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7日
今天首次拜会新外务大臣有田先生，因他采取消极态度，会谈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作为老朋友寒暄一番之后，我便说到他的前三任外相曾先后向我保证，在他们各人的在职期间，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美国在中国的权益将受到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将得到支持。然后，问他愿不愿重申这些保证。
有田先生答道，他上次做外相时，日本人民对美国的态度特别友好，今天也依然是友好的，但其间由于发生中国事变，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却已大变。他想，只要看看最近日本报刊的评论，我就可以明白日本人民目前在这方面的态度如何了。外相说，考虑到国内的舆情，他不得不循序渐进，“十分谨慎”。
外相提到首相11月3日的演说，认为已经说明了日本的政策。我立即答道，我们仔细研究过那篇演说，觉得有些部分仍需要澄清，我特别问他能否将下面这段话解释一下：
日本不拒绝与列强合作，也没有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意图。如果这些国家能理解日本的真意而采取符合新形势的政策，为了东洋和平，日本亦将毫不迟疑地与之合作。
我问，首相所谓“符合新形势的政策”指的是什么样的政策？有田先生答道，他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就所有这些问题好好谈一谈，等他任职稍久一点，准备得好一些，然后才来谈。他反复说，他得循序渐进，局面“非常困难”。他今晚要去伊势神宫报到，我问他可否一回来就接见我。外相答道，他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希望下星期内能谈。
我说，形势紧迫，我国政府也认为事不宜迟。有田先生便劝我耐心，并说倘若我们硬要日本立即答复我方10月6日的照会，这种答复恐怕也不会令人满意。他老是强调“耐心”二字。
于是，我便告诉他，有个问题我得特别提请他注意，刻不容缓。那就是上海至汉口这一段长江上自由航行的问题。我提了强硬的口头抗议之后，又给他留下一份标着今天日期的照会。我对外相说，我国政府不会满意含糊不清的答复。我逼问他，要他给出一个圆满的答复，包括确定日期，尽早取消对汉口以下长江航段航行自由的限制。外相仍闪烁其词，不做明确答复。
1938年11月21日
今天下午与外务大臣长谈。我说，美国从未企图“剥削”中国或在中国谋取任何势力范围，历史可资证明。我相信外相也会同意这一点。我们的愿望历来是、如今也依旧是避免划分势力范围和进行剥削。我们对“门户开放”的解释同那些做法是完全相反的。外相对这些话表示同意。
接着我便从原则问题转到实际问题，指出外相曾要求我们耐心，但在我方看来，美国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国政府必须倾听国内的舆论。我说，毫无疑问，由于日本在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外相和我当然会对日美关系的发展情况感到不安。至于我，则更是很久以来都没有如现在这样烦恼过。我觉得，补救之道莫过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一些较明显的措施，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证明，那些不断从日本各方传到我国的、要把一切外国权益逐渐赶出中国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词。
我说，在明显的措施中，首要的一步就是应立即停止轰炸，立即停止以其他方式侵犯远离陆海军作战地区的美国教会和其他美国财产。这类暴行仍在不断发生，每天都有消息传到我们使馆，证据确凿。此外，破坏行为的次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日本政府仍推说是偶然事件，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最近的一些暴行不仅损及美国财产，且已伤及美国人的生命，还侮辱美国国旗。
我还口头反驳了日方11月14日关于长江航行的照会。
我再次请求外相解释近卫公爵在11月3日广播演说中讲的那段话，即只要外国理解日本的真意并采取符合新形势的政策，日本便与之合作。我说，我很想知道这里提出的合作如何实行。例如美国人近几个月来常听见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对他们说，美国商界只有通过日本中介人才能进行对华贸易。我问，外相所设想的“合作”是否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日本在今天的中国正在逐渐推行这种办法。
外相回答时先感谢我这样坦率。他同意，我们之间最好是开诚布公，即使难免会说出一些不堪的话。他托我转告国务卿，他断然否认关于美国人将来只有通过日本中介人才能做生意的说法。他说，日本希望并力求保证自己获得某些原料，但美国的贸易和其他事业仍有广阔的甚或更大的活动范围，它们都将是受欢迎的。
我再次吁请立即采取措施，满足我们的迫切要求，再次强调这对缓和美国舆情至关紧要。正式谈话到此结束。
我给外相留下一份我的陈述的非正式记录，标上“口述”二字，并指出这绝非外交文件。只是把我的话准确地记下来，给他一点帮助。外相对这个做法表示感谢，并说以后和我谈话时他也要效仿。我们一致认为常常见面对彼此都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