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在耶路撒冷接受我的采访时曾说，一个"外国国王"在大规模拆毁埃及人神庙时，留下了他的祖先"在阿斯旺"建造的那座犹太神庙：
他却没有拆毁我们的神庙。埃及人看见只有犹太人的神庙没有被毁，就怀疑我们和入侵者站在一边。正因为这个理由，埃及人就开始反对我们，毁掉了我们的神庙，而我们不得不逃亡。
公元前525年，一位外国国王的确入侵过埃及，也的确拆毁了许多神庙。他的名字叫坎彼塞斯（Cambyses），是扩张成性的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波斯帝国是他的父亲居鲁士大帝建立的。埃勒法坦纸草书上有关于坎彼塞斯的记载：
坎彼塞斯侵入埃及之后，他发现了这座（犹太）神庙。
他们（波斯人）拆毁了埃及的所有神庙，但谁都不曾损坏这一座。
波斯人占领埃及的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末。在这个时期里，埃勒法坦的犹太人和波斯人密切合作。波斯人的保护被彻底驱除之后，岛上的犹太神庙才被拆毁。因此，拉斐尔·哈达尼讲述的这个民间传说具有确凿的历史依据。
5．哈达尼还说，法拉沙人特别崇拜塔纳·奇克斯岛。我听说，公元前5世纪时约柜曾被送到这同一个岛上。不仅如此，我在这个岛采访过的基督教神甫梅米尔·菲塞哈还告诉我：约柜被藏在岛上的"一个帐篷里"，藏了800年，然后才被送到阿克苏姆城。塔纳·奇克斯岛上用帐篷（或叫会幕）掩藏约柜，我对此毫不吃惊。如果我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把约柜带到该岛的那些犹太人，其在埃勒法坦岛的神庙想必刚被破坏不久，他们也应当知道所罗门圣殿当年被尼布甲尼撒烧毁的历史。他们很可能做出了决定：从此永远放弃正式的神庙，回到荒野流浪的纯粹传统上，那时的约柜就被放在帐篷里。
6．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拉斐尔·哈达尼告诉我，法拉沙人的祖先到达埃塞俄比亚以前，不仅路过了阿斯旺（即埃勒法坦），也路过了莫罗，"在那里住了一段不长的时期"。1990年1月，我在安波博尔村采访法拉沙祭司所罗门·阿莱姆时，他也提到了这两个地方的名字。莫罗的废墟被湮没在历史中1500多年以后，终于又在1772年重见天日了。这难道也是巧合吗？发现莫罗废墟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苏格兰探险家詹姆斯·布鲁斯（参见他的《1768-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1790年爱丁堡版，卷4，538-539页）。
逃亡者之地
我感到，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的思路是正确的。发现古代莫罗遗迹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我的老朋友詹姆斯·布鲁斯，这一点更激起了我加快考察进程的的热情。
我可以断定，当年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史诗般的埃塞俄比亚之旅，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约柜的下落（参见本书第七章）。因此，他找到了传说里莫罗城的遗址，这太合情合理了。当年，约柜在被送到埃塞俄比亚的途中，就曾经路过了莫罗城。
可是，约柜当年果真路过了莫罗吗？在我看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埃勒法坦岛的犹太人当年离开该岛后，为什么要带着约柜向南方迁移呢？他们为什么不去北方（例如去以色列）呢？
我发现对这个问题大概有几种答案，每一种都有一定的道理：
首先，在公元前5世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已经习惯了没有约柜的生活。所罗门圣殿早已不存在，一座新圣殿（即第二圣殿）已经建了起来。何况还有一批戒备心很强的祭司们管理着第二圣殿，他们自然不会欢迎那些来自埃勒法坦的竞争者。
同样，在公元前5世纪耶路撒冷提供的那种神学思想氛围中，埃勒法坦的犹太人也会感到格格不入。宗教思想已经向前发展，人们不再认为上帝是半带肉身的神，因而也不再认为上帝住在"二基路伯之间"；那种约柜占据核心位置的崇拜形式，也已经大都被放弃了。
因此，约柜的回归将会引发许多潜在的灾难性难题。埃勒法坦的犹太教祭司们很清楚：为了避免这些难题，他们应当远离耶路撒冷。但又到何处去呢？他们显然不能继续留在埃及，因为埃及人已经在处处和他们作对，还拆毁了他们的神庙。同样，从埃及北方离开埃及，这条路也很不安全。所以，合理的出路只能是向南走。
阿斯旺和埃勒法坦的总督又被称为"南部诸国大门的总督"，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了把约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些犹太人只需打开这扇无形的"大门"，直接进入"南部诸国"就可以了，而南部诸国又被统称为"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个希腊字，意思是"灼伤的脸"，当时指深色皮肤的人所居住的所有地区。
