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大戏院是当年合肥最豪华的剧场，凡是外地来的大剧团或本省最重要的演出总在那里举行，票价也是最贵的。我去过几次，同去的有刘听泉和孙伯年，我们去看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演出，我们3个人都喜爱京剧，在京戏方面有共同语言。
当时的京昆剧团演员阵容强大，旦角有杨春霞、李炳淑、华文漪、梁谷音、王芝泉，生角有计镇华、李永德、周云敏、蔡正仁。而且演的剧目以京戏为主，很对我们胃口。我的一个初中同学金锡华是上海戏校毕业的，在剧团演小丑，我们看完戏以后就去找他聊天谈戏。在回学校的路上，大家都很开心，这种开心的日子可惜太少。
刘听泉有1米80以上的个头，上海话叫“长脚”，因此是学校篮球队二线队员（球技差一点）。他有一种奇怪的胃病：饭后会把吃到肚子里的食物反刍到嘴里，再咬嚼一番第二次吞入肚内，和牛很相似。听泉常常带着冷冷的、不屑一顾的神情，加上和人顶嘴说话很尖刻，所以人缘不太好。然而在我们同寝室的那些日子，我俩相处得不错，这是由于他认为我和他一样：懂戏！
听泉兄的父亲是个京剧票友，和言派名票李家载很熟，家学渊源的刘听泉自然很懂戏，而且引以为荣。当他得知我也喜欢京剧，不仅知道四大名旦、余言马高谭杨奚麒，还知道梅兰芳的老师陈德霖、王瑶卿，甚至前三鼎甲（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后三鼎甲（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我都讲得出名堂，从此对我刮目相看。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喜欢评话（说大书）。他吹陆耀良的“三国”，我就吹张鸿声的“英烈”。我们都听过吴子安的“隋唐”，当我把“隋唐”中小辈13条好汉从第1条好汉李元霸一直背到第13条好汉秦琼以后，刘听泉从此对我青眼有加，把我看作是他值得结交的人。
孙伯年原来比我高一级，休学一年后来到我们班级。他的长相很特别，眼角和眉梢都往上挑，活像戏曲舞台上的古代人物；平时总穿对襟中装，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他对人彬彬有礼，与同寝室的人都处得很好。
孙伯年虽然喜爱京剧，但不像听泉和我那样内行，谈起戏来听的多、说的少，对我们尤其是对听泉兄颇为尊重，使得很少说人好话的刘听泉对他颇有好感，老是拉他一道去教工工会俱乐部过过戏瘾。
工会俱乐部是为教工服务的，有一些老师经常在那里拉琴吊嗓子，也有人专门去听听捧捧场，总之去玩的都是教师、职员及其家属，学生不可能去。然而什么事总有例外，我们3个爱好京剧的学生去玩，居然也受到欢迎。一位拉琴的老师命令我们每人唱一段（算是入门考试），轮到我唱完几句“空城计”后，一位中年女子点头称赞：“好！有味！”并且欢迎我们经常去。就这样，我们3个人就成了学校教工京剧队的学生成员了。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中年妇女过去是个专业演员，工梅派青衣，不知何故改行成了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是京剧队的核心人物。
来俱乐部吊嗓子的有不少学校的高层人物，数学系系主任许义生先生、外语系系主任姚企文先生、体育教研室主任蒋浩泉先生等等。不论是教授还是助教，是处长还是办事员，统统都是票友，在京剧面前一律平等，这是很难得的。外语系的冒效鲁先生有时也来转转，不过他从来不唱。提到冒先生，“说起了此马来头大！”他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人，国学大师冒鹤亭之子，做过南京政府的外交官，又是北京的名票，梅兰芳的密友，还是一个古典诗词名家……
