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当时谈了一晚上，一直坐到深夜，我就不把我们的谈话内容一一列举了，我只想提一件事，这件事终于给我解开了他生平中的一个谜团。
我想先从他爱妈妈说起，这对我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他出国时抛弃了她，与她“断绝了夫妻关系”，那肯定是因为他太苦闷了，或者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不过，这也是世人常有的，但是又永远很难说清楚。在国外，然而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他又忽然重新爱上了妈妈，在分隔两地的情况下，在思想感情上，他又深深地爱上了她，于是又派人去接她。也许有人会说“胡闹”，但是我的看法却不一样。我认为，这里蕴含着一切，人生中必须严肃对待的一切，尽管这里也看得出明显的窝囊，而这窝囊，看来，也多少是我造成的。但是我敢发誓，他因欧洲而产生的苦闷，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它不仅足以与修筑铁路这样一些当代的实际活动相提并论，而且要高得多。我认为他对人类的爱是最真诚、最深刻的感情，毫无作秀之嫌；至于他对妈妈的爱，虽然，也许带着稍许幻想的成分，但仍是某种完全无可争议的事实。在国外，在“既苦闷又幸福”之中，我还要补充一点，在最严格的修士般的孤寂之中（这一特殊信息，已经是后来我经由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打听到的了），他竟忽然想起了妈妈——而且正是想起了她的“塌陷的两腮”，于是便立刻派人去把她接了来。
“我的朋友，”他顺便地似乎脱口而出，“我忽然意识到，我之为思想而奋斗，决没有解除我作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性的人应尽的义务，我有责任在我的有生之年，至少让一个人得到实际的幸福。”
“难道这种书生气的想法就是一切的原因吗？”我不解地问。
“这不是书生气的想法。不过，也说不定。然而，这里一切都交织在一起：要知道，我是真的很爱你妈妈，真心实意地爱，而不是书生气地爱。如果我不是很爱她，也就不会派人去接她了，即使我灵机一动，冒出这个想法，我也尽可以随便找个德国男人或者德国女人，让他（或她）‘得到幸福’也就行了。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必须做点什么，至少使一个人获得幸福，但是这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幸福，真的幸福，——我要把这定为任何一个智力发达的人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就像我想给每一个农夫定下一条法律或者一宗劳役，由于俄国的森林砍伐殆尽，必须在自己的一生中至少种一棵树；不过一棵树似乎少了点，不妨下令，让他们每人每年都种一棵树。一个高等的、智力发达的人，由于追求崇高的思想，有时会完全脱离迫切的现实问题，变得可笑、任性、冷漠，甚至简直可以说是愚蠢，这不仅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甚至，最后，在自己的理论上也变得蠢了。因此，必须务实，身体力行，必须至少使一个具体而又现实的人得到幸福，这样才会真的改变一切，才会使这个有心为善的人面目一新，焕发出精神与活力。作为一个理论，这很可笑；但是，如果把这付诸实施，并变成一种习惯，那就显得根本不蠢了。我对此有过切身体会：我刚一开始发挥这个关于新的金科玉律的思想时，——起先，当然，就跟闹着玩似的，后来我才突然开始明白，埋藏在我心底的对你母亲的爱到底有多深。而在这以前，我竟完全不明白我是爱她的。当我跟她同居的时候，只是趁她还很美貌，拿她取乐而已，到后来就烦了。一直到德国我才明白过来：我爱她。先从她那塌陷的两腮说起，过去我从来不会想起它，有时候即使见了，心里也不感到痛苦——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痛苦，真正的痛苦，生理上的痛苦。有一些痛苦的回忆，我的亲爱的，常常会给人带来切肤之痛：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回忆，只是人们常常把它们忘记而已；但是也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后来会突然想起来，甚至只是想起某个大致的轮廓，但后来就欲罢不能了。我开始想起我与索尼娅同居时成千上万个生活细节；最后，这些生活细节竟自动地油然而生，大量涌入我的脑海，当我在等她到来的那些日子里，几乎使我望眼欲穿，万分痛苦。最使我受不了的是，我想到她在我面前总是那么低声下气，她总认为自己在所有方面都比我低下，而且低得没法比，——你想想——甚至在肉体上。有时候，我想看看她的手和手指，她就害羞和满脸通红，因为她的手和手指根本不像贵妇人那样细嫩柔滑。而且不仅是手指，对她身上的一切，她都自惭形秽，尽管我爱的就是她的美。她跟我在一起时总是羞答答，十分怕生，但糟糕的是，在这种羞赧中往往会流露出某种恐惧。