这些犹太逃亡者去埃塞俄比亚，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是到一片可怕的"terra incognita"（拉丁语：未知的土地——译者注）上冒险。相反，有直接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6世纪，犹太群体的一些成员就已经到南部诸国参与军事冒险了。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了几个有据可查的先例，说明历史上外邦人曾向埃塞俄比亚迁移，那些移民不一定都是犹太人，但他们数量众多，都来自阿斯旺地区，并在"南部诸国"定居。例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记载说，乘船沿着尼罗河经过埃勒法坦岛再向前走四天，河中便不能通航了：
因此你必须上岸，沿着河岸走40天，因为尼罗河中有尖利的岩石，还有许许多多的暗礁，船只根本无法通过。在这个国家里跋涉见天之后，你会再度登船，在河上再走上12天，然后你便会到达一个大城，其名为莫罗。据说，此城乃是全埃塞俄比亚之母……从该城再乘船向前走同样长的一段路（即从埃勒法坦到埃塞俄比亚的这座母亲之城的距离），你便到了"逃亡者之地"……所谓"逃亡者"，乃是撒关提库司国王（Psammetichus）时期的24万埃及士兵，他们反叛埃及人，站到了埃塞俄比亚人一边。这些人在埃塞俄比亚人当中定居后，埃塞俄比亚人便逐渐被文明化了，因为他们学会了埃及人的举止。因此，尼罗河出了埃及之后，沿水陆及陆路走四个月路程所流经的土地，便是个已知的国度。若加在一起计算，你将发现：自埃勒法坦沿尼罗河旅行四个月，便可到达我方才提到的那个"逃亡者之地"了。（希罗多德：《历史》，D·格林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
我前面已经说过，来自埃勒法坦的大量"逃亡者"移民不一定都是犹太人。我没有找到相反的证据。但是，希罗多德说得很清楚，那场大逃亡发生在撒美提库司二世法老时代（公元前595-589年）。因此，我从一份无可挑剔的资料上看到"犹太人被派去充当撒美提库司军队的援军，当时这位法老正和埃塞俄比亚国王作战"（B·波腾在他的《来自埃勒法坦的档案》一书中引用的"阿里斯蒂司书信"，见该书第8页）时，便感到格外高兴了。根据这个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史实，说"那些逃亡者里可能有一些犹太人"，这似乎井不算不合理。
希罗多德的记载还有一个方面使我兴味盎然，那就是它特别提到了莫罗。按照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的说法，法拉沙人的祖先当年进入埃塞俄比亚之前曾经路过莫罗城。不仅如此，希罗多德还相当详细地描述说：要从莫罗再乘船航行足足56天，才能到达那些"逃亡者"居住的地方。如果沿着阿特巴拉河航行，那么，当年那些旅行者便一直可以到达现代埃塞俄比亚的边境，甚至可能越过边境。阿特巴拉河在莫罗城以北汇入尼罗河，而特克泽河则汇入阿特巴拉河。
希罗多德的记述写于公元前5世纪，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5世纪，如果有一群抬着约柜的犹太人打算从埃勒法坦岛逃往南方，那么，他们便可能路经那个"已知的国度"而一直抵达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塔纳湖。不仅如此，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还可以知道：阿比西尼亚高原很可能就是吸引着他们的目的地，因为那里气候凉爽，雨量丰沛，而在他们眼里，与苏丹的荒漠相比，那里的苍翠群山想必如同一个伊甸乐园。
在古实河外
那些来自埃勒法坦的逃亡者，是否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荒野那边的花园"呢？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他们向南方逃亡时，不仅穿过了那个"已知的国度"，而且曾向一块特殊的土地前进，因为那里住着他们的亲族，住着和他们的宗教信仰相同的人？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确实找到了证据，它表明这是完全可能的，而甚至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犹太人就可能已经进入了阿比西尼亚。
这个证据的一部分来自《圣经》。我虽然知道《圣经》里使用"埃塞俄比亚"时并不一定就是指现在叫这个名字的国家，但我也知道：《圣经》中使用这个字时，有时的确指的可能就是现代埃塞俄比亚的前身。
前面已经说过，"埃塞俄比亚"是个希腊字，意思是"灼伤的脸"。在一些最早的希腊文《圣经》版本里，希伯来文里"古实"（Cush）这个字被翻译成"埃塞俄比亚"，并且（像一位杰出的权威指出的那样）用来指"埃及以南的整个尼罗河谷地区，包括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E·乌伦多夫：《埃塞俄比亚与（圣经＞》，第6页）。这就是说，《圣经》中的"埃塞俄比亚也许指严格意义上的阿比西尼亚，也许不是。同样，《圣经》的一些英译本上恢复使用的"古实"这个地名，其含义也是如此：它或许指严格意义上的阿比西尼亚，或许不是。