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再次来合肥演出时，我收到金锡华的信，信上叫我和孙伯年去他后台住处，有话要讲。我感到奇怪，就和伯年去了，去了才知道原来孙伯年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是要参加京昆剧团，打杂拉幕干什么都行。金锡华和李永德给孙伯年讲了一通要安心做大学生的道理，伯年点头接受表示不勉强参加了。在返校的路上他一言不发，只是叹气。
学校在教师、干部的范围内传达了广州会议的内容。朱文熙混进会场听了传达并作了记录，然后得意洋洋地对我们宣讲了广州会议周恩来的讲话：文艺要让人流泪，要打动人，为海默的《布谷鸟又叫了》平反，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之帽、加上无产阶级之冕），还有一条：肯定了传统的戏曲。
也许是受了广州会议的鼓舞，工会俱乐部的票友们正式成立京剧队，准备公演几出戏。有些喜欢吊嗓子清唱的人一听要粉墨登场，全打了退堂鼓（怕出洋相）。所以只演两出戏：一出“武家坡”，由姚企文先生和安徽省京剧团的一位旦角合演；学校的梅派青衣主演“三堂会审”。后一出戏全部由学校的票友担纲演出：王大人由政治系（前历史系）的小孙老师扮演；红袍刘大人由中文系的李老师扮演；蓝袍潘大人是次要角色，派给了刘听泉；丑角崇公道出场时间很短，派给了孙伯年；还派我演门子——王大人的跟班。公演得到了安徽省京剧团的大力支持，所有的场面（京二胡伴奏、全套锣鼓）、龙套班底、服装道具统统包掉，还派来一位老演员（资深老生）张老师来给我们排戏，当导演。
票友中女性很少，除了梅派青衣之外就只有蒋先生14岁的女儿青青了，她曾在南京市戏曲学校学过京戏，1962年初戏校停办以后就待在家里。青青长着一双水汪汪、黑灼灼的眼睛，人又活泼，大人们都喜欢她，本来想让她演一个角色，但考虑她太小、只是家属，就算了。后来张老师帮忙让她加入了安徽省京剧团学馆。
在排练中李老师和小孙老师常有争执。从北京调过来的李老师学马派老生，举手投足无不透着点马派的潇洒；小孙老师刚从复旦毕业不久，是复旦大学京剧队的台柱，学的是姜派小生，兼学叶派。两位都很自负，互不买账。有一回李老师暗示小孙不懂戏，小孙老师气得脸色发白：“我不懂戏？告诉你，我吃奶时候就听戏了！”此话倒也不假。小孙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品大员、人称“寿州相国”的孙中堂，父辈是上海的实业家，估计家里常办堂会请名角唱戏。
他们的冲突被张老师一一化解。刘听泉和我讨论一番后，一致认为他们二位的矛盾反映了京派和海派在京剧表演上的不同认识。
公演那天，我们早早来到了学校礼堂后台化妆间，准备“扮戏”（化妆）。梅派青衣自己会“扮戏”，其他票友都得请省京剧团的人化妆。替我化妆的是一位叫马老师的京剧团专业人员，他还是这次演出的舞台监督。马老师仔细地替我上油彩、画眉毛，然后把我脸的两边往上一收，用纱头巾之类的套紧，我觉得眉毛被吊上去了、有点难受。他帮我穿上戏服、戴好戏帽，穿上厚底靴，还叫我走两步。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行了！”
我感到穿上底这么厚的戏靴走台步十分不易，很容易摔倒，艺人穿着它还要跑圆场、翻跟斗呢，唱戏真不简单。
青青跑到化妆间来和伯年、听泉说笑，看到我时突然睁大双眼打量了我一番：“哦哟，扮上戏像换了一个人！”我听了颇为得意，问她台下看戏的人多不多？她调皮地用上海话回答：“多，才来看侬额呀。”说完跳跳蹦蹦地走了。
“武家坡”先演，我们都站在台侧看姚先生出场。姚先生唱的第一句是西皮倒板：“一马离了西凉界……”，“界”字刚落，台下炸雷似地一声“好！”大家朝发声的座位望去，原来是冒先生叫的好，这声好又脆又亮又响，可见冒先生用足了丹田之气，但是这声好也抢走了姚先生的风头。
“三堂会审”要演1个多小时，我在台上呆站1个小时！台词只有1句：“请刘大人用刑！”共说两次；舞台动作除了站，至多就是接公文、呈公文；尽可安心欣赏他们的表演。正因为过分关注别人，在一次王大人“打坐向前”时，忘了替他搬椅子，以至于台上出现停顿的僵局（总不见得按院大人自己搬椅子吧）。马老师在台角轻声提醒，我才赶快补救搬座椅，小孙老师已经大光其火了。等戏一结束，我飞快脱下戏装，立刻溜走，就怕小孙老师找我算账。连脸上的油彩也是到宿舍里擦洗掉的。
