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毫无必要：胸怀大志者，这点小事，何足挂齿；一种壮志凌云感，使我心胸开朗，弥补了一切。我出去时处在某种兴高采烈之中。一走到外面，我就想放声歌唱，好像特意安排好了似的，那天上午天气好极了，太阳高照，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喜气扬扬，人流如织。怎么，难道这女人没有侮辱我吗？我哪受过这种气呀，受到过这种目光和这种放肆无礼的笑，而我居然没有立刻提出抗议，哪怕是最愚蠢的抗议？即使极其愚蠢，也无关紧要。请注意，她来这儿的用意，就是为了尽快地侮辱我，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我：在她看来，我不过是“韦尔西洛夫派来卧底的密探”，而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很久以后，都深信，韦尔西洛夫掌握着她的整个命运，只要他愿意，凭借一纸文书，他就有办法立刻毁掉她；起码，她是这么怀疑的。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斗。可见——我并没有受到侮辱！侮辱是有，但是我并没有感到侮辱！哪能呢！我甚至感到高兴。我本来是来恨她的，可是在恨她之余，我甚至感到我开始爱她了。“我不知道，一只看准了并且想要捕捉那只苍蝇的蜘蛛，会不会恨那只苍蝇？一只可爱的小苍蝇！我觉得，猎物是可爱的。瞧，我就爱我的仇人，比如，我就非常喜欢她长得那么美。我就非常喜欢，夫人，您是那么高傲和那么美若天仙，如果您再温厚一点，恐怕就没有这么开心了。您唾弃我，我却兴高采烈，即使您当真朝我脸上啐口唾沫，那，说真的，恐怕我也不会生气，因为您是我的猎物。我的，而不是他的。这个想法是多么令人陶醉呀！不，隐蔽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要比公然主宰一个人更开心，更叫人心花怒放。如果我是个亿万富翁，我情愿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衣服，让人家把我当作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穷得差点要讨饭，把我推来搡去，蔑视我，说不定我倒会在其中找到一种乐趣：我只要意识到我家私钜万就够了。”
瞧，我就是这样来理解我当时的想法和快乐，以及许许多多我当时的所感所想的。我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在这里，在我方才写下的东西里，不免有些浮躁：事实上，我要深沉一点，含蓄一点。也许，我现在说到我自己时，较之我的口头上和行动上，也要含蓄一点。愿上帝保佑！
也许，我坐下来写这些东西，做得很不好：我心里想的比我嘴里说的，多得没法比。您的想法，哪怕是不好的想法，暂时还留在您脑子里，——它总比较深沉，可是一说出来——就显得可笑和可耻了。韦尔西洛夫对我说过，与此完全相反的，只有那些言行十分恶劣的人。那些人只会扯谎，因此他们很容易；而我却竭力想写出全部真实，这就非常难了！
在19日这天，我又迈出了一“步”。
自从我来彼得堡之后，我兜里有钱这是头一回，因为，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我把我两年中积蓄起来的六十卢布全给了母亲。早在几天前我就拿定主意，在我领薪水那天，我要做一个“试验”，这是我早就梦想的。还在昨天，我就从报上剪下一封公函——由“圣彼得堡调解会审法庭民事执行官”发布的一则公告，以及其他，等等，等等。公告宣称：“今年9月19日中午十二时，在喀山区某地段某号楼，将拍卖莱布勒赫特夫人的一应动产”，又说“查封物品、出售底价以及所拍卖的财产，均可在拍卖会当日前往观看”，等等，等等。