面对这种情况，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值得一提：《民数记》的一个可靠的古代版本上说，摩西娶了一位"埃塞俄比亚女子"为妻（参见《旧约·民数记》第12章第1节，中文神版《圣经》上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译者注）。此外还有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斯·约瑟福斯的一则奇特证言（它和一些犹太传说一致），它强调说：先知摩西在他40岁到80岁之间曾在"埃塞俄比亚"居住过一段时间（见卜约瑟福斯：《犹太古迹》，1978年伦敦版，卷4，第269-275页）。
《圣经》里还有一些段落提到了"埃塞俄比亚l古实"，但其中许多和我的考察没有关系。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相当引人入胜，并使我想到了一种可能：《圣经》作者们的头脑里想到的并不是努比亚或者苏丹的任何一部分，而是非洲之角的那片山区国土，我们今天称它为"埃塞俄比亚"。
我对其中的一段经文已经能很熟悉，它在《创世记》第2章里，其中提到了从伊甸园流出的那些河流："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埃塞俄比亚全地的。"（参见第13节，中文《圣经》将"埃塞俄比亚"译为"古实"——译者注）看一下地图，我立即知道了青尼罗河很像这条基训河（Gihon）：它从塔纳湖奔流而下，河道形成了一个大环，的确"环绕埃塞俄比亚全地"。不仅如此，我此前还知道：被看作这条大河源头的两条溪流，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自己就把它们称为"基雍河"（Giyon）。
另一段有趣的经文在《旧约·诗篇》的第68篇里，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希伯来圣经》副教授J·D·莱文森认为"它是以色列诗歌最古老的篇什之一"。这篇赞美诗包括了对约柜的神秘暗示，还做出了一个奇特的预言："埃塞俄比亚不久将向神伸出她的双手。"（参见第31节，中文《圣经》译为"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译者注）我不禁想知道，为什么埃塞俄比亚会被如此看重、被说成皈依以色列宗教的潜在人选者呢？
遗憾的是，这首赞美诗里没有任何词句能帮助我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从先知阿摩司（Amos，他的传教期是公元前783-743年）后来写的一段经文里，却可以看出埃塞俄比亚l古实曾发生过一个重大事件，它使这个遥远国家的居民被与以色列人一起并列为"上帝的选民"。同一段经文（即《旧约·阿摩司书》第9章第7节）有3种英文翻译，可以用来说明我的意思：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
（中文种版《圣经》译文）
Are ye not as children of Ethiopians unto me，O children of Israel？saith the Lord．（《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译文）
Are no you and the Cushites all the same to me，son of Is-rael？-it is Yahweh whospeaks．（《耶路撒冷圣经》译文）
Are not you Israelites like Cushites to me？ says the Lord．（《新英语圣经》译文）
我知道，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这句经文，那就是：以色列的子孙已经没有资格让耶和华继续对他们特殊看待了。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句经文，其含义便显豁得多，但仍然需要仔细斟酌。
在公元前8世纪阿摩司宣讲预言的时期，是否可能已经有一批希伯来移民向南穿过埃及，进入了阿比西尼亚高原呢？我承认：这个推测极为大胆，而且没有证据。但是，阿摩司说到"埃塞俄比亚（古实）"的时候，在它可能所指的那一大片版图中，只有一个特定的地区曾在古代接受了犹太教信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如此，那个地区直到20世纪还坚持着那种信仰）。那个地区当然就在塔纳湖区之内，自非常遥远的古代以来，它一直就是法拉沙人的家园。
《圣经》里下一段引起我注意的经文在《旧约·西番亚书》（book of Zephaniah）里，其写作时间是公元前 640到公元前 622年之间，即约西亚国王在位期间。我发现，把同一段经文的三种英译文放在一起很有助于说明问题。这句话（第3章第10节）在引用上帝说的话：
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原文作"女子"），必从
古实河外来，给我献供物。（中文神版《圣经》译文，以下
第一、二种译文中"古实"均译作"埃塞俄比亚"——译者注）
From beyond the river of Ethiopia my suppliants，even the daughter of my dispersed， shall bring mine offering．（《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译文）
From beyond the banks of the rivers of Ethiopia my suppliants will bring me offerings．（《耶路撒冷圣经》译文）
