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奇·科尔根说他的祖先来自阿尔及利亚，但我不大相信。以他有仇必报的个性，我敢发誓他有一半西西里血统。
清晨七点他吵醒我，对我的窗子丢雪球，直到声音传入我的梦境，硬生生把我从法国乡间和艾曼纽·贝阿的漫步中拖走，丢进一个泥泞的散兵坑，敌人难以理解地用弹弓射葡萄柚到我们中间。
我从床上坐起，看到玻璃窗上溅了一坨湿答答的雪。我第一个念头是庆幸还好不是葡萄柚。然后我清醒了，走到窗前，看到里奇站在下面。
卑鄙的混蛋向我挥手。
“悲痛纾解公司，”里奇坐在厨房餐桌旁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织。”
“多有意思？”
“有意思到两个钟头前我吵醒我的编辑，他答应给我两个礼拜假，不写专栏，专心调查，如果我能交出我认为我会交出的东西，他答应连载五天的专题报道，登在头版右下角。”
“你认为你会交出什么？”安琪说。她端着咖啡杯怒目注视他，脸肿泡泡的，头发垂在眼睛上，一点也不乐见天亮的样子。
“这个嘛……”他翻阅摊开在桌上的笔记本。“我只是大略浏览你给我的磁盘，但，老天，这些人真下流。从我所能看到的东西来说，他们的‘治疗’和‘层级’牵涉系统化的心理崩解，接着快速重建。很像美国军队训练士兵的‘打垮他们以便改造他们’的概念。但军队，说句公道话，至少一开始就表明他们使用的技巧。”他拍拍桌上笔记本。“这些突变种却是另一回事。”
“举例。”安琪说。
“好，你知道层级——一级、二级等等？”
我点头。
“好，每一级包括一组步骤。步骤名称看你在哪一级而定，但内容基本相同。这些步骤的目标是‘分水岭’。”
“分水岭是六级。”
“没错，”他说，“分水岭号称是终极目标。因此，为了达到总分水岭，你必须先有一堆小分水岭。比如说，假如你在第二级，所谓的孤寂，你经过一系列治疗训练或‘步骤’，达到‘分水岭’，你不再孤寂。这些步骤是：诚实、赤裸——”
“赤裸？”安琪说。
“是。感情上，不是肉体上，虽然赤身裸体也可以。诚实、赤裸、展示和启示。”
“启示？”我说。
“是。那是第二级的‘分水岭’。”
“第三级的分水岭叫什么？”安琪问。
他查笔记。“‘顿悟’。明白吗？一样的东西。在第四级叫揭露。第五级叫天启。第六级叫真理。”
“《圣经》味好浓。”我说。
“完全正确。悲痛纾解假心理学之名贩卖宗教。”
“心理学，”安琪说，“本身和它产生的东西本来就是宗教。”
“没错。但不是有组织的宗教。”
“你的意思是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的大祭司不会把他们收到的小费凑在一起？”
他用咖啡杯跟我碰杯。“完全正确。”
“那么，”我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说悲痛纾解？”
“不是，里奇，”我说，“是汉堡王。我们在谈谁啊？”
他嗅嗅咖啡。“这是那种特浓咖啡吗？”
“里奇，”安琪说，“拜托。”
“悲痛纾解的目的，据我所知，是替真理与启示教会吸收成员。”
“你已经证明他们的关系啦？”安琪说。
“还不到能登出来的地步，不过，是的，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都知道真理与启示教会是波士顿的教会。对吗？”
我们点头。
“那他们的管理公司怎么会来自芝加哥？他们的房地产中介也是？现在正在帮他们向国税局申请宗教免税身份的律师事务所也是？”
“因为他们喜欢芝加哥？”安琪说。
“这么说悲痛纾解也喜欢芝加哥喽，”里奇说，“因为同一批芝加哥公司也帮他们处理所有事务。”
“那么，”我说，“要多久才能把这两个在报纸上连起来？”
他向后靠着椅背，伸懒腰，打哈欠。“就像我说的，至少两周。所有数据都埋在空头公司里不见天日。到目前为止，我只能推论悲痛纾解和真理与启示教会之间有联系，但我不能白纸黑字证明它。无论如何，教会平安啦。”
“但悲痛纾解呢？”安琪说。
他微笑。“我可以活埋他们。”
“怎样活埋？”我说。
