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你说你打嗝已经停住了。我星期天给你打电话时，你说你很好。”我坐在我办公室里，一边说话一边拿笔往一本黄色的便签簿上戳。恐慌已经使我恼羞成怒,格瑞尔正在走廊上走来走去。
“我没事!但是昨天夜里又重新开始了，打了一整夜。我今早给我医生打电话了，她让我去圣•文森特做些检查。”
“你要去那里多长时间？”
“她说要几天吧。”
“那好……他们……要做些什么检查？会是什么病？”我把一只文件夹的尖头刺进手指甲里，刺出血来。没人会为个打嗝去医院的！
“他们也不清楚，他们整天……嗝……都在给我抽血。”他停住了，我听到他吸气，接着是另外一个嗝。
“那好，我下班后就过去。”
“不，别麻烦了！你来了也做不了什么。”
他认为我去了会无济于事，这话让我有些失落，但是这又使我感到一种解脱。我禁不住感到羞愧，我问：“维吉尔怎么办？”
“我弟弟会照顾他。”
“那你的工作呢？他们今天没要你去上班吗？”
“我说我家里有急事。”
我听到电话后人声嘈杂。
“我得挂了，他们要我下楼去做个核磁共振检查，以后跟你聊。再见！”我听得出他声音里的压抑，这使我心里隐隐作痛。我真想保护他，不让那些医生那样折腾他。
我缓缓放下电话，呆坐了一分钟。最后我看向格瑞尔：“我不清楚情况怎么样；他也不清楚。”
格瑞尔坐到我对面，紧叉双腿。“那么，他还好吗？”她问。
“我不知道。”
她用一种从未有过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在这一刻，我不需要那样的眼神。
福思特在小组上告诉众人，他已经把那个英国佬踢出门了。他给了他一张一万元的支票，然后命令他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大家问他怎么会下定决心的，他稍微但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含糊不清地说：“我只是弄清楚我想要什么了。”
我谈起了皮格海德，没谈太多。“失落是种感情吗？”我问众人。
“听到那个我很难过。”我们一走到外面时福思特就说。
“谢谢。”我说，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很渺小。
“我真希望我能多了解你一些，”他温柔地说，“这样我就能抱抱你了。”
“你不一定非要，”我停了停，“我是说，非要多了解我一些……”
福思特张开了双臂，我投入了他的环抱，我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他抱我不像那些酒鬼在会议结束后抱对方那样。他抱我也不像他只是一个我在小组治疗上见过三次，喝了一次咖啡的瘾君子；他抱我，仿佛我们已经认识了一生一世！
他没有伸手拍我的背然后四五秒钟后再拿开，他紧紧地抱着我，呼吸缓慢、粗重，仿佛他在教我怎么呼吸。
“我很害怕。”我在他的肩头说。
“害怕什么？”
“一切。”
“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
我感觉到它在逼近。他会说，你想口交。他终归也只是另一个皮格海德，终归和其他只想要发泄自己欲望的男同性恋没什么区别。
“什么？”我宁愿我不知道。
他温柔地将我推开，以便能看到我的脸。
“你需要一块夹土豆片、维兹奶酪和西班牙甘椒的三明治，而不是那种低脂土豆片的。你需要货真价实的一块。”
福思特的家离我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他住在一栋高层公寓的四十七层。他的家很漂亮，到处都是装满书和各式各样卡其布裤子的箱子和柜子。很显然我们可能找了同一个装修师。
他的答录机一直在闪，他走了过去。“哦，天哪。”他说，按了播放键。“你有十五条新留言……”福思特按了暂停，然后删除。那只老式的卡带机开始呼呼工作起来。
“肯定是凯利。自从我把他赶出去后，他每天都要打二十通电话过来，要求搬回来。或者要更多钱。”
“哦，听到这个很难过。”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
他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做三明治的材料。