From beyond the rivers of Cush my suppliants of the Disper-sion shall bring me tribute．（《新英语圣经》译文）
这段话写于公元前622年以前，也就是在以色列人被放逐巴比伦和他们出埃及以前很久，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以下两个问题：
1．西番亚提到的"分散"（dispersion）究竟指的是什么事件？
2．他头脑中想到那些求告上帝的人"从埃塞俄比亚河外"向上帝献贡物时，写进《圣经》的"古实"（Cush）这个地名究竟指它的哪部分地区呢？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就必须做出一个结论：先知西番亚所说的"分散"是某种自愿的移民，因为西番亚生活的时代之前，并没有出现过强制希伯来从耶路撒冷"分散"的情况。
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读者大概还记得：《圣经》使用的"古实"这个地名，指的是"埃及以南的整个尼罗河谷地区，包括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然而，上面引用的那段经文却包含着一个内在的证据，它可以帮助我们缩小西番亚提到的那片地区的范围。这个证据就在被翻译成"从埃塞俄比亚河外"的这句话里（这里的"河"在原文中为复数——译者注）。
由于这里提到的是不止一条河，因此位于莫罗城以南很远的尼罗河谷就可以被排除。但是，莫罗城以东却有阿特巴拉河，再向东就是特克泽河；该城以南（大致与阿特巴拉河平行）就是从阿比西尼亚高原奔流而下的青尼罗河。这些肯定都是"埃塞俄比亚的河"，而塔纳湖则又在它们以南。由此可见，西番亚写下这段扑朔迷离的经文时，这位先知想到的可能就是法拉沙人的传统定居地区。不能彻底排除这个可能。
我用电脑查找《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电子版，发现除了以上这两处，"埃塞俄比亚（古实）河外"这个短语在全部《圣经》里仅仅在另外一处出现过。因此，我更加感到我这个推断可能是正确的了。这一处在《旧约·以赛亚书》第18章第l-2节，《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对它做了如下翻译：
Woe to the land shadowing with wings，which is beyond the rivers of Ethiopia:That sendeth ambassadors by the sea，even in vessels of bulrushes upon the waters，saying，Go，ye swift messengers，to a nation scattered and peeled，to a people terrible from their beginning hitherto；a nation meted out and trodden down，whose land the rivers have spoiled！
（悲哉，那翅膀阴影下的土地，它在埃塞俄比亚诸河外：它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言道："去吧，快行的使者们，到那高大光滑的民那里去，到那自开始迄今始终令人惧怕的民那里去；那国受到惩罚，遭到践踏，其地上有诸河肆虐！"）
这段经文含义丰富，令人难忘，而它的另外两种译文更为它增添了更深的意义：
Country of whirring wings beyond the rivers of Cush，who send ambassadors by sea，in papyrus skiffs over the waters．Go， swift messengers to a people tall and bronzed，to a nation always feared，a people mighty and masterful，In the country criss-crossed with rivers．（《耶路撒冷圣经》）
（古实诸河外翅膀刷刷作响的国家，遣使者生纸草舟过海。去吧，快行的使者们，到高大的、青铜肤色的民那里去，到一个总是令人畏惧的国家去，到强大骄傲的民那里去，他们的国家河流纵横交错。）
There is a land of sailing ships，a land beyond the rivers of Cush which sends its envoys by the Nile，journeying on the waters in vessels of reed．Go，swift messengers，go to a people tall and smooth-skinned，to a people dreaded near and far，a nation strong and proud，whose land is scoured rivers．（《新英语圣经》）
（有一航船众多的国家，一块古实诸河外的土地，它遣使者到尼罗河上，乘苇草船在水上。去吧，快行的使者们，到高大而皮肤光滑的民那里去，到令远近畏惧的民那里去，到一个强大而自豪的国家去，其土地被诸河冲刷毁坏。）
