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4～18日 芝加哥至旧金山横贯大陆的特快列车上
我们出发了。我们千变万化的生活中的一次新冒险——第十四个工作岗位与第四次出使，这或许是最冒险的一次。五年间，我们目睹了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覆灭后留下的废墟中破土而出，披荆斩棘，艰难前行，重获新生。现在我们又要登上另一个更大的舞台，在未来的几年或几十年里，全世界的注意力将会聚焦在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只有一件除外，那就是：日本会放弃它在中国满洲地区的投资、财产、侨民和重大利益。日本的势力一定要待在那里，除非打了败仗。现在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它将采取什么政策和方法来应对国际上的关切，用什么伪装来掩盖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
事实上，许多有趣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日本是会满足于巩固它在中国满洲的现有利益，还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计划建立一个囊括亚洲的庞大帝国，征服朝鲜只是第一步，而征服中国满洲是第二步呢？日本能避免与苏俄和美国的冲突吗？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日本继续一意孤行下去，会不会终将遇上世界反对势力坚定不移的抵抗？如果碰到抵抗，由此引发的冲突又将是什么形式的？是爆发国内革命，还是与外国爆发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日本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而我们即将有幸从日本内部来观察上述问题，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期盼。
我会尽量保持不偏不倚的观点。作为一名大使，若一开始就对驻在国抱有偏见，那就等于已经卷起铺盖回家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偏见迟早会被人发觉，进而使互相信任的基础难以建立，而他又只有在互信的基础上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因为这样又存在受当地氛围影响过多的风险。无论如何，我深知总统、国务卿和国务院的想法，这将有助于自己保持正确的航向。首先，我非常同情日本在中国满洲地区的合法愿望，但对其为实现这些愿望而采用的非法手段毫不同情。
趁世界各国忙于世界大战之际，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日本又不顾《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盟约》，在满洲和上海采取典型的“普鲁士式手段”等诸如此类的行径，这都是很难令人同情的。那些纯属中日之间的问题都有特别复杂的特征，例如条约理应如何解释、哪些条约是有效的、谁先违反有效的条约，等等，以致人们只好将这些情况视为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好在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对中日之争，我们不袒护任何一方；我们维护的是国际和平条约与“门户开放”原则的不可侵犯性，而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和我们所采取的立场都已经向全世界仔细表述过了。今后若有必要，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这里就先讲这么多，姑且作为前言。
赴任伊始，局势就已动荡不堪。一位来自《先驱调查者报》（Herald-Examiner）的记者曾在芝加哥车站等候我们，并送来该报5月16日星期日的晚报，上面印有非常醒目的标题：“日本首相遇刺身亡”“严重的叛乱”“皇居危在旦夕”。这已是第四次重大的行刺事件。日本军部简直就像脱缰之马，正在四处横行，显然是想要建立法西斯制度。不过，尽管报上那么说，但我并不相信天皇会有危险，日本皇室恐怕还是受到普遍尊崇的，其中一定有些事情搞错了。如果最近这次恐怖事件——杀害首相犬养毅并向几处公共建筑物扔炸弹——是一群狂热分子干的，那么我怀疑这种极端行动可能不会对军部本身产生持久的影响。我们之后会看到答案。
沿途经过芝加哥、奥马哈和旧金山等大站时，都有摄影师和记者迎接我们并请求采访，但我自然是对日本、日本问题或有关我出使的问题只字不提。我稍微谈一些土耳其的情况，接着就客气地把他们都打发走了，至少这比一句话不说好得多。我们还被一家檀香山的报纸逗乐过，他们如此写道：
格鲁大使是一位有教养的人，兼备美国人的机警进取与欧洲人的谨慎矜持。他是个高个子，脸上常带着迷人的微笑，讲话慢条斯理，既不是波士顿式的，也不是英国式的，而是混合二者的悦耳声音。
简直是把我形容成了美欧的大杂烩。
在奥马哈时，有位记者问我认为最近三十年来突出的世界外交问题是什么。我立即答道：“毫无疑问，那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个国际和平体系。”在这位记者看来，当今世界主要的危险因素是德国以及另一场可能爆发的日俄战争。对于他的看法，我未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