总之，她总认为自己在我面前是某种低贱的东西，或者，甚至，几乎见不得人。没错，有时候，起初，我有时会想，她始终把我看作是她的老爷，并且感到害怕，但是，这满不是那么回事。然而，我敢发誓，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的缺点，我毕生没有遇到过一个比她更细心，更善解人意的女人了。起初，她还长得很美的时候，我曾要求她打扮得漂亮些，噢，那时候她是多伤心啊。这里既有自尊，也有某种异样的受到屈辱的感情：她明白，她永远也成不了太太，穿上不应该是她穿的衣服，只会显得可笑。她作为一个女人不愿意在自己的穿戴上成为别人的笑柄，她明白每个女人都应该有她自己应该穿的衣服，然而成千上万的女人却永远不懂得这道理——只想打扮得时尚。她害怕我那嘲笑的目光——就是这道理！但是使我特别伤心的是，我想起她那深深的惊讶的目光，而在我们同居的整个时期，我经常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种目光：这表明她完全明白她的命运，以及等待着她的未来。因而一看到她这种目光，我就常常会感到甚至心情沉重，虽然，不瞒你说，我当时并没有同她深谈，我有点倨傲地蔑视这一切。要知道，她并不像现在这样总是那么怯生生的和腼腆的；现在就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她会忽然变得很开心，变得十分妩媚动人，就像一个二十岁的少女似的；而从前，从年轻的时候起，有时候，她是很爱说说笑笑的，当然，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同侍女和女食客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她说笑的时候，蓦地被我撞见，她会迅速地满脸通红，怕兮兮地看着我！有一回，已经是在我出国前不很久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就在我同她脱离夫妻关系的头天晚上，我走进她的房间，正好碰到她一个人在屋里，坐在小桌旁，手里没有任何活计，她用一只手支在小桌上，在深深地沉思。她不干活，就这么坐着，几乎从来不曾有过。当时，我已经很久不跟她亲热了。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踮着脚尖，突然搂住她，亲了亲……她吓得跳起来——我永远忘不了她脸上的那种欢悦和幸福的表情，突然，代替这一切，她陡地满脸通红，两眼亮了一下。你知道我在这发亮的目光里看到了什么吗？‘你这是对我的施舍——就是嘛！’她歇斯底里地号淘大哭起来，借口是我吓着她了，但当时我甚至沉思起来。一般说，这样的回忆都十分沉重，我的朋友。这就像伟大的艺术家在他们史诗般的作品中，有时候会描写那些痛苦的场面一样，后来，一辈子，回想起这些场面都令人十分痛苦，——比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的最后独白，叶甫盖尼跪倒在塔季雅娜脚下，或者，在维克多·雨果的《Misérables》中，那个越狱逃跑的苦役犯跟那个小孩，跟那个小姑娘，在一个寒冷的黑夜，在井边相遇的情形；这类事一旦刺穿了你的心，后来就会永远留下伤痛。噢，我是多么焦急地在等候索尼娅啊，我又多么想快点拥抱她啊！我带着一种焦躁的不耐烦幻想着一整套新的生活计划；我幻想通过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努力，破除她心中对我的这种经常的畏惧，向她阐明她自身的价值，以及她甚至高于我的一切。噢，当时我就十分清楚，我同你妈妈一旦分开，我总会开始爱她，可是我一旦与她重新聚首，我又总会对她忽然变冷；不过，这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并非那么回事。”
我很惊讶：“那她呢？”我心中闪过这一疑问。
“那么，当时，您跟妈妈是怎么见面的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当时？当时，我跟她根本就没见面。当时，她刚到柯尼斯堡，就在那里留下了，而我则在莱茵河畔。我没有去见她，而是让她留在那里等我。我们俩见面已经是过了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噢，过了很久，我去找她是为了请她允许我娶……”
这里我要讲的仅仅是这事的主要内容，亦即仅仅是我自己能够领会的内容，再说，他说到这里就开始语无伦次起来。他一说到这事，他的话就忽然变得十倍地语无伦次和颠三倒四。