这段经文也和《以赛亚书》第8章一样，当然也是以赛亚本人写的。这当然意味着这段话的确切日期就在以赛亚在世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以赛亚的寿命很长，经历了约珊国王、阿兹国王和希西家国王三个王朝（分别是公元前740-公元前736年。公元前737-公元前716年和公元前716-公元前687年）。其实，几乎可以肯定这位先知活到了玛拿西国王时代，而现在已经弄清：玛拿西的叛教行为导致了约柜被移出耶路撒冷圣殿的内殿。因此，我便对一个流传很广的古代犹太传说便产生了兴趣，它说以赛亚就死于玛拿西本人之手（见《牛津基督教大辞典》，第715页；L·金斯伯格：《犹太人的传说》卷4，第278-279页）。
更有趣的是这位先知对那片位于"古实诸河外"的神秘国土的描述。《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上表明，以赛亚诅咒了那片国土；但一些更晚近的《圣经》译本却没有传达出这层意思。不过，所有这些译文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说明了这块国土的特征：它不仅位于"诸河"以外，而且那些河流还在那里"肆虐"、"冲刷"或者"纵横交错"。
我认为，这个信息确证了一点：以赛亚说的正是阿比西尼亚，正是有法拉沙人传统定居地的那个地区。塔纳湖周围的这个高原国家的河流的确是"肆虐"和"纵横交错"，还冲走大量珍贵的地表土，毁坏了土地。经文里还有另外几个线索：
1．那块国土的居民被说成既高大又"皮肤光滑"，或者像权威本《耶路撒冷圣经》所翻译的，他们是"青铜肤色"的民族。我想，这种描述很容易用来形容现代的埃塞俄比亚人，因为他们皮肤那种闪亮的深栗色，和其他非洲国家的"黑人"、即典型的黑色人种的肤色明显不同。
2．那块国土被描述成"翅膀阴影下的土地"，或被更直接地描述为"翅膀刷刷作响的国家"，这实在是颇为奇特。我认为，这个描述非常可能是指遮天蔽日的大群蝗虫，每过十年左右，它们都会把埃塞俄比亚变成荒野，其翅膀的阴影笼罩着农民的田地，煽起无情的刷刷声，使人毛骨悚然。
3．最后，以赛亚还特别提到了一点：那块国土的使者们乘着"蒲草船"（或"纸草舟"，或"苇草船"）出行。而我清楚地知道：一直到今天，居住在那个广阔的内海——塔纳湖一带的人还在广泛使用着纸草l苇草船，那些船被称为"坦克瓦斯"（tankwas）。
所以，总的来说，《圣经》的这些资料确实使一种观点的可信程度大为增加了，那种观点认为：以色列和阿比西尼亚高原之间，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某种联系。摩西的埃塞俄比亚妻子，以赛亚所说的"青铜肤色"的民族，西番亚所说的被"分散"的献供者——他们将"从古实河外"回到耶路撒冷，这一切都使人很难不产生一种推断：早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很久，希伯来人可能已经迁移到了埃塞俄比亚、并在那里定居了。
如果像我所说的那样，埃勒法坦岛的犹太祭司们也是在公元前5世纪时把约柜带到塔纳·奇克斯岛的，那么，接下来的结论就是：他们去的这个岛上可能已经住着和他们宗教信仰相同的人，那些人已经在岛上建立了安全的立足之地。
是移民潮吗？
《圣经》以外是否还有能支持这个假说的证据呢？我预感到的确存在这样的证据。例如，我在1989-1990年在埃塞俄比亚做的考察已经发现了一种可能性：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后来，在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当中，都曾不断出现过希伯来移民潮。
能为这个说法提供最有力支持的，莫过于我对"希伯来的异教徒"盖芒特人的大祭司穆鲁纳·马沙的那次采访（参见本书第十一章）。他告诉我，盖芒特人宗教的创始人阿那耶尔就是从"迦南地"去塔纳湖区的。
当时，我进一步研究了盖芒特人的宗教，证明其中包含着异教与犹太教习俗的一些特殊的混合形式。例如，其中犹太教的成分尤其反映在对"洁净"食物和"不洁"食物的严格区分上；他还特别提到了"圣林"，它和犹太教的最早期形式极为相似：希伯来族长亚伯拉罕就曾"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旧约·创世记》第21章第33节）。以色列人定居迦南的早期，这种些倾向可能传播得很广，并曾一度在玛拿西国王在位时期有过短暂的复兴，但在公元前7世纪时被约西亚国王彻底地、永远地禁绝了。
这就是说：盖芒特人必定在很久以前就从迦南移民到埃塞俄比亚了。相比之下，法拉沙人的祖先便似乎是稍晚一些才到该国的移民。法拉沙人的宗教也包括一些被约西亚国王禁止的习俗，例如地方圣所举行的燔祭。如果没有这些习俗，他们的宗教本来很近似《旧约》犹太教，且其形式也颇为纯粹（当然也不掺杂任何显然属于异教的信仰）。
盖芒特人和法拉沙人是邻居，都居住在塔纳湖一带的山区及河谷中，并且都承认彼此关系密切。大祭司穆鲁纳·马沙曾告诉过我：盖芒特宗教创始人的家族，与法拉沙宗教创始人的家族，两者走的是"相同的旅程"，还商讨过彼此通婚联姻的事，只是最终没有如愿。
我后来证明：这样的民间传说的确反映了人种学的真实状况。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很密切：他们都是埃塞俄比亚西部阿皋部族（Agaw）的亚族，这个民族群体被认为是非洲之角人口的最古老的阶层。正因为如此，这两个民族的母语便都是阿皋语方言；而有趣的是，他们的这种语言属于语言学分支上的"古实特语组"。埃塞俄比亚人也使用问米特语（例如阿姆哈拉语和底尼格里亚语），它和希伯来语及阿拉伯语有关，但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都不说这些语言（除非作为第二语言）。
我认为，这两个民族的这种异常之点以及由此得出的合理推论都很明显。我在笔记本上写道：