“我能用你的电话吗？”
“当然。”他头在冰箱里说。
“你在哪儿呢？”海丁像家长一样问我。
“我在福思特家。我们准备做点三明治吃，聊聊天。”
“你在那个吸毒的家里？吃点三明治？”听他的语气，仿佛是我刚告诉他我正穿着“北美男性”NAMBLA，美国臭名昭著的恋童癖者组织，男童性爱联合会。的T恤在操场边上不怀好意地晃荡。
“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操心我在哪儿。我待会儿就回家。”
我在他再说话前就挂断电话。
福思特从厨房里走出来，端着两块三明治和一小堆一次性盘子。“不能拿瓷器装维兹奶酪和西班牙甘椒的三明治吃，得用纸盘子。”他一边说一边把纸盘子放到咖啡桌上。我坐在沙发里，他坐在椅子里。
福思特说起凯利。说起凯利是如何疯狂；说起他是如何希望他不要再打电话骚扰；说起他想养一只狗；说起他想念南卡罗莱纳。他还说起他在“时光”咖啡馆做服务员。他根本不缺钱，但是这样能使他在夜间最想吸毒的那段时间有事可做，分散注意力。他滔滔不绝。我已经吃完了整个三明治，而他只吃了一半。他的膝盖上下不停地飞快地抖动，他的眼睛抽动。突然间，他不再像个电影明星，而像个瘾君子。
我被一阵莫名其妙的舒适感包围住了。他是如此涣散和混乱，我看着他，仿佛在东十三大道的“豪庭”电影院看一场奇妙的艺术电影。
“你要说说皮格海德吗？”他最后问。
我吞下一片土豆片，“不。”
“那好。”他说。
我笑起来，又吃了一片土豆片。我不想说话，因为说话使事情真实。
“你知道吗，当我那天迟到时走进小组，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你。”
我吞下土豆片，我吞咽的时候喉咙发出声音，他听到了。
“我也立刻注意到你了，”我说，“我是说，我注意到你，是因为你迟到了。”我极力平静，像一块木头般刻板清晰地说。
我们陷入一阵紧张的沉默，彼此竭力不看对方。这时电话响了，“哦，该死的。”他拿过电话，“你想怎么样，凯利？”他咆哮道，他转了转眼珠，“不，凯利。”
沉默。
“我说了，不！”
又一次沉默，“再见，凯利。”福思特挂断电话，然后伸手把后面的电话线拔掉。
“抱歉，我们说到哪了？”
我们说到你告诉我原来你一直都在撒谎，原来你根本不是个吸毒鬼，原来你真的和你看上去那样甜蜜而温暖，原来你冷漠的明星相和真实的你无关。
“我不知道，我记不得了，三明治真不错，谢谢。”
“你太客气了，现在觉得好点了吗？”
“我好多了！真的，不再害怕了。”
“好。”
“我得走了。”
“哦，这就走了？”他问。我看着他，这个吸毒鬼，但是我还是迈不动脚，渴望能多待一会儿。
“待会儿走。”我改口道。
“好，”他说，“待会儿比现在要好多了。”
然后他又说抱歉，他要换一下衣服，他衣领后的商标刺得他难受。他说他待会儿就回来，问我介不介意。
“不。”我说，我几乎又想脱口而出，要我帮你换吗？
他消失在走廊尽头。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拿着件白T恤回来。他走进浴室，打开灯。我能从一只打开的医药柜门的镜子里看到他，我想他应该看不到我在看他，我看见他头靠向镜子，应该是在看鼻子上的黑头。我看见他解开衬衫的纽扣，把它脱下来，搭到浴帘杆上。他肌肉强健的胸膛上布满了黑色胸毛，其中一缕一直往下延伸，以完美的曲线钻进他的牛仔裤腰里。当他把白T恤套上头时，他的腹部收缩。这是一个连性取向正常的男人都想看的男人。他们会花九元五角买张票，然后再花七元买桶爆米花和一小杯可乐去欣赏他。
他轻轻关上灯，轻快地走进房间。这次他坐到沙发上，但是坐到离我很远的角上。“现在好多了。”他微笑着说。
他的白T恤被他的二头肌绷得紧紧的，他的乳头从棉布后面突出来，我能看到后面有一片黑色胸毛的影子。
“想看看我的相册吗？”他问。
“当然。”
他起身走到书柜，回来后直接坐到我旁边。他的膝盖碰到了我的，他在我们的大腿上把相册打开。他一面翻一面给我解释：从某某地方来的姑妈，某某叔叔，某某堂弟……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因为我只顾着看他的手和手臂。我被他从前臂一直延伸到每根手指的汗毛迷住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被迷住过，仿佛我全身的细胞都神奇地被他吸引了。我的细胞想和他的细胞做朋友，融为一体。我突然从这种迷恋中回过神来，慢慢想起了我十三岁时的事情。
