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暴风雨前平静的三年 应建立一座“国际政治保健学院”

在圣路加医疗中心新部门开幕式上致辞

东京,1933年6月5日

任何时代的有识之士都会认识到一个真理,即人类是一个整体。不过,要让这个基本真理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完美的落实,则必须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过去,每个民族都有人在培养这种思想,将来还会有人培养。这些人坚持寄望于这种思想,他们所关心的不局限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信仰乃至自己的国家。

在这个人类是一个整体的哲思中,最能打动我们共有仁慈之心的要素,便是身体上的疾病;救死扶伤不只包含功利主义,其中还有更广更深的意义:我们的医院教人有同情心,它们之所以令人尊敬,根本上是因为它们象征着爱,象征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人类幸福所负的责任。

正因为有这种开明的哲思的引导,美国主教派教会上千的教区、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许多进步的、热心公益的人士才慷慨解囊,我们今天为之开幕的这座崇高的大楼才得以落成使用。已故的前日本天皇陛下的慷慨恩赐,皇室、内务省、东京市和其他团体的大方捐输,后藤伯爵、大隈侯爵、涩泽子爵等日本显要人物的资助,有力地证明了圣路加医院在东京的建立过程就是一个共同合作的事业。日本理事会协同美国理事会,在其最需要支援的时候给予最慷慨、最有益的指导和帮助。这种帮助对整个巨大医疗机构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而圣路加医院及其附属部门的成就大部分应归功于一个人,即鲁道夫·博林·托伊士勒(Rudolph Bolling Teusler)博士,他富有远见、信心和不倦的精力,代表我们两国的那些能干的同事们又给了他有力的支持。今天大家向他表示敬意,他受之无愧,我也同声赞颂,并向已实现其理想的理想家祝贺。

我今天讲话,目的不在于详述这所医院的背景和历史。关于这方面,与它的发展密切有关的人已经讲到了,远比我讲得好。我是想谈谈这座建筑物的广阔意义和它所象征的一切,由此也以表达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词不达意,但无疑是真诚的。

我刚说过的人类同为一个整体这个高尚的哲理,是远超乎政治谋略和政见的。它是人类的崇高理想,在走向这种境界的过程中,自然的力量必然会给予推动。虽然这大概是渐进的,但它终将得以实现则是确定无疑的。文明总的发展趋势不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吗?史前时代的家庭认识到要组建部落,才能得到较大的利益。部落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今天世界各国又正在朝着更密切、更开明的合作步步前进。因为它们终于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得最大的幸福。因此人类的共同协作,虽是渐进的,但肯定已在过程之中。当我们经历失望阶段的时候,就应该回顾一下已经走过的路和已经取得的进展。哪怕是在我们这一代也都在取得进步。这场运动最终将取得胜利,它并不是一个随着时代或个人是乐观还是悲现而会有改变的问题。这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即便会遇上难免的挫折、障碍和延误,但人类就其全体来看,总是在朝着至善极乐的方向而努力,人类依靠这种固有的本能,必定会得到最后胜利,正如宇宙的法则必然会得到体现一样。如果有人称我为幻想家,那就请这些有怀疑的人去探索一下历史的事实、发展和基本趋势,然后按数学上的类推法去推断一下将来吧。

我今天之所以谈到这个运动,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在日本设立这座大医院,以具体形式展现国际合作的原则,正是刚才说过的那个基本真理的物质体现,即人类在精神上是一个整体,而按事物的本性又终将在实际上成为一个整体。其次,是因为医学的原理也非常适用于救治世上的疾患:世界过去受难,现在受难,在经过逐步发展、取得经验、积累领导人的智慧而达到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以前,无疑还将继续受难。

我们国际上的疾患,大多跟人身体上的隐疾很相似。就像癌症那样,国际疾患一般先是某个地方长期受刺激,所以最初规模不大。若能预知那种刺激为癌症的先兆,迅速处理,这种病或许就可以避免了。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也可能无法或没有机会预先觉察到这种刺激,但一出现明显的症状,早在必须动手术之前,他就能设法根除这种疾病。

在遥远的未来,有一天我们或许会有一种“国际政治保健学院”之类的机构。它将从各个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就像家庭医师研究或应当研究他所照料的人的心理、生理和品行的状况那样。一旦发觉国际健康中有潜在危险的根源,早在实际发病以前,这个学院就会对症下药,以消除可能引发冲突的原因,即感染的根源。必须远在疾病生成以前即采取医疗措施。在国际事务中,仇恨的狂热一出现,才想到要避免发病就没有把握了,也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必须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在舆论有可能被激怒以前,在公众的明智判断力尚未为事态发展所遮蔽、为国际间仇恨偏激情绪所蒙蔽之前,就该有几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围坐在铺着绿色台布的桌旁,依靠各自冷静的判断为防治病症做大量工作。

这个“国际政治保健学院”,是对将来的一种幻想(我想称之为我别出心裁的一种奇妙的发明),它必须经常开会,就像普通实验室所做的那种研究工作,和现今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他类似团体经常为消除癌症而推动的研究工作一样。它的成员不是内阁总理或其他高级官员,而是许多社会各界、各组织的非政治性的专家。为了能够采取预防措施,并能行之有效,他们理应及时提出自己的研究结果、警告和建议。

自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今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必要因此而灰心丧气吗?这个走向国际合作的运动,并不会如雅典娜那样从宙斯的前额诞生出来,而且一出来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它必得如一切婴儿那样,从经验教训中得益,慢慢地发育成长。它终究会长到完全成熟,正如这所大医院,由于汲取医学界的经验、发明和发现,它为社会服务的潜力同样在随之增长。

朋友们,今天的典礼意义深长,它使我有所感悟,才敢做这些大胆的遐想。我所谓的“国际政治保健学院”不过是臆想的产物,也许只是空中楼阁。因为想到这个医院在完成其进步使命时,将会对个人与社会做出良多贡献,所以才借用它的名词和概念。这只不过是想用比喻来说明问题而已。有时做做白日梦,也并没有什么坏处。梦至少可以把我们引向使人受益的思路。我从这幢大楼,从它将容纳的、大量的从事种种医疗活动的设施,看到了人类基本上是统一整体思想的具体表现。现在人们正在为促进人类的密切合作而努力,那就让我们在这幢大楼所象征的原则中去寻找实例吧。把这所大医院所代表的国际友谊、治病救苦所体现的基督教精神和箴言等都运用到那个更宏伟的事业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