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明制度、习俗和政治主张，在漫长的无人预见和无人设计的自然状态下，缓慢地向前演变和发展。直到公元前6世纪，即人类青春期的那个伟大世纪，人类才开始思考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第一次对那些已经确立的信仰、法律以及执政方法提出了质疑，并且试图改变它。
我们已经在前面介绍过了，希腊和亚历山大城是如何在人类早期知识掌握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而这一辉煌伟大的开始又是如何被腐朽的奴隶制度、宗教迫害的阴云和专制政体的黑暗给挡住去路的。公元15世纪至16世纪，自由思想始终未能冲破欧洲的黑暗，奔赴光明的未来。当自由精神逐渐重视欧洲的时候，我们还试着介绍了阿拉伯人的好奇心与蒙古人的远征风暴对清扫欧洲精神上的乌云所起到的作用。接着，海量的自然知识不断被输入人们的大脑中，其中首先进入人脑的是物质方面的知识，人类恢复理性的第一批成果就是认识了物质力量以及物质成就。社会学科，如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教育经济学等，其本身就已经十分复杂微妙了，而它们却又都与人类的感情紧密相连。不过，这些学科的发展极为缓慢，而且还常常受到强大的阻力。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能够平静地聆听有关天文和原子的各种说明，但是一听到有关生活方式的思想时便惶然不安了。
在古希腊，柏拉图大胆的哲学思维的出现就早于亚里士多德对事实的考察。同样，在欧洲首先激发人们进行政治探究的，便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中的乌托邦故事。虽然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是对柏拉图的奇妙模仿，但其却对新的英国恤贫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那不勒斯人康帕内拉所著的《太阳之城》，虽然更富于幻想，不过却没有对人类发展有过任何实际的影响。
到了公元17世纪末，一批社会科学和政治方面的著作相继问世，而且作品越来越多。在这些作者中，约翰·洛克是他们的开拓者之一。约翰·洛克是英国一位共和主义者的儿子，曾在牛津大学从事过化学和医药方面的研究工作。约翰·洛克的许多论文都是有关政治、信仰自由和教育方面的，从中可以确切知道：约翰·洛克相信社会改造将可以实现。与约翰·洛克齐名的是法国的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不过孟德斯鸠稍晚于约翰·洛克。孟德斯鸠对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撕去了法国君主专制政体虚伪的外衣。这样，孟德斯鸠和洛克一起，将妨碍人类进行改造社会的思考与尝试的许多错误观点都清除了——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荣誉。
公元18世纪中后期，在洛克、孟德斯鸠对道德和理智进行了一番清理后，在思想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继往开来的新一代探索者，他们将在前辈的基础上进行更大胆的探索。在这些新一代探索者中，许多都是来自耶稣会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学者，即“百科全书派”，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与百科全书派同时出现的另一个学派则是经济学派，该学派对粮食和商品的生产与分配进行了毫无掩饰的大胆的研究。其中，《自然法典》的作者莫雷利，严厉批判了私有制，并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的设想。他是公元19世纪齐聚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的各派集体主义思想家的先驱。
什么是社会主义？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恐怕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世界上恐怕会有数百种社会主义的定义，还会有上千种社会主义者的派别。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就是要以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对私有财产制度做出批判。我们不妨对历代的财产观念进行一个简单的历史性的回顾。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两个基本概念，人类很大一部分政治生活都是以它们为转移的。
人类之所以会有财产权的观念，是源于人类好斗的本能。在人类进化为人之前，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就已经开始占据原始财产了。原始财产，即指动物们争相抢夺的东西，比如狗争抢的骨头、母虎争占的巢穴、群体动物争抢的领袖权，这些都是极明显的财产所有权。在旧石器时代初期，部落长老已经拥有妻子、儿女、用具和一些看得见的东西的所有权了。一旦有人企图夺走他的东西，他就一定会与对方进行战斗，尽其所能地去杀死对方。就这样，部落的传统代代相传。在阿特金森的著作《原始法则》中有这样一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部落长老们逐渐承认了年轻人的行为，承认他们从其他部落抢来的妻子、猎杀的动物、制作的饰品等都归他们自己所有。”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财产权的相互妥协，人类的社会才能够向前发展。而这种妥协，是一种用武力将其他部落驱逐出自己势力范围的本能妥协。如果某处的河流、山脉、丛林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那它就是我们共同的财产，虽然任何一方都想将其据为己有，但这却是几乎不可能的。如果谁那样做的话，其他人便会消灭他。所以，社会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对占有权进行调和的形态。相比于文明社会的人，兽类与原始人类的占有欲要强烈得多，因为它们的占有欲是本能的占有欲望，而不是理性的占有欲望。
