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19日
下面是我回东京后给杜曼、克雷斯韦尔（Creswell）和史密斯·赫顿（Smith Hutton）的备忘录，其中叙述了这次演讲的背景：
我回国期间，美国公众舆论对日本的态度日益强硬，几乎普遍赞成废除1911年《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要求冬天即对日本实行禁运。政府目前的态度是，不容许美国权益被排挤出中国。假如美国实行禁运而受到日本的报复，我国政府亦很可能采取某种形式的反报复。
我曾指出，一旦采取制裁政策就必须贯彻到底，而贯彻下去又很可能终将导致战争。可是现在政府或国民的态度都没有任何软弱的迹象。总统和国务卿似已下了决心，要维持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海军秋季演习定在夏威夷水域举行。还有增派美国海军陆战队赴上海之说，但就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此事已决定缓议。不过，毫无疑问，如果在华日军继续侵害美国人和美国权益，如果他们步步进逼，定要将美国势力逐出中国，我国政府就会采取报复措施，后果不计，绝大多数美国国民亦将支持政府。“收起帐篷，体面地撤出难守之地”这样的高论现在很少听见了。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正被视为我们在整个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绝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想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这种态度，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应把日本政府同日本军部区别开来，一心信任其善意和努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些身在大使馆的人一向以慎于言行、避免激怒军部这样一种策略为原则。如今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既如此坚定，我认为现在的上策就应该是将这种态度谨慎地告知日本政府和人民，以免他们总是以为（至少在我5月离日以前日本人普遍是这样看的）到最后美国终究还是会让步。现在我不认为我们会退让了，我觉得大使馆现在应该致力于使这种实情逐渐渗透到日本人的意识中去。让日本人总是停留在那种误解上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过，执行大使馆的这些任务时，还必须慎重。
今年夏天，国务院已认真考虑再写一份强硬的照会给日本，但杜曼先生劝他们不要这样做，我支持他，理由是这种照会于事无补，只会激怒军部，况且我们的立场早已充分记录在案，无须再做补充。不过，我又主张，还是应该做点工作，把在华日军侵犯美国人和美国权利的事实摆在日本人民的面前。
据我了解，甚至有影响的日本人也不是个个都知道那些事实，因此他们总是觉得，美国之所以反对日本和日本的政策、反对“东亚新秩序”，一方面是由于硬要死守那些在他们看来已属陈腐的法律细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贯同情中国。要想由有影响的日本人（我想到枢密院议员之类，他们该是有影响的）出来发起一个制止军部排挤美国在华利益的运动，首先必须让他们知道美国政府和国民的坚决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所依据的事实。那样的误解存在一天，我们就很难指望他们为改善关系采取建设性的措施。他们能否采取建设性措施或有效措施以约束军部固然值得怀疑，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去做我们迫切需要做的事。
在阐明我们的态度时，一定不能用威胁的口吻，因为对日本人施加威胁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只能作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出来，事实俱在，所以日本制定政策时应该给予充分考虑。
因此我认为——总统和国务卿也同意——我回东京后对美日协会做首次演讲时，应当尽力把美国的真实感情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向日本人讲清楚。我只不过是报告我过去四个月在美国观察到的情况，这样就会使这次演讲格外有力，我觉得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后的演说不会再有这种有利条件了。我的想法是，以尽量友好的态度陈述国务院原想在那份拟写而终于未写的照会中提出的观点。美日协会大概是我们仅有的讲台了。我的演说定会引起相当广泛的讨论，即使只有《日本广告报》登载，也将会引起日本朝野许多实权人物的注意。万一有人抱怨，说我是要撇开日本政府而直接诉诸日本国民，那也可以用事实来答辩：日本要人以往又何尝没有利用过这个协会来阐述日本的观点（1932年我们到日本后首次参加这里的宴会时，石井子爵就曾在这里讲过话，可以比较），我当然也可以要求享受同等权利。
演说之后，有些美国新闻记者在描述听众的反应时用上“发愣”“震惊”之类的字眼。其实，当时在场的只有合众社的汤普森，他抢在别人前头了，其他人以为这次要讲的仍将是外交上的老生常谈，可是美联社的莫林，还有休·拜厄斯，很快就陆续接到纽约的电话，要他们详细报道。日本报界的反应则果不出我所料，有些报纸骂我傲慢、粗鲁、大失外交礼仪。总的倾向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仍旧咬定美国人民完全不了解实情，总爱小题大做，把一点点偶然“事件”看作大肆侵夺，再就是认为我们依旧不了解“东亚新秩序”。但也有几家报纸，特别是《读卖新闻》，开头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指责我傲慢，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含糊地说，美国的观点似仍有可取之处，应细加研究。在此间的一般人看来，这类态度当然是十足的邪门歪道，但是这也表明灌输思想的工作已开始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