这时一点钟刚过。我急忙迈动双腿循址赶去。我已经两年多不雇出租马车了——我曾经作过这样的保证（要不我也攒不到六十卢布）。我也从不去拍卖场，我还不敢走这一步；虽说我现在迈出的这一步，仅仅是尝试性的，但是我决定，即使采取这一步，也必须在我中学毕业与它脱离关系之后，必须在我与大家一刀两断，钻进我的乌龟壳，我已经完全自由之后。诚然，我还远没有钻进“乌龟壳”，远没有得到自由，但是要知道，我决定迈出这一步也仅是试验性的——我只是来看看，近乎来幻想一下，以后就不来了，也许很久都不来，直到正式开始的时候为止。对大家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愚蠢的拍卖会，而对于我——这是哥伦布借以发现美洲大陆的那艘海船的第一根原木。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到达目的地后，我走进公告中标明的那座大楼的院子深处，并走进莱布勒赫特夫人的寓所。这寓所由一个门厅和四个不大也不高的房间组成。从门厅进去的第一个房间里，站着一大群人，人数甚至达到三十，其中半数是来买东西的，其他人，从他们的模样看，或者是来看热闹的，或者是收藏家，或者是莱布勒赫特派来监管现场的；其中也有垂涎金器的商人和犹太人，也有几个穿着“整洁”的人。甚至这些先生中某些先生的相貌，至今犹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右边的房间，门敞开着，在两扇门之间恰好能放进一张桌子，因此这房间进不去，里面放着查封和出售的物品。左边是另一个房间，但是它的房门却虚掩着，不时有人推开一条门缝，看得出，有人从里面向外窥视——大概是莱布勒赫特夫人人口众多的家庭中的一员。自然，这时候，这位夫人感到很不好意思。在门中间的桌子后面，面对观众，在椅子上坐着一位法警先生，佩着袖章，在进行物品拍卖。我去的时候拍卖已进行了一半；我进去后就挤到那张桌子跟前。正在拍卖一对青铜烛台。我开始观看。
我一边看，一边立刻开始盘算：在这里，我能买什么呢？眼下，我拿这对青铜烛台又能做什么呢，而且我的目的能不能够达到，这事这样做对吗，我的盘算能不能够成功呢？我的盘算是不是幼稚呢？这一切，我想过来想过去，观望不前。我当时的感觉就像站在赌台前，正赶上您还没有出牌的那一刻，但是您来的目的是想赌一把：“我想出牌就出牌，我想离开就离开——我说了算。”这时，心还没有怦怦乱跳，但却似乎有点微微收紧，在发抖——一种不无愉快的感觉。但是一种犹疑不决的感觉却立刻开始压迫您的胸膛，您仿佛变得盲目起来，您伸手，您拿牌，但动作是无意识的，几乎是违心的，仿佛您的手，由别人在掌控；您终于下定决心，您出牌了——这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变得十分巨大，十分强烈。我现在写的不是拍卖会，我写的只是我自己：拍卖会上，除了我，又有谁的心会怦怦乱跳呢？
有人头脑发热，有人沉默不语，等待机会，有人买了又后悔了。有一位先生，因为没有听清，把一只白铜制的牛奶壶错当成了银的，买了下来，本来只要两个卢布，却花了五个卢布，对这位先生，我一点也不可怜；我甚至还感到很开心。法警不断地变换物品：在烛台之后出现了耳环，耳环之后出现了一只山羊皮的绣花枕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首饰盒，——大概是为了形式多样，或者因为考虑到买者的不同要求。我连十分钟都没熬住，就冒冒失失想去买枕头，后来又想去买首饰盒，但是，每到关键时刻，我就卡壳了：这些东西，我觉得根本买不起。最后，法警手里出现了一本纪念册。
“家庭纪念册，红色山羊皮精装，老物件，有水彩画与水墨画插页，装有象牙雕刻的封套，并有银质锁扣——底价两卢布！”
我向前走了一步：这东西看去很雅致，但在象牙雕刻上，有个地方有一疵点。只有一个人走上前去观看，大家都不作声：没有竞争者。我本来可以打开锁扣，把纪念册从封套里拿出来，再仔细看看，但是我没有使用我的这一权利，只是挥了一下发抖的手，寻思：“管它呢”。
“两卢布零五戈比。”我说，又感到我的牙齿在发抖，在打架。
东西归我了。我立刻掏出钱，付了款，然后抓起纪念册，退了出来，退到房间的一角；在那里，我把它从封套里拿了出来，而且跟发热病似的，急匆匆地开始仔细观看：不算封套，这是一件世界上最蹩脚的东西——一本小小的纪念册，只有小型张的一页信纸那么大，薄薄的，边缘烫金，但是已经磨损，完完全全就像旧时贵族女子中学刚毕业的那些女孩子，为自己购置的那种纪念册。水墨画和彩色画，画的都是些山上的教堂呀，爱神呀，天鹅戏水的池塘呀，等等；还有歪诗一首：
我启程前往遥远的旅途，
与莫斯科久久分离，
久久地告别亲爱的人，
坐上驿车驰往克里木。
（残留在我记忆里的就是这东西！）我认定，这回我“栽了”；如果有什么谁也不需要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它了。
“没什么，”我认定，“第一次出牌肯定会输；甚至是好兆头。”
我顿时变得十分开心。
“啊，我来晚了；归您了？您买下了？”一位身穿蓝大衣的先生的声音，忽然在我耳旁响了起来，这人仪表堂堂，穿着讲究。他来晚了。
“我来晚了。啊，真遗憾！多少钱？”
“两卢布零五戈比。”
