。他承认他自己总爱用一两千年甚至三千年前的思想方法来考虑问题。如果我认为这是他癫狂的表现，那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他说，至于5月14日会谈中他的那些措辞，他作为外相本来不该讲。在我们的正式交往中没有讲这些话的余地。他是把我当成一名世界公民才向我吐露真言的，他不仅将我看作一名大使，还将我看作他可以暴露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意图的对象。不过，他仍然写到尽管美国那样挑衅，德国还是忍耐，写到如果美国因进攻或被攻击（被攻击这一点他认为“倒不足为虑”）而卷入欧战，可怕的世界末日就会降临到文明世界的头上。另外他还说，他不知道我信中所谓“含义重大、影响深远”是什么意思。他想不起他有哪句话可以导致我做如此解释，所以他相信其中必有误会。他建议一两天内再会谈一次。
5月19日，外相在他的私邸接见我。喝过茶后，便在花园里散步，两人都抽着烟斗，无拘无束，随意闲聊。他突然谈到赫尔先生曾召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将军，告之14日我们会谈时松冈先土曾企图“恐吓”我。他对此表示惊讶。外相否认他有恐吓我的意图，更没有恐吓过我。对我将上次会谈呈报我国政府，他也感到诧异，他之所以会同我进行那次讲话，是因为把我看作格鲁先生而不是美国大使。我告诉外相，我在报告中说到他讲话的语气和内容时用过“好战的”这个词，接着我便把他那些被我形容为“含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话背给他听。外相没有对我的报告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只笑笑说，他的言辞或许可以说是好战的，但他的内心和思想是爱好和平的。
我对外相讲明一个事实：我在日本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准确弄清日本政府的政策并向我国政府汇报，一如野村将军对待美国政府政策的态度一样，他在华盛顿也正是如此做的。松冈作为外务大臣，就是我能够了解日本政策的唯一的官方渠道。因此，纵使他是跟作为格鲁先生而不是作为美国大使的我讨论政策，我也还是有责任把他的观点告知我国政府，因为他是在代表日本政府讲话。在是否报告这一点上，外相不同意我的说明，但他还是承认了5月14日他向我发表过的意见。
在这次两小时的谈话中，我谈到美国不可剥夺的自卫权，谈到国际法在公海航行自由方面的应用，并表示意见说，如果日本真想同美国和平相处，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把美国的自卫措施理解为侵略行为。我还向外相读了赫尔先生4月24日在美国国际法协会上演说的全文。松冈先生认真听了，对每个要点都点头表示理解；他认为这篇演说把美国观点陈述得很清楚，堪称一篇很好的演说，但又说除美国观点而外还有别的观点，他觉得我们美国人总是不能设身处地替其他当事者想一想。我答道，我们只能依据事实和行动，这些事实和行动已经把其他当事者的立场和态度表现得非常清楚了。
以上仅仅是草草记下与松冈先生两次会谈和书信往来中出现的某些要点。他和我谈话、写信，是把我看作朋友而非大使，我本来不想加以利用，但我还是坚信，外相长时间出访归来在外务省第一次和我会晤后所交换的这一切意见，不管方式多么特殊，仍只能当作官方意见看。至于松冈先生表示的意见是否代表日本政府全体的观点，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我们打交道的一般情况而言，不妨这样说：我和松冈先生的私人关系还是很好的；我把他当作自己在日本的私人朋友之一，在交往中我喜欢他的直率，至少从表面看上去他还算直率。讨论问题时，他的有些话用词过于强硬，有些话甚至逼得我非提出强烈的正式抗议不可，但即便是在这种时候，我也尽量在言辞中少带情绪；作为外相和大使之间交换意见，有时还可以无所顾忌地互相攻其不备，迫使对方吐露实情。有些言辞虽可以解释为意在侮辱对方的国家，例如他竟说美国应该怎么做才算“好汉、体面、合乎情理”，但那是冲口而出、有口无心的，而且一经责难他便愿意收回，并没有背着人而耿耿于怀。
若问松冈先生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否诚实，我不想表示怀疑。在东京，政治把戏层出不穷，有时人家就引他的话，证明他在这个场合讲的是一套，在那个场合又完全是另外一套。他讲话的确太随便，滔滔不绝，若时间许可，能讲上几个钟头。在此情况下，要他说话一点也不自相矛盾，那才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他跟我谈话时，我倒觉得他是在遵循着一个经过缜密考虑过的方针，即尽量把美国和德国开战的后果描绘得非常可怕。这很可能是出于一种错误的估计，以为用这种手法就可以对美国政策施加抑制性的影响。
松冈先生就职后不久就暗示过，他的政纲是恐吓美国，迫使它对远东和欧洲都采取完全不介入的态度。他自认为这是能办得到的，也应该这样去做。订立三国同盟，就是为了贯彻这个政纲。殊不知弄巧成拙，这一招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刺激了美国舆论，成了促使美国舆论脱离孤立主义的主要因素之一。计划是惨败了，但看样子松冈先生恐怕还是不会改弦易辙，而宁愿在一条充满极大危险的路上走下去。因为另外制定方针，就无异于自认完全看错了美国人的性格和气质，就必然导致他的外相位子坐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