“记得我告诉过你们，不同层级包含的步骤基本上都一样？假如你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他们只不过发现了一套有效的技术，按照个别病人的悲痛层级，以不同程度的细微差别运用这套技术罢了。”
“但假如你从比较不厚道的角度来看——”
“就像任何优秀的媒体人应该……”
“不在话下……”
“那么，”里奇说，“这些人就是一流骗子。再回头看第二级的步骤，记住其他层级的所有步骤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名字不同而已。”他说，“第一步是诚实。基本上它的意思是，向你的主治咨询师坦白你是谁，你为什么来这里，究竟什么事真正困扰你。然后你晋升到赤裸阶段，剥光你所有的掩饰，让你整个内在自我裸露出来。”
“在谁面前？”安琪说。
“在这个阶段只是你的主治咨询师。基本上所有你在第一步隐瞒的狗屁倒灶事情——小时候杀了一只猫、背着你老婆偷腥、侵占公款，管它什么——都应该在第二步和盘托出。”
“自动从你的舌头上滚出来，”我说，“像这样？”我啪啪捻我的手指头。
他点头，站起来，给自己再倒一杯咖啡。“咨询师有一套计谋，让客户像脱衣服一样一件件剥光。起先你承认某个基本事实——也许是你的净资产。然后是你上回撒了什么谎。再下来也许是你上星期做了什么令你羞愧的事。一件接一件。连续十二小时。”
安琪走到咖啡机前，站在他旁边。“十二小时？”
他从冰箱抓了一把奶精。“必要时更长。磁盘上记载这些‘密集会谈’有的长达十九小时。”
“合法吗？”我说。
“如果是警察就不合法。想想看，”他说，回到我对面椅子坐下，“在我们这州，如果警察审讯犯罪嫌疑人超过十二小时，只要超过一秒，就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民权，于是犯罪嫌疑人说的任何事情——不论十二小时之前或之后说的——都不能当作呈堂证据。这个规定其实有很好的理由。”
“哈！”安琪说。
“噢，不是你们这些法律与秩序型的人爱听的理由，但面对事实吧，如果你被一个掌握公权力的人连续审问十二小时以上——我个人认为十小时应该是极限——你会变得神智不清。你会承认任何事情，只要能结束审讯。见鬼，只要能睡一下。”
“所以，悲痛纾解，”安琪说，“给客户洗脑？”
“有些例子如此。在其他例子，他们收集一大堆关于客户的个人资料。比如说你是一个已婚男人，有太太和两个小孩，住花园洋房，但你刚承认你每个月逛两次同性恋酒吧，品尝那里的货色。然后咨询师说：‘好。杰出的赤裸。现在试试比较容易的问题。我必须信任你，所以你也必须信任我。你的银行密码是什么？’”
“慢着，里奇，”我说，“你是说这一切是为了拿到财务资料，好让他们侵吞客户的财产？”
“不，”他说，“没那么简单。他们建立客户档案，包括完整的身体、感情、心理及财务数据。他们知道客户的全部底细。”
“然后呢？”
他微笑。“然后他们就拥有他了，帕特里克。永远。”
“用来做什么？”安琪说。
“用途多着呢。再回到我们刚才假设的有妻子儿女和隐瞒同性恋的客户。他从赤裸进入展示阶段，基本上是在一群其他客户和工作人员面前承认丑陋的真相。接下来，他通常参加静修班，在南塔克岛上他们拥有的一块地方。他已经被剥光，剩下一个空壳子，他和其他空壳子朝夕相处五天，他们谈、谈、谈——永远‘诚实地’，在悲痛纾解员工控制和保护的环境里，一次又一次裸露自己。这些人通常是十分脆弱、错乱的人，现在他们属于一个社群，和其他脆弱、错乱的人同病相怜，这群人见不得人的丑事跟他一样多。我们这个假想的家伙感觉如释重负。他感觉净化了。他不是坏人。他还不错。他找到一个家庭。他得到启示。他到这里来因为他感到孤寂。现在他不再孤寂。问题解决。他可以回去过他的日子。对吗？”
“错。”我说。
他点头。“正确。现在他需要他的新家庭。他们告诉他已经进步，但随时可能退步。还有其他课要上，其他步骤要走，其他层级要爬。喔，对了，某人会问他，你读过《聆听信息》没有？”
“真理与启示教会的圣经。”安琪说。
“答对了。等我们这个假想的家伙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成了邪教信徒，被会费、什一奉献、研讨会和静修班学费或其他苛捐杂税搞得倾家荡产时，已经太迟了。他想脱离悲痛纾解或教会，却发现自己脱不了身。他们有他的银行账号，他的密码，他所有的秘密。”