在伯克曼强奸我后，他成了我的朋友，我们每晚都去散步。一个星期后，他对我说他的世界已经彻底被我改变了，说他发现他已经爱上了我，他说他为我去他家看照片的那晚发生的事抱歉。
他通常会在半夜溜到我房间，然后我们做爱。他的嘴有股胡桃木的味道，他总是泪水盈盈地看着我说：“你真是太美了，太美了。”
那时我十三岁，他是我的一切。我讨厌学校，从来没去过。我时时刻刻都和他在一起，渐渐地，他也厌恶我的寸步不离了。
两年后，我们闹翻了。“我要么杀了你，要么杀了我自己。”一天晚上，他出去给的他相机买胶卷，就再没回来过。
他杳无音信，我对他的思念和怨恨也渐渐随风而逝了。当时看来，一切都顺其自然。
“奥吉，你没事吧？”福思特担心地问。
“什么？”
“你没事吧？你好像心不在焉！希望不是这些照片太乏味，我们不看了。”他合上相册，把它放回书柜。
“哦，不，对不起。不是因为那个，是其他事，我刚在想一些事。”真是奇怪，自从戒酒后，总是有些回忆不请自到地闯入我的脑子里。而这一刻，我只情不自禁地想要得到他的注意，想要他在身边。
“想了什么？”
“我不想说，只是一些陈年旧事。刚有张照片使我想起了一些事，然后我就走神了。”
他坐回到我身边。“过来，”他说，把我拉进他怀里，手抚摸着我的头。“不要再想了，”他安抚道，“只要闭上你的眼睛。”
哦，这样就可以远离那个时候的事了吗？
那个时候我整日整夜地守在电话旁，整整守了一年。每次它一响，我就知道是他，是伯克曼。我反反复复地读他用完美的笔迹在白线纸上给我写的情书：
“我相信你就是上帝，是生命的本质，是惟一的上帝。然而，你却在折磨我，用你那宝石般的眼睛抛给别人而不是我的眼波折磨我；用你对别人而不是我的迷人的笑容折磨我。我爱你爱得发狂，你却一再一再一再把它踩在脚下，你不遗余力地羞辱我。你只有十三岁，但是你仿佛已经活了很多回，你用你的过去一而再地玩弄我的感情。你是我的造物主，我为你疯狂！只为你！但是现在我恨你，我恨你滥用你对我的权力。”
福思特的手从我的头移到我的胸口，他的手指开始在我身上温柔地游移着。我不敢相信就这样发生了，我不能让这发生，我不应该和小组里的人约会。对于一个正在恢复中的酒鬼，没有比这更恶劣的罪行了。
“我得走了，必须得走了。”我不可能再多待一分钟，我最好走。
“你没事吧？”
“嗯……”
我们站起身。我伸手拉了下门把手，门没反应。他伸过手来，扭了一下，门开了。我们站在那儿，尴尬万分。
他抱了抱我，我没有拒绝。
“你闻着很香。”他说。
“你也是。”我只蹦出单音节的词。
他抱着我不放手。
“你感觉很好吧。”
“你也是。”
我们都感觉到了，不可能感觉不到，但我们都缄口不提。
我把他推开，说，“好了，再见！谢谢你的三明治和一切。”
“很高兴能和你在一起。”
我走出门，走向电梯间。我回过头，他依然在门口看着我。我真想跑回去，向他表明心意。但是我没有，我离开了。他只是我在小组里偶遇的一个吸毒鬼，我不能对他有这种感情。
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我发现我整晚都被粘住了一样——兴奋而罪恶。他身上的香水味依然在我鼻子里回荡。
“你现在心思明显得很。”海丁说，他不停地翻他杯子里的甘菊茶包。“你好像有点心猿意马了。”
心猿意马就是把心思花在其他人和事上，而不是在努力清醒上；而我们应该始终把清醒放在第一位。心猿意马是酒鬼们的本能，我就是个好例子，我现在就一门心思想着福思特。
“我知道，但这不会有什么大碍吧。”
“你这么说我真不喜欢。你现在和一个吸毒鬼搅到一起，这就是个上瘾的行为。”
“我们没有搅到一起。”我防卫道。
“是你说他在沙发上抱你了。”
“那是因为当时我心里难过，他是个好人。”hillbilly
“听着，我不是要下什么论断，我只是认为，这有点不冷静。”
我真希望海丁现在能立刻像阵烟一样消失。“海丁，不许再这么教训我了，不然我拿奶酪擦擦你脸了。”
“看来你真是彻底被他迷住了。”他毫不畏惧地说。
是的，我是被他迷住了。
“我没有。”我说。
“这是你的瘾魔在作怪。你现在如饥似渴，你需要找点什么来填补它。”他头头是道，仿佛在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部恐怖科幻电影。
