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日
9月是日本史上和美日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同盟看来已是必然，自近卫政府成立之日起，日本政策的倾向即有可能产生此种结果，但这么快就订成盟约，实在是意料之外。签约进程一直被严格保密，主要是由德国特使冯·施泰默尔（Von Stahmer）在东京进行，自然有人做出种种揣测，但知道谈判进展得如此迅速的人为数极少。有些美国新闻记者甚至到了签约的那个下午的5点还仍旧以为条约是要在东京签字而不是在柏林，我的某些同僚则直到签约的那天都还在轻视三国结盟的可能性。
尽管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如在黑暗中摸索，但我们还是根据自8月3日以来的报刊评论呈报过我们对此事的推想，我在9月20日发出电报称，从可靠方面获悉，天皇在前一天历时三小时的会议上，已当着全体阁员和陆海军最高当局的面批准了与德国缔结防御同盟。可是，这个消息总是不能得到证实或进一步说明，直到最后一刻，我们依然什么也不能肯定。
同盟条约是9月27日在柏林签署的。对于这件事，我尽量从各个角度来思考，29日便有了如下一些想法。
显而易见，这个同盟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条约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改变太平洋地区的形势，使美国在这个地区有后顾之忧，但日本能得到的好处并不那么明显。实际上，这一条约似乎也真有点受惠不均，除非三方已就下列一点或几点订有秘密条款：
（1）支持日本控制或开发法属印度支那及荷属东印度群岛；
（2）由德国在重庆斡旋，调解中日冲突；
（3）同苏俄合作，以解除日本的北方之忧。
就第（1）点来说，只要德国掌控维希政府，日本就可以在印度支那畅行无阻；同样，德国如在荷兰逞威，日本就可以对巴达维亚施以高压；而后面这一点，我觉得是三国同盟最危险的隐患之一。论到第（2）点，只有苏俄合作，才能对蒋介石施加有效的压力。至于第（3）点，情况还很不明朗。有个同事昨天听见苏联大使很干脆地表示，他事前也不知道盟约的内容，但人们又在议论纷纷，认为苏日终将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有位向来同情美英的日本人在盟约公布后悄悄地表示，美国何不派一个舰队访问新加坡，民主阵营要采取报复手段，最有效者莫过于此。此举一定能产生影响，迫使日本的激进分子有所顾忌。若由英国出面宣布它愿意让美国军舰使用新加坡海军基地，也可以起同样的作用。
显而易见，订下这个条约，日本就是把很大的赌注压在英败德胜上。最近遇到外相，在不供发表的、非正式的谈话中，我表示这样的意见：日本走现在这条路，无异于向礁石撞去；日本与德国结伙，无论欧战的结局如何，都只能落得一个当附庸的下场；不管德国许下什么诺言，它都不能也不会给日本提供有效的支援。我觉得，为了建立一个经济上不健全的东亚集团，就牺牲世界贸易和商业上的自由交流，日本财政和经济的前途必将毫无希望。松冈先生没有和我争辩，只是说，我的这些看法都是个人看法而已。
据我看，还有一件要事，那就是9月间曾给华盛顿拍了一封我只能称之为“绿灯”的电报，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出使日本八年来发往华盛顿的最值得注意的电文。将来记录上会表明，在7月间米内内阁倒台以前，我提出的劝告都始终是属于“红灯”一类，并非主张“姑息”，而是建议不要用强制的手段，而是用和缓的手法，以便施展积极的政治手腕。日本损害美国权益，特别是在华权益的行为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难谈和解了。不过，我明白如果直接实施制裁，就会使日美关系变得无可挽回。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能使日本脱离极权主义国家而倒向民主国家，我觉得我们仍然应该继续朝这个方向下功夫。放弃这种努力，我认为就等于自认失败……
尽管“后见之明”不难办到，但我还是觉得大使馆提出的建议中没有哪一项是事后看来应该改变的。外交败于国内外的一些倾向及势力，这些倾向和势力绝不是外交控制得了的。
米内内阁倒台、近卫和松冈领导下的所谓“新体制”建立后，我花了大约六周或更多一点的时间来观察和思考，现将我对局势的判断于日记中概括如下。
已细细研究了《芝加哥每日新闻》（The Chicago Daily News）驻中国记者A.T.斯蒂尔（A.T. Steele）先生关于日本局势的意见，我认为这些意见很有根据。他认为，对美国来说，最明智最安全的海军政策是坚定不移，他认为美国有一种倾向，总是过分强调坚定政策会带来危险——他的这些基本看法颇有见地，值得下很大功夫思考分析而好好评论一番。
制定美国对日政策，必须依据华盛顿政府较为全面的观点，依据我们大使馆也许还看不到的许多因素，在阐述我此刻对这个大问题的意见时，我始终牢记这一点。
毫无疑问，不管日本现政府是怎么想的，反正军部和此间的其他极端分子都是把当前的世界形势视为实现其扩张野心的理想时机。德国的连战连捷已如烈酒一样，使他们陶醉如狂。他们直到最近还坚信英国会垮台。他们深信德国很快就会得胜，应趁德国还在默许日本扩张的时候，赶在德国海上实力终必加强因而可能阻碍日本扩展其东方霸权之前，先巩固日本在大东亚的地位，如此方为上策。这些人尽管一直都在密切注视美国的态度，但他们总是严重低估美国，认为它不会做出什么有效的反对。无论在朝在野，开明人士又都一直没有约束极端分子的能力。
不过，现在我发觉，新政府就职时突然出现的那种乐观情绪慢慢冷下来了。政府、陆军、海军和日本国民现已开始觉察到，英国终究还是有不败于德国的可能性，我曾再三向我接触到的日本人明确强调这种可能性。除了逐渐有点认识而外，他们还看到了我国和英国在共同防卫的事业中日益团结，美国在大西洋英属领地上获得海军基地，并把五十艘驱逐舰让予英国以支援其海军，就是例证。有些消息正传到他们这里，说美国要赶建两洋海军，可能要加强太平洋海军基地，甚至说美国终将使用新加坡。
