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是莫里斯。他来时恰逢上午茶时间。“能跟你谈谈吗？”他说。
“你要不要喝茶？”她说着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我们肯定能匀给你一些，虽然肯定比你那里的锡兰或大吉岭要差得多。我们的饼干跟你那儿的比起来也像是下人见了亲王。”送茶女工悠然送着茶，完全不为这场她与高层之间发生的对话所动。
“不，不喝茶了，谢谢。”他说，语气竟然很平和礼貌。莫里斯这个人无时无刻不燃烧着要压制对方的怒火（多么奇特的生活状态），她觉得在有些地方他倒很像希特勒。（她曾听到莫里斯对秘书长时间狂轰滥炸地发火。“你嘴太坏了！”帕米拉说，“不过很好笑。”）
莫里斯从来是置身岸上。没下过一次事故现场，没拖过一个死人，再看着他从身体正中断开，也没有不慎跪在曾是婴儿的一捆破布和血肉上。
他来干什么呢，是又要对她的私生活指手画脚吗？她怎么也想不到，他来此是为了说：“我沉痛地通知你（仿佛将要发布的是一条官方通告），恐怕泰迪也中了。”
“什么？”她无法理解话里的意思。中了什么？“我不明白，莫里斯。”
“泰迪。”他说，“泰迪的飞机掉下来了。”
泰迪一直安然无恙。他从第一轮轰炸任务中生还，被编入OUT做教员，是荣获过十字勋章的空军少校（厄苏拉、南希和希尔维都应邀去白金汉宫，满怀骄傲地观看了授勋礼），但却主动要求继续飞行。（“我只是觉得必须这样做。”）她在空军部认识的女孩——安妮——告诉她，四十个机组人员中只有一人能从第二次飞行任务中生还。
“厄苏拉？”莫里斯说，“你明白我说的话吗？我们已经失去他了。”
“那我们就找他回来。”
“不可能。官方已判定他为‘因公失踪’。”
“那就是还没死。”厄苏拉说，“在哪里失踪的？”
“柏林，几天前的晚上。”
“他跳了伞，然后被敌人捉住了。”厄苏拉仿佛陈述事实一般说道。
“不，恐怕不是。”莫里斯说，“他坠落时浑身起火，不可能生还。”
“你怎么知道？”
“有目击者，另一个飞行员。”
“谁？目击者是谁？”
“我不知道。”他开始不耐烦。
“不。”她说。接着又重复，不。她的心跳加快，嘴中焦灼。视线模糊了，眼前的一切变成了一幅点彩画。她觉得自己即将晕倒。
“你还好吗？”她听到莫里斯说。我还好吗？她思考着，我还好吗？我怎么还能好呢？
莫里斯的声音越飘越远了。她听见他喊来一个人。那人搬来一把椅子，打来一杯水。女孩说：“来，托德小姐，把头放在两膝当中。”那人是福塞特小姐，福塞特小姐是个好人。“谢谢你，福塞特小姐。”她喃喃道。
“母亲听了反应也很剧烈。”莫里斯说，仿佛他不理解悲痛的缘由。他从来没有像她们那样爱过泰迪。
“好了，”他拍了拍她的肩，她努力克制要避开的冲动。“我得回办公室了，我们狐狸角见。”他的语气几乎是轻松的，仿佛沉痛的消息已然传达，往下可以聊些无关痛痒的事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她坐直身体。杯中的水轻轻晃动。“为什么在狐狸角见？”她意识到福塞特小姐仍然关切地待在近旁。
“呃，”莫里斯说，“出了这种事，家里自然要聚会。不过不会办葬礼。”
“不会吗？”
“当然不会，没有尸体啊。”他说。他是不是还耸了耸肩？是不是？她颤抖起来，感到自己终归还是要晕倒了。她希望莫里斯以外的别人来扶她一把。福塞特小姐从她手里拿过水杯。莫里斯说：“我自然会开车来接你。母亲似乎非常生气。”他补充道。
他是在电话里告诉她的？多么可怕而失当，她麻木地想。可又一想，也许一个人如何收到死讯并不重要。虽然如此，却也最好不要由莫里斯当面告知，他穿着三件套条纹礼服，正倚着她的办公桌检查手指甲，等待她说自己没事，他可以走了……
