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23日
我最近曾在日记中说，赞成国际联盟处理中日争端的报告和建议。这句话必须修正了，就像这本日记中的许多话一样，只是说出一时的想法而已，经过深思熟虑后，必然要随时修正。那些建议在理论上也许还不错，但问题在于不切合实际，实行起来不会奏效，至少在眼下是行不通的。当然，从国联的观点来看，除此别无他法。况且国联卷入这个问题后，正是在我国政府的鼓励下，至少曾经表现出耐心与克制。然而随着思考越深入，就越忍不住要问：十四年来全世界煞费苦心经营的这个和平机构究竟是否完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否堪用？
不妨想象一下，将1931年的满洲局势与1898年的古巴局势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假设古巴危机是在《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签订后发生的，“缅因号”巡洋舰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战争心理便如森林大火那样蔓延到我们全国，全国上下的男女老少都在高呼“记住‘缅因号’”。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最终能防止跟西班牙开战吗？1898年的麦金莱想避免战争，却无能为力。即便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我们是不是同样难免会受舆论所迫、以自卫为理由、不经宣战就占领古巴？直至今日公众仍在猜测，到底是谁引爆了“缅因号”；而今天的公众也在猜测，是谁制造事端导致1931年9月18日那天日本发动进攻。两个问题都没有答案。
当然，古巴和满洲地区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大不相同。我国的行动基本上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日本的行动则纯粹出于私利。可在这两件事当中，战争心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人深信日本图谋满洲由来已久，与吞并朝鲜无异，只是等待良机而已。这样看也许对的。
我的观点当然不是要为日本开脱，而是想探究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也包括我国在内，因求战心理十分强烈而发动战争，和平机构能否制止它动手。譬如说《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能够阻止南非战争吗？英国大使馆的某某告诉我，当年他的父亲就因主张和平，在自己的村子里竟也有人拿石头砸他。詹姆森偷袭德兰士瓦，自然是暴行，就跟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的行径完全一样。假如不发生德国皇帝电贺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获胜这件事，英国人自己本来会谴责这类暴行。那封贺电看来微不足道，却成了点燃战争狂热的星星之火。这类事情在每个国家都会造成一种战争心理。这种狂热让人可以不顾一切，甚至都不需要军事宣传来煽动。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将来还会出现一模一样或类似的情况。尽管已经有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国际联盟盟约》与其他一切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和平机构，但敌对行动还是在不断发生并将继续发生。
如果世界各国听任日本破坏这些盟约而不受惩罚，那么不仅这些和平条约本身会丧失其效力和尊严，还会导致其他各种条约终将丧失稳定性。正是因为世界无法也无力对日本的所作所为进行清算，许多地方的条约已被破坏。对此我们打算怎么办呢？
进行道义制裁吗？当一个国家被战争心理缠绕着的时候，即便其他国家都对它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其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这除了加剧——而非减弱——其好战情绪外，不会有什么别的效果，今天日本的情况就是明证。况且，人们始终怀疑这种举世一致的道义谴责又能维持多久，因为碍于各自的私利，团结一致的阵线迟早会破裂。
如果道义上的斥责无效，或多半无效，那么还能做什么呢？怎样才能执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呢？当然不能用武力，一动武就恰好违背《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所维护的原则。以战止战，显然已经不能达到终止战争这个目的。假如唯一方法是再通过打几场世界大战来保障我们的和平体系，那么还是此时此地就抛弃这种体系为好。因为如此一来，文明本身也岌岌可危了。断绝外交关系也没有用，除非辅之其他措施。武器禁运一般也没有什么效果。以目前情况来说，武器禁运只会对侵略者有帮助。所剩下的就只有经济和金融抵制了。这恐怕在实际上还是无济于事。从当前的情况看，经济抵制只会促使日本把中国能够提供必需物资的那些地方也都一并占领，结果还是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在金融上，日本现在已经不能从国外获得贷款了；尽管无法借款，但它还是可以支撑下去。
显而易见，我们的和平机构在理论上是漂亮的，在实际上却无用。因为只做表面文章，所以才无用。它就像贴膏药来治疗癌症一样，听任癌症发展很久以后才请外科医生来敷上这么一点止痛的药，自然无济于事。国际间的祸事，多似癌症。最初只是某个地方长期受刺激，所以开始时一般并不厉害。这种刺激，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也不大可能觉察到，但一出现明显的症状，早在需要动手术之前，医生就应设法消除这种病症。
未来的世界和平机构必须比医生早走一步。哪里有刺激，它就得有所觉察，诊断出将来生病的可能性，早在产生病灶前就着手治疗。这当然纯属理论。究竟如何才能在实际中建立这么一个机构，的确是我们那些总是没有效力的和平组织应该研究的问题，就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类似团体正经常引领消除癌症的研究工作那样。总而言之，世界和平机构要做到消灭战争，就必须比现在更加激进，更有先见之明，更多留心事实、形势和环境，而少谈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