“我是因为皮格海德住院而难过，福思特只是好心地来开导我，就是这样。”
“你说什么？皮格海德住院了？”
我真想喝酒，真想现在就出去喝酒。
“是的，今天我上班时他打电话给我了，医生要给他做些检查，他老打嗝打个不停。我就知道这些。”
“哦！天，真抱歉。他还好吗？”
“我不清楚。他们在想办法查出是什么毛病。是的，他还好，我相信他会好的。他们只是要查查打嗝的事。”
海丁无限同情地看着我。
而我自己清楚，皮格海德的事让我摆脱了海丁的盘问。我在可耻地拿他做我的幌子，我真是十恶不赦。
要把你的脑袋当成危险的邻居，不要自己一个人擅自去冒险，曾记得雷有次对我说。
我办公室的门大开着，这立刻让我疑虑重重。我总是会锁门的，即使我忘记锁了，清洁人员也会锁的。我把东西扔到沙发上，走到桌子前。我看到电脑屏幕上贴着张黄字条：喝酒，今晚九点音乐厅不见不散。下面是另一排字：一杯酒伤不了人的。
我抓起电话，拨了格瑞尔的分机，但她不在。我走到书柜前，发现我们给必胜客做的广告程序表被人动过了。这些是去年做的，我们一直没扔掉。所以我没事时看那张深盘披萨的图片看了一年，但现在它却不翼而飞了。我立刻想到，这有可能是瑞克干的。瑞克可能会看我们过去的程序表找灵感。你知道有时你可以把一个地方的创意盗用到另一个地方。
我总是灵感洋溢，但是瑞克不行，他总在苦苦挣扎。我可以几分钟就写出一篇文案草稿，瑞克做不到这一点。他需要整日整星期地冥想苦思。即使这样，他也拿不出什么出彩的东西，通常他的创意都是从一些旧杂志上再利用再加工得来的。
顷刻之间，我脑子里就浮现出他趁我不在时溜进我办公室的画面。他一定是摸着这些程序表，然后恶狠狠地骂我是个废物，骂我自以为是，骂我是个酒鬼。他发泄完以后还得寸进尺地留下那张条子。
“真不敢相信你来得比我早。”格瑞尔突然出现在我门口，刚下火车的她还微微喘气。
“你看。”我指着电脑说。
她走到电脑前，凑近了看。“可能有人跟你恶作剧吧。”她抬起头说。
“恶作剧？”我说，然后把必胜客的广告板拉出来，把它们一张张整齐地靠墙而放。
“哦，是的，可能是跟你一样的人吧。”她顽皮地笑了，“可能是那个新来的会计，”她说，“就那个留山羊胡子的。”
“格瑞尔，这可不是恶作剧那么简单。这简直就是变态。”
格瑞尔把那张条子撕下来。“你怎么总是这么愤世嫉俗？”她说，“可能就是有人真的想和你喝喝酒。也许你该去赴约。”
我告诉她说那些广告板被动过。
“真荒唐，”她说，“可能是那个做清洁的女人给它们擦灰了。天知道你有多长时间没擦它们了。”
“我想应该是瑞克干的。”我说。
“瑞克？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你好好想想，那些啤酒广告，他假惺惺关心的表情，还有现在这个。你我都知道他没什么本事，他就是想来偷创意的。”
格瑞尔想了想。“我想瑞克还没那么聪明，跑来做这些，”她说，“瑞克是很蠢，但是他没什么害处。”
我不确定，所以一整天，我都在盯他的梢，看能不能找出蛛丝马迹。我们在走廊上相遇时，我看了看他，他也看看我，还一脸微笑。但他一直就盯着我，没有自然地收回目光，这让我觉得可疑。我很想揭发他，但又怕万一他真没做，我就真会被他们看成一个疯癫癫的酒鬼了。
我还跑到那个新来的会计办公室前走了两趟。我故作自然，装出遛达的样子，我要看看是不是真如格瑞尔所说，那个人只是恶作剧。当在我第三次走过去时，他从他桌子上抬起头来问：“有什么事吗？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哦，我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啤酒厂家的资料。”我说。
他笑起来：“不，不在我这儿，但我可以给你拿一份。我会安排人给你送过去的。”
我注意到他桌上有只相框，里面有个漂亮的女人。那个女人站在沙滩上，仰头大笑，头上的草帽几乎要被风吹跑了。“那就算了。”我说。
“真的？”
“对。”
稍后，我见到格瑞尔，我跟她说条子不是那个会计贴的。格瑞尔说：“那张照片不能代表什么，有可能是他妹妹。”
“格瑞尔，即使是她妹妹，他也不可能把那样一张照片放在自己桌上，相信我，肯定是他妻子或女朋友。”