“啊，真遗憾！您能不能出让呢？”
“咱们出去说，”我向他悄声道，压住了心跳。
“给十个卢布，我让给您。”我说，感到背上一阵发冷。
“十个卢布！得了吧，您怎么啦！”
“随您便。”
他睁大了两眼望着我；我穿得很好，根本不像个犹太佬或二道贩子。
“哪能呢，要知道，这是一本很糟糕的旧纪念册呀，谁会要它？这封套其实也分文不值，要知道，您是卖不出去的，谁也不要，不是吗？”
“您不是就要了吗。”
“要知道，这是因为一种特殊情况，我昨天才知道：要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得了吧，您怎么啦！”
“我本来应当要二十五卢布的，但是因为毕竟有点冒险，怕您不肯出，为了十拿九稳，因此才只要十卢布，一口价，一戈比不让。”
我转身就走。
“您就拿四卢布吧，”我已经走到院子里了，他追上了我。“好吧，五卢布。”
我不作声，继续往前走。
“给，给您！”他拿出十个卢布，我把纪念册递给了他。
“您得承认，这是不公平的！两卢布和十卢布——啊？”
“为什么不公平？这就是市场嘛！”
“这算什么市场？”（他生气了。）
“哪儿需要哪儿就有市场。如果您不要，连四十戈比也卖不出去。”
我虽然没有放声大笑，而且神态严肃，但心里在笑，——我之所以哈哈大笑，——倒不是因为开心，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得点上气不接下气。
“我说，”我喃喃道，实在忍不住了，但是态度是友好的，我十分喜欢他，“听我说：有位叫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人，已故，是巴黎人，他死后留下了十七亿法郎的遗产（他点了点头），他所以能如此，因为他年轻时偶然获悉，仅仅比大家早几小时，知道了贝里公爵被害的事，于是他就把这消息立即通知了相关人员，仅仅因为这一手，转眼之间就发了大财，赚了几百万法郎，——瞧，人家是咋干的！”
“那么说，您就是罗斯柴尔德啰？”他愤怒地向我嚷道，把我当成了傻瓜。
我快步走出了这座大楼。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就赚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我同意，这一步毫无意义，儿戏而已，但这一步毕竟符合我的想法，不可能不非常深刻地激励着我，使我心潮澎湃……然而，大可不必描写我的这些感受。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揣在我的坎肩口袋里，我伸进两个手指摸了摸——我就这样把手插在口袋里一直向前走去。在街上走了约莫一百步，我把这张钞票掏出来看了看，真想亲亲它。在一座公寓的大门旁，忽然响起一辆轿式马车驶近的声音；看门人拉开了大门，从公寓里走出一位女士，准备上车。这位太太穿着华丽，既年轻又漂亮，十分阔气，穿着绸缎和天鹅绒，后面还拖着一条两俄尺长的尾巴。忽然，一只漂亮的小提包从她手里滑落下来，掉到地上；她已经上了马车；一名跟班急忙弯下腰准备把东西拾起来，可是我抢先一步，跑过去捡了起来，交给了那位太太，同时微微抬了抬礼帽。（是顶高筒礼帽，作为一名年轻人，我穿得不坏）。那位太太拘谨地，但却带着十分可爱的微笑对我说：“Merci，мсье。”马车开始辚辚地滚动。我亲了亲那张十卢布的钞票。
这天，我还得去看一位我过去的中学同学叶菲姆·兹韦列夫，他中学没念完，就转到彼得堡的一所高等专科学校上学了。他本人并不值得描写，说实在的，我跟他并无深交；但是我还是在彼得堡设法找到了他，因为我急于见到一位名叫克拉夫特的人，而他能够（通过各种办法打听到，至于通过什么办法，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一俟他从维尔诺回来，就立刻把他在彼得堡的住址告诉我。兹韦列夫估计，他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肯定会回来，这是他前天告诉我的。必须走到彼得堡老城区，但是我并不觉得累。
兹韦列夫（他也十九岁）暂时借住在他姑姑家，我是在他姑姑家的院子里碰到他的。他刚吃过午饭，正在院子里像大人似的踱方步。他立刻告诉我，克拉夫特昨天就回来了，仍下榻在他过去住的那套房间里，就在这里，在彼得堡老城区，他自己也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我，因为他也有件要事要立刻通知我。
