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春天和往年一样悄悄地降临了。校园里飘浮着柳絮和蒲公英，黏在人们的头发上，林荫道旁的槐树开满了白花。这一年的春天带来的不仅是生机勃勃，还夹有和春意盎然很不协调的肃杀之气：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
政治学习增加了许多，这和1962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干部们在大会小会上作报告，内容千篇一律，阶级敌人很多、很猖狂。包产到户后，一些地主富农分子收得的粮食比贫下中农多，他们“猖狂”地说：解放前我比你们日子好，包产到户后我还是比你日子好！有些地方“复辟”了，建祠堂、修家谱，地主当上了族长，而贫下中农给他叩头！有些去过农村搞整顿的干部有句口头禅：我早就发现包产到户有问题了！寝室里的广伟他们老是就这句开玩笑：我早就发现……
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省里办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地点是在合肥市中心逍遥津公园附近的李鸿章故居。里边陈列着一些淮军将领的花翎顶戴、地契之类的物品，大概是说明合肥附近的地主出身于镇压太平军的淮军军阀；也罗列了一些当今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图片资料。不过给人的感觉十分勉强，譬如有一份资料写道，有人说：七级工、八级工，不如我老汉一担葱。当年七级八级工人的工资算是高收入了，这段顺口溜无非说明自由市场上农民可以赚钱而已，竟然也算阶级斗争。
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也展开了，对立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报纸上公开了和苏共的矛盾，开始了论战；学校的报告会上火药味更浓，直接点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当时报上还未点名，还称同志）。我和初人、朝诚以及在电子学系的朋友朱文熙都是众所周知的“亲苏派”，此时必须“火烛小心”。所以在小组会上表态，要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老胡对我的“转变”颇为满意。
也是这个时候，上面号召学习雷锋，报纸上登了照片、日记和先进事迹。我们开了几次学习雷锋的会，会上每个同学都表示感动。不过，也有同学在感动之余发表见解：雷锋绝非凡人，估计早已预料自己要牺牲，所以留下了日记和照片，好让精神发扬光大。
大概在1962年下半年1963年初，从北京来了一批干部教师，有的来自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来叫社会科学院），有的来自党校。他们之中除少数几位有真才实学的能安心当教师之外（如冒怀辛先生等），大都很失落，所以很左。尤其是几个干部和政治教师（只会教马列主义政治），似乎是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中人，对熬过困难时期的学生的言论大惊小怪、横加指摘。现在更是师出有名，一律归之为“阶级斗争新动向”！
一个从党校调来的女政治教师言必称“主席”，她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点革命觉悟也没有！还散布反动言论！如在宣传红军长征过草地困难得吃皮带的革命精神时，有的学生讲怪话：当时的皮带是牛皮做的，还是有营养的，现今的皮带是人造革、帆布的，你想吃也吃不了。还有的学生就一首革命歌曲开玩笑：“正月里来是新春……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八路军”……那个年代还能送猪送羊，前两年连鸡呀狗呀也没东西送啊，更有人说鼠呀蛇呀大概还有可能送。总之，这些在我们过来之人觉得挺真实的言论，在假左派口中全成了阶级斗争了。
一天晚上，伯年兄约我散步。初夏的夜空繁星满天，晚风吹走了暑气带来了阵阵清凉。此时的伯年已经从处分的阴影里走出一点了，他又大谈起偶然性对于命运的重要意义来。当我们来到文科楼的台阶上时，顶层会议厅传来了孙校长通过麦克风放大了的嗓音：这是和反右斗争一样的。我们不约而同停住了脚步，默默地听了一会儿。原来会议厅在开干部会议，会议内容是根据中央指示布置在应届毕业生中抓反动学生的工作。知道了我们正是运动对象后，我和伯年立刻回宿舍，在回去的路上伯年说，我们听到了这样机密的消息纯属偶然，可见偶然性对命运何等重要。
那天夜里我把要抓反动学生的事分别告诉了广伟、承源和王朝诚。朝诚紧张地说：赶快去给汪初人讲！叫他千万不要乱说话！（朝诚总认为初人是闯祸坯）我说现在汪初人乖巧多了，而且三日两头往龚书记家里跑，不会有事。
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几天大家都知道了要抓反动学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