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龙朔二年”。
四月，“卫岗县侯”冯宝领军登陆“百济”，五月，肃清粮道，剿灭残兵，阵斩敌酋，兵发“平壤”。
同期，“新安县侯”谢岩领军登陆“鸭绿水”北，连战连捷，于六月抵“安市城”。后，奉大总管苏定方令，急行突袭，奋战一日，斩“高句丽”骑兵近四千，诛步卒万五之数，破重镇“大行城”。
七月，大唐王师连下坚城十余座，荡平“高句丽”北境，进逼“扶余城”。
七月下，“卫岗县侯”冯宝启用事先挖凿地下暗道，置万斤“火药”于“平壤”西、南两门下，坚固城防，弹指间灰飞烟灭。“百济雇佣军”率先入城，“百济新罗联军”纵兵十万随后进入，血战两日，诛杀守军四万余；“羽林右卫”攻破“高句丽宫城”，俘获“高句丽宝藏王”及其子嗣、妃嫔、臣子数千之众。
七月末，大总管贺兰敏之、“卫岗县侯”冯宝领大军二十万北上。
八月下，大唐王师南北大军汇聚，合兵四十余万，合围“扶余城”。
九月初，“高句丽”权奸渊盖苏文病故，“扶余城”内动荡起，不日，渊盖苏文长子渊男生打开城门，向大唐王师投降。
至此，“高句丽”灭国矣！
大唐朝廷自皇帝李治乃至文武百官，虽然预料到战事应当会比较顺利，但怎么都没有想到，从五月开始，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前方“六百里加急军报”，除去“兵部尚书”任雅相病故是噩耗，余者皆“大捷”！
捷报频传当然是好事，可这速度实在太快，快到大唐朝廷几乎来不及反应！因为，打下一片土地容易，可想要长治久安就难了。
“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总面积相当于整个中原地区，人口也不少，粗略估算，三个国家合计也有大几百万，如何有效统治，成为一道摆在大唐君臣面前的难题。
战争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其产生的巨大利益，所有高官显贵，没有一个不想分杯羹，然，怎样分配？令皇帝李治很是头疼。
以杜正伦和上官仪为首的文官集团进谏皇帝：“自‘平壤’往南，涵‘新罗’、‘百济’，置州县，效仿内地；‘高句丽’北部设‘都督府’以应对。”
李绩、高远等大唐军方高官，强烈反对这一建言，理由是：“‘高句丽’北部地广人稀，需驻军以镇各部，无南部补充军需，根本无法支应日常。”
文官集团则认为：“州县可按所需拨付，足以支应。”
军方则说：“若南部州县出现叛乱，何人平叛？难不成自关中调兵？”
尽管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但有一点，似乎无人提及以往惯用“羁縻”之策。
甭管采取哪一条治策，但有一点李治很清楚，此事拖不得。盖因数十万大军在外，消耗太大，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拿出章程。
李治近来龙体时好时坏，所以有些日子没有去上朝。而朝中大大小小诸事，由武皇后与“政事堂”处置倒也平稳，可“辽东之事”不比寻常，故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宣召李绩、许敬宗、杜正伦、上官仪四位宰相入宫商讨。
“‘辽东’既定，当召大军回朝，诸卿以为，后，如何？”李治高坐龙椅之上，一边用手轻轻揉搓太阳穴，一边缓缓道出心中之意。
“起奏陛下，新征之地，不外‘羁縻’、置州县，或如西域设‘都护府’，此乃圣裁，臣等不可僭越。”
作为皇帝，李治当然知道这事问也是白问，不过，对于许敬宗的回答，他还是很满意，毕竟提出三策，而宰相，本就应该献策君前。
李治微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又道“朕有听闻，朝中诸卿多以‘置州县’为上策，然以设‘都护府’为上亦不在少数，故未有定论，朕召诸卿，是为此事尔。”
“陛下圣明，自有裁定，臣当恭听。”许敬宗职任“中书令”，乃名义上第一宰相，是以率先言道。
“臣等，恭请陛下圣裁。”李绩、杜正伦和上官仪亦同时行礼道。
“诸卿无需多礼。”李治淡淡说了一句，而后道“‘置州县’，官员何来？设‘都护府’，何人当得此职？又以何策治民？”