对于原始人和今天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他们拥有无限的占有欲望。他们认为，只要能抢到手的，不管是女人、俘虏、动物、空地、采石场，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是属于自己的。于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制定了一种防止人类互相残杀的法则，并且还发展出一套解决所有权争夺的简易方法：凡是最先制造、最先获取或是主张事物所有权的人，就是这一事物的所有者。人们往往认为：欠债者在无法偿还债务之时，其财产理所当然归债主所有；一个人使用了某块土地，那么地主就应该向他收取租金。但是，当人们越来越了解有组织的生活时，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这种毫无节制的占有欲望是有害的。难道说，人类自出生起就获得了占有一切的权利吗？当然不是。人类先降生于这个世界，然后才开始占据、拥有这个世界。如今再去追寻早期文明的社会斗争事实固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从我们已经介绍过的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来看，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债权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应该予以取缔；无限占有土地也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所以，后期的巴比伦才会严格地限制占有奴隶的权利。后来，另一位伟大的革命者耶稣也激烈地抨击了人类所有权问题，他说：让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人进入天堂实在是太难了，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在世界范围内，人类对财产所有权进行的批判持续了有2500年到3000年之久。直到耶稣在1900多年以前出现后，人们逐渐成为基督教的信徒，也逐渐相信了人可以没有财产的说法。同时，对与财产权相关的“一个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所占有的东西”的说法产生了质疑。
但是，直到公元18世纪末，人们对这一问题也只是停留在提出质疑的阶段，还没弄清其根源，更没有找到任何解决的办法。当时人们最迫切的想法就是，不让自己的财产被国王挥霍，被王侯们掠夺。法国之所以爆发大革命，就是平民想要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免遭国王的苛捐杂税的侵吞。但是，平均主义的革命方式，又使革命对其曾保护过的财产进行了批判。然而，如果没有吃的、穿的、住的地方，只要不劳动就无法从占有者那里获得食物和住所，那么人们又如何获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呢？穷人们于是就会抱怨说：这样太过分了。
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从分配上入手想出了一个“平分”的好办法。而一些原始社会主义者则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将所有财产都归国家（应理解为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有着追求自由和幸福这同一目标的不同团体，一方主张将财产权绝对化，另一方则坚持废除财产私有化。这是一个矛盾，但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从这矛盾上，我们应该可以认识到：所有权并非一样东西，而是众多不同事物的结合体。
公元19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认清：财产不是一个单纯的东西，而是一种对诸多的不同价值和不同结果的复杂的所有权。于是，人们认识到有一些东西属于纯粹的个人财产，如个人的身体、衣服、牙刷、艺术家的工具；还有一些东西如铁路、机器、住宅、园地游艇等，需要经过具体的考虑后才能决定它们在什么程度上属于个人财产，在什么程度上属于公共财富并由国家管理或出租。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问题属于政治的范畴，属于如何有效管理国家、维持国家发展的问题。此外，它们也涉及许多心理学或是教育学上的问题。这一时期人们对财产的批判仍是随性的，而不是科学的。一方面，它是个人主义，企图用人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来保证以及扩大自由权；另一方面，它是社会主义，希望通过集中国家财产而限制个人的财富。我们发现，任何阶层的人都处于以下这两个阶层之间：完全否定财产私有的共产主义和反对政府的一切税收的极端个人主义。今天的社会主义，我们一般可将其视为一种集体主义。它允许个人持有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但也主张将教育、交通、矿产、土地和其他重要物质生产权交由组织完善的国家所有。最近，一些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计划社会主义的人逐渐涌现出来。人们还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很难在大规模的事业中与人合作。所以，国家在过渡过程中，从私人企业中接管每一项职能的时候，都应该有相应的教育进步与适当的监督、控制的组织机构。现在各国的新闻出版与政治，对于大规模的集团活动来说都显得不太成熟。
但在一段时间里，由于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特别是苛刻的雇主与具有反抗精神的雇工之间的那种紧张的关系，使得共产主义以一种显眼的基本形式广泛传播于全世界。马克思这一名字就与共产主义紧紧相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信念：人们的思想意识受制于经济条件，在今天的文明中，富有的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利益冲突。机械革命促进了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提升了被剥削阶级的思想觉悟，使之在反抗占据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时更能坚定自己的立场。马克思曾预言过，觉醒以后的工人阶级，一定会找到一种方式夺取政权，并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一度尝试以阶级斗争取代国际对抗，先后提倡建立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工人组织。但是从近代个人思想出发，马克思的这种提法也许也能发展为世界性的思潮。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时代开始，人们逐渐明白：实现全世界的繁荣，必须先实现世界范围内自由的、顺畅的贸易。实际上，个人主义者对国家的敌意，就是对关税、国界和以此为法律依据的针对各种自由行为和运动的限制的敌意。这里出现了两条思想路线，他们的精神实质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就好像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商人所主张的个人主义的贸易自由的哲学之间的差异——由此可见它们的差异有多悬殊。然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尽管如此之大，但它们却也都宣告：它们要超越所有国家的限制与国界来处理人类事务。如此看来，这两条思想路线是十分有趣的，现实逻辑打败了理论逻辑。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其实是站在两个相反的角度研究同一个问题的，即针对如何才能让人们共同劳动的问题，找出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性的解释与解决办法。当人们开始质疑神圣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观念时，当人们的视线从地中海转移到全世界时，这种探索在欧洲又得到了加强。