“他又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叶菲姆补充道。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见到克拉夫特对于我非常重要，所以我请叶菲姆立刻带我到他住所去见他，原来，这住所就在附近，仅两步远，在某某胡同。但是兹韦列夫又说，一小时前，他已经遇见过他，他去找杰尔加乔夫了。
“那咱们就到杰尔加乔夫家去，你怎么总推三阻四的，你害怕？”
的确，克拉夫特很可能在杰尔加乔夫家，一坐就半天，那，我在哪儿等他回来呢？我并不怕去杰尔加乔夫家，但是我不想去，尽管叶菲姆已经接二连三地拉我上那儿去。而且每次说到“害怕”二字时，总对我露出一副十分可恶的嘲笑的神态。我要预先申明，这里根本不存在害怕不害怕的问题，即使我怕，那怕的也完全是另外的事。这一次我下定决心非去不可；这地方也不远，就在附近。途中，我问叶菲姆，他是否仍旧想流亡美国？
“可能还要再等等。”他答道，微微一笑。
我不怎么喜欢他，甚至根本不喜欢他。他的头发很白，胖乎乎的脸也显得太白了，甚至白得有失体统，像娃娃脸，而个子却长得甚至比我还高，可是他看去却最多只有十七岁。跟他没什么好谈的。
“那里怎样？难道总有一群人？”我为了心中有底，问道。
“你怎么总是怕东怕西的？”他又笑起来。
“滚你妈的蛋。”我火了。
“根本不是一群人。来的都是熟人，而且都是自己人，你放心。”
“是不是自己人，关我屁事。比如我，难道我在那里是自己人吗？他们为什么就这么信得过我呢？”
“你是我带去的，这就够了。关于你，大家都听说过。克拉夫特也可以说说你的情况。”
“我说，瓦辛也上那去吗？”
“不知道。”
“如果他也在，咱们一进去，你就推我一把，告诉我哪位是瓦辛；一进去就告诉我，听见了吗？”
关于瓦辛的事，我已经听说过很多，早对他有兴趣了。
杰尔加乔夫住在一幢小厢房里，这厢房座落在一名商人妻子的建有木屋的院子里，但是他却租住了整幢厢房。总共有三大间清洁的房间。四扇窗都垂下了窗帘。他是一名技师，在彼得堡工作；我偶尔耳闻，他在外省谋得了一个有利可图的私人差事，正准备前去履新。
我们刚走进一间极小的外屋，就听到屋里人声嘈杂；似乎，正在热烈地争论，有人高呼：“Quae medicamenta non sanant——ferrum sanat, quae ferrum non sanat——ignis sanat！”
我的确有几分不安。当然，我还不习惯与人交往，甚至不管与任何人。虽然我在中学里与同学以你我相称，但是跟任何人差不多都不是朋友，我给自己营造了一个角落，我就住在这角落里。但是，并不是这使我不安。作为万全之策，我向自己暗暗发誓，决不与任何人发生争论，只说最必需的话，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对我说三道四，下任何结论；主要是不争论。
这房间实在太小，屋里有六七个人，加上女士们，约莫有十个人。杰尔加乔夫二十五岁，他已成家。他妻子有个妹妹，此外，还有个女亲戚；她俩也住在杰尔加乔夫家。屋里的家具陈设还凑合，不过也足够了，甚至可以说，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幅石印的肖像，而在墙角则供奉着一帧圣像，没有金属衣饰，但却点着神灯。杰尔加乔夫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手，请我坐下。
“请坐，这里都是自己人。”
“劳驾。”立刻有一位面貌相当姣好、穿着十分朴素的少妇补充道，她向我微微点了点头，就立刻走了出去。这是他妻子，看样子，她刚才似乎也参加了争论，而现在，她出去给孩子喂奶。但是留在屋里还有两位女士——一位个子很小，二十上下，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长相也不难看，而另一位，三十上下，相貌枯瘦，但目光锐利。她俩坐着，在很用心地听，但并不参加谈话。
至于男人，除了我、克拉夫特、瓦辛坐着外，其余的人都站着；我们一进去，叶菲姆就立刻向我指认了克拉夫特和瓦辛。因为连克拉夫特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我离座，走到他俩跟前，向他们寒暄、问候。克拉夫特的脸，我永远也忘不了：倒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美，但却似乎有某种过于和善、过于彬彬有礼的气质，虽说整体上仍透露出一种自尊。二十六岁，相当清瘦，个子比中等个儿略高，浅色头发，脸型严肃，但很柔和；总之他整个人都透着一种文静。然而您如果问我，——愿不愿意用我这张也许甚至很俗气的脸，去换他那张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脸呢，我一定不肯。他脸上有一种我不愿在自己脸上看到的神态，有一种在精神上过于冷静的表情，有一种类似于某种隐秘的、自己都不甚了了的傲气。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当时未必会这样一字不差地进行判断；这是我现在才这么觉得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已经在出事之后。
