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庭园万豪问过的人，没有一个见过照片中的杰夫·普莱斯或黛丝丽。而且他们相当肯定，不知是否因为不倒翁和库辛先生在我们抵达前半小时才刚刚给他们看过同样的照片。不倒翁这个口蜜腹剑的小混蛋，竟然在万豪服务台留了一张便条给我们，约我们晚上八点在港岛饭店酒吧见。
我们查了同一地区另外几家旅馆，除了茫然的眼神外一无所获，于是返回港岛。
“这不是我们的地盘。”搭电梯下楼去酒吧途中，安琪说。
“不是。”
“憋死我了。我们在这里根本使不上力。我们不知道找谁问话，我们没有任何门路，没有任何朋友。只能像傻瓜一样到处趴趴走，秀这些蠢照片给每一个人看。我说，啐。”
“啐？”我说。
“啐。”她重复。
“噢，”我说，“啐。我懂了。我刚才还以为你只是说啐呢。”
“闭嘴，帕特里克。”她走出电梯，我跟着她进入酒吧。
她讲的没错。我们白来这里。这条线索根本无用。只因为杰夫·普莱斯的信用卡超过两周前在一家旅馆刷过，就飞一千四百英里路下来，实在愚不可及。
但不倒翁不同意。我们在酒吧找到他，坐在窗前俯览海湾，前面一只黛基利酒杯，杯里的混合饮料蓝得反常。杯中一支粉红色塑料搅拌棒，顶端雕成红鹤模样。桌子本身舒服地窝在两株塑料棕榈树中间。女服务生穿白衬衫，下摆在贴近乳房的地方打个结，以及黑色莱卡质地紧身短裤，紧到没有想象内裤存在（或不存在）的空间。
啊，人间仙境。只差胡里奥就十全十美了。但我有个感觉他正在赶来此地的途中。“不是没有收获。”不倒翁说。
“你是说你的饮料还是这趟旅行？”安琪说。
“都是。”他用鼻子拨了半天才避开红鹤啜一口饮料，然后用餐巾擦拭嘴唇上的蓝胡须。“明天我们分头调查坦帕市所有饭店和汽车旅馆。”
“查光之后呢？”
他伸手抓一把他前面碗里的夏威夷坚果。“继续查圣彼得堡所有旅馆。”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接下三天我们扫街，扫完坦帕市，再扫圣彼得堡。我们发现这两个城市不全然像港岛误导我们的陈腐老套，或像我们在戴尔马布里大道沿途所见的丑陋。坦帕市的海德公园区和圣彼得堡的旧东北区其实相当漂亮，到处是鹅卵石街道和传统南方建筑，阳台绕房子一圈，多瘤的老榕树像伞一样遮住艳阳。圣彼得堡的海滩，如果你能忽视所有匪夷所思的蓝发怪物和汗流浃背的红颈骑士，也十分迷人。
所以我们找到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
但我们没找到杰夫·普莱斯或黛丝丽或杰·贝克。
而且我们为疑神疑鬼付出的代价，如果真的是疑神疑鬼的话，也越来越令人厌倦。每天晚上我们换不同地点停赛利卡，每天早上我们检查车子有没有追踪器，一次都没找到。我们从不浪费时间找窃听器，因为是敞篷车，不管我们在车上说什么，都会被风声、收音机或两者同时淹没。
尽管如此，这么留意他人监视的耳目感觉很怪，几乎像我们可能困在一部电影里，人人都在看电影，除了我们自己。
第三天，安琪下楼到旅馆游泳池边上重读案子卷宗里所有数据，我把电话拿到阳台，先检查窃听器，再打电话到《波士顿论坛报》地方新闻采访部找里奇·科尔根。
他接的电话，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叫我等一下。哪门子的朋友，可恶。
六层楼底下，安琪站在躺椅旁边，脱掉她的灰色短裤和白色T恤，露出里面的黑色比基尼。
我叫自己不要看。我真的尽力了。但我意志薄弱。我毕竟是男人。
“你在做什么？”里奇说。
“说出来你不会相信。”
“讲来听听。”
“看我的搭档挤防晒油到腿上。”
“吹牛。”
“不盖你。”我说。
“她知道你在看吗？”
“我吃了熊心豹子胆啦？”
就在这一刻，安琪转头，看上面的阳台。
“我刚刚被逮到。”我说。
“你完了。”
