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30日
今天国务院来了三封电报，对报上所传日本准备讨论和平条件一事表示关切，希望听取我们对形势的评论和预估。谣传之一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Trautmann）竟当了调停人，正在上海跟川越谈判。为了弄清这个传言，我们坦率地同德国参赞内贝尔（Noebel）谈了此事。他说，关于上海谈判，这里的德国大使馆一无所知。由于日本人认为陶德曼有亲华之嫌，又由于中国聘请德国人当军事教官，川越和陶德曼之间的关系一向不很融洽。陶德曼最近到上海，还想借此机会和川越搞好关系。
我把最近报刊上的一般评论告诉了国务院，这些言论都集中在这么一点：如果真的发展到与中国谈条件的时候，日本不会容许任何外人的干涉。于是，我又表示：若真要探明日本政府的意向，唯一的办法是由我去找广田“试探”一下。我说自己可以这样行事：最好是请求到他私邸去拜访，以免张扬。开头先提旧话。8月6日我对他说过，如有用得着我之处，只管告诉我。然后，再把话题渐渐引到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上，讲明这次找他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而非奉命。这样一来，即使消息泄露出去，也不致拖累或牵连到美国政府，而且说不定还能从广田那里套出一些话来。事实上，他自己恐怕也会欢迎这样给他提供的由头，以便把日本国内不赞成死战到底的人动员起来。总之，办这样重要的事，我不赞成用“中间人”，这种人很容易把事情搞砸或者弄得面目全非。
关于日方提出的条件，我们所知道的迄今只有著名的“广田三原则”，而这三点的含义又极其广泛，几乎怎么解释都可以，完全可以视日本人在某个时期的自己需要而定。我记得这三点大致是：要中国人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停止反日活动和宣传；镇压共产主义。不管最后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可以有把握地讲，无论包含什么内容，其中肯定会有这么一点：日本要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实际上完全控制华北。我想，除那含混不清的三原则而外，广田是不会向我提出什么具体条件的，恐怕连非正式地透露一下也不会，但毕竟试试无妨，以便打开谈判之门。我曾经为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停战尽过力；若能促成日中停战，也是一件大好事。
国务院立即回电，建议采取什么行动具体由我酌情处理即可，只是提议最好不要专为这个目的去求见，而要在因别事去见广田时见机提出这个问题。国务院允许我行事，并且几乎总说是“建议”，而不说是“指令”，我当然心存感激。
发出上述专电后，即与克雷吉连续开会，有时在我们使馆，有时在他那里，我们草拟了一封电报，由杜曼参加定稿。此电拟写成一式两份，分呈我们两国政府，希望有助于布鲁塞尔会议。简单来说大致意思是，假如会议的结果是要进行斡旋或调解，那就必须当心，不要越出会议“以协商谋和平”的任务，不要对冲突的根源或所涉及的责任表达意见。会议越能保持不偏不倚，调解终能成功的希望就越大。
此外，如真要调停，就应由一个国家担任，最好是由美国或英国，而不要委托几个国家或让美英一同出面。因为那样就有施加压力的味道，而外来压力或任何类似压力的东西都将会遇到坚决的抵抗，会议还应当慎重考虑到它的行动可能会对日本国内的政局产生什么影响。广田地位不稳，军部和沙文主义者想用松冈代替他。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就只能坐视日本以更加残酷的手段对待中国，美英在此间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损害。这里的好战情绪显然在与日俱增。
克雷吉和我已就这份措辞相同的电报中的基本部分达成一致，并且对最后的定稿都满意，遂于晚间7点将电报发出，但愿此电能转送到正在布鲁塞尔开会的诺曼·戴维斯和艾登的手里，并能影响会议的策略。我们的法国同僚也同意给巴黎发一封大意相同的电报。我觉得我们这一天工作得不错。
今天克雷吉心烦意乱，英日关系几已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上海又死了三个英国兵，很可能是被日本炮弹打死的，英国的反日情绪正不断高涨。日本建了一支新的舰队——第四舰队，这也使他焦虑。他担心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地封锁香港。我看他真正害怕的是日本海军可能会蓄意挑起一场英日战争。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知道日本海军的攻击目标确实已从美国转到英国。我们还知道，日本海军极不愿让陆军单独出风头，所以也在那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帕布斯特也同样担忧这支新舰队有配合“南进”政策的计划，会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他和克雷吉还担心会再发生一次“二二六事件”，两人都认为有此可能。
但我们又问自己，这批军人和沙文主义者还有什么理由来搞类似的刺杀呢？的确，看来陆海军已为所欲为，政府或保守派根本没有干预他们。西园寺、牧野、汤浅、松平等人如今似俱已销声匿迹。再搞刺杀又有什么好处呢？不过，向来兼具武士传统和流氓习气的日本军人和沙文主义者，在此时的政治舞台上始终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几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