如果想要详细地向读者展示从古至今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思想的发展和争论，那就势必一一介绍大量争执不休的观点，而这些又的确不在本书的意图和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物时，我们就必然会发现：在人们的脑海中重建这些指导思想，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事业。我们甚至很难评估，该项任务究竟完成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纵然如此，一些共同的信念还是在逐渐形成，在今天的政治事件与大众行动中就能明显看到它们所带来的影响。然而，这些信念还不够清晰，说服力也十分微弱，所以人们还不能坚定而有系统地去实现它们。人们的行为往往在新思想与旧传统之间摇摆不定，但从总体上来看，人们更容易偏向旧传统。尽管如此，比起前人的那种思想状态，此时人们的思想中也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形态。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在某些方面还显得有些模糊，在细节和方式上还常常出现变化，但它毕竟日渐清晰起来，其主要轮廓也越来越趋于稳定。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日渐增长的人类事务中，人类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清晰。人类正在慢慢形成一个共同体，而对人类的许多事务进行世界性的共同管理，就显得越来越必要了。比如，全球其实就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人们需要全面考虑如何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而人类不断增加的新发现和力量，使得人类现在所用的分散与竞争性的管理方法越来越显得浪费，也越来越危险。现在，整个世界都开始关注金融和货币事务、传染性疾病、人口增长与移民问题，而这些问题也需要靠全世界联合起来一起应对。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活动能力的不断增强，使得战争造成了极大的扰乱与毁灭，战争也不再是解决民族争斗与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了。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出现一个规模更大、控制力更强、更具有权威性的政治实体。
但是解决这些所有问题，并不能依靠一个通过现存政府联合组成或是一个世界性的超级政府来完成。人们根据现存制度来进行推测，还试想能够成立人类议会、世界国会、世界总统或世界皇帝等。这些提议，往往是人们最原始想法的自然反映。然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探讨和实验，人们终于放弃了这些想法。倘若人们沿着这条道路实现世界统一的话，那阻碍就实在太多了。现在，人们转化思维，成立了一些具有一定权力的世界性的特别委员会或是组织，各国政府再向各个事务组织派遣代表，参与指导自然资源的开发，解决世界和平、劳动条件的平等、货币、人口、卫生等各方面的问题。
尽管世界至今仍未形成一个世界性的政府，但人类的共同利益已被视为共同的事业来经营。但是，在人类尚未实现统一之前，在这种国际合作打败由爱国主义而产生的怀疑和嫉妒之前，要先让大家形成一种人类统一的理想。“人类是一家”的观念，应该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应该得到广泛宣传。
在两千多年甚至更长的岁月中，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宗教都在努力地宣传“人类皆兄弟”的思想。然而直到今天，由于各个国家、部落或民族之间的纷争而造成的憎恨、愤怒和猜忌，成功地阻扰了一种更为豁达的见解和更为慷慨的冲动的形成，从而阻碍了公仆思想的形成。就像在公元六七世纪那种混乱的局势里，基督教为了让欧洲人从灵魂深处接受基督教而做的努力一样，现在“人类皆兄弟”的思想也正在努力让自己活在人类的灵魂深处。当然，要想让这种观念得到传播和普及，必定离不开一大批忠诚的、甘于奉献的宣传者的付出。关于这一事业的发展前景，恐怕没有哪位当代作家可以预测得到。
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总是与国际问题纠缠在一块，就好像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似的，而各类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同一种可以激励人们的服务精神。各个国家出现的猜忌、固执、自私，与资产阶级与工人在面对共同利益时的猜忌、固执、自私相互反映。个人的贪欲一旦放大，就成了国家与统治者的贪欲，它们都是出自个人原始的欲望，是传统无知的产物。所谓国际主义，指的就是各国的社会主义。任意一个对此有所研究的人都会认为：至今还没有哪种有深度、有力量的心理学或是经过精心发酵的教育方法及教育机构，能够仔细并彻底解决人类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之谜。公元1820年，人类尚未设计出电动铁路系统，而我们现在一样也没能设计出能有效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但是，我们应该怀抱这样的信念，相信它即将出现，而且让我们等待的时间不会太久。
任何思想都无法超越同时代的思想，任何人也都不能超越自身的知识。所以，我们无法猜测并预见，到底需要经过多少代人的战争、耗费、恐惧和痛苦后，我们才能结束这漫无目的的动乱生活，才能迎来全人类的和平。与此同时，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的办法还是那样的粗略和模糊，并一直被激情与质疑包围着。如今，一项重建知识的伟大任务已经展开，尽管至今为止它依旧不是很完善，但是我们的概念却是越来越明确和清晰了。至于该项任务的进展速度是快是慢，我们如今还很难做出判断。不过，当这个概念日益清晰之后，就会在人们心中凝聚一种力量。但是，由于这个概念尚不够准确也缺乏保证，所以这种力量至今仍未完全形成；又因为其表现形式多变且混杂，所以它又常常遭到误解。然而有一天，它一旦具备了确定性与精密性后，那么新的世界国家将会获得令人信服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的获得速度是极快的。从逻辑上来说，更清晰理解的结果必定是教育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