“也许吧，”格瑞尔说，“也许他现在有些困惑，他可能订婚了，但又不是很有信心了；也许他有些性压抑什么的，需要找人……”
“哦，天哪。”
“是有这种可能的。也许他的家庭压力太大，那个女孩给他压力太大，所以他想找个人喝喝酒谈谈心。”
“格瑞尔，”我说，“你真是干对行了。我从没遇到像你这样能奇思妙想，擅长发挥的人。”
格瑞尔似乎对自己也很满意：“那当然。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那么能想，拿了那么多广告奖。”
“我叫奥古斯丁。我酗酒。”我对房间里众人宣布道，“今天已经是我的第九十天了。”
佩里街的酒鬼们纷纷鼓掌。我坐到了主席台上，因为我已经九十天滴酒未沾了，今天是过来“受礼”的。我瞥了海丁一眼，他正朝我笑。
我突然发现自己紧张起来，喉咙发干。虽然我已经身经百战，多次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客户、领导们宣讲过广告创意，但是我还是感到恐惧。我说不出话，连手都汗湿了。我不知该从何说起，说什么。我脑子里一团浆糊，但我还是抽动着嘴，蹦出了一些话。我谈起我喝醉时的样子；我从那次Faberge蛋展览开始，然后如何被我上司逼着去复原院；我谈起复原院和我出来后的生活。
还有，我迷上了我小组里一个英俊的手臂多毛的瘾君子。我没有把这说出口，我说出口的是，我感谢我生命里的人，感谢我现在的清醒，诸如此类。
“你真是太棒了。”海丁后来跟我说。
“何以见得？”
“你是如此坦诚而真实，毫无赘言。”他拍拍我的背。
“真的吗？我有那么好？”
“当然了！你真的很棒！”
“这下我就放心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实际上当时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要是把我的胸毛剃了以后，它们会怎么长回来？”
海丁一个急转身，“你说什么？”
“我是说，夏天到了，我是不是该把它们漂白一下？但是我又想，毛根露着原来的颜色，那太可怕了，会很丢脸的。金黄色的胸毛其实挺好，看上去自然，但是要是毛根漂不到，还是原来颜色，那看上去太恶心了。”
海丁又笑又怕地看着我，或许完全是害怕。“你真的吓到我了！你的浅薄真让人吃惊。”
“我们去印度之家吧。”我说。
在第五和第七大道交叉处的餐馆里，我说起了瑞克的事。
“我以为你上司是艾琳诺呢。”他咬了一口蔬菜饺。
“瑞克是她的合伙人，他们一起工作。”
“你不是说你工作都很顺利吗？怎么了？”
我说起上周我是怎样发现有人把从杂志上扯下来的啤酒广告放到我抽屉里；我又说起那张贴条。
海丁惊吓地说：“真可怕！”
“瑞克是个人渣，他是个同性恋憎恨论者，一点本事都没有。几年前他傍住了艾琳诺，而她太忙了，一直没发现原来他一无是处。”
海丁长喝了一口水，“你得看紧了那个瑞克。”
我会的。
“六点钟到我家来吧，我们一起去小组。”福思特打电话过来。
我冲进出租车，一路狂奔而去。街道似乎长了三倍，让我不能早点到他那儿。
他打开门，腰上围着毛巾，脸上沾着刮胡膏的泡沫。“进来，我快刮完了，马上就走。”
他刮胡子时，我就站在他浴室的门口看。那条毛巾很短，以至于他每次身体换重心时我都能看到他腿上肌肉的伸缩。结实的肌肉，古铜色的肌肤，黑色的体毛，他是个体毛浓重的人。他一边刮胡子，一边看着我，他的目光从水槽、他的脸和我之间游弋来去。他温柔地微笑，“我们会不会迟到？”他问，刀片在他脸上发出黄油刀在沙纸上摩擦的声音。
“不会的。”我看都没看表说。
福思特把毛巾从腰间拉下来，露出白色的内裤。
我不禁想，小组里的成员可以这么看另一个成员的内裤吗？我是不是越轨了？
他俯下头，洗洗脸，然后站起来拿毛巾擦了擦。“好了。”
他走出来，有意无意地蹭了下我的身体。“哦，对不起，”他露齿而笑，“看我笨手笨脚的。”
我跟他走进卧室。“我穿这条……还是这条？”他一会儿拿起一条黑牛仔裤，一会儿举起一条卡其布裤问我。
“都不好。”我说。
他扬起一边眉毛——这个动作应该在镜子前练了很久（从格瑞尔那儿知道的）。
“好吧。”他淡淡地说，把两条裤子都扔到地上，接着他向我慢慢逼近，我做出后退的样子。
“我是说你应该穿条运动裤。”我大笑。
“是吗？”他举起手臂，轻轻抚摸我的脸，“真软。”他说。
我抱住他的腰，把他紧紧拉向我。他紧紧搂住我，带着我一起倒在床上。
