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是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的物理教师，在“文革”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被“清理”出来，“隔离审查”了10个月——也就是关了10个月。“罪状”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污蔑三面红旗（造谣说安徽农村饿死过人）；另有一条罪状是认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不能反修防修，“反而会加速修正主义的到来”。这条罪状被认为是我们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反革命纲领”。
“小集团”成员大都是安大的老同学，牵连面很广，最后倒霉的人却不多。在安徽工作的田振义兄作为“小集团”的头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和初人兄被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定为“反革命性质、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俗称“敌性内处”；工大的一位同事老高，是交大毕业的“摘帽右派”，不幸却因和我们走得很近而重新被戴上了帽子。
定案之后，我就随学校大部队去了市郊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半年后又随学校大部队去了奉贤和南汇海边的农场“五七干校”务农。这样矛盾就来了：学校广大教师是臭知识分子，是要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但他们毕竟算革命群众啊。我等没有群众身份的人也混在群众里一道干活，岂非不太公平？于是学校工宣队找到了一个以示区别的机会，把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送去“战高温”，算是清除出学校——上层建筑——了。
我到了玻璃厂我母亲很高兴。她认为我人在上海市区了，能找到女朋友了，于是到处托人替我介绍对象。我远不如母亲乐观。这年头姑娘找对象要考虑对方的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寻女朋友都会遇到阻力，何况我本人还倒过霉呢。
倒也碰到过一位不计较我政治问题的姑娘。她是一个会计，不过我实在对她没有感觉，接触两次就算了。介绍人是母亲的老朋友邹阿姨，她为此很生气，对母亲发了牢骚：“国庆这个样子了，还要挑三拣四，要不得！”
邹阿姨和我母亲都是四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