就在他最迫不及待地等候妈妈去的时候，他忽然遇到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时候他们俩都在莱茵河畔，在一处矿泉疗养地疗养。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已经几乎要死了，至少，大夫们已经判定他必死无疑。自从第一次见面起，她就使他倾倒，仿佛用什么魔法把他迷住了似的。这是他命中的一劫。有意思的是，当我现在记下并回想这一切的时候，我竟不记得他在自己的叙述中哪怕就一次使用过“爱情”这词和他“爱上了她”这样的说法。倒是“命中一劫”这话我记得。
而且，当然，这也确是他的命中一劫。他并不想这样，“并不想爱”。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这意思说清楚；但是，一想到他居然能发生这样的事，他的整个心就愤愤然，气愤不已。他说，他心中原本是自由的一切，面对这次邂逅，却一下子荡然无存了，于是这个人就永远被这个女人牢牢地拴住了，尽管这女人与他根本就没有关系。他不愿意被这种情欲所奴役。现在我就爽快地说吧：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是上流社会女人中少有的典型，——这样的典型，在这圈子里，也许并不多见。这是一个非常纯朴，非常爽直的女人的典型。我听说，即我千真万确地知道，当她出现在社交界（她常常会完全退出社交界），她就凭这气质而使所有的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韦尔西洛夫在第一次见到她时，当然，并不相信她是这样的人，他相信的正好相反，就是说她在装腔作势，是个表里不一的伪善的女人。在这里，我想稍稍超前一点，举一段她本人对他的看法：她断定，他也不可能对她有别的想法，“因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碰壁之后，总是，先于别人，倾向于把一切都说得很糟糕”，我不知道，一般地对理想主义者这么说是否有理，但是对于他，当然，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倒想在这里说一点我自己的想法（这是我在听他说话时，倏忽一闪，闪过我脑海的一点想法）：我认为他爱妈妈，用的多半是一种人道的和全人类的博爱，而不是一般男人爱女人的那种普通的爱，可是他一旦遇到了一个女人，他却用这种普通的爱爱上了她，可是他又立刻弃绝了这种爱——多半因为不习惯。话又说回来，我的这一想法也可能不对；这话，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似乎有点失礼；同时我敢发誓，他当时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使人不由得觉得他可怜：他十分激动，有时候，在说到某些地方时往往欲言犹止，简直说不下去，哭丧着脸，在屋里走来走去，一沉默就是好几分钟。
她当时很快就识破了他心中的秘密；噢，也许还故意跟他打情卖俏：碰到这样的情况，即使最光明磊落的女人也免不了犯贱，这是她们难以克服的本能。最后，他俩以无情的决裂而告终，他似乎想打死她；也许他是吓唬她，恨不得打死她；“但是这一切又突然变成了恨。”后来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时期，他忽发奇想，要用那一套戒律来折磨自己，“也就是修士们使用的那一套戒律。你可以用有步骤的实践逐步克服自己的意志，从最可笑和最细小的事情做起，而以完全克服自己的意志而告终，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又补充道，这对修士们来说是一种很严肃的事，因而积千年之经验，这已经形成一套学问。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立志遵守“戒律”，在当时，根本不是为了摆脱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而是因为他有十分把握，他当时不仅不爱她，甚至还恨透了她。他对她恨之入骨，他甚至对他的恨相信到了这种程度，甚至忽发奇想，决定要爱上她那被公爵欺骗过的继女，并要同她结婚，他完全让自己相信了他的这份新的爱，并且还让这个可怜的白痴不可抗拒地爱上了他，从而用这份爱使她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得到了完全的幸福。为什么他那时候只想到她，而没有想到一直在柯尼斯堡等他的妈妈呢，——我始终没有弄清这道理……相反，他突然之间把妈妈完全忘了，甚至连生活费都没有寄给她，幸亏当时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救了她；然而，他又忽然去找妈妈“请允许他”与这姑娘结婚，借口是“这样的新娘不是女人”。噢，这一切也许不过活画出“一介书生”的穷酸相，正如后来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谈到他时所说的那样。但是又为什么呢，真是的，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如果确实他们只会纸上谈兵的话），却会货真价实地去受苦，以致酿成这样的悲剧呢？话又说回来，当时，在那天晚上，我的想法却稍许有点不同，有个想法使我感到震惊：