不过，即使隔这么远，我还是可以看到她的微笑。她的脸维持仰向我的角度片刻，然后她轻轻摇摇头，回去做她的当前要务，把防晒油涂在小腿上。
“老天，”我说，“这个州实在太热了。”
“你在哪里？”
我告诉他。
“嗳，我有一些消息。”他说。
“求求你告诉我。”
“悲痛纾解公司控告《论坛报》。”
我靠住椅背。“你的报道登出来啦？”
“没有，”他说，“问题就在这里。我的调查工作一向极其小心谨慎，这回也不例外。他们绝无可能知道我在查他们。”
“可是他们知道。”
“是的。而且他们不是诈唬的。他们到联邦法庭告我们侵犯隐私、跨州窃盗——”
“跨州？”我说。
“当然。他们有很多客户未必住在麻州。他们在磁盘里存了客户档案，有的来自东北部和中西部。严格来说，安琪偷了跨越州界的情报。”
“那条界线未免太细了一点。”我说。
“当然。他们仍须证明我有磁盘和其他一大堆狗屎，但他们一定买通了哪个法官，因为今天早上十点报社发行人接到法院禁令，禁止任何关于悲痛纾解的报道直接引用只能在磁盘里找到的数据。”
“这么说你抓到他们小辫子了。”我说。
“怎么说？”
“如果他们没有磁盘，他们就不能证明磁盘里有什么东西。就算他们把所有数据做成备份存在硬盘，也不能证明硬盘的东西一定是磁盘里的东西。对吗？”
“完全正确。但法院禁令的妙用就在这里。我们不能证明我们打算刊登的数据不是来自那些磁盘。当然，除非我们蠢到交出磁盘，这样一来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用磁盘了。”
“怎么做怎么错。”
“答对了。”
“不过，”我说，“这听起来像烟雾弹，里奇。如果他们不能证明你有磁盘，或甚至你知道那些磁盘，那么迟早某个法官会说他们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但我们必须找到那个法官才行，”里奇说，“这表示我们必须提出上诉，可能要到联邦高等法院。这需要时间。在上诉期间，我必须四处奔波，用其他消息来源独立证实磁盘里的数据。他们在消耗我们的时间，帕特里克。他们在玩拖延战术。而且他们成功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么快盯上我。你告诉谁了？”
“我没告诉任何人。”
“骗人。”
“里奇，”我说，“我连我的客户都没说。”
“顺便问问，谁是你的客户？”
“里奇，”我说，“少来。”
电话陷入死寂，久久无人开口。
当他终于再开口时，他压低声音。“你知道买通一个联邦法官要多少钱？”
“很多钱。”
“很多钱，”他说，“和很多权力，帕特里克。我查了这个号称是真理与启示教会头头的家伙，名字叫做P.F.尼克尔森·柯特——”
“真的？那是他的全名？”
“是啊。干吗问？”
“没事，”我说，“只是这名字蠢毙了。”
“是的，总之，P.F.尼克尔森·柯特很像神明、大师和教主三位一体。二十多年来没有人见过他。他透过下属传达信息，据说从他在佛罗里达海岸边的游艇上。而且他——”
“佛罗里达。”我说。
“对。听着，我认为这家伙是一派胡言。我认为他早就死了，而且从来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他只是某人给教会戴的面具。”
“面具背后的面孔是？”
“我不知道，”他说，“但绝对不是P.F.尼克尔森·柯特。这家伙是白痴。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来的广告文案编辑，曾经用化名写色情剧本贴补家用。这家伙几乎拼不出自己的名字。但我看过影片，他有魅力。加上他的眼神和所有狂热分子一样，一半狂热信仰，一半呆滞麻木。所以某人就找来这个长相不差又有魅力的家伙，拿根棍子撑住他的屁股供起来，变成一座冒牌的神。我相信那个某人就是目前在告我的家伙。”
我听到他那端突然响起好几条电话线的铃声。