在很久以前，第一批希伯来人必定已经开始从以色列向埃塞俄比亚移民了。我想，这个过程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开始了（甚至更早）。这些移民到达塔纳湖区的时候。很可能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埃塞俄比亚早古老的居民（例如阿皋人）当中，并很可能和这些人通婚，因而逐渐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民族特点。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自己带来的犹太人的信仰和文化传播给了当地居民。
这样一来，到了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前后，埃塞俄比亚便可能不再有"希伯来人"，而只有"希伯来化了的"或者"犹太化了的"民族了。出于种种理由，他们被看作了埃塞俄比亚本地人；他们当然也说埃塞俄比亚的本地语言（而希伯来语则早已被遗忘了）。这些"希伯来化了的"或者"犹太化了的"民族，其现代后裔就是盖芒特人和法拉沙人，即埃塞俄比亚的黑种犹太人；他们的母语是阿皋语方言，它的确是一种本地的古实特语。埃塞俄比亚的那些讲"闪米特语"的民族（例如阿姆哈拉族，他们居于政治领导地位，信奉基督教）的情况如何呢？
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像人种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其祖先都是塞巴（Sabaean）及阿拉伯南部的居民，是在比较晚近的时期分别随着移民潮来到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到这些塞巴族定居者到达那里的时候，真正的阿皋族人当中可能早就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犹太教，因此，他们的文化也逐渐被"犹太化"了，而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也因此至今仍然带有奇特的《旧约》特征，使犹太教的因素存活了下来，
17世纪葡萄牙耶稣会修士巴尔萨扎·泰莱兹曾写道："埃塞俄比亚从一开始就存在犹太人。"我认为，他这个判断比起一些现代学者们的看法更接近史实，而那些现代学者们认为犹太教到达埃塞俄比亚相对较晚，他们似乎完全没有看到所有和他们的偏见相反的证据。
神秘的"BR人"
虽然我已经解决了此前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释的大量问题，但我还是很清楚，我在笔记本上扼要写出的这个理论还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弱点：这个理论难道不会仅仅反映了我自己的猜测，而没有反映史实么？
法拉沙人的犹太教，其形式的确很古老，这是事实；同样，盖芒特人的宗教当中也包含许多希伯来宗教的成分，这也是事实；又同样，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东正教的许多做法显然也起源于犹太教，因而始终令人迷惑不解。但是，根据这一切，难道就必定能得出结论，说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数百年已经有移民潮涌人了埃塞俄比亚吗？我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约柜曾从上埃及的埃勒法坦岛被带到了塔纳·奇克斯岛。如果我的看法是对的，如果那个地区以前真的已经有希伯来人定居，那么，埃塞俄比亚（而不是其他国家）被选作约柜的最后安放地，这就毫不奇怪了。
但我的这些看法正确吗？
到目前为止，为支持这个不断成型的理论，我已经搜集到的证据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其一，有关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的社会背景资料和人种学资料，其中包括他们的宗教、民间传说以及彼此的关系；其二，分散在《旧约》各处的线索，它们似乎都能证明公元前5世纪希伯来移民曾不断涌进阿比西尼亚。然而，历史上如果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民族迁移，那么在《圣经》之外，在法拉沙人和盖芒特人文化的那些异点之外，难道不也会找到证据吗？
我搜集的这些印象性材料虽然已经相当有力地支持我的理论，但我还是需要找到实实在在的考古学及文字记载的证据，才能最终证实：公元前5世纪之前希伯来移民已经定居埃塞俄比亚了。
我从来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而我也知道，为了能找到它们，我现在正顶着各种学术观点的水流，逆流而上。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触角伸向了学术界，想看看自己是否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一篇寄来的论文，其作者是法国人雅克琳·比伦尼，由斯特拉斯堡人文大学在1989年发表。这篇论文是英国一个著名大学的埃及学教授寄给我的。他介绍这篇论文时写道：
