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10日
国会循例开了会，又渐渐无声无息了。汪精卫的店铺开张，不知能开多久，又要失去踪影了。除了日本人的刺刀，他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能保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了。如今看来，除非日本愿意并且能够在世界上的这一地区长期驻扎大批武装力量，否则他就无法继续自信还能站住脚跟。预言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是徒劳的。远东的事情向来都很难说，因为这里确实有许多无法估计的因素。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讲：日本绝大多数有识之士正越来越认识到，从大局来看，对华战争就是一场徒劳无益的战争。
上述这个判断是根据许多观察材料并与日本要人谈过许多话而得来的。日记只能述及这些材料和谈话的极小一部分，但诊断病症也只是以一些症状为根据。我觉得最近同一位有影响力的日本著名时事评论家的谈话就特别具有发现症状的意义。他是写广播稿的，近年来常以尖酸刻薄的话肆意攻击英美，拼命宣扬日本的沙文主义。在两次长达几小时的交谈中，这个日本人却特别申述了两点意见，听起来实在令人惊讶。第一点是，他曾经仔细研究了日本对华开战以来赫尔先生发表的全部言论并已得出结论：赫尔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极为正确，日本则错了。不要以为此人是在别有用心地说奉承话，他是真正讲求实际的那种人，这个事实足以打消别人对他的怀疑。他说的第二点更有意思。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中国事变绝不可能解决，除非日本决心做到：⑴直接同蒋介石打交道；⑵允许有利害关系的第三国出面干涉（我猜意思是调解）；⑶给“东亚新秩序”下个定义。一个尊奉国家主义思想的日本人，竟对美国大使说这样的话，我看颇有象征意义。
我相信，假如我们能让事情按正常趋势发展而不受阻碍，时间将会对我们有利。所谓阻碍，我指的是带制裁性的那类措施。长期以来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讲的，现在我更加坚持这种想法。今天我分别同两个美国人谈过，一个是《资源战略》（The Strategy of Raw Materials）的作者布鲁克斯·埃米尼（Brooks Emeny），一个是吉米·扬（Jimmine Young），后者最近曾因被控传播有关日本陆军的谣言而遭到关押、审讯和定罪。这种情况本可以使他对日本不抱客观态度，但两人不约而同地、真诚地完全同意我的论点。
二人中的埃米尼最近问过一位日本知名人士：如果美国正式宣布对日本禁运，他认为会产生什么结果。那人答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要看禁运是怎么执行的。假如在做法上有伤日本的“面子”，它就会断然进行报复，不计后果。明令禁运而又不伤日本的面子，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即使辩称禁运的目的在于保存美国的资源，那也瞒不过日本人。道理很简单，要出台一个惩罚性禁运令的说法已经传了很久，这几乎肯定会导致危及日美关系的情况出现。
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向美国宣战的可能，美国许多写文章、发议论的人总是低估这一点。他们看到日本正忙于对华作战，就更加忽视这种可能性。他们不了解军部重要人物以及民间的民族主义的狂热能强烈到什么程度。这种狂热不仅可以立刻阻止现任政府和开明人士朝亲美的方向努力，而且还能采取行动，使日美关系即使不处于危险的状态，也会陷于严重的紧张状态。如果两国打起来，那很可能不是因为双方事先做过慎重的权衡和周密的筹划，而是某种煽动性的行为促成战火的自燃。美国人民不想跟谁打仗，美国某些知名人士也轻视战争的可能性并告诉人民没有战争的危险。虽已有人——包括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少数深谋远虑之士——发出反对此种论调的呼声，但其他的人似乎还是认为可以太平无事。
前首相阿部将军被任命为参加汪精卫政权成立仪式的使节，即将于4月15日前往南京，表面上是要去和汪精卫谈判日本承认该政权的基本条件并议订和约，但他真要做的是同当地日军当局会商。他能够实现多少近卫计划中的原则和具体项目，尚待判明。日美关系的前途将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谈判的结果。
今后几个月可能很重要，甚至可能是个关键时期，但我以前也时常这样说，这都已变成老生常谈了。我现在还不晓得今春是否应该回美国度假。如果真出现好机会，能在这里做些建设性工作，我就不回去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对日本政府再也没有多少话可说：我国的立场已经充分阐明过了，我们只能静听下文。回到国内，也许倒可以做点较有益的工作。此外，还可以近距离倾听我们政府和人民的声音，增长见识，就如去年夏天那样。这是很有好处的。我要找有田谈谈，看他有什么意见。到4月底5月初，再向华盛顿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