“这怎么回事？”我指着他下巴底下的一条小伤疤问。
他用指尖轻轻摸了一下，“我上学时在校车上毒瘾发作了，当时就拿自己的脸撞方向盘。”
他的耳垂就在我的双唇之间——我已经忘了亲吻一个人的感觉了。我和皮格海德在一起时，每次吻他时，我总感觉实际上他并不愿意。这次截然不同！两厢情愿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然而紧接下来，我突然意识到我将要亲吻的是我治疗小组里的成员。
“福思特，我们都疯了。我们在做什么？”
“你说过你喜欢疯狂的人。”
“我知道。但是不应该是我和我一起做治疗的人。”
我挣扎着想站起来，他把我推倒。“别动。”他说。
我一动不动，静静地躺下来，我闭上了眼睛；他把手放到我胸口。
“你在想什么？”他问。
我在想温迪，想那张我签的同意书，那张申明我不会和小组成员发生关系的同意书。
“什么也没想。”我撒了谎。
福思特吻我的脖子，“想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不清楚我是不是想知道。”
“不，我敢保证你想知道！问我吧。”他摇了我一下。
“好吧，你在想什么？”
“呵，你这么问真好。我在想，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们一起迟到时那些人的反应。”
“你这个混蛋。快点，我们走。”
福思特哈哈大笑起来，我把他拉起来，把那条卡其布裤子扔给他。
“我会跟在你后面，偷偷溜进去，”我得意地说。
他套上裤子。“哦，你的冒险精神哪儿去了？”
我们打了出租车奔城里而去。一路上福思特都紧紧攥着我的食指，他是看着窗外时无意识地这么做的，这让我觉得更甜蜜。走进小组前我看了看表：我们迟到了十五分钟。
我们一推开门，里面的谈话就戛然而止，所有的脑袋都转过来。福思特走在前面，小声说：“抱歉抱歉！请继续。”
我坐到福思特对面，尽管他旁边还有一张空椅子。小组成员皮特接上刚被打断的话。我全神贯注地看向皮特；也偷偷看福思特一眼，他这个傻瓜正肆无忌惮地盯着我笑。
这天晚上我和海丁吃完饭后往家走。我不禁自言自语道：不知琳达•亨特LindaHunt，美国著名女演员，曾凭《灾难岁月》(TheYearofLivingDangerously)获1983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住在哪个公寓。因为我曾读到过她就住在佩里街，我还亲眼见过她遛狗。当时我正蹲在地上把维吉尔的大便铲到垃圾袋里，她就站在那儿，几乎和我面对面，她还问我的狗多大了。这个奥斯卡奖获得者，这个大名人见到我时，我正弓着腰在街上铲粪便。
我们往前走时一个坐轮椅的男人在一栋高级建筑前的人行道上拦住了我们，我以为他想要钱，没理他。我走着走着，发现海丁掉过头去了——他们在交谈。我因为远在前面，所以听不清内容。海丁这样跑去跟一个陌生人说话，让我很恼火。海丁还向我招手，说：“这位先生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一直在等有个力气大的人路过。”
我力气大，所以海丁就找我了。那个男人也全神贯注地看着我，让我很不耐烦又恼火。
最后，那个男人开口说：“谢谢你能帮我。如果你能把我抬上台阶，把我家的门打开就好了。”
他拿出他的钥匙串，用他半瘫痪的手摸摸索索地找那把钥匙。我想，你没必要现在就给我钥匙；你可以在门口时再给我。既然我想好要帮他了，我就想早点帮完了事。“等我一会儿，我要把我的轮椅停在台阶这儿。”他说。
轮椅停好后，他按了一下开关，把它收起来。接着他要我从后备箱里拉出一条链子，把它锁到台阶的栏杆上。
我觉得自己在受摆布，但我还是挤出微笑。我把手伸到后备箱里，找到链子，然后锁好了轮椅。而他在一旁坐着，一直唠叨着说：“小心点，轻一点。”我真想说，你他妈的给我闭嘴。
接着他又要我把他抱到家里去。“就从我膝盖下面抱我……”
我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因为我刚刚才意识到，我要把这个男人抱上台阶，抱到他家里去。这时他又说：“轻轻地从膝盖下面，就像抱孩子一样。”我突然觉得恶心。
我觉得我是在抱自己母亲。
