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书记有一次给全校学生上政治课，讲：我们学校有两个大右派。一个是党内的、当过省委宣传部长的杨小椿；一个是党外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复旦大学二级教授王恒守。两位大右派我全认识，王恒守先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们“数学物理方法”；杨小椿则认识得更早，他在图书馆专门为大家干借、还书的事，同学们叫他“老杨”。王先生和“老杨”都戴眼镜。
当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中青年妇女，绝大多数是干部家属，什么科长夫人啦，处长的小姨子啦，比文盲多识几个字。这些人虽然啥也不懂（对学生的查询一问三不知），“阶级觉悟”倒很高。对在图书馆监督改造的“老杨”态度很凶：“杨小椿，去搬书！”“杨小椿，你怎么干的！这里没搞干净。”有一回两个妇女吵架，吵到最后都把气撒到“老杨”身上：
“我们吵嘴，你这个老右派高兴什么？”
“老杨”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冬天还戴呢帽，套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一副大干部的样子。看得出他很高兴为我们学生服务，我们要借什么书，他很快就拿来，有时还和我们聊天（此时“革命妇女”往往在专心结毛线）。我三天两头去图书馆换书。一天下午，“老杨”在我借书证上一边核对书号，一边和我聊：“你是学理科的，（借书证上写明物理专业）借的都是外国小说。我介绍一本苏联现代小说你看看。”我说我苏联小说读得太多了，什么西蒙诺夫、法捷耶夫、波列伏依——都读过。“老杨”还是坚持推荐：“这本书和他们的有点不一样，你借去看看。”我拿去看了看，是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
1962年随着曾希圣下台，“老杨”被平反了。他离开了校图书馆，去化工厅当厅长。听人说那两个“革命妇女”在化工厅附近的长江路上巧遇“老杨”，两位很不好意思，“老杨”却很客气地请她们到自己办公室坐坐，把这两位高兴得逢人就说。
巫宁坤在《一滴泪》这本书中对杨小椿表达了感激之情。巫先生“文革”中被扔在农村，工资一分钱没有，作为一位学者又没有体力靠种田挣工分养活自己。他只得到处申诉，素昧平生的时任省革会副主任杨小椿收到了申诉信，硬是冒着“右倾”的风险，把巫先生调到了自己老部下当头头的安徽师范大学任教。
“老杨”确实和“他们”有点不一样。
王恒守先生高个子，佝偻着背、戴老式金丝边眼镜，走起路来两眼朝天，步子慢吞吞的；春秋天永远套一件长风衣，冬天必定穿浅灰色呢大衣。他说的一口浙江嘉兴官话，本地同学倒也听得懂。
王先生在国内大学学的是数学，到美国哈佛研究生院攻读理论物理，1932年回国后就当上了教授，算得上中国物理学界的前辈了。“数学物理方法”这门课程是他在国内第一个开设的，时至今日，这门课仍是各大学物理系的必修课。要不是王先生在1957年倒了霉，被“踢”到我们这所地方高校，我们无缘听他的课。
有的老师讲课条理清楚，有的老师讲课逻辑严密，这些都很必要，但最要紧的是要有激情。有激情的老师才会有感染力，才能牢牢地吸引学生、抓住学生。王先生就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老师。他的眼睛在金丝边眼镜上边发出光芒（眼镜落到了鼻尖），重重地说道：“贝塞尔函数……拉格朗日函数……”我仿佛觉得一个个美味的嘉兴粽子（裹着函数的外壳）飞过来，砸到我脑门上、落到我嘴里……
有时候，王先生估计我这类差生“粽子”塞得太多，会消化不良，他就讲一些科学史和科学家的趣闻轶事：天才伽罗瓦、神童高斯、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争论等等，听得我们都忘记了下课。
最后一堂“数学物理方法”，临下课，王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临别赠言：