我想对这个复印件略作说明：它是一篇论文，作者是雅克琳·比伦尼，曾在斯特拉斯堡最近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
坦率地说，从学术角度看，我觉得她的见解有些过头；她无疑很有能力，非常了解她所研究的阿拉伯文文献，但她对古阿拉伯年代和经卷的来源的见解却不切实际（我们当中，这样的学者并不在少数）。这篇文章虽然很有意思，但其中恐怕是虚构多于历史。（我记得，在最近的一次阿拉伯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彼斯顿曾猛烈批评过这篇文章。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学者，头脑非常清醒，尽管也和我们一样可能犯错误。）
我自然想知道，这位教授为什么会认为这篇论文可能与我目前的考察有关，它的作者精通"古代阿拉伯文献"。然而，我请人把这篇论文译成了英文之后，便明白了教授的用意，也理解了正统学者反对雅克琳·比伦尼的观点的原因。
归纳这篇内容复杂的论文的基本观点，它的最主要观点就是：那些研究埃塞俄比亚与南阿拉伯的历史关系的学者完全错了。文章指出，南阿拉伯的影响绝不是（像他们以前认为的那样）从也门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实际上，这种影响的方向恰恰相反。换句话说，种种影响是从埃塞俄比亚传入南阿拉伯的：
塞巴人……先到了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地区，然后沿着红海沿岸进入了也门……这个结论虽然与所有已被公认的观点截然相反，但它是对史实的惟一解释，也是惟一正确的解释。
接着，比伦尼继续论证：塞巴人的原始故乡在阿拉伯西北部，但他们后来大量移民埃塞俄比亚（"通过哈玛特河床及沿着尼罗河"）。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移民潮：第一次在公元前690年前后；第二次在公元前590年前后。他们为什么要迁移呢？第一次是为了不臣服于侵略他们的亚述国王西拿基立，第二次是为了不臣服于占领他们国土的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
这篇论文其实并不像听上去那样牵强：西拿基立和尼布甲尼撒分别发动的侵略战争，并不仅仅限于对耶路撒冷的那些著名进攻，实际上他们还向阿拉伯西北部进军，并且在那里确实遇到了塞巴人的部族并赶走了他们。对这段历史我已经大部分了解。不过，对比伦尼其余的观点，我却无法进行减否，那就是：那些逃亡的塞巴人沿着尼罗河谷抵达埃塞俄比亚，然后渡过红海，继续向也门迁移。
这种看法尽管很有趣，但它还不是这篇论文与我的考察相关的核心重点。有一点引起了我的关注，并最终使我相信自己的思路是正确的：比伦尼分析了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塞巴人的一段铭文，其年代属于公元前6世纪。语言学家R·施奈德尔在一篇不太引人注意的论著里翻译了这段铭文，那部论著的题目是《埃塞俄比亚的语言学文献》。这段铭文是一位塞巴君主的话，他自称"高贵的国王兼战士"，并说他建立的帝国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和西部，统治着"达马塔人、塞巴人及BR人，既有黑人，亦有白人"。比伦尼问道："BR人"究竟是谁？
R·施奈德尔没敢做出任何阐释……但在亚述人的那些铭文里，"Abirus"这个字却可能来自希伯来语……在塞巴人的第二次移民潮当中，自然也有希伯来人，那次移民潮开始于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然后将当地人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即在公元前5％年。也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同时还在公元前599-598年间进攻了阿拉伯人……"BR人"就是随着塞巴人第二次移民潮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希伯来人。这就解释了埃塞俄比亚何以存在着法拉沙人，他们虽是黑种人，却又是犹太人。……他们是公元前6世纪到达埃塞俄比亚的"希伯来人"的后裔。
比伦尼根本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BR人"这个字，是"希伯来人"（即ABIRUS）这个字的早期标准写法，那时埃塞俄比亚文字里还没有元音。这些希伯来人可能在塞巴人之前就移民到埃塞俄比亚了。她只做出了简单的推断：由于提到"BR人"的那段铭文的年代是公元前6世纪，所以他们必定是在那个世纪移民埃塞俄比亚的。
然而，根据我的考察，我现在已经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塞巴人当年移民时侵占了"BR人"的土地并统治了他们，而在那个日期之前很久，这些"BR人"就已经定居在埃塞俄比亚了。不仅如此，当时（和以后）"BR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因为更多的小批希伯来移民一直在经过尼罗河谷地进入埃塞俄比亚。
以上的观点仍然属于理论范围；不过，雅克琳·比伦尼给我的这份礼物的意义却在于：她使我注意到了在埃塞俄比亚存在着考古及文字证据，它们都属于公元前6世纪，都证明了当时那里存在一个名叫"BR人"的民族。学术界也许会对究竟谁是"BR人"争论个没完没了，但我已经对以下的史实毫不怀疑了：
