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是利奥·麦克菲特——凶杀案件调查组的头儿——负责接手我这个案子，就好像事情还不够糟一样。麦克菲特和我关系不好。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两次，但我们之间的问题和通常情况下警察和私家侦探的矛盾无关。问题在于，麦克菲特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警察；警察这个职业只是他通向萨克拉门托总检察长这一职务的进身之阶。他野心勃勃，西装笔挺，看过所有的专业书，讲话语法精准、措辞恰当、表达流畅；他出入各种正式社交场合，奉承政客、报纸专栏记者，抨击贵族阶级。他自认为是个很有女人缘的翩翩公子，专门注意那些十八岁到八十岁之间、有钱、有地位的女人。他不喜欢我，因为他觉得我地位比他低。我不喜欢他则是因为我清楚他是个浑蛋。
他和另一名调查员像一阵风似的卷来，那个叫德威金斯的家伙我不认识。麦克菲特冷冷地看我一眼，问死者在哪儿。他说话总是这副腔调；有时听起来很滑稽，不过今天不是。我带他去房间看尸体。“请在厨房等着。”他说，好像认为我就该待在那里。见我并没有立即小跑去厨房，他又发话了：“怎么？照我说的做。”
真希望埃伯哈特在这儿。埃伯哈特知道如何惹恼和挫败他，我就没学会这门技巧。我能想到的只是抓起一把碎玻璃堵住他的汽车排气管。不过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做，乖乖地到厨房里去了。和警察作对是相当愚蠢的，而如果你是私家侦探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
麦克菲特让我等了十五分钟。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厨房里徘徊，就像笼子里的猫。我一度想去看看克斯卡顿太太，但最终没去，和麦克菲特谈话之前我不想看到她，如果可以的话甚至以后也不想。她在卧室里，至少麦克菲特来之前她在那儿。我打电话时她从沙发上起来，走进卧室，躺在床上，让门开着。那时我朝里望了一眼，只见她仰面躺着，身体僵硬，双眼紧闭，手臂伸直贴紧身体两侧，像抹了防腐药物的尸体，准备送去让家属见最后一面。
我感到紧张，焦躁不安。林恩·克斯卡顿、她死去的丈夫，还有其他事情一直萦绕脑中；一些事已经弄清楚了，另一些事仍然让我摸不着头脑。没有一件事是令人愉快的，不过话说回来，谋杀从来就不是。
麦克菲特终于来了。我没给他下命令的机会，抢先一步说：“有些事你应该知道。”进而我向他解释了克斯卡顿、哈蒙·克雷恩以及其他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告诉他我对克斯卡顿之死的猜想。他自己也能得出结论——很明显，真的，一旦你掌握了所有的事实——但我不想等他想清楚。
麦克菲特像昆虫学家看一只不怎么有趣的虫子那样看着我。我直直地瞪回去，这是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这狗娘养的家伙长得很帅：黑发在额角处微微染霜，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下巴中央有个凹陷。难怪女士们都爱他——不过是那些没眼光的。政客们也看中他，见鬼。
他说：“你说这件事是一八七？为什么？”
一八七是警察行话，指《加州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章关于故意谋杀的条款。“我没那样说。”我说。
“如果他妻子杀了他，就是一八七。”
“我知道。但我没说我认为她杀了他；我只是说她在掩饰。我们找到他之前，她早就知道他死了。”
“我再重复一遍：为什么？”
“三条理由。第一，她今天的行为，电话里她对我说的事情，等我到这儿后发现都是谎言。她说她没有打电话给她丈夫的医生，因为她太紧张了。她也没有叫警察，甚至没有试着找个朋友或邻居帮忙，而是离开家，开车到凡尼斯，打电话给我。为什么？因为她要某个知晓她丈夫有自杀倾向的人找到尸体；她不愿承认在她离开之前他已经死了。”
“不是很有说服力。”麦克菲特说。
我说：“接下来是那把枪。”
“枪怎么了？”
“你看见了，枪在克斯卡顿的椅子下面。如果他朝自己开枪，枪怎么可能跑到他椅子下面去？”
“也许枪从他手中滑落弹到地毯上去了，”麦克菲特说，“你应该记得，他的右臂垂向地板。”
“利奥。”我说，躲开他的注视。他讨厌我叫他利奥，更希望我叫他麦克菲特先生，或者干脆就叫先生。“利奥，那把枪完完全全地躺在椅子的左下方。即使是从手中滑落的，它也不可能在长绒地毯上弹跳一英尺以上吧。”
他怒视着我说：“我猜你的推论是克斯卡顿太太把枪扔在了椅子下面。”
“她肯定在那儿做了些事情。我不敢说是不是她把枪扔在那儿的，或者是不是她朝他开的枪。但他死的时候她一定就在这间屋子里。”
“你是怎么推理出来的？”
“她的手提包，利奥。在办公桌后面，一半东西都倒出来了。”
“我看见了，”他生硬地说，“我猜也可能是你们发现死者时她掉在那里的。”
“但我来时她没有拿任何包，车子里没有，手上也没有。她跟着我走进来时什么也没拿。她告诉我早些时候她丈夫从房间里出来过，举着枪，然后走回房间锁上门，她没有提到她也在那儿。她应该会说出来的，除非要隐瞒些什么。如果她不在房间里，手提包怎么会跑到那儿去？为什么包是开着口掉在地上的，难道不是因为在开枪之前有过争斗或者什么吗？”
麦克菲特没说话，但现在他在思考。你可以用逻辑来打败他——不管怎么说，这也不是很难。