老僧领进门，
修行在自身。
且看尔等中，
得道有几人？
大教室里，全体同学都自发地站起来，用热烈的掌声向王先生致谢。
我和阿鲍、孟德商量一道去拜访王先生，因为“数学物理方法”考下来我们自我感觉都不太好，不知道能不能及格？仗着我们和王先生都是从上海过来的，去给王先生说说，也许会让我们通过。
阿鲍原来高我一届，休学一年以后成了我们五九级的同学。王先生上课有两位助教任辅导老师，其中一位是刚刚毕业留校任教的五八级同学，他和阿鲍同过学，从他那里阿鲍知道了王先生的住址，所以我们跟着阿鲍径直来到了王先生的家。
王先生住在一幢奶黄色的三层楼房内。这幢楼被称为“教授楼”，只有教授和处长才能住在此地，由于我校教授少，副教授也可住。“教授楼”只有两幢。当年各高校教授都不多，不像现在教授成了“关内侯、滥羊头”，连某大学的膳食科长也有教授的头衔。据说王先生能入住“教授楼”还是靠着他夫人。因为一块从复旦调来我校的王夫人秦素美是生物系的教授，否则右派分子能有资格和学校党委各位部长大人、学校的各位处长大人同住一幢楼吗？
我们敲开了王先生家的门，王先生听我们自我介绍之后（大教室全年级加上电子学系一个年级共百把人、王先生不可能全认识），请我们进入了他家的小客厅。客厅很小，一长一短两只沙发、一张长茶几差不多占了客厅的大部分空间，茶几上放着一座很别致的玉雕香炉。当我们说明来意后，王先生原来有点戒备的神情消失了，轻松地和我们聊起天来。1949年后，学校的各种运动如思想改造、肃反、反右、教育革命直至以后的“文革”，都是学生（左派学生）整教师，所以老教师见到学生都是敬而远之。王先生说到自己在哈佛准备考试的经验。原来哈佛历年的考卷都可以在图书馆查阅的，所以查阅考卷也是备考的必需。哈佛的考试是很难的。王先生还回忆当年的生活：比如刮胡子，刮一次刀片就扔了，不像现在，一把刀片要用交关多次——因为刀片买不大着。
说到国外生活，孟德来劲了。他请王先生给我们看看当年留学哈佛的照片，弄得王先生很尴尬，（当年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形同犯罪）聪敏的阿鲍立刻对孟德“发条头”：“你搞啥末事搞！叫人家王先生去翻箱子啊！好意思伐？”
我也问了一个敏感问题（我也属于脑子不清楚一类）。我说1957年报纸上批判孙大雨，说他住18层楼公寓，国家贴他300多元、加上工资共600元，有这回事吗？不料王先生激动了。（孙大雨先生和王先生是老同事）他告诉我们：1956年弄知识分子政策，上边分下来几套“18层楼”房子给复旦的教授，房租又贵，离复旦又远，到学校上课要调几部公交车，所以没人肯去。后来横动员、竖动员，还答应发房贴付房租（高中级干部人人有房贴），没有房贴啥人住得起！结果孙大雨去了，想不到这也成了孙大雨的一条罪名了。
看来王先生已经判断出我们3个人不是什么“左派”学生，再说他已经“摘帽”，因此说话更加随便。他还告诉我们一件事。复旦的党委书记杨西光是安徽人，在北京开会碰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曾希圣讲安徽要办一所大学，叫杨西光支援自己的家乡，结果杨西光就把复旦各系一大批教师支援到了安徽大学，作为礼物送给了曾希圣。
王先生最后给我们交底：如果考到50分以上，可以及格；考30—40分就不行了，要补考了。当我们告辞时，他还告诉我们合肥火车站附近有家食品店的蛋糕特别好：“比上海哈尔滨食品厂的还要好！”
我们出来以后，都很开心。孟德说别人讲王恒守先生拒绝给六零级物理系同学上课，因为在1961年秋下“淠史杭”水利工程劳动时，那些六零级“左派”学生整王先生。逼年已花甲的王先生抬重物（当时王先生尚未摘帽，凡有劳动必须参加），累得王先生躺在地上站不起来。所以无论系里如何劝说，王先生坚决不上。这几天那几个整王先生的人被他们同班同学骂死了。
还是阿鲍想起来：我们忘记告诉王先生我们的姓名了！他怎么关照我们？于是我们互相埋怨了一番，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宿舍。
几天后公布了考试结果：我和阿鲍及格了，孟德没有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