我母亲十年前因为中风而右半身瘫痪，因此而坐了轮椅。我一直处心积虑地避开去看她，我上一次看她还是在一年半前。我实在不能多待一分钟，每次我一踏进她家门，一股要逃脱的愿望如浓烈的气味扑面而来。我无非是帮她换换灯泡，推她过桥买一些金枪鱼罐头，然后拆装一些东西或拿一些东西放她腿上。总是开开关关、移来移去一些东西，仿佛她就专门需要我做这些，仿佛她就积着这些事让我做，又似乎是特意为我准备的礼物。当然，只是一些琐碎小事，可总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每次去看我母亲时都觉得肮脏。她总是不拘小节，她的睡衣总是那么薄，肉都透了出来。我甚至开始觉得她的每个要求都成了我不想看的阴户，让我惟恐避之而不及。
她的公寓不像我们家以前那么干净了。我小时候，我们家总是一尘不染。那张柚木餐桌上若有一粒灰尘，都会引起一场彻底的大扫除。
就像今天抱着这个男人一样，我也不得不要抱我母亲。我要在众目睽睽下抱她进餐馆，我的脸因为羞耻而红得发烫。在餐馆那么多人中，只有她需要两个人做一个人的活。
当初她那么残忍地把年少的我送给她那个精神错乱的医生，现在瘫痪了，可怜了，就恳求我了？
我不去看她，是因为我对她的身体完全陌生。她仿佛是寄存在别人的身体里，一个瘫痪的女人的身体里。她辛辛苦苦放弃了原来的身体，到头来却换来这么一个虚弱破败的身体。我恨她是因为我觉得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她冲动行事，然后又后悔了；她似乎觉得这样瘫了，就可以重新获得别人的注意力。
当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她是在一天夜里睡觉时，脑子里的一根毛细管爆裂了，然后一觉醒来，就不得不和她过去的生活挥手作别，仿佛那些是一场旧梦。我的母亲住在一个瘫痪女人的身体里，每次我抱她时，仿佛是在抱个陌生人，仿佛我只是在看望一个躯壳。它像个灵媒，能够经常和我已死的母亲通灵。我每次用她卫生间时，尤其感觉别扭。因为那里面不是该有的漂白剂或洁厕灵的气味，而是另一种怪异的味道；厨房也是这样。这些房间都充斥着瘫痪的味道，充斥着残废人的味道。
我的母亲从来都不觉得她十几岁的儿子让一个恋童癖者插屁眼有什么不正常，所以这个女人也别想指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她没有资格要我给她换灯泡。我十二岁时她把我送人，所以现在也别指望我回来。
但我还是帮了那个坐轮椅的男人。我一直爬了四段楼梯，把他抱回家。他趴在我身上，像一堆要洗的衣服一样无声无息。我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然后伸进他口袋掏钥匙。我的手碰到他的死腿，仿佛是在猥亵地侵犯他，但是他对此毫无知觉，毫无反应，因而看上去像是已经习惯了被侵犯，也许还很欢迎，或者至少能容忍。当我一把把摸找像公寓大门的钥匙时，他指点道：“不是那把，不是那把，是铜的圆的那把。”当我把钥匙插进锁时，我吸了口气，做好准备迎接那种像条大狗般从房间里蹿出来的可怕、腐烂的瘫痪味道。
我打开门，眼前立刻一亮，出乎意料地看见一幕截然不同的场景。房间大且充满了艺术气息，一尘不染；塞满书的书柜一直耸立至天花板；墙上挂满黑框相片，应该是他以前的相片，他和朋友们站在海边，器宇轩昂；还有电脑、传真机……一个富丽堂皇的壁炉，里面没有木头，而是装满了丁香花。
他让我把他口袋里的零钱拿出来放到台子上。“不，不是那个，是放着钱的那个。”我把零钱和那些钱放到一起。我暗想，我可以拿走这些钱；我可以拿走那张毕加索的素描；我甚至还可以取了他的性命，他只能乖乖就范，毫无还手之力。他现在在靠信任而活，只能靠对别人的充分信任。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笑起来，说没什么。
回家路上，我一直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他身上什么东西传到了我身上。我不敢碰我的脸，担心那些微分子会传播到我脸上。我想起我自小认识的一个叫安妮的女孩，她四岁时有一天在院子里玩，把狗屎弄进了眼睛里，结果那只眼睛因为寄生虫感染而瞎了。想到这里我更加头皮发麻，感觉他的残缺、他的需要、他的依赖，都附到我身上来了。