“晚点再打来。我要走了。”
“拜。”我说，但他已经挂断。
我走出饭店，沿着一条曲折的步道，穿过种了棕榈树和不搭调的澳洲松树的花园，看到安琪坐在躺椅上，手遮住眼睛挡太阳，仰头看一个穿橙色泳裤的年轻小伙子，泳裤小到跟丁字裤比恐怕会侮辱了丁字裤。
另一个穿蓝色泳裤的家伙在泳池另一边观看他们两人，从他脸上的微笑可以看出橙色泳裤是他的哥儿们。
橙色泳裤拎了一瓶半满的科罗娜啤酒，垂在闪亮的屁股旁边，一片柠檬浮在泡沫中，当我走近时，我听到他说：“你可以和气一点吗？”
“我可以和气一点，”安琪说，“我现在刚好没心情。”
“那就改变你的心情吧。你在欢乐与阳光之地，亲爱的。”
亲爱的。大错特错。
安琪在躺椅上换个姿势，把案件卷宗放在椅子旁边地上。“欢乐与阳光之地？”
“耶！”这家伙灌了一口科罗娜。“喂，你应该戴太阳眼镜。”
“为什么？”
“保护你那双漂亮的眼睛。”
“你喜欢我的眼睛。”我听过她用这个语气说话。逃，我想对小伙子大喊。逃，逃，逃。
他把啤酒靠在屁股上。“是啊。猫科的。”
“猫科？”
“像猫眼睛。”他说，俯身看她。
“你喜欢猫？”
“我爱猫咪。”他微笑。
“那你可能应该去宠物店买一只，”她说，“因为我有个感觉那是你今晚唯一摸得到的咪咪。”她拾起卷宗，打开搁在腿上。“懂我的意思吗？”
我跨出步道走上游泳池露台，橙色泳裤退后一步，歪着头，手紧握科罗娜瓶颈，紧到指节泛红。
“很难想出适当的话来反击，是吧？”我笑得灿烂。
“嗨，伙伴！”安琪说。“你冒着大太阳来加入我。我太感动了。你甚至穿了短裤。”
“破案没？”我蹲在她的躺椅旁边。
“没。但快了。我可以感觉到。”
“吹牛。”
“好。你对。”她对我伸舌头。
“你知道……”
我抬头。声音来自橙色泳裤，他气得发抖，手指指着安琪。
“你还在这里？”我说。
“你知道。”他重复。
“知道什么？”安琪说。
他的胸肌波动起伏，他把啤酒瓶子举到肩膀。“你要不是女人，我——”
“现在差不多进了手术室，”我说，“即使这样，你也很接近了。”
安琪从躺椅撑起来，注视他。
他透过鼻孔急促呼吸，突然脚跟一旋，走回他朋友那边。他们交头接耳，轮流怒视我们。
“你觉不觉得我的脾气不适合这地方？”安琪说。
我们开车去蟹棚吃午餐。再度。
三天下来，这地方已变成我们临时的家。丽塔，一个四十来岁的女服务生，戴一顶饱经风霜的黑色牛仔帽，截短的牛仔裤底下穿一双网袜，抽手卷雪茄烟，是我们在此地交的第一个朋友。金，她的老板和蟹棚大厨，很快就要变成我们的第二个朋友。还有第一天遇到的白鹭——她名字叫桑德拉，只要你不灌她啤酒，通常很守规矩。
我们坐在阳台上，观看另一个傍晚天空逐渐变成深橙色，嗅沼泽散发的盐味，还有不幸的汽油味，暖风拨弄我们的头发，摇动木桩上的铃铛，威胁着要把我们的案件卷宗吹落乳黄色的水中。
阳台另一头坐了四个加拿大人，皮肤晒成粉红的柠檬汁颜色，穿丑陋的大花衬衫，围着一桌油炸食物，高谈阔论他们选了一个多么危险的州停他们的休旅车。
“先是那些海滩上的毒品。是吗？”其中一人说，“现在又有这个可怜的女孩。”
“海滩上的毒品”和“可怜的女孩”是过去两天最轰动的地方新闻。
“唉呀，就是嘛。唉呀，就是嘛。”一个女人聒噪地说。“这里跟迈阿密没两样，事实如此，就是嘛。”
我们抵达次日上午，几位卫理公会寡妇扶助会的成员从密歇根到此地度假，在敦尼丁海滩散步时发现几包小塑料袋弃置在海岸线上。袋子又小又厚，后来证实里面装满了海洛因。到了中午，更多海洛因冲上清水和圣彼得堡的海滩，未经证实的报道甚至指出北至霍漠萨萨国家公园，南至马可岛都发现这些袋子的踪影。海岸巡逻队推测不久前袭击墨西哥、古巴和巴哈马的暴风可能沉了一艘运海洛因的船，但他们至今找不到失事船只残骸。
“可怜的女孩”消息昨天见报。一名身份不详的女子在清水一家汽车旅馆房间遭到枪杀。相信杀人凶器是一支散弹枪，近距离射中女子脸部，以致面目全非，难以辨认。警方发言人表示该女身体也“残缺不全”，但拒绝说明细节。女子的年龄估计在18到30岁之间，清水警方目前正尝试由牙齿纪录辨明她的身份。