这些报道和事态发展正在日本人的意识上产生可以预料的影响，一方面，他们着重指出，无论是英美合力还是美国单干，民主国家最终都将有积极行动，日本正面临着这种行动可能造成的危险。英美共同采取防御措施会造成什么危险，日本早有理解，它总是尽量避免同时得罪英美就是明证。另一方面，这些报道和事态发展又使某些集团更加振振有词，他们想把原料产地和市场统统置于日本支配之下，以确保政治上经济上的安全。日本人正开始怀疑，即使德国战胜，他们在中国和在南洋的扩张计划是否会因德国得胜而遇到新的危险。同时，在他们的思考中，苏联将来会采取什么态度和政策，又还是个未知数。
上面概述的各种因素，正开始使日本人迟疑不决。特别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压力下的外交谈判将会继续下去。但东京政府竟能阻止军人执行其猛然入侵印度支那的计划（哪怕是暂时的），这也就是略趋于慎重的表现，我确信，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的态度有关。看来，在弄清世界局势尤其是美国立场以前，日本很可能仍将继续实行斯蒂尔先生所谓的蚕食政策。
如果我国强行制裁，就会使日美关系江河日下——这个意见已经谈过了。我国最近开始实施的国防计划现在固然可以为一些措施辩解，称其不一定属于公开制裁，可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可能性：众所周知，美国盛产石油，如果严禁石油之类重要的产品出口，就会被日本政府和国民视为伪装得不巧妙的裁制，就可能或极有可能引起某种报复措施。要是日本陆海军认为他们的扩张计划被破坏应归咎于美国，那么，是否会发生斯蒂尔先生说的美国强调得太过分的那些危险，就不取决于日本政府的深思熟虑，而要由陆海军的鲁莽性情来决定了。这种报复可能表现为由政府用一些措施来反击我国禁运，但更可能的是，陆海军不让政府知道或不先经政府批准就采取某种突然行动。这些危险是无法预计的，是任何时刻都不能准确估量的。可是，否定其存在，或者贸然制定政策和采取步骤而不充分重视这些潜在的危险，并决定直接对抗这些危险，那就是目光短浅了。
陈述下列意见时，我总是记着我出使日本的两个基本目的，即增进和保护美国的利益，维护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碰到这两个目的发生冲突时，应以何者为重，乃是上级推行什么政策的问题，就不在我的权限之内了。我的意图只在于就我们使馆所见，把时局中的主要因素讲清楚。强硬政策包含的危险已经谨慎地阐述过了，现在再来谈谈放任政策会带来什么危险。
不把日美关系看作世界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不可能讨论直接有关的问题，也不可能正确地观察这个问题。从全局着眼，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略述如下。
（1）美国和英国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一大批英语国家的领导者。这些国家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今天这种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另一群国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令人惊骇的威胁。德、日、意公开宣称的目的是要用武力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被征服的国家。试图用外交手段与这类国家协商，一般是无效的。有时候外交手段可以延缓它们的攻势，但不能完全制止它们的进攻。只有武力，或者准备使用武力，才能制止它们实现其目的。现在必须把日本归入掠夺国家之列。它已经抛弃了一切道德伦理观念，已经成了供认不讳的、无耻的机会主义者，一有机会它就尽量利用别国的弱点谋取一己之利。它的“南进”政策，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构成明显的威胁，对大英帝国在东方的地位构成致命的威胁。
（2）可以说，美国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英国的海军，而英国海军又得靠而且只能靠大英帝国来支撑。
（3）在目前这个时期支持大英帝国关乎它的生死，假如我们认为这种支持也与我们自身的利益相关（事实正是这样，我的看法很明确），那么，至少在欧战的结果判明以前，我们应该尽一切办法维持太平洋的现状。我认为单靠表示不同意和把意见仔细记录下来是不能维持现状的，我们的利益也不再能够得到充分的和适当的保护。很明显，日本之所以还有点顾忌，没有用更蛮横的手段对待美国的权益，也只是因为我国的潜在力量不可小觑。但是日本又往往相信美国人民不会允许使用这种潜力，因此，同样明显的是，它的这种信心达到什么程度，它蔑视美国权益的行为也就干到什么程度：二者恰成比例。一旦这种信心被打破，外交手段就可望重新有效了。
（4）如果我们凭坚定的政策，能在英国赢得欧战胜利之前维持住太平洋的现状，日本就将面临一种形势，使它现有的机会主义观点不可能再占上风。那时也许就可以着手重新解决整个太平洋问题，使其符合美日双方的长远利益——当然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在日本的观点未彻底更新以前，只有显示武力，同时下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才能有效地获得这种结果，才能保障美国未来的安全。
因此，考虑到日本的实际情况和它现在的观点，我的意见是，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美国若是继续运用耐心和克制，反倒会使美日关系越来越不稳定。如能迫使日本政府和国民信服日本确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终必失败，那么，钟摆最后还是会摆过来。这时，重建美日友好关系还是可能的：这是我的希望。除此以外，我看别的路都是绝路。
当我结束9月的日记时，心情很沉重。我过去所了解的那个日本已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