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17日
今天是个重大的日子，场面动人，充满深情，艾丽斯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们使馆下半旗志哀。“阿斯托里亚号”载着已故大使斋藤的骨灰到了。下午1点半，在横滨山下码头举行接灵仪式。汽艇准时驶离“阿斯托里亚号”，该舰和近旁的日本巡洋舰齐鸣礼炮。（昨天艾丽斯去看过斋藤夫人；这位夫人真是了不起，这两日尽管悲痛却能够自持，始终是那样温雅肃穆，实在令人敬佩。）
当美国水兵将装着骨灰瓮的日式灵柩抬上岸时，我们全体排队随行，来到设在码头上的灵堂。一言以蔽之，堂前礼仪极为庄重，互致十分感人的演讲词后，接待委员会主席泽田方从“阿斯托里亚号”舰长特纳手里接过骨灰。众人随即走到灵前，依次鞠躬，然后排成送殡队伍，由美日两方水兵组成仪仗队，日本乐队奏着出殡进行曲，经过列满人群的横滨街道，向停在另一个码头上的灵车行进。
总统送的花圈排在前头，外务大臣的随后，再次是我的，美方的花圈自然是由美国水兵抬着。按我的提议，美侨由赖夫斯奈德主教、迪克·安德鲁斯（Dick Andrews）和伊格尔哈特博士（Iglehart）这三位旅居日本最久者作为代表。比米斯上校充当我的随员。场面之庄严，周密安排的程序中每个步骤都井然有序，令人叹为观止。
艾丽斯和我乘丧车随行至东京，外务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齐集在东京车站迎候，此后日方人士即随柩车赴斋藤家参加祭典，我们则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去搅扰人家的私事，遂在此处离开送殡行列。刚才有件事很有意思：供坛上特别摆了一瓶老帕尔牌（Old Parr）威士忌酒，那是斋藤最喜欢的牌子，有照片为证，香炉里还点上三支他爱吸的香烟。在美国人眼中，这似乎是旁门左道，但在日本看来，这却是最虔诚、最合适的祭奠。按神道教教规，祭坛上应陈列食品，供死者享用，死者如爱喝威士忌酒，就要想尽办法让他得享。
艾丽斯和我，偕同比米斯和我国驻横滨领事博伊斯（Boyces）及其夫人在“阿斯托里亚号”上与特纳舰长安静地共进晚餐。
总统寄信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我真想拍个电报告诉他：“此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自豪。”总统的信息未必有效，但我觉得，在当前危机中应该最充分地发挥美国在道义上的影响力。要是1914年我们就能这样做，那场世界大战说不定可以避免。现在若能这样做，想来还是可以防止战争。凶兆就在眼前，希特勒可以卜算，如果他会算的话。不过我不相信他会算。
1939年4月18日
我让使馆再降半旗一天。葬礼在宏大的本愿寺举行，比以往任何祭礼都壮观。日本最高层人士全部莅临。首先由高僧大德诵经，然后有田、我和堀田（斋藤的朋友和同期同学）依次走到灵前致悼词。有田的悼词文情并茂，他本人也激动得声音发颤（其实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他在结尾时念道：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您却一去不复回。感念于此，满腔悲痛。哀伤无限，无法言表。寥寥数语，敬祈来闻！
随后便是众人依次烧香，第一个是作为斋藤法定继承人的十三岁长女，接着是他的母亲、遗孀和幼女，再次就是有田、艾丽斯和我，依次下去。我们没有去墓地，也是因为不便去打扰别人的家事。斋藤夫人的伯父岩永取了一些骨灰去，要埋在他们家族的地上。我所见过的最感人的丧礼到此结束。自“阿斯托里亚号”到达之时起整套仪式之庄重严谨，确实令人难忘。
特纳舰长偕其部属来访。
宴请特纳舰长。艾丽斯是座间唯一的女性，她当女主人，给了我很大帮助。事后，出渊说，我连陆军大臣也请了，真是“妙策”。我是最后一刻才灵机一动想到请他的。外务大臣、宫内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同时坐在一个外国人家里，这在日本恐怕还是破天荒的第一遭。
艾丽斯备办了一桌有甲鱼的美餐，我也把各种好酒都端出来了，席上的确是佳肴美酒，可与一切盛宴相提并论。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我举杯敬祝天皇健康，有田以遥祝总统作答。在接待“阿斯托里亚号”期间，恐怕就只有这次宴会没有人演说了！对日本人说来，正式宴会而无演讲是不可想象的，但美国大使馆也就是美国地界，而且这一夜是由我当独裁者。不过，我们还是得屈服于摄影记者，这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没有什么必要去得罪报界。无论如何，使馆里的场面总算得上是漂亮的：凉廊的桌上樱枝吐芳，餐桌上则有小菊花装饰。宾客分坐两桌，每桌各十八人。席间，各类事物井然有序而又毫无官方场合正式、拘谨的气氛。大使馆以及这次宴会确实值得好好表扬。当然，和往常一样，这都要归功于艾丽斯。我对有田说，家庭主妇在男子宴会上抛头露面的现象在日本恐怕不多见吧。不料，他竟答道，正相反，这是常有的事，在我们这种年纪，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风俗。
1939年4月19日
外相设午宴招待特纳舰长及其属员。餐后坐在草坪上，大家讲故事，新闻记者便乘机给有田、特纳和我拍了一张很好的合照，还将其登在报上，加上“日美间的微笑”这样一个标题。
晚上，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在水交社大摆筵席，以富士山、日光的寺院等最好的风景照片分赠舰长、“阿斯托里亚号”军官餐室和准尉食堂。送给军官餐室的那一张旋即挂在屋内的显眼处，25日舰长举行告别会时已经挂在那里了。水交社的这次宴会上，餐后还有美女玩杂耍和日本舞蹈等精彩节目。海军军官总是比陆军的人善于交际，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常在国外游历。席上的气氛亦极为欢畅。
餐后，米内大将把杜曼拉到一边（海相的英语不甚流利），请他转告我：他已经注意到我曾担心日本有卷入欧洲纷争的可能。他想告诉我，不必多虑，因为“日本的政策是确定的，国内图谋实行法西斯主义因而与德意结盟的势力已经‘受到抑制’”。海相说，为了保持和睦，无论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日本都要与之合作，但又必须置身于这两个集团之外，日本有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与两者都不同。
我们后来向吉泽重述了这次谈话。他说，暂不与德意结盟的决定，想必是刚做出的，因为之前他没有听说过。海相请人转告我的那番表白，可以视为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日本不愿卷入欧洲的旋涡。吉泽知道，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海军的意见举足轻重，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反共协定就再也不会加强了。
在谈话中，米内大将又说，他们正深切感到，需要同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当他被告知，两国之间的纠葛，例如轰炸我们在中国的财产，并不难解决时，他答道这类侵犯美国权益的事他都知道，将会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现在正在调查。
接着，海相又转到限制海军军备的话题上，为目前还不可能实行军备限制表示遗憾。他说海军是一个“危险的玩具”，海军的需求总是越来越多，结果只能造成财政破产，或引起一场大爆炸，因此终归要达成协议才行。他反复地说：“一定要裁军。”
这是我们之间最重要、最有深意的一次谈话，我认为它标志着日美关系已出现新的趋向，甚至可以视之为日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米内是可以信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