“我没事，你可以走了。”
福塞特小姐给她倒了加糖的热茶，说：“我真为你难过，托德小姐。你要我陪你回家吗？”
“谢谢你的好意，”厄苏拉说，“我一个人能行。你能替我拿一下大衣吗？”
他手里转着自己的制帽。坐在她们面前令他尤其紧张。罗伊·霍尔特大口喝着凹点啤酒杯里的啤酒，仿佛觉得很渴。他是泰迪的朋友，是目击他死亡的证人，也即那“另一个飞行员”。厄苏拉上一次来看泰迪，是在1942年的夏天，与泰迪在啤酒花园吃了火腿三明治和腌白煮蛋。
罗伊·霍尔特来自谢菲尔德，虽然仍在约克郡境内，但空气质量没有约克郡大部分地区好。他的母亲和姊妹都死于1940年12月那场可怕的大型空袭，他说自己如果不在希特勒头上扔颗炸弹，就誓不为人。
“好样的。”伊兹说。厄苏拉发觉伊兹面对年轻男性时态度怪异，既具备母性，又显得轻佻（有一次则仅仅是轻佻），令旁观者难堪。
伊兹一听说死讯，就火速离开康沃尔来到伦敦，接着从“她在政府里认识的一个男人”那里调了一辆车和许多汽油票，与厄苏拉一起回到了狐狸角，紧接着奔赴泰迪的空军军营。（“你现在这个心情，”她说，“肯定受不了坐火车。”）“认识的男人”在伊兹那里通常用来委婉地指代过去的情人。（“你从哪儿弄来的？”路北一个坏脾气的修车老板给她们加油时问。“我睡着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官。”伊兹娇声说。）
休的葬礼后，伊兹坦白了那个关于她有孩子的惊天秘密，此后厄苏拉未再与她见面，于是在开车前往约克郡的路上，她觉得既然伊兹显然为此伤着心，又没有别人可以倾诉，那么自己或许有义务重提此话（虽然很尴尬）。厄苏拉问她：“你还想再谈谈孩子吗？”谁知伊兹却说：“哦，那件事啊。”仿佛它无关紧要。“你就当我没说，我那时不过是矫情。要停下来喝杯茶吗？我饿得能吃下一整块松饼，你呢？”
的确，大家都聚齐在狐狸角了，的确，谁也没找到泰迪的尸体。然而截至当时，泰迪的状态已从“因公失踪”改为“因公失踪，疑为殉职”。莫里斯说过，没有希望，大家务必不要再抱什么希望了。“希望总是有的。”希尔维说。
“不，”厄苏拉说，“有时的确没有希望。”她想起了那个叫埃米尔的婴儿。泰迪死后是什么样的呢？焦黑萎缩，像一段远古的木炭吗？也许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没有“尸体”。不，不，不，她深呼吸着。想着他小时候玩飞机、火车的样子——可这一想，却要比想象尸体更令人揪心了。
“这几乎是预料之中的。”南希阴郁地说。她们坐在露台上。已经喝下了过多休的烈酒。休已经去世，她们却在这里偷喝他的威士忌。威士忌保存在密室书桌上一只雕花琉璃瓶中。这是她第一次不由父亲的邀请而自己倒着喝。（“想来几滴好东西吗，小熊？”）
“他飞了那么多趟任务。”南希说，“生还率当然很低了。”
“我知道。”
“他也知道。”南希说，“甚至已经预先接受了死亡。他们都得如此。我听起来有点过于平静，对不起。”她轻声地继续道，“但我的心已经碎成两半。我曾深爱他。不，我仍然深爱他。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说‘曾’。爱人死了，爱是不会一起死的。甚至因着这深重的哀悼，我现在更爱他了。他永远也不会结婚生子，永远得不到天赋予他的美满生活，得不到这一切了。”她的手在空中画了个圈，笼统地代表了整个狐狸角、整个中产阶级生活以及整个英格兰。“而这都是因为他是那样一个好人。那样一个实诚的人，我觉得他实诚得像一口大钟。”她笑了，“我知道这比喻很愚蠢，但是你能明白。我不能哭，我甚至都不想哭。在这样的丧失面前，我的眼泪一文不值。”
