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总觉得父亲的眼神是忧郁的，笑容难得一见。原因也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养家糊口的工资在减少，似乎在隔三差五地减少；家里的住房也少了，原本的“客堂间”住进了别的人家；原来用“娘姨”（保姆）的，现在用不起了……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2期“漫谈中产阶级”一文中提到了父亲所在银行的工资改革：“如何改革？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薪金改为工资，脑力劳动归入体力劳动，取消‘脑体’差别。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困化！”
1949年之前，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那个时代银行职员和教授医生工程师海关邮局职员一样都属于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1949年之后父亲降为一般职员，收入少了一半多，据他后来讲也能接受。过去是襄理（副行长），现在解放了，银行的行长副行长由共产党的南下干部地下党员来当天经地义，什么叫改朝换代呢？至于领导对银行业务一窍不通，这也无关大局，反正具体工作都是父亲这帮“老银行”干的，领导只管开会政治学习搞运动就行了。
银行的“工资改革”对父亲的打击是致命的。以前每月300多元的收入变成了月工资65元，家里吃饭的人只少了一个保姆，阿爷、阿娘、母亲和我吃饭还得靠父亲。不过阿娘常常到姑姑家去管外孫，阿爷有点积蓄，零用钱之类是不会麻烦儿子的。银行的减工资运动波及我们整个家族。我叔叔有3个子女，婶婶当时也不工作，因为也是银行职员，收入从3位数变成2位数，负担一下子加重了。姑父过去也在银行任职，此时离开金融系统去了五金交电公司，收入当然一样减少。姑姑家也是子女多，姑姑没有职业，过去的银行职员夫人都是全职太太。
我们这个家族可以算银行世家了。阿爷是民国第一代老银行，北洋政府时期在北京英国汇丰银行，南京政府时期在中央银行，后来在上海中央银行任职，一解放就被动员退职回家，拿了几个月工资作退职金。因为上海作为过去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银行太多了，银行职员也太多了，“上头”深感头痛。于是退职的退职，改行的改行，实在赶不走的，减工资。
所以银行职员这一典型的中产阶级从1950年代初就跌入了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