“陛下，‘吏部’历年冗官可赴任‘辽东’，代天牧守。”
“不可！”许敬宗突然站出来反对上官仪所言，着实令李治有些诧异。
“缘何不可？”
“禀陛下，冗官过往无实职，今牧守一地，难保不出差池，‘辽东’甚远，起民变，朝廷难以从速应对。”别看许敬宗平日里恋权贪财，然其此番言语听在众人耳里，却不失公允。
李治尽管搞不清楚许敬宗到底想什么，但知晓其言为实情。“吏部”冗官虽多，但真正能够任职一方的却极少，除去资历、能力之外，最重要是那些冗官们，绝大多数出自豪门世家，在关中和中原当官，那没问题，可真让那些人去“辽东”，只怕各种借口都会找出来，绝对没几个肯去的。再者，“置州县”最大问题是朝廷的实际掌控很弱，毕竟太远了，政令、下情往复太费时日，非常容易出事，因此，从心里而言，李治并不认同此策。
“许爱卿之言甚是有理，历朝‘羁縻’蛮夷，皆因过远矣，然‘辽东三国’，土地虽不丰饶，亦不贫瘠，城池众多，人口不缺，朕以为‘羁縻’不可取也。”
皇帝金口玉言，一语否决“羁縻”之策，又认可许敬宗所说，似乎是在告诉宰相们自己属意“都护府”。
不过，能够坐上宰相位子的，都是人中翘楚，稍微动下脑筋就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皇帝真要是定了主意，大可直接颁布诏令，根本不需要召集宰相商议。
“陛下，‘高句丽’地广民稀，与诸多蛮夷部落相连，难堪王化，置‘都护府’以镇边实为上策，然‘百济’、‘新罗’却有不同，国小民众，与我朝隔海以望，今水师船多兵精，驻‘登州’以镇，自可保州县无虞，故老臣以为，‘辽东’一地，分而治之，乃上策也。”杜正伦所言，是将“辽东三国”分成两块，以不同方式分治，且不提“高句丽”南部丰饶地区，等于放弃。
李治看了一眼李绩，见其双目微闭，面无表情，即知此事并无异议。
李治是皇帝，作为一个皇帝来说，治理天下最重要方面是权衡各方，只有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才会天下太平。
从表面来看，大唐朝堂内最主要利益之争是文、武两方，但本质却是世家大族与寒门平民之间的利益争夺。
原因很简单，大唐军方主要构成是勋贵和军官，他们绝大多数出自寒门小姓，与出身世家大族的文官集团天然利益诉求不同，因此，朝堂之上时起争端。
皇族“李氏”原为“关陇军事集团”成员，发迹于“北周”，并不属于中原世家大族，所以，从高祖李渊到太宗李世民至当今皇帝李治，在权衡朝廷各方利益时，往往有意无意间偏向武将集团，这就带来一个结果，大唐军方在朝廷话语权很重。
“平灭辽东”，李治原本有意设置“都护府”，行“羁縻”之策，却不曾想文武百官皆不赞同，命人垂询细察后方才得知，由于“百济”商贾与大唐商贾定下诸多交易，加上“羁縻”之策没有多少束缚力，“百济”一方获利大了，自然会壮大自身，非常不利于长治久安。
李治当然知道，商贾们背后是各家勋贵和朝中高官，而“羁縻”之策对于商事有限制，本意是防范，如今却影响到朝臣实际利益，当然会遭遇反对。
此刻，杜正伦建言代表了文官集团，而大唐军方第一人李绩又毫无表示，等于是默认了。
李治清楚，该轮到自己这个皇帝最后决定的时刻了。
然而，李治却道出非同一般话语“杜卿所言，良策也！朕意已决，置‘安东大都护府’，辖‘辽东全境’，原‘百济’、‘新罗’两地，置州县以安民，一应官员交由‘都护府’察举。”
当朝四位宰相闻听皇帝口谕，无不动容！
因为任谁也无法想到，皇帝陛下居然如此圣裁。
设“安东大都护府”，意味着“安东大都督”品级当为正三品，秩同宰相。尤为重要是辖制“百济”、“新罗”两国旧地，且拥有极其重要的“察举权”，等于是皇帝赋予其管辖内官员举荐权，加上其本职拥有的兵、财等权力，堪比“开府建衙”。
在大唐，上一个拥有类似权力的人，可是“秦王”，领“天策上将”，后来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先帝太宗李世民。
作为其嫡子，当今皇帝李治，怎敢设立如此官职？难道就不担心会出现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情形吗？
四位宰相如是想着，心念飞转，一方面在揣测皇帝本意，同时也在思虑，该如何进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