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1日
虽然叛乱只有短短四天，但我们使馆中人觉得，自上周二晚以后，即斋藤夫妇和铃木夫妇来做客的那个欢乐一夜后，恍若隔世。如果时间是用事件来划分的话，自那时以后，一个时代确实过去了。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此类事情发生，天灾人祸，层出不穷。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冷眼旁观。我们清早读报，感叹一声“多么惨的灾祸啊”，回头还是该干吗干吗去，心中并无多大波澜。只有身临其境，听到惨遭杀害和表现英勇的人是自己的朋友，而这一切几乎就发生在自己眼前时，才真会感触至深且久久难忘。
把朋友们的叙述慢慢拼凑起来，现在可以一睹这次刺杀事件的概况。这些故事不仅足以提高被刺者的声誉，而且显示出日本妇女的优良品质。例如斋藤子爵夫人，她就曾挺身在前，挡住她的丈夫，对袭击者说：“杀我吧，我替他。国家不能没有我丈夫！”并且真把手放在枪口上，直到受伤后才倒在旁边。又如渡边夫人，她把丈夫抱着躺在地下。凶手开枪时，只能先射穿她的身子，才能打到她的丈夫。
铃木将军的故事应永垂青史。安藤大尉拿手枪对着他，与他讨论时局，谈了十分钟，谈不下去了。铃木便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安藤答道：“没有了，长官。”铃木说：“那你就开枪吧。”安藤便开了三枪。一弹擦破头盖，没有钻进脑髓，一弹穿过胸部打进肺里，第三弹射入腿中。胸伤最重，失血过多，只有输血才能救他的命。现在看来，他也许可以脱险。刺杀高桥的行径非常残忍。开枪还不够，还用刀劈。完了，刺杀者居然还向他的家属道歉，说“打扰了”。
我们还得说下去，看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日本必须实行某种“新政”，若不然正如相泽案中被告的律师所预言的那样：同样的事件仍将一再重演。我对广田有信心，但他所负任务之艰巨，实为前人所未遇。但他有极好的机会，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时碰到的时机有类似之处。若能有效地、顺利地解决问题，他何尝不能作为大政治家而载入史册？
“二二六事件”之类的事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在日本？翻翻教育日本青年的那些历史书，再好好思考，就不难理解了。书中充斥着这类事迹，自上古起，不是刺杀，就是自杀，或出于报复，或因忠于主公，或表示对某一情况负责，真是荒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百出的国家）。少壮军官们自以为，他们那样做是在为天皇效力，是要清除天皇左右的所谓恶势力。然而，后者却正是天皇自己选拔出来的。军官和这些人之间也并无私人恩怨。他们杀了斋藤、渡边、松尾（首相的妹夫，被误认作首相）之后，仍给死者烧香；在高桥家，因找不到香，还一定要在这个被杀的政治家身旁点上蜡烛。若要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不仅国内社会和经济方面必须实施新政，而且日本式的学校教育和军事教育都应进行根本改造。
事变中也出现过一些可喜的事。其中之一是大使馆人员同心同德，在行动上和精神上都团结一致。包括海陆军武官、商务参赞及其助手在内，我们大家一起工作，夜以继日，密切合作，彼此互通所掌握的信息，只求有利于全体，毫无部门本位思想。累了四天，虽然都已精疲力竭，但谁也没有表现烦躁或发生龃龉。当然，东京和伦敦、巴黎不同，在这个地方让这群人融为一体比较容易，而我们在这里也确实是团结的。我们的班子是由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人组成的，但彼此意气相投，融洽无比。我想，此中奥秘之一就是一群人凡能常在一起玩，也就几乎一定能在一起好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