泰迪曾说南希不爱聊，而现在她却说个不停。相反厄苏拉却没有几句话，只是间歇性地哭着。哭过一小时，眼睛还没有从红肿里恢复，眼泪必定又重新扑簌簌地落下来。克莱顿搂着她、哄着她，表现得极温柔，不停泡茶，她想那些好茶叶大概是从海军部顺出来的。他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鼓励，没有说一句类似一切都会好、时间是良药、泰迪已经去了天堂之类的屁话。伍尔芙小姐也体贴极了。她前来与克莱顿坐在一起，对他的身份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只是握着她的手，抚摸她的头发，还由着她继续哭泣。
那已经过去了，她想着，喝干了杯中的威士忌。如今什么都没有了。她的脑中只剩一片浩大、无形的虚空。后面是绝望，前头是死亡。
“你能为我做一件事吗？”南希说。
“当然，任何事都可以。”
“你能去查查他究竟还有没有生还的希望吗？他肯定也有被抓的可能性，虽然很小。我想你也许在空军部认识人——”
“我的确认识一个女孩……”
“或者莫里斯也许认识哪个能够……确认消息的人。”她突然站了起来，因喝了太多威士忌，身体有些摇晃，说：“我得走了。”
“我们以前见过。”罗伊·霍尔特对她说。
“对，我去年来看过泰迪。”厄苏拉说，“就住在这里的白鹿酒馆。他们有空房。白鹿是你们‘自己人’常去的酒馆，不是吗？我是说空军基地人员。”
“我们在那儿喝过酒，我记得。”罗伊·霍尔特说。
“对，那天晚上很快乐。”
莫里斯自然指望不上，但克莱顿的确努力找过。但到头来总是一个答案：飞机起火坠落，无人紧急伞降。
“你是见到他的最后一个人。”厄苏拉说。
“我不太去想这回事。”罗伊·霍尔特说，“他是个好人，我是说泰迪，但很多好人都在死。他们不会回来了。喝茶时还在活着，到了早餐时人就没了。你哀悼一会儿也就不去想了。知道死亡统计数字吗？”
“我还真的知道。”
他耸耸肩，说：“等打完仗以后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想让我说什么。”
“我们只想了解知道，”伊兹柔声说，“他的确没有跳伞，他的确已经死了。你也遭到攻击，也在极端情形下，也许没有看清整个悲剧经过。”
“他肯定死了，相信我。”罗伊·霍尔特说，“飞机上所有人都死了。整架飞机通体起火。大部分人员八成还没坠机就已经被烧死。我们飞得很近，还保持着队形，我能看到他。他还转身看着我。”
“看着你？”厄苏拉说。泰迪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明白自己即将死去，那个时候，他想起了什么呢——是青草地、小树丛和开满铃兰的树林中流淌的小溪吗？还是面前的大火，即将吞噬他这以身殉国的人？
伊兹倾身，握住他的手。“请冷静。”她说。
“我只是因为丢下了他们，觉得内疚。他那架已经失控，我不想被他撞了。”他耸耸肩。他模样既相当年轻，又十分苍老。
“总不能为此停止生活。”他生硬地说，接着又软下语气补充道，“我把狗带来了。我想你也许想带走。”
幸运儿在厄苏拉的脚边睡着了。见到她时他高兴得几乎晕头转向。泰迪没有把他留在狐狸角，而是带到了北边的基地。“他叫着这样一个名字，我还有别的选择吗？”他写信说，随信寄来了他与机组人员的合照，大家坐在旧扶手椅上，幸运儿骄傲地雄踞泰迪膝头，很是显眼。
“但他是你们的吉祥物啊，”厄苏拉反对说，“难道不会坏了运气吗？要是让我带走的话。”
“泰迪走后我们的运气就没有好过。”罗伊·霍尔特郁闷地说。“他是泰迪的狗。”他和气地补充道，“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至死忠心耿耿。但他寄托的人已经腐烂了，你应该带他走。大家都不忍心看他每天在基地上徘徊，等泰迪回来。让大家觉得仿佛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
