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科尔达和他儿子回农场去叫警长了。我坐在车里沉思。那些骸骨未必与哈蒙·克雷恩有什么关系，和他一九四九年最后几个月的抑郁及之后的自杀也未必有什么关系。但那是堆陈骨，毫无疑问。看起来它们被埋在地下至少有三十年了。
是的，那可以和哈蒙·克雷恩没关系。但我知道有，就像我知道今天是十月里糟糕的一天一样。我骨子里知道。
科尔达很快回来了，他儿子没来。我坐到他车里和他聊起来。他猜测，地表的裂缝是新产生的，但深层的裂缝已经有些年代了，可能是以前那次地震造成的。之后地表慢慢合拢，就被埋藏起来了。骸骨是在底层的裂缝里，一定是在造成那条裂缝的地震之后不久就被扔在里面了。
是的。三十五年前，一九四九年的那场地震。也许不仅仅是大自然的力量，还有人故意掩埋了它。
半小时后，几名警察到了，我们带他们去看那个地方。其中一人趴到地上，伸手到缝里摸了摸后说：“下面还有东西。”
“什么东西？”第二个警察问。
“还不知道。像是……该死，我不知道，可能是个烟盒。还有其他东西。太脏了，都腐烂了。”
“最好等圣拉斐尔的人过来。”
那名趴着的警察站起来，我们撤回到公路上。警察们开始对我们进行询问。我告诉他们我来这儿的目的，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但似乎没人感兴趣，包括对那堆陈骨。大概看到新的尸体他们才会兴奋吧。
二十分钟后那个“圣拉斐尔的人”来了——圣拉斐尔指的是马林县政府——是个叫切特·迪卡尔布的便衣调查员，旁边跟着一名技术人员，拎着野外分析箱。我们原路返回发现骸骨的地方，路上科尔达和我说明了我们如何发现它的，以及我在那儿做什么。迪卡尔布显得比先前两位警官稍微有点兴趣。他四十几岁，猎狗一样瘦长，好像从未笑过，一笑脸就有裂开的危险。他很镇定。满屋的尸体可能会使他有点震惊，但仅仅一具骸骨，无论新的还是旧的，他连眉都不会皱一下。
他和那名技术人员开始把骸骨、碎片及其他东西掏上来，贴上标签后放进分析箱。其他人站成一圈看着，在风中瑟瑟发抖。我凑近看骸骨以外的东西；有一个香烟盒，或者是女人用的粉饼盒几把钥匙；一个似珠宝的东西——可能是个胸针，还有几个生锈的环扣。当迪卡尔布把那具颅骨递给分析师时，我还仔细瞧了瞧。头骨多处遭到损害，可能是长期埋在地下裂缝中的结果。法医鉴定后才能知道这具尸体是否在被埋前就遭到过重创。
他们把裂缝里所有东西取出来后，迪卡尔布让一行人先回车里去。他记下我的地址和电话，再问了一些关于哈蒙·克雷恩的问题，说他可能会再联系我。随后他和那个分析师带着骸骨和其他东西走了，两名警察也走了。科尔达说他最好回家，妻子和儿子在家等着，而且可能有报纸记者就今天在他土地上发现一堆人骨这件事采访他。他的眼神似乎表示，如果没有记者找他的话，他会主动联系记者的。
一会儿工夫就只剩我一人站在那儿了，吹着冷风，看夕阳的余晖染红因弗内斯山。没什么理由，我又登上山脊俯瞰半岛地区，从海湾一直看到丛林遍布的小岛。现在小岛已经渐渐隐没在暮色中了。
大概我根本不会想住在那儿，不想在浓雾和无休止的冷风中孤独地死去。
我回到旧金山时已经过了六点。我先去了办公室，门是我离开时锁上的。埃伯哈特没来过，纸条还在他桌上。我查了电话录音：三个来电，都是我先前联系过的，没什么新线索。没有一个叫埃伦·科尼尔的人三十五年前在旧金山去世，没有叫埃伦·科尼尔的人到机动车部门登记过，也没有任何关于此人使用信用卡的记录。
我看着电话机，觉得应该给迈克尔·克斯卡顿打个电话，但最后还是没打。我要告诉他什么？他父亲可能是个罪犯，或者被卷入某个犯罪活动中；那些人骨可能是他自杀的原因。一切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这样告诉克斯卡顿，一定会被他的无数问题淹没。
埃伯哈特仍然没有出现，黑暗笼罩了窗户，渐渐令我不安。我关了灯，锁上门，离开了办公室。
凯莉说：“上帝啊，他会去哪儿？今天我给他打了六个电话。”
