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埃伯哈特没来办公室。
我坐立不安地等着他。我已经准备好向他道歉，说我对依拉·罗卡福特餐厅发生的一切很抱歉，凯莉也十分后悔。这是事实：昨晚凯莉酒醒后，想起她做的一切，感到非常羞愧。她打电话给埃伯哈特和温黛，先打埃伯哈特那儿，后来打到温黛的公寓，都没有人接。因此她打算今天午休时去梅西百货向温黛道歉，然后到这儿来向埃伯哈特道歉。我同意她的做法，事实上我并没有生她的气。那天我表面上显得有些愤怒，私底下却暗暗感到高兴。我一想到温黛站在那儿大吼大叫，酱汁流进她的胸部，面条盖在她头上的画面就想笑，就像我邪恶地希望服务员的假发掉到汤里一样。
温黛是个笨蛋，她活该。
我唯一担心的是埃伯哈特的反应。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大概是气话，但他是一个会把积怨埋在心里的人。我最不希望昨晚的事影响我们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为了大嘴巴温黛弄成这样，根本不值得。更何况凯莉扔出的那一盘伟大的意面，在我看来实在扔得太好了。
因此我待在办公室等他，而不是去托马利湾追踪安吉洛·贝托鲁奇的线索。我开始在办公室忙活起来，拨通了史蒂芬·波特的电话，和他聊了十分钟，没什么发现。首先，他没找到哈蒙·克雷恩的稿件，尽管他说它们一定在“某处”；其次，他知道克雷恩的第一任妻子是埃伦·科尼尔，他们于一九三二年私奔到雷诺结婚，但他不清楚他们离婚后她的去向，他也不知道克雷恩自杀前她是否为钱纠缠过他。
“哈蒙从没跟我提起过她，”他说，“是亚当告诉我的。”
“你哥哥说他们是友好分手的吗？”
“他认为不是。当热情不再，这段匆忙草率的婚姻也就不愉快地结束了。我想他们相处得并不好。”
“你知不知道她的职业？”
他停了一会儿，今早他咳嗽得很厉害。“没有，亚当没跟我提起过。”
“知道她在加州大学是学什么的吗？”
“不知道。这你可以去注册办公室查。”
“我去试试。你认识罗素·丹瑟尔吗？”
“我想没见过，名字不熟悉。你说他对哈蒙很了解？”
“有段时间他们是酒友。”
“嗯，酒后吐真言。真希望我也是个酒鬼，这样就能更了解哈蒙了。但我不胜酒力，两杯葡萄酒就不行了。”
“你很幸运。”我说，想起昨晚的凯莉。
挂了电话，我拿出旧金山电话目录查找埃伦·科尼尔的名字。没有。我继续查我自己那本地址簿，看看她的号码是否有登记，但也没找到。
于是我打电话去问海湾附近城镇的信息；如果埃伦·科尼尔还活着，还住在这儿，她一定没有登记自己的电话。看来最后可供我查的只有机动车部门、信用卡记录和讣告了。我打电话给三个人：机动车部门的哈里·弗莱彻；汤姆·文特斯——他拥有一家租赁公司的一份股权，以前为我查过信用卡记录；还有报社的约恩·法尔科——他向我保证今天给我消息。我决定不查加州大学注册办公室的记录了，也不去人口统计局查埃伦·科尼尔是否再婚或住在这儿。
十点十五分，埃伯哈特仍然没有出现。
我打电话到他诺亚谷的家，没人接。我找到他名片夹里温黛家的电话打过去，也没人接。我打到梅西百货，被告知贾沃斯基女士今天请病假。
该死的。
我等到十点半。然后我写了张纸条“对昨晚的事我感到万分抱歉，埃伯——我们找个时间谈谈”放在他桌上，出发去托马利。长途驾驶刚好能抚慰我紧张的神经。
托马利镇有大约两百个居民，居住在双车道海滨线公路旁一些低矮的小山丘下，距旧金山北部约六十英里。但附近看不到海岸线：小镇在托马利湾，离海岸有不短的路程。到处都是牧场。海湾区临近太平洋有片迪伦海滩，上面有很多避暑小屋，还有新建的“罗森之家”退休社区。小镇有自己的邮电局、学校、加油站、杂货铺、咖啡馆、威廉·泰勒饭店、教堂墓地，还有三四十幢房子。
我抵达时刚好过了中午。阳光炙热，这在托马利湾不常见，不过阵阵海风带来了丝丝清凉。从帕特鲁马过来的路上没什么车，托马利也是如此。周末路上稍微热闹一些。