“您来了，我很高兴，”克拉夫特说。“我有一封与您有关的信。咱们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然后再到我屋里去。”
杰尔加乔夫是个中等个儿，肩膀很宽，一头漆黑的头发，大胡子，他目光中透露出机敏。浑身上下都透出一种含而不露的神态，和处处小心谨慎的样子；虽说他多半保持沉默，但显然在掌控着会场，左右着大家的谈话。瓦辛的相貌并没有使我特别惊奇，虽然我听说他非常聪明：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银灰色的大眼睛，面色十分开朗，但是，与此同时，脸上又有某种过于强硬的神态，使人预感到与此人不易交往，但目光却绝顶聪明，比杰尔加乔夫更聪明，更深沉，——比屋里所有人都聪明。话又说回来，或许，我现在把一切都夸大了。在其他人中，我只记得所有这些年轻人中的两个人：一位是皮肤黝黑的大高个儿，蓄着一部黑黑的络腮胡，说话很多，二十七八岁，是位什么老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另一位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小伙儿，穿着一件俄式的紧身外衣，——脸上有摺子，沉默寡言，属于留神倾听的诸多人士之列。后来我才知道他出身农民。
“不，这事不应当这么提，”那位长着黑色大胡子的老师开口道，显然想恢复方才的争论，他说起话来比谁都热烈，“关于数学般准确的证明，我无话可说，但是这个想法即使没有数学般准确的证明，我也准备深信不疑……”
“等等，季霍米罗夫，”杰尔加乔夫大声打断了他的话，“刚来的人听不明白。这，要知道，”他忽然转过脸来向我一个人说道（我得承认，如果他有意考考我这个新手，或者促使我也参加发言，那他采取的这个办法还是很巧妙的；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作好了准备），“这，要知道，这位克拉夫特先生，我们大家对他已经相当熟悉了，他很有性格，观点也很有分量。他鉴于一个极其平常的事实，得出了一个极不平常的结论，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他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民族是二等民族……”
“三等民族。”有人叫道。
“……二等民族，它命中注定只能给更为高贵的人种充当材料，而在人类的前途中，它将没有自己的独立作用。有鉴于自己的这个也许很有道理的结论，克拉夫特先生得出另一个结论，即任何一个俄国人今后的任何活动，都必将因这一想法而陷入瘫痪，可以说吧，所有的人都必将灰心丧气，无所作为，而且……”
“对不起，杰尔加乔夫，这话不应当这么说，”季霍米罗夫又不耐烦地接口道（杰尔加乔夫立刻让他继续说下去）。“鉴于克拉夫特已经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以生理学为基础的有根有据的结论，也许，他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来苦心孤诣地研究自己的这一想法（这个观点我可以十分心平气和地、a priori地接受），有鉴于此，即鉴于克拉夫特的忧患意识和认真态度，这事应当作为稀有现象来看待，由此引申出一个克拉夫特无法理解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我们应当研究的，即我们应当研究的正是克拉夫特的不解之处，因为这是一种稀有现象。应当解决的是，这一稀有现象是否属于临床研究的个别病例，抑或具有在其他情况下也会正常地反复出现的属性；为了共同事业，这事应予关注。关于俄罗斯的说法，我准备相信克拉夫特的观点，我甚至要说，也许，我还感到很高兴；如果这个想法被大家所掌握，那它就会使大家放开手脚去做，并使许多人摆脱所谓爱国主义的偏见……”