“我受不了了。”两人开车离开时，她对伊兹说。她记得，这是托尼死时伍尔芙小姐说的话。一个人究竟必须忍受多少？小狗满足地坐在她腿上，也许在她身上感觉到了泰迪。至少她乐意这样想。
“除了忍受还能做什么？”伊兹说。
自然，还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也大可以去自杀，但她怎么能把小狗抛下呢？“难道不是很荒唐？”她问帕米拉。
“不，并不荒唐。”帕米拉说，“小狗是泰迪留下的唯一的东西。”
“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泰迪。”
“好吧，这就有点荒唐了。”
她们坐在狐狸角的草坪上，那是同盟国投降两周后。（“真正艰难的部分开始了。”帕米拉说。）她们没有庆祝。就在盟军投降那一天，欧洲胜利日，希尔维吃下了过量的安眠药。
“真是自私，”帕米拉说，“不管怎么说，我们也都是她的孩子啊。”
她以举世无双的方式对泰迪的死做出了反应。她在他童年的睡床上躺下来，用休最后的一点威士忌送服了一整瓶安眠药。那也是吉米童年时的睡房，但她似乎并不重视吉米。如今是帕米拉的两个儿子睡在那房里，也是他们在玩搭在阁楼上格洛弗太太房间里的玩具火车。
他们和帕米拉还有哈罗德在狐狸角住了下来。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布丽奇特竟真的如她所言回到了爱尔兰。一直到最后一刻都没人能懂的希尔维，做了一回真人版的延时炸弹。她的遗嘱被公布时，人们发现她竟还有一点遗产——股票、公司股份等。休这个金融师并不是白做的——这些注明均分，但狐狸角却留给了帕米拉。“为什么是我？”帕米拉疑惑道，“她生前并不偏爱我啊。”
“她谁也不偏，”厄苏拉说，“只偏爱泰迪。如果泰迪活着，肯定是要留给泰迪的。”
“如果泰迪活着，她根本就不会死。”
莫里斯气得要冒烟，吉米当时还未从战场归来，归来后对遗产如何安排似乎也不关心。厄苏拉却有些介意自己受到的冷落（将她所受的背叛形容为“冷落”是多么地轻描淡写），但她也认为帕米拉的确很适合常驻狐狸角，狐狸角有了帕米拉的照料她也很放心。帕米拉提议卖掉房产，均分所得，但令厄苏拉惊讶的是，竟被哈罗德劝住了。（帕米拉要做的事，旁人很难劝得住。）哈罗德从来讨厌莫里斯，讨厌他的政治观点，也讨厌他的人。厄苏拉怀疑他这么做正是为了惩罚莫里斯，谁让他，唉，谁让他是莫里斯呢。这真像福斯特的小说，是阶级差异的一个典型后果，虽然确实很可恶，但厄苏拉选择不去怨怼它。
遗产将在大家头上均分。吉米什么也不要，他决定去纽约，且已被一家广告公司录用，多亏打仗时“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像伊兹一样说。莫里斯则决定不与大家争产业（“虽然我当然能争赢。”他说。），只遣来一辆车，几乎拉走了房子里的一切。所有拉走的东西也没有在莫里斯的家里重新露面，于是大家想他肯定是卖掉了。这么做或许只是为了让大家生气。帕米拉为希尔维漂亮的地毯、摆设、摄政王朝风格的大餐桌、安妮女王时代几把上好的椅子、曾放在门厅里的祖父的座钟和那些“我们看着长大的东西”而哭泣，但这似乎正称了莫里斯的心，也避免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家族战争。
厄苏拉只拿走了希尔维的金马车座钟。“其他我什么都不要，”她说，“只希望今后你还欢迎我回来。”
“我当然欢迎，这你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