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30日
9月世界大事的重点在于欧洲危机。如今，对我们来说，重点又转到日本来了，但我写到这方面的时候已是11月底，这两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又那么多，实难一一记录下来。大事自然是汉口、广州相继陷落。日军突然在大亚湾登陆，直捣广州，几乎畅行无阻。日本公众当然以为战争将就此结束，精心炮制的提灯游行庆祝在东京搞了几天。虽很难说蒋介石的军队能存在多久，但至少还存在，有些撤退了，但没有被歼灭，只要那些军队还存在，就无法想象日本敢于削减它的前线兵力和占领军。
10月初，我国采取了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刚开始是国务院发来一封长电，日期是10月1日，要我找机会向外务省提交一份长篇照会，内容几乎涉及有关日本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的全部问题，包括“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日本人对各种企业的垄断、外汇管制、关税率、电话和电报通信、码头和航运、长江贸易、对要求回中国去管理其资产的美国人的种种限制、对铁路运输的干扰、邮电检查等内容。
摆在我桌上的电文是这样讲的：总统根据上述情势，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履行它许诺的维持“门户开放”和不损害美国利益的保证；美国政府相信，从美日关系着想，尽早答复将是有益的。我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个信息是来自总统的。以前为了另一件事他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想这次要提的抗议既然如此重要，用他的名义、以他的威望提出，也是完全合理的。实际上，我还立刻想到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此请求立即谒见首相。他仍暂兼外相，只是还没有接见过外交官。
其实，这封电报根本不是总统发的。之所以出现“总统”二字，纯粹是因为译错了电码。
但当时我还是立即求见首相，理由是我要向他转达来自合众国总统的信息。近卫公爵当然无法拒绝，如此我就无须冒僭越外相之嫌而又能在他这个首相面前将我们在中国的处境和盘托出，这方面的情况他很可能还了解得很少。最初他们说首相整天不得闲，经我坚持，终于答应给我半小时，即下午1点至1点半。那正是在他因别事要去觐见天皇之前，这就更好了。为免惹人注意，他们派挂上普通牌照的首相专车来接我，引我穿过官邸花园，从屋后暗梯进入他的办公室。
我的口头抗议，近卫公爵全都听了。我说，这还要写成照会并送外务省；为准确起见，又照例留给他一份我的谈话的非正式记录。近卫公爵听完后说，感谢总统发来此讯息，他感到荣幸；又说，虽然换了外相，无论对中国之事或对其他国家，日本的政策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日本将坚守已经向我们做过的关于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保证。（奇怪的是，在一个月以后的11月3日，他就改取新政策，背弃他做过的一切保证。国际间的诺言原来不过如此。）
首相说，由于中国的战局，恐怕一时还难以满足我国的全部要求。但他明确保证，这种延误不会太久。他说，他将一如既往地希望并打算继续尽力改善日美关系，他是非常重视两国关系的。他还说，我提出的各点有许多他还不甚了解（当然不了解），但他愿意研究。后来我听说，这次谈话后，近卫公爵即命外务省就我提出的各个要点和争执问题写出一份报告。
向国务院汇报时，我称国务院电报来得正是时候，还说明了为什么正是时候。未料想三天后国务院又来一封急电，称总统根本没有发过什么信息，这可把人吓了一跳。不过，国务院也猜到，肯定是前电有弄错之处，但它自然不希望减损已经获得的效果，因此已向总统讲明，而总统对我利用他的名义也表认可。要不是他认可，我的处境真不堪设想。但我揣测，当总统听到这个故事时，眼里想必还是会闪出一丝喜悦。至于日本外务省，我相信他们仍会觉得那次会谈有可疑之处，吉泽在私下谈话时就曾对杜曼说：“我们有点不大理解，为什么大使的口头抗议说是来自总统的，而10月6日补来的照会却又只字不提总统？”至于我们那个以为“总统”一词无误而不做复查的译电员，我对他说：“这次算是上帝保佑你，下不为例。”
关于照会，我们向国务院提过一条建议，大意是，照会说到日本人在“满洲国”的垄断企业时，应只将其作为例证，而不要使人觉得正当国际联盟对日本实施《国际联盟盟约》制裁条款之际，我们又来重新争论整个满洲问题。换言之，就是要讲清楚，我们只是担心在满洲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在华北重演。国务院说，它提到此点也纯粹是举例而已，准予修改，照会便在10月6日送去了。现在，这个照会已经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文件。因为有关各国都看到了，这次交涉必然是要在中国“门户开放”这个问题上摊牌。有几个同僚还对照会的内容表示称赞，认为措辞也很巧妙。这是国务院草拟的，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跟我们一样，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切盼日本早日答复，后来直到11月，我们才接到日方的答复。
早在10月4日我就告诉过国务院得有思想准备，日本人很可能在汉口陷落前先攻取广州。这当然就会切断从香港把军需品运进中国的补给路线。
10月间发生的事很多，我无暇在此逐日记述。和克雷吉谈过多次，我们之间一向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除照常不断抗议日方轰炸和侵犯美国在华财产外，我还在外务省进行过几次重要会谈。问题堆积如山，当解决的日子最后到来时，还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又有个美国教堂被日本飞机炸了，据我们所知，那里和中国的任何军事目标都相距甚远，传教士尼许斯（Nyhus）的幼女菲比（Phoebe）被炸死，菲比的母亲和姐姐受伤。这件尼许斯事件使我比往常更加悲愤：目击者叙述日军兽行的报道不断传来，还有照片为证，让我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要不是在东京还有一些同样为此痛心的、善良的日本人和我们在一起——或许他们更难受，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本国和他们自己的脸面——我们真会感到很难在这个职位上继续待下去。有时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向几个日本朋友发泄不满。他们一定以为我是受了中国宣传的蛊惑，难免夸大其词，因为他们自己根本无从得知实情。外国杂志如《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之类，即使能收到，其中如有犯禁的文章，审查官也会在投递前把这些文章统统撕掉。他们只有亲自到外国去，或者找归国的日本人谈，否则就没有任何门路可以得知真相。而真相又是那么令人作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