——他们就是希伯来人，他们在移民埃塞俄比亚的早期阶段尚未与当地的阿皋人融为一体，没有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
——他们所崇拜的神名叫"YHWH"。
——后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耶和华的约柜从埃勒法坦岛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这的确可以说：约柜被送到了一个完全能被接纳的、恰当的安放地。
厄运礼拜堂
我已经没有多少剩下的事情要做了。我做了这番长期的、迂回曲折的历史考察，其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相信一点：埃塞俄比亚人说失踪的约柜就在他们国家，这可能确实是真的。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考察。我也很清楚，学者们或许会对我的这些发现提出质疑，会对我从中引出的结论提出质疑。不过，我在1989-1990年间所做的考察，其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获得"专家"和"权威"们的赞同。相反，我当时想达到的是一种内在的目标，而对其中发现的所有证据和所有论点进行审查，我就是惟一的裁判和最后仲裁者。
核心的问题已经十分清楚：我必须到提格雷省的古城阿克苏姆去一趟，到据说安放着约柜的那个礼拜堂去一趟。我将不得不准备去做一次实际的冒险，准备去克服自己深深的精神不安，因为我想到这将把自己交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手里。他们是反政府的武装叛军，并且很有理由憎恨我，因为我迄今仍然和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而他们则要用鲜血来推翻的也正是这个政府。
我一直不准备接受这样的冒险，一直没有奋力去战胜自己的恐惧，除非我事先确信：这种冒险使我踏上的险途既不愚蠢，且不是出于堂·吉诃德式的狂想，而是可以被我信赖并为之全力投入的追踪考察。
我现在真的相信，约柜在阿克苏姆城的可能性极大。因此，我准备全力投入考察的这个最后阶段，即冒着由此引来的全部风险、危险和困难，到"埃塞俄比亚的这座圣城"去。
我并不是轻松地做出这个决定的。相反，在以前的几个月里，我曾经决定竭力寻找各种借口，为放弃我这个完全是赌运气的计划开脱。但是，我不仅没有找到这种借口，反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线索，它们都似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了阿克苏姆。
我曾经寻找过约柜的其他安放地，但那些传说中所说的地点，却没有一处存在半点可能性c我曾经想证明约柜已经被毁掉了，但不存在任何有关证据。我曾经想证明《国王的光荣》关于所罗门、示巴女王及门涅利克的记载是假的，却反倒发现这些说法可能是对史实的一种复杂隐喻。约柜当然可能不是在所罗门时代被带进埃塞俄比亚的，但也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约柜在后来被带进了埃塞俄比亚，即在尼罗河上游埃勒法坦岛的那座犹太神庙被毁之后。
所以说，无论学术界的看法如何，我毕竟已经知道我已经沿着自己的这条思路，走到了终点，我已经无法再转向其他结论，无法再回避那个最终的清算了：如果我想保持自己目标的前后统一，如果我不想日后感到羞耻和愧悔，那么，我现在就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到阿克苏姆城去一趟——无论我将冒什么样的风险，无论我心中自私与怯懦的魔鬼如何作祟。
这虽然是一句老生常谈，也许是人类所知道的一句最古老的老生常谈，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我到阿克苏姆圣城去，而在于我如何设法到那里去；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我应当在那里找到约柜，而是我应当在自己心中找到足够的勇气，去做这次尝试。
在我眼里，我远远不是披挂着闪亮铠甲的亚瑟王传奇故事里的骑士。尽管如此，在我生命的这个瞬间，我却毫不困难地理解了这个传奇故事里的高文爵士。在即将踏上去格林圣堂的路，即将面对途中等待他的那些危险时，高文爵士决定不听那个扈从诱人的劝告。那扈从想说服他放弃追寻圣杯，并警告他说：
"你若到那里去就会被杀死……因此，高贵的高文爵士啊……还是去走另一条路，到更遥远的地区去吧！以上帝的名义到那里去，基督保佑你走好运！我将再回到家里，信守庄严的誓言，以上帝和他的圣徒的名义，始终保守你这个秘密，绝不向任何人提起你曾转变了方向。"（《高文与绿衣骑士传奇》，英国企鹅书局，1974年伦敦英译版，第100页）
高文权衡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回答道：
"老兄，你希望我一切顺利，我也相信你会忠实地为我把这个秘密锁在你心里。但无论你如何保持沉默，我若像你说的那样，不去这个地方而逃走，那我便成了一个胆小的骑士，没有别的借口……我一定要去格林圣堂，去面对命运的安排。"
现在我也下了这样的决心，尽管不像高文那样富于骑士气概。我一定要到我自己的那座"厄运礼拜堂"去，去看看命运将带给我什么。也像高文爵士一样，我知道自己必须在新年期间完成那次旅行，因为那个庄严的主显节很快就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