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18日
今晨弗莱舍告诉我，白鸟再次跟外国记者谈到“满洲国”，说法和周六时一样。他明确表示，出于尊重国联调查团的劝告，完全承认一事可能要搁置一段时间。白鸟的话可以做各种解释，特别是因为其中牵涉到中国是否继续对满洲拥有主权的问题，所以我便叫内维尔去和有田非正式地谈谈。此去一定要说明，他并非听奉任何指令，只是想了解白鸟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是由我去找内田，请他做正式的解释，就可能会对局势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我无论如何要避免的。
内维尔跟有田谈了将近一小时，主动和他拉家常，讲了许多实话，他跟有田很熟，所以能这样做。有田说，白鸟想必是“疯了”，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的意向从未有任何变化；并说一旦给予承认，就会承认它拥有完全的主权。
我给国务卿写了一封长电，汇报白鸟和有田两人的话，并陈述我们的看法，认为前者的话很可能带有释放“风向气球”的性质，目的是要试探外国的反应。因此不能设想他竟没有先和上司通过气，就敢发表这样的谈话，而且仅隔两天又基本上重复说了一遍。有田还对内维尔说，他认为内田不久就会约我去讨论整个局势。关于时局，众说纷纭，互相矛盾的各种声明、新闻报道、街谈巷议犹如洪水泛滥，搅得人心烦意乱。而我总得要随时向华盛顿报告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把要说的话都电告了国务卿，我感到舒服得多了。我想，恐怕日本人自己也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白鸟谈话的态度是仔细研究过的，目的是要在国外造成一个好印象，等事到临头再说。
1932年7月20日
拿起晨报，看见内维尔前天拜访有田的事上了头条，其内容是：现在英美两国俱已插手“满洲国”的承认问题，唯内维尔此举是否奉华盛顿之命尚不得而知。这自然是那个无法无天的白鸟干的，稍过一会儿，弗莱舍就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内维尔非常小心地对有田说过，他只是要求弄清某些新闻报道是否属实，并非奉命而来，也不是来提什么抗议的，这当然是大使才能做的事。我不明白外务省想从这种大规模宣传方式中捞到什么。内维尔去谈，只不过是意味着我不能非正式地跑去商谈事情，因为我每一次到外务省，在那里讲什么话，都一定会被捅到报纸上，一定会引起夸张的宣传。若是日本大使出渊去一次国务院，的确也会有记者来找他，向他提问，但是至少国务院本身不会透露谈话的性质，除非有什么正当理由，即使透露，他们也会留心不要传错。在东京却不是这样。
上午9点一到办公室，就看到国务卿发来的论及“满洲国”承认问题的密电，深感欣闻。我认为他是在严格遵循正确的政策。他说他已经看了我的报告，是带着关切和“焦虑”的心情看的。“焦虑”（solicitude）一词在韦氏字典上的解释是“怀着恐惧和担忧”。
今天早晨，中国新公使蒋作宾将军正式前来拜访。他来访时穿着一件黑色的便礼服，却戴着一顶大礼帽。这就让我在服装（服装是外交极重要的组成部分）问题上感到为难。如果我回访他时，按常规穿燕尾服戴大礼帽，就会超过他来访时的礼宾规格。如果我穿便礼服戴常礼帽，显然又会损害中美间的良好关系。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像这位公使那样严重违反服装上的外交惯例。这是一个我在今后几天得反复考虑的问题。因为外交就是由这类小事构成的。
意大利大使、即将在本周内回国短期休假的加拿大公使马勒夫妇、外务次官有田夫妇来吃午饭。饭后我告诉有田，看到内维尔同他的非正式会谈竟发表在报上，不胜惊讶。因为内维尔已经很小心了，曾强调他此行并非奉命而来，也不是正式陈述意见，不过是要求弄清报上的某些传说而已。我还说，有田告诉内维尔，内田大概会在这几天内请我去详论大局，我已经知道了。有田答道，英意两国大使曾要求在本周内会见内田，他认为如果我也请求会晤就更好了。我说，此刻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请求会晤、打扰内田伯爵，虽然以后或许会有这种愿望。此事就到此暂时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