孙伯年只是开场时有戏，早已回来。我们俩等刘听泉等到很晚，不见他回只好睡觉。第二天才知道，听泉散戏后又是拍照又是和参加演出的票友、省京剧团的老师一起吃夜宵（学校请客）。刘听泉说大家在礼堂里找过我们，还告诉我们：马老师张老师在吃饭时说今晚演出有两点出彩：一点是演刘大人的马派老生很有马连良的神韵；另一点就是王金龙王大人身旁站的门子扮相漂亮！听说我这个跑龙套的门子竟然成了一出戏的亮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学校的布告栏上贴出一张处分告示！上面写着：孙伯年，家庭出身反动军官。因放松世界观改造，在上海休学期间猥亵邻居一个年仅12岁幼女，情节极其恶劣，影响极其严重。本该严惩，因尚能主动向学校交代，有悔罪表现，故给以留校察看1年处分，以观后效……
告示在我们年级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孙伯年的文质彬彬、待人谦恭都是骗人的假象，他本质上是个坏蛋。尤其是女同学，对孙伯年更是咬牙切齿，说他是色鬼、衣冠禽兽，仿佛孙伯年欺侮的是她们家小妹妹。广伟和我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走过，广伟说这样小的女孩子怎么会让孙伯年产生念头？真弄不明白。
孙伯年除了上课，成天把自己关在寝室里，足不出户，当然不可能去工会俱乐部过戏瘾了。刘听泉表示再也不会和他搭界，免得旁人以为我们和他同流合污、有相同的嗜好（当时还未产生“恋童癖”这个词）。但听泉也说俱乐部那班京剧票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3个人之中青青和孙伯年最要好，他对青青没做什么嘛！
那些日子孙伯年非常孤独，没人理他、他也不和人说话。一次下课的途中我主动和他打招呼，和他聊了好久。面对他疑惑、感激的眼神，我告诉他我不认为他是坏人！谁都有控制不住自己、一时冲动犯错的时候，我把刚刚读过、自己还一知半解的爱尔维修的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他讲了一通。我说他过去对原本正常的欲望过分压抑，“超我”太强，导致欲念突然冲破堤坝失控了。关于这点我和初人兄专门讨论过，结论一致：你不是坏人！
从那时起孙伯年和我成了知心朋友。在一次次的散步中他谈了许多过去从未提及的家事。他是一个宿命论者：命运让他的嫂子在1949年怀孕，使得想含饴弄孙的父亲放弃去台湾的飞机票留在大陆，结果被作为战犯关押（他父亲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命运让他的邻居请他辅导他们的女儿功课，结果偶然的亲密使他控制不住铸成大错（最后关头他刹住了车、否则要抓进去重判）。他叹气道，他今后的一辈子就是赎罪了，将来工作得再好也只是将功补过。“他生未卜此生休”，这就是他的命！
没过多久就要毕业了。为了能让孙伯年分配出去，学校提前结束了他的“留校察看”处分，他和许广伟等几个人被分配在江苏省无锡市。然而别人都到单位报到工作去了，他还住在人事处的招待所里，无锡市的工厂、学校看了他的档案都不要他。他一直孤零零地住在招待所里，领一点生活费，这样待了差不多1年光景。
终于我收到了广伟的信，信上说孙伯年自杀了！人们发现他死在离招待所不远的水塘里。据广伟分析，是伯年知道要搞“四清”，阶级斗争的弦要越绷越紧了，因此认为此生无望、一死百了。广伟还说，“希望孙伯年肮脏的灵魂早日安息！”我在难过之余，对广伟的说法很不以为然！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伯年的灵魂肮脏？细细地审视一下自己，我们就没有一点儿罪恶的念头和可能吗？伯年兄已经用他年轻的生命（才24岁）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了代价，人们还能说什么？
伯年兄是我的朋友。我不以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