“汽车钥匙一定在她大衣口袋里，”我说，“要不然就是她跑出去前从地上捡的。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门锁是按钮式的。很可能克斯卡顿最后一次进房间时按下了按钮，而她出去时就直接带上了门，根本没有意识到门其实是从里面反锁了。她只想着赶紧离开这里。”
麦克菲特很勉强地说：“如果你的推理没错的话，一定是她杀了他。”
“未必。可能是个意外——争斗中枪走火了之类的。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她？”
“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该做什么。”
“上帝知道，我从未试过。”
“在这儿等着。”他说着大步走了出去。
我等了，但时间不长。现在我甚至有些焦躁，厨房太小，太逼仄，老让我想起克斯卡顿夫妇在这里分享的时光——而现在他们分享了死亡。人们开始离开客厅，我打开门看了看。验尸官助理到了，德威金斯正领他去克斯卡顿的房间。我走出厨房，四处徘徊，很小心地避免妨碍其他人。
站在某个角度，我能看见房间里的一部分，但看不到尸体所在的地方。一个研究人员跪在地上，拨弄着因为我的破门而入而从门框上掉下来的木屑。我看着他——突然觉得三十五年前也是这样，哈蒙·克雷恩死的那晚。在锁住的办公室里被击中，门被撞破了，警察进屋侦查，清理遗物。这些事三十五年来没有改变；也许永远不会改变。
谁说闪电不会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这桩案子里就呈现了相似的场景，父亲和儿子相隔这么多年，一个自杀，一个被误杀……
是的，两次。
或者会不会两次实际上是相同的呢？克斯卡顿的死看起来是自杀，实际不是。哈蒙·克雷恩会不会也是同样的情况？虽然门是锁着的，警察侦查过后说不可能有什么花招——有没有可能克雷恩其实是他杀？
两次，我想。两次谋杀！
我明白了。首先，一九四九年那次，是一个简单的诡计误导了所有人，包括警察。现在经过这番调查，我开始看清楚整个案件：令我困惑不解的花招、误导和错误想法；克雷恩死时周围的情况、那封复印信的意义、安吉洛·贝托鲁奇死的真正原因，以及那个杀人犯的名字。所有事件终于水落石出，黑暗丑陋，如同那堆埋在托马利湾边腐烂的尸骨。
我考虑是否要告诉麦克菲特，但对他说这些是对牛弹琴。再说这也不归他管，只是和克斯卡顿的死有点关系而已。我想告诉迪卡尔布，但不是现在，得等我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之后。
不久麦克菲特又出现了。我仍站在走道上，有些焦躁，因为我很想去干自己的事。他狠狠瞪着我说道：“我想我说过叫你待在厨房。”
“我去上厕所。克斯卡顿太太说了什么？”
“……你是对的。”他不情愿地承认道。现在他盯着我夹克最上方一粒纽扣看。“她承认了。”
“我想她会的。她不擅长说谎。”
“没错。”
“她没有杀他是吗？”
“她声称那是个意外。”
“很可能，”我说，“她不是那种会精心策划一场谋杀的人。”
麦克菲特嘲讽地说：“谢谢你的专业意见。”
“不客气。怎么发生的？”
“她丈夫一整晚都待在房间里，就像她跟你说的。今早她想劝他出来，但他不肯，一直到中午。”
“他终于出来时手上挥舞着手枪。”
“是的。他威胁说要朝自己开枪。她对他说只管干吧，她再也忍受不了了；她表示自己对此已厌烦透顶。后来他又回到办公室里，而她跟在他身后。此时她已打算开车出去透透气，所以带上了手提包。”
“嗯。”
“克斯卡顿坐在桌边。她试图劝他，但他不听；他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手指扣在扳机上，扬言要开枪。”
“嗯，”我说，“她受到了惊吓，试图从他手里夺下枪。他们争执起来，她的手提包掉在了地上，枪走火了。”
“她是这么说的。”
“枪怎么到他椅子下面去的？”
“走火后枪掉在桌上，”麦克菲特说，“她大概把它推到地上去了。这部分她记不清楚了。”
我点点头。“可怜的克斯卡顿。如果她让他单独待着，他可能不会这么死。通常自杀的人都很低调，他们会选择静悄悄地离开。”
“是吗？我看你既是个优秀的心理学家，也是个犯罪行为专家吧。”
“随你怎么说，利奥。”
他又发怒了。“你知道吗？我不喜欢你。”
“太糟了。我也不喜欢你。”
“你在侮辱我吗？”
“我？当然不是。克斯卡顿太太怎么样了？”
“眼泪汪汪的。”麦克菲特厌恶地说。他不喜欢看到女人哭，他希望她们：一，合作；二，大方，三，裸体。“德威金斯叫了女警察和她的医生过来。”
“你打算记录她的犯罪行为吗？”
“当然。”
“对她要温和一点。她虽然不是圣人，但确实吃了不少苦头。”
“你又开始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了。我不喜欢。”
“对不起。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
“你必须签一份声明。”
“我待会儿签，到大厅。”
“你急什么？你很不耐烦。”
“我必须去见一个人。”
“是吗？见谁？”
“一位女性朋友。你能理解的，对吗？”
“我曾经见过的那个红头发的？她叫什么？”
“没错。凯莉·韦德。”
“非常有魅力的女人。我真想不通她看上你哪一点。”
“我也想不通。好了，利奥，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走吧。我会一直注意你的。”他的傲慢又来了，真是本性难移，“代我向韦德女士问好。”
“我会的，”我说，“她也不喜欢你。”
实际上我并不是去见凯莉，而是去找托马斯·J.扬科斯基，那个狗娘养的，退了休的狡诈律师。
“拖出去”·扬科斯基——真正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