他和我母亲一样，都是没有壳的蛤、蜗牛或龙虾——残废而暴露。
我每天都跟我母亲通电子邮件。如果不那样，她会感觉她被抛弃了。但今晚没有她的来信，很奇怪，这让我感觉怅然若失。我不禁想她为什么没有写信，但我并没有深想，我没继续想她是不是摔倒了，或者又中风了，让她左边也瘫痪了；我没继续想她是不是饿了或心情不好。我只是想起她那些曾在我电脑屏幕上闪烁的文字；我把它们都存进了以她命名的小文件夹。这是为数不多的我们之间关系的见证，我一条条存进去，标上日期和时间。我和她不仅是城市相隔，电脑相隔，还是时间的相隔。我还是常给她打电话，但我从来没给她寄过钱，尽管我的一小笔钱对她来说可能都是巨款。
这是在惩罚她吗？
我也不知道。只是有时候似乎很难找到邮票，似乎没时间写支票再寄出去。我对我母亲没有承诺，我只是对她像她对我一样。
有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幻想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她身穿海军百褶裙和白衬衫，蓝色的毛衣从她肩膀上自然地搭下来；她上车把她的茶色皮包扔到车座上时，包里不会发出药瓶子撞击的声音；她会对时装，而不是各种医疗咨询，兴趣浓厚；她会有一头漂亮的披肩长发。
她会娇弱地对我说：“介意帮我拿这些瓶子吗？”她还会去农贸市场买鲜山羊奶，然后拿它洗澡。“它们对我皮肤有好处。”她总是振振有词地这么说。
当我把我全是A的成绩单给她看时，她会说：“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可骄傲的。不过就是多一点的这样努力，就会是普林斯顿大学和本宁顿学院的区别了。”接着她会诡秘地笑着对我说：“亲爱的，想想看，本宁顿都是些女同性恋去的地方呵。”
即使只是幻想，我有时也会恨我的母亲。我会认为她太斤斤计较，太追求物质。我会抱怨说：“你的眼睛已经整过一次了。”
而她会回答：“不！上次整的不好，所以这次才算。”
我的母亲还会跟开加盟店的人约会。
“你不是很喜欢开加盟店的吗？”她竭力要说服我。
“妈妈，他简直就是只猪。我看见他挠他屁股，然后还闻闻手，而且他手上毛太多。”
她还会每月定期去纽约市里“朝圣”一次，回来后会大包小包地全是从第五大道买的东西。而我顶多只会远远地瞻仰曼哈顿一番，把它看作没有屋顶的购物中心。我不会对它心存爱意，相反，我会告诫自己以后少来这个地方。
所以当我十八岁时，自然而然地，我申请了南加州大学。我的母亲会吓一跳，她会说：“天哪，你不会是真的吧？那所大学？你是怎么想的啊？你要读什么专业？快餐技术？冲浪？”
我会说：“不，妈妈，我要读昆虫学。”
她听了一定会生气，因为她听不懂这个词，她会说我在卖弄（当时我应该是个书呆子）。“哦，如果你想当医生，你不应该去这个学校。”
“是虫子，妈妈，不是医生，是研究昆虫的。”
她会一下子呆住的，拿着指甲油刷子的手会停在半空。“你说什么？”
我会看着她，耸耸肩。
“你说什么？”
“虫子？”
“是的，妈妈，昆虫学，虫子。”
然后她会把指甲油刷放回瓶子里，拧紧它。她会一边往她指甲上吹气，一边看看我。“我该怎么说呢？你真是年少冲动，你会后悔的。”
我会告诉她，这是我的选择。
然后她会立刻提醒我，是她在供我上学。
我会说我会自己挣钱。
于是她会问，怎么个挣法？
我会说，我会打工存钱。
然后她会说我一定是疯了，要带我去看医生。她会说：“如果你不去，我就一毛钱也不给你了。”
我还是不答应，我会气愤地摔门而出。
然后我们会一个星期都不和对方说话。
但是最后，我还是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因为我的母亲终归在很多方面是对的。而且这样会使她很高兴，也会使生活更好，所以我会去的。况且研究虫子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我还是应该尝试一下法律专业。
于是我的母亲会给我买只劳力士手表，作为犒赏。
我会在开学的第一天戴上它。
当然，我有可能到头来成了一个酒鬼律师，那个时候我才翻然醒悟，然后埋怨我母亲一直以来过度保护我了。所以到最后，事情还是扯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