我看到这则新闻时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糟糕！黛丝丽。但查过发现尸体的清水地段，又听到昨晚六点新闻使用的暗讽语言，我放下心来，显然被害人生前很可能是妓女。
“当然，”加拿大人之一说，“这里就像是蛮荒西部。千真万确。”
“你讲的对极了，巴伯。”他老婆说，把整只裹面粉油炸的石斑鱼伸进一杯蘸鱼酱。
这是一个奇怪的州，我一来就注意到了，但它越来越讨我喜欢。实际上，是蟹棚越来越讨我喜欢。我喜欢桑德拉、丽塔、金和酒吧后面的两块告示牌，一块写着：“如果你那么喜欢他们在纽约做事的方式，请走95号州际公路北上。”另一块说：“等我老了我要搬到加拿大，真正慢慢开车。”
我穿着背心和短裤，平常白得像粉笔的皮肤已达到令人满意的浅棕色。安琪穿她的黑色比基尼上衣，系一条五彩缤纷的纱笼裙，黑发纠结卷曲，明亮的栗色发丝已快变成金色。
我喜欢阳光下的日子，但过去三天对她来讲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当她忘记她对案子的挫折感，或另一个毫无收获的一天终于结束时，她似乎舒展、绽放、松开，迎向热气、红树林、湛蓝的海和咸咸的空气。除非我们在积极追踪黛丝丽或杰夫·普莱斯，她不再穿鞋，晚上开车到海滩，坐在汽车引擎盖上听浪，甚至放弃旅馆套房的床，睡在阳台上白色绳子编的吊床。
我和她四目交接，她对我微笑，笑中有部分悲哀的理解，部分强烈的好奇。
我们这样坐了许久，微笑逐渐淡去，眼睛锁住对方，搜索彼此脸上的答案，回答那些从未说出口的问题。
“我忘不了菲尔，”她说，手伸过桌子握住我的手，“如果我们两个……感觉像亵渎。”
我点头。
她沾满沙的脚勾住我的。“我很抱歉令你痛苦。”
“不是痛苦。”我说。
她扬起一只眉毛。
“不是真的痛苦，”我说，“是心疼。时时刻刻。我好担心。”
她把我的手拉到她的脸颊，闭上眼睛。
“我以为你们两个是搭档，不是情侣。”一个声音惊呼。
“这位，”安琪说，眼睛仍闭着，“一定是丽塔。”
的确是。丽塔，戴着她的宽边高呢帽，今天改穿红色网袜，端来我们点的小龙虾、虾和大螃蟹。丽塔听说我们是侦探，高兴极了。她想知道我们卷入过几场枪战，加入过几次飞车追逐，杀过几个坏蛋。
她把盘子搁在桌上，移开压在案件卷宗上的啤酒壶，找地方放塑料刀叉，一阵暖风掀起卷宗和塑料叉子，吹落阳台。
“喔，要命。”她说。
我站起来帮她，但她动作比我快。她拾起卷宗，把它阖上，一张照片掉出来，这时一阵风卷起照片，刚要飘过栏杆，被她及时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她转身面对我们，微笑着，左腿仍然像芭蕾舞脚尖旋转动作似的翘起，停留在她扑向照片时的姿势。
“你入错行了，”安琪说，“你应该当洋基队游击手。”
“我交过一个洋基男友，”她说，低头看她接住的照片，“在床上一文不值，老是谈——”
“继续讲，丽塔，”我说，“别害羞。”
“嘿。”她说，眼睛盯着照片。“嘿。”她又说。
“什么？”
她把卷宗和照片递给我，匆匆离开阳台冲进餐厅。
我看她接住的照片。
“怎么回事？”安琪说。
我把照片递给她。
丽塔跑回阳台，递给我一份报纸。
那是今天的《圣彼得堡时报》，她把报纸折到第七页。
“瞧！”她气喘吁吁地说，指着那页中间一则新闻。
标题写着：男子因布拉登顿杀人案羁押。
男子的名字是戴维·费舍尔，因涉及一名身份不详男人被刺死在布拉登顿一间汽车旅馆，遭警方拘留讯问。报道语焉不详，但那不是重点。看一眼戴维·费舍尔的照片，我就知道为什么丽塔拿报纸给我了。
“老天，”安琪说，注视照片，“是杰·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