“您的整个造诣，您的整个心灵，都是用您的痛苦和您的毕生奋斗得来的——可她的尽善尽美却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不平等……因此女人使人愤慨。”我说这话根本不是为了讨好他，而是热烈地，甚至是愤愤然对他说的。
“尽善尽美？她尽善尽美？她身上没有任何尽善尽美的地方！”他突然说道，差点对我的话感到不胜惊奇。“这是一个最平常的女人，这——甚至是一个坏透了的女人……但她应该是十全十美的！”
“为什么说应该呢？”
“因为她有这么大的魅力，她就应该十全十美！”他恶狠狠地叫道。
“最可悲的是您现在一想到她还这么痛苦！”我突然身不由己地脱口而出。
“现在？我痛苦？”他又把我说的话重复了一遍，他站在我面前，仿佛有点困惑不解似的。这时忽然有一种静静的、绵长的，沉思的微笑，蓦地照亮了他的脸，他在自己面前竖起一根手指，似乎在思索。紧接着，但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从桌上拿起一封打开的信，把它撂到我面前：“给，你看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一切……可你干吗总让我翻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老账呢！……这只会亵渎和激怒我的心！……”
我无法表达我的惊讶。这封信是她写给他的，这是一封今天下午五点左右才收到的信。我几乎浑身哆嗦地看完了这封信。它并不长，但写得十分直爽和真诚，因而我在看这封信时就像她本人站在我面前听到她说话的声音一样。她非常老实（因此几乎很感人）地向他承认她怕他，因而直截了当地恳求他“让她过几天安静日子”。最后她告诉他，现在，她肯定会嫁给比奥林格。在这之前，她还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
以下就是我当时从他的解释中听明白的内容：
刚才，不多会儿以前，他刚看过这封信，他忽然在自己心中感到一种完全出乎他意料的现象，在这万劫不复的两年中，他头一次没有对她感到丝毫的恨意和丝毫的震动，可是不久前，他只要一听到比奥林格的名字就会“发疯”。“相反，我却全心全意地捎去了我对她的祝福。”他深情地对我说。我十分欣喜地听了他的这段话。这说明，构成他心中情欲和痛苦的一切，一下子都自然而然地消散了，就像一场梦，就像中了两年的魔法。在他还不甚相信自己的时候，刚才，他就急着跑去找妈妈——怎么样呢：他进去的时候，正好是妈妈成为自由人的时候，昨天那个在遗嘱中托他代为照顾妈妈的老人去世了。这两件事恰好碰在了一起，震撼了他的心。少顷，他又急忙跑出去找我——他这么快就想起我，我永远忘不了。
而且我也忘不了那晚的结局。这人忽然整个儿地又变了。我们俩一直坐到深夜。关于这整个“消息”对我发生了什么影响，——以后，在该讲的时候我会讲到的，而现在——我只想对他的情况说几句结束的话。现在，我思量两三，当时他最使我倾倒的，是他对我的忍让，是他对我这样一个孩子真诚地说实话的态度！“我简直鬼迷心窍，不过也多亏有它！”他叫道。“要不是我瞎了眼，也许，我永远也找不到我心中这位完整而又永远的唯一女皇，我的受苦受难的女皇——你的母亲。”他这几句不可遏制地脱口而出的热情洋溢的话，我要特别记下来，以备后用。但是当时，他抓住并征服了我的心。
记得，最后我们变得开心极了。他让用人拿来了香槟酒，于是我们俩便为妈妈和“未来”干杯。噢，他当时充满生命力，渴望好好地活下去！但是我们之所以兴高采烈，并不是因为喝多了酒：我们每人才喝了两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到最后我们俩几乎都大笑不止。我们说起了完全不相干的事；他天南地北地大讲奇闻逸事，我也一样。我们俩的说笑和闲扯绝无恶意和嘲弄之意，但是我们都很开心。他一直不让我走：“坐，再坐一会儿！”他反复说，我也就留下了。他甚至还跑出来送我：夜色很美，稍许有点上冻。
“请问：您给她写回信了吗？”我忽然完全无意地问道，并在十字路口最后一次握了握他的手。
“还没有，没有，这完全无所谓。明天来，早点来……还有件事：彻底甩开兰伯特，把‘凭证’撕掉，要快。再见！”
他说完这话后立刻走了，我则站在原地，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竟没有叫他回来，特别是“凭证”这一说法使我十分震惊：竟说得这么准确，他又是从哪听来的呢，除了兰伯特还能有谁呢？我心神不定地回到了家。我脑海里突然闪过这“两年像中了魔似的种种怪事”，怎么会像梦，像鬼迷心窍，像幻景一样消失不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