“但这只是你的推论，”我说，“你没有确凿证据。”
“唔，关于悲痛纾解，我有。我有咨询师训练手册，明确要求他们拿到客户的财务资料。光凭这个手册我就能埋葬他们。但教会？没有。我需要比对会员名册。”
“再说一遍？”
他伸手到他脚边的运动袋，抽出一叠电脑打印纸。“这些是所有曾经接受悲痛纾解治疗的人的名字。如果我能拿到教会信众名单，比对一下，我就等着领普利策奖了。”
“你做梦。”安琪说。她伸手拿名单，一页页翻过，直到找到她要的那一页。然后她微笑。
“在上面，是吗？”我问。
她点头。“白纸黑字，宝贝。”她把那叠纸转过来，让我看那页中间的名字：
黛丝丽·斯通。
里奇把他袋子里的打印数据留下，足有九英寸厚，让我们仔细研究。所有他到目前为止在磁盘里找到的东西都在这里。他也把磁盘还给我们，昨晚他已经给自己做了备份。
安琪和我瞪着堆在我们中间的纸张，正在考虑从何下手，电话响了。
“哈喽。”我说。
“我们想要回我们的磁盘。”某人说。
“你们当然想啰，”我说。垂下话筒，对安琪说，“他们想要回他们的磁盘。”
“嘿，见者有份。”她说。
“见者有份。”我对电话说。
“你最近付账有困难吗，肯奇先生？”
“什么？”
“你最好打电话给你的银行，”那个声音说，“我给你十分钟。确定我再打来的时候线路畅通。”
我挂断，立刻冲进卧房拿我的皮夹。
“怎么啦？”安琪问。
我摇头，打电话给Visa，按语音服务的指示一路按钮，直到我跟真的人通上话。我给她我的卡号、到期日和邮政编码。
“肯奇先生？”她说。
“我就是。”
“你的卡被揭穿是伪造的。”
“什么？”
“假信用卡，先生。”
“不，不是。你们发给我的。”
她厌烦地叹口气。“不，我们没发。内部电脑调查显示你的卡片和号码是三年前我们的会计数据库遭到大规模入侵失窃的东西之一。”
“不可能，”我说，“你们发给我的。”
“我确定我们没有。”她用纡尊降贵的平板声音说。
“活见鬼，这是什么意思？”我说。
“我们的律师会跟你联络，肯奇先生。检察总署邮件及计算机诈骗组也会。日安。”
她不等我回答就挂断。
“帕特里克？”安琪说。
我又摇头，拨银行号码。
我出身贫穷。时时刻刻担心，其实是怕得要死，某个不露面的官僚和讨债人高高在上藐视我，根据我的银行账户决定我的价值，先入为主地用我刚出道时的身价判断我有没有权利赚钱。过去十年我辛辛苦苦赚钱、省钱、累积我的收入。我绝不再过穷日子，我告诉自己。绝不。
“你的账户已经冻结。”银行的珀尔先生告诉我。
“冻结？”我说，“请解释冻结。”
“资金被查封，肯奇先生。被国税局。”
“法院命令？”我说。
“审理中。”他说。
我可以听到他声音中的轻蔑。那是穷人随时随地听到的——从银行家、债权人、商人口中。轻蔑，因为穷人是次等人，又蠢又懒，道德和精神太散漫，以致不能合法地守住他们的钱，并对社会做出贡献。我至少七年没听到这种轻蔑的腔调了，也许十年，我一时不能适应。我感觉立刻矮了一截。
“审理中。”我说。
“我说过了。”他的声音干巴巴的，从容自在，对他的身份地位充满自信。他好像在跟他儿子说话。
我不能买车吗，爸爸？
我说过了。
“珀尔先生。”我说。
“是，肯奇先生？”
“你听过哈特曼暨海尔律师事务所吗？”
“当然听过，肯奇先生。”
“很好。他们会跟你联络。很快。那个审理中的法院命令最好——”
“日安，肯奇先生。”他挂断。
安琪绕到桌子这边，一手放在我背上，另一手握我的右手。“帕特里克，”她说，“你的脸白得像鬼。”
“天呐，”我说，“老天爷。”
“放心，”她说，“他们不能这么做。”
“他们正在做，安琪。”
三分钟后电话响了，才响一声我立刻拿起话筒。
“最近手头有点紧，肯奇先生？”
“时间地点，曼尼？”
他咯咯笑。“哦哦，我们听起来好像——怎么说呢——泄了气，肯奇先生。”
“时间地点？”我说。
“普拉多。你知道那地方吗？”
“知道。时间？”
“中午，”曼尼说，“日正当中。呵呵。”他挂断。
今天人人挂我电话。还不到九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