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日
又有一年褪色成为历史了，那是可怖的、残酷的一年，但也是世界上一些地区表现了人性最优秀品质的一年，人们为了最崇高的原则——自由、宽容、正义，而表现了英勇、仗义、自我牺牲，以及战斗和必要时不惜一死的决心。我对英国必胜的信念没有片刻动摇过。这种信念当然不是根据去夏那些黑暗日子里的事实，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些事实，但在总统12月29日的广播讲话中，我们得到了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新年祝词，他说：“我相信，轴心国赢不了这场战争。我的这种信念来自最新、最好的情报。”
我们固然希望美国不卷入战争，希望与一切国家特别是与日本和睦相处，但要是甘让自己受骗而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那就是愚蠢透顶。正在往战争道路上走的是日本，不是我们，但这条道路对我们自己未来的幸福具有同样的危害，因为日本走这条路时，打着“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等冠冕堂皇的幌子。那些建议实行绥靖政策的美国人，要是能看看日本要人在最近日本杂志上发表的反映他们真实欲望和意图的文章，哪怕是略看几篇，这些爱好和平的同胞也会明白，绥靖政策是一条死路。实行这种政策的时机已经过去了，有些好心肠的同胞也许会责备我，说我不提建设性的意见而偏要危言耸听，对这些人我偏要说，只有挫败日本极端分子的计划，使其声誉扫地，我们才能指望在东亚看到和平。癌症若得不到控制，就会逐渐侵蚀它所能到达的一切地方，直至其恶性支配力再无敌手。但是，若在早期就控制癌症，使其不起作用，当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力量重占支配地位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日本恢复健康的状态。那时，正如我在呈总统信中说的，我们才可以着手同日本重建正常的关系，重新处理整个太平洋问题。
英国若在欧洲获胜，诚然会使目前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有所改观，并使其大为简单化，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坐待英国胜利，是否应该让日本在它现在觊觎的一切地区埋头干下去，恐怕还是一个终究要考虑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将取决于日本前进的速度，在此期间，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准备对付任何事变。
我看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假如希腊的参战不算，那么，总统12月29日的演说总该是转折的标志。我们从收音机听过这篇演说；我又看了演讲稿五遍，差不多能背得出了，自然又想尽办法使它受到日本要人的注意，因为日文报纸发表的只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摘录。这是一篇惊人的演说，假设我对重选罗斯福是否明智有过丝毫怀疑（我没有怀疑过），这篇演说也会把此种怀疑一扫而光。对那些想蒙头睡大觉的同胞，这篇演说是一服强烈的清醒剂，也是一个无法反驳的警告。
12月14日，我给总统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弗兰克：
……关于日本及其所作所为。在我看来，事情正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我们总有一天得摊牌，有待决定的问题只在于对我们来说是早点摊牌有利还是晚点摊牌有利。
从这个角度来看，决定该问题的主要因素可能如下：
（1）英国在欧战中能否获胜，何时可望获胜；
（2）如果我们卷入对日战争，会不会妨碍我们在欧洲援助英国，以致影响英国的胜败；
（3）我们自己的远东政策与我们的战备计划、同现在和今后的美日海军实力对比必须协调至什么程度。
由于我们此处情报有限，对这些问题，我即使想做概略的回答也是没有资格的。
从东京这里观察局势，我们的看法可略述如下。
我总希望在美日关系中能有一点永久性的建树，经过八年的努力，我发现，外交已被它根本无法控制的倾向和势力击败了。我们的工作如同遭到一场台风的猛袭，毁灭殆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外交成绩。日本已公开地、无耻地成了侵略国之一，成了那么一个组织的一部分。凡是美国要维护的，它几乎全要去摧毁。现在只有设下不可逾越的障碍，才能防止日本人在中国永久盘踞下去，防止他们在已被他们划定的地区以经济控制为政治统治的先导而推行其“南进”政策。像美国禁运所产生的那类经济障碍，从长期看固然会给日本造成严重困难，但同时也有可能促使日本人孤注一掷，以求经济上自给自足。
历史可证明，日本的政策总是时而摆向过激，时而摆向稳健，但是从今天的情势来判断，我们认为较大的可能是更加摆向极端，而不是转为相反的方向。近卫内阁，特别是松冈，不久将会倒台，但在目前情况下，日本的领导人——不论一个还是一群——若要完全改变扩张主义的计划，就别想活下去。
我们自搞一套政策，日本有所行动，我们也在某方面进行应对，这种从容应对而又坚定不移的政策非常高明，而且已深深印入日本人的意识。不过，日本民众中虽有很多人确实在为他们领导人的现行方针感到不快，却仍旧无法说出他们自己的心里话，也没有什么力量，看来这种状况今后也还会持续下去。另外，德国人又拼命在这里煽风点火，希望日本和美国打起来。我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松冈：他的国家正奔向灾难。他至少已经看到了，他为恫吓我们而做的那些行为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是适得其反。
由此看来，除非我们准备和休·约翰逊将军一起全部撤出“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地区（绝不会有这种事），否则我们迟早会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我方采取逐步强硬的政策确实要冒难以避免的风险，特别是如“帕奈号”被击沉那样突如其来的打击，那是会激怒美国人民的。但我认为，假如我们奉行放任政策，我们将来碰到的危险会大得多。
换言之，当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时候，我们若不采取积极措施以维护我们未来的安全，其危险就要比现在采取积极措施大得多。据我了解，美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倾向于采取有力行动。我看主要的争论之点不在于是否必须阻止日本实行其计划，而在于什么时候去阻止它。
重要的是要经常牢记，我们采取“战争以外”的措施时，假如没有为贯彻实行这些措施而不惜一战的决心，就很容易被日本人看穿，他们就会继续放手大干，甚至由此得到更大的鼓励。只有当他们肯定我们是有当战则战的决心时，我们的初步措施才会有收效的希望，才有可能消除战争的必然性。这也是1914年爱德华·格雷爵士说过的话。
倘使我们如此行动能促使日本现今的领导者终于失势，日本国内就可能会发生一场思想革新，那时日美关系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整个太平洋问题也从而得以重新处理。
概括起来，我对现在和今后局势的看法大致就是这些。我发回去的电报有些您一定已经看过了。在这些电文中，我们总想把这个岗位上所能见到的情景尽量描述清楚。如今，哪怕是日本人自己，右边的人也往往不知道左边的人在干什么，因此为获得准确的情报，我们不得不在暗中到处摸索。他们所谓的“新体制”搞得一塌糊涂，政府内部争吵不休，情况之糟令人难以置信。新增一项极权主义的措施，就新添一个响亮的口号来掩饰。一切都确实已面目全非，不是我们所了解和喜欢的那个日本了。
……您正在运筹帷幄对外事务，国家有您继续掌舵，不致失去您那英明的远见、坚强的决心和宏大的胆略，我深感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