她说的是埃伯哈特。我们坐在我公寓里，凯莉在等我，喝着葡萄酒，阅读旧期刊《午夜侦探》上面她妈妈写的萨缪尔·莱瑟曼的故事。她总在等我时看这个系列的故事。我们俩经常轮换住所，我去她那儿住上一阵，她再来我这儿住一阵。肉已经放进烤箱了，散发的香味令我垂涎欲滴。我吞了几口啤酒填填肚子。
“我也打给温黛，”凯莉说，“梅西百货里的人说她生病在家，但一整天打她家里都没人接。这两个人肯定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很可能。”
“但会是哪儿呢？究竟跑哪儿去了呢？”
“山上或者海边——谁知道呢？”
“就因为我对温黛所做的事？”
我耸耸肩。“也许他们想私奔。”
她透过玻璃杯看着我。我当个笑话在讲，但她没有笑，于是我也笑不出来了。
“你真的觉得他们会那样做？”她问。
“不会。”我说了谎。
“上帝，我不敢想象埃伯哈特和那种女人结婚。”
“我也是，我连想都不愿想。我们谈点别的吧，比如说烤肉。”
“再过十分钟就熟了。给我讲讲你找到的骨头。”
“讲不出多少内容。我只知道那是人骨。而且不是我，是埃米尔·科尔达找到的。”
“不过如果不是你去了那儿，他不会发现它们的。”她说，“那些专家能鉴定出它的身份吗？”
“很难说。现代科技也会犯错。”
“他们能否通过齿模之类的手段来做呢？”
“有可能，得看具体情况。”
“依据什么？”
“要看被害人被埋了多久；要看以前他是否做过牙科检查，要看牙医是否还活着，能否被找到。还要看许多其他因素。”
“被害人，”凯莉说，“啊哈。”
“怎么了？”
“你用了‘被害人’这个词。你认为这是一起谋杀吗？”
“未必。”
“一定是，”她说，“人们不会把尸体随意地埋在地缝里，除非他们想掩盖杀人行为。”
“我猜你说的‘人’是指哈蒙·克雷恩。”
“还会有谁？很明显他在这儿杀了个女人。”
“是吗？为什么你说是个女人？”
“他有个性冷淡的妻子，不是吗？除此以外，还有那个烟盒。”
“那个年代男人也随身携带烟盒。”
“——还有那枚胸针。男人不会戴那种东西。”
“还不能确定那就是胸针。”
“肯定是。胸针、烟、钥匙和其他东西一定都在她的皮夹里。他把皮夹随她一起埋了，然后皮夹腐烂了，只剩下一个环扣。就这么简单。”
我叹了口气。凯莉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初露头角的侦探，自从她有过几次成功的推论后——这个春季沙斯塔县那桩案子，对她和我的生命曾构成极大威胁——一旦她的推论被质疑，就会变得有点歇斯底里。
我们讨论的是人骨，但此刻我并不关心它，我最关心的骨头是在烤箱里的那根。
“看看晚餐好了没？”我说，“我饿坏了。”
“你老是一副饿死鬼的样子。”她说，但她还是站起身，拿着空玻璃杯走向厨房。今晚她有些微醉。她有权这样，因为她已经忙碌了一天，而且一直在试图为昨晚的行为做一点弥补。更别提她的前夫雷·达斯顿了。他放弃了法律实习，去参加一个南加州的宗教狂热团体，并且老是追着她想复婚，要她和自己一起每天祈祷吟诵，开启新的生活。但如果被泼一头通心粉也是一种神启，我可不怎么喜欢它。我已经见过一次凯莉的爆发了；一次就够了，谢谢。
我走到书架边，随手拿起一本通俗小说翻了翻。今晚我只想看通俗小说，最低级的那种。比方说罗伯特·莱斯利·贝勒姆写的小说，通常登在《趣味侦探》上。我找到了一本一九三五年的杂志，上面登有两篇贝勒姆写的小说，一篇是用笔名写的，题目叫《弗雷斯科·弗雷迪的秋天》。我坐到沙发上去看，但不能集中精神。该死的烤肉……
我再次起身，踱向厨房。凯莉已经取出了烤肉，但她说：“还要五分钟。”说着又准备把烤肉塞进烤箱。我说：“给我吃吧，我可不在乎它熟了没有。”于是我从刀架上抽出餐刀，切了一块就往嘴里送。
凯莉说：“野蛮人。”我咂着嘴。
烤肉味道不错。事实上，很不错，消除了我的不安，使我沉浸到《弗雷斯科·弗雷迪的秋天》的故事中，接下来是将凯莉带到床上。
这可以使她少喝一点酒，这是我的主要目的，让我的生活保持和谐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