杂货铺似乎是我打听安吉洛·贝托鲁奇的最佳地点。这是一家相当老式的铺子，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坑坑洼洼的木地板和长排货架，柜台上甚至还放了一大块切达干酪，混合着旧木板、杂货、新鲜面包和熟食的气味。这地方勾起了我对青年时期的回忆。
柜台后有个二十岁左右的黑发女孩，她是店里除了我之外唯一的人。我花了二十五美分买一包口香糖，然后问她是否住在托马利。她说是的。于是我问她是否知道当地有个叫贝托鲁奇的人。
“哦，没错，”她说，“老贝托鲁奇先生。”
“老？他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吗？”
“一辈子，我猜。”
“他的名字是安吉洛吗？”
“是的。你认识他？”
“不。我想和他谈笔生意。”
“哦，”她说，“你想要一些标本填充物。”
“填充？”
“一头鹿或其他什么。”
“我不……你是说他是个标本剥制家？”
“你不知道吗？他家里有所有动物的标本。有一次我爸爸得流感了，我去他家送货时看见的。”她轻轻颤抖了一下，“令人毛骨悚然。”
“怎么了？”
“那些死去的动物全都看着你。至于贝托鲁奇先生……如果你见过他……”
“没有。”
“你会见到的。”
“他很古怪吗？”
“他是那种——”她的食指轻轻敲着太阳穴，“我妈说他这样已经很久了。‘神经兮兮’，我妈这样说。”
“他多大岁数了？”
“我不清楚，七十，或者更老一点。”
“他怎么神经兮兮的？”
“他从不离开家，所有的东西都叫外面送进去。他经常用那把猎枪。有次几个孩子进到他院子里，他拿着猎枪威胁要打他们。”
“可能他只是想保护他的隐私。”我说。
“当然，”她不相信地说道，“如果你这么认为。”
我问她贝托鲁奇住在哪儿，她告诉我在希尔街上，并告诉我门牌号和去那儿的路线：离这儿三个街区，朝向迪伦海滩路。我谢过她，走出去，开车前往希尔街。这是一条一个街区长的、布满车辙的泥泞街道，两侧共有四幢房子。第一幢飘着邦联旗，像窗帘般挂在前窗上；第二幢在对面——房子有点下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建筑样式——被丁香和报春花覆盖了一大半，这就是贝托鲁奇的住所。
未油漆的篱笆围着院子。我把车停在门口，看到门上一块歪斜的牌子上有模糊的黑字：标本制作。我把手放在上面，推开门，向上走到门廊。前门也挂了块牌子：按铃请进。我照做了。
杂货店的那位姑娘一点都没有夸大：一走进房间我就感到毛骨悚然。一方面里面很暗，所有的窗帘都是放下的，只有房间一角的一盏落地灯发出微弱的光。无数玻璃眼珠吸收了这丝光，反射出昏暗的色泽，好像活的一般。我看到六只鹿头，其中一只有着令人惊诧的六叉角。一只麋鹿头架在一个大木架上。另一个架子上放着一条鱼。桌上，一只浣熊坐在后爪上，前爪抓着牡蛎。另一张桌上，一只猫头鹰张开翅膀，爪子抓着一只兔子。落满灰尘的玻璃展示柜里装着啮齿动物——松鼠、金花鼠等等。两只鹰站在基座上，翅膀半收，鹰嘴大张，发光的眼睛凶恶地对看着，好像要激烈地争斗。老家具、到处乱扔的废旧物品加上那股气味，使这个地方像是废弃的肮脏阁楼。
我站在那儿，直到一位老人从后面门洞里走进来。他很瘦，下垂的肩膀使他整个人往下坠。他有厚实的手掌：头发微红，像染了色的棉纱；鹰钩鼻；身穿一件破烂的灰色毛衣，两个胳膊肘处都破了，外面罩了件褪色长外套。他和这个地方极其相配：陈旧、灰暗、虚弱、日渐腐烂。
直到他开口说话，这种印象才被打破。他问：“有事吗？”声音清晰有力，毫不友善。
“贝托鲁奇先生？”
“我就是。有什么需要吗？”
“事实上，我想——”
“别再叫我做鹿了，”他说，“麋鹿也好，驯鹿也罢，大东西都不做。太麻烦了。”
“我来这儿不是——”
“鸟，”他说，“这是我的专长。鹰，猫头鹰——食肉动物。没人比我做得更好。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我来这儿不是要做标本，贝托鲁奇先生。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问题？”他凑近我的脸。他皮肤黝黑，脸上布满皱纹，唇线很深，看上去像裂开的伤口。他的一双老眼现在充满怀疑，就像那些玻璃做的动物眼睛。“什么问题？”
“关于一个叫哈蒙·克雷恩的人，一九四九年死去的一个作家。你是否知道他？”
一阵沉默——久得仿佛他根本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他一直盯着我的脸看，嘴抽动了一下，除此之外，面无表情。
“为什么？”他终于说。
“什么为什么，贝托鲁奇先生？”
“你为什么对哈蒙·克雷恩感兴趣？”
“这么说你认识他？”
“认识。他死了很久了。”
“是的，先生。我想找出他自杀的原因。”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要查？”
我跟他说了迈克尔·克斯卡顿。贝托鲁奇表情漠然地听着，边听边转身向桌上的一只猫头鹰走去，拍打它的翅膀，仿佛那鸟是活的宠物一般。“你问吧。”他说。
“你和克雷恩熟吗？”
“熟到足以对他产生厌恶。”
“为什么？”
“高傲的城市作家，总喜欢教育别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把我们这儿的人当成乡巴佬。”
“但你确实和他有来往？”
“我们互相都有来往。”
“你知道他在一本书里用了你的名字吗？”
“听说过。不过我不太喜欢。”
“但你没采取任何行动。”
“比如？控告他？那得花一大笔钱。”
“你租给克雷恩一间小木屋，对吗？”
“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他说。
“怎么说？”
“我说过了，我不喜欢他。”
“小木屋在哪儿？”
“不远。离这儿大概五英里，”贝托鲁奇缓慢地吐出这几个字，好像不愿意说似的，“在尼克海湾餐馆南面那个大半岛的尽头。”
“小木屋现在还在吗？”
“很久以前就没了。”
“你还拥有那块地吗？”
“不。一九五三年卖给了一家牡蛎公司，但它停业了。二十年前一个叫科尔达的人买了下来。奶牛场主。现在还是他的。”
屋内强烈的味道开始令我窒息——一股混合着灰尘、湿气、油烟和尸体的刺鼻霉味散播开来，我用嘴呼吸也无济于事。再过十五分钟我就要倒下，让别人把我做成填充标本了。
我问他：“你还记得克雷恩最后一次出现在这里的情形吗？也就是他自杀前六周左右。”
贝托鲁奇斜眼看着我。“怎么了？”
“他在这儿时发生了地震。像前几天发生的那场一样。”
这次他什么也没说，只站在那儿盯着我看，手仍在拍打那只猫头鹰。
“那时你见过他吗？”
“没有。”贝托鲁奇说。
“为什么？”
“我只在他付我房租时见过他一次。”
“那么你不知道他最后住在小木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正如我说的，有什么事情使他消沉，使他回到旧金山后不停地喝酒，陷入沉思。”
沉默。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自杀吗，贝托鲁奇先生？”
又是沉默。他转回身，漠然地看了我一眼，拖着脚步从后面门的门洞走了。他就这样从我的眼前消失。
“贝托鲁奇先生？”
没有回应。
我又叫了一遍他的名字，这次后面有扇门砰地关上了。十秒后，我向外走，院子里突然一声巨响，显然是猎枪发射的声音。我拨开面前一堆动物和家具，朝反方向走去，拉起侧窗的百叶窗。贝托鲁奇在离房子三十英尺的地方，弯腰站在一块小菜地里，臂弯里夹着一把十二毫米口径的猎枪。他站直后我看清楚了他另一只手上拿的东西：一只血淋淋的乌鸦。
我走出前门到车里去。从挡风玻璃望过去，他仍站在那儿，一手握着猎枪，一手提着死乌鸦，盯着我的方向看。
杂货店的女孩一点儿也没有夸大。安吉洛·贝托鲁奇真他妈是个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