“我不是出于爱国主义。”克拉夫特说，仿佛使了老大劲儿。他似乎对所有这些辩论感到不快。
“是不是爱国主义，可以暂时撇开不谈。”瓦辛冒出了一句，此前，他一直沉默不语。
“但是，请问，为什么克拉夫特的结论会削弱我们对全人类事业的追求呢？”那位老师叫道（只有他一个人在大声嚷嚷，其他人说话，声音都很低）。“就算俄罗斯被人判定为二等国家，但是我们也可以不仅仅为俄罗斯工作呀。此外，既然克拉夫特已经不相信俄罗斯了，他怎么还能算是爱国者呢？”
“更何况他是一个德国人。”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我是俄国人。”克拉夫特说。
“这问题与事情并无直接关系。”杰尔加乔夫对刚才打断话的那人说道。
“抛弃你们的狭隘观点，”季霍米罗夫谁的话也不听，“如果说俄国只是供更加高贵的人种使用的材料，那它为什么就不能做这样的材料呢？这也是一种相当体面的角色嘛。由于任务扩大，为什么就不能安于这一想法呢？人类正处于自己复兴的前夜，而且这个复兴已经开始了。当前的任务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如果你们对俄罗斯已经丧失信心，那就撇开俄罗斯，先不谈它嘛，你们可以为未来工作，——为未来的尚不知晓的民族工作，但是这民族是由整个人类组成的，而不管他们属于哪一种族。本来，俄罗斯不论什么时候，迟早都会死去；所有的民族，即使是最有才华的民族，也不过生存一千五百年，最多两千年；还不是都一样吗：两千年或者两百年？充满活力的罗马人，也没有活过一千五百年，就变成了材料。罗马人早就不存在了，但是他们留下了自己的思想，而这思想却融进了人类的命运，变成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怎么可以对一个人说他无事可做呢？我简直无法想象，有朝一日，人们会无事可做。为人类服务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至于其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如果你们留心地环顾四周，要做的事是如此之多，只怕此生有限。”
“应当根据大自然的规律和真理的法则生活。”杰尔加乔娃夫人从房门里说道。房门虚掩着，可以看到，她正微敞着胸脯，站在里面，抱着孩子喂奶，她在热心倾听。
克拉夫特在听大家说话，微露笑容，终于似乎带着某种痛苦的表情开口说道，然而他说话的神态却十分真诚。
“我不明白，既然您的心智完全臣服于某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且处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您怎么还能全身心地向往处于这一思想之外的其他观念呢？”
“但是，如果从逻辑上像数学般精确地向您证明，您的结论是错误的，您的整个思想也是错误的，而且您没有丝毫权利仅仅因为俄罗斯注定要成为二等国家，而把自己排除在普遍的有益活动之外；如果向您指出，代替您那狭隘视野的，您面前将会展开无限广阔的新天地，以代替狭隘的爱国主义观念……”
“唉！”克拉夫特轻轻挥了挥手，“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这与爱国主义无关。”
“这显然是误会，”瓦辛忽然插嘴道，“错误在于，克拉夫特得出的不仅是一个逻辑结论，而是，可以说吧，这个结论又变成了一种感情。不是人的所有天性都是一样的；在许多人那里，逻辑结论有时会变成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这感情会攫住一个人的全身心，而且这种感情很难驱除或者很难改变。为了能够治愈这种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先改变感情本身，而要使这办法成为可能，无他，只有用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感情来代替它。这事往往很难，而在许多情况下又是不可能的。”
“错！”那个好争辩的人吼道，“逻辑结论本身就足以化解成见。理性的信念会产生同样的感情。思想由感情而生，它反过来又植根于人心，形成新的感情！”
“人是形形色色的：一种人很容易改变感情，另一种人就很难。”瓦辛答道，似乎不希望把争论继续下去；但是我却很赞赏他的观点。
“正如您所说，这事正是这样，”我忽然对他说道，打破坚冰，忽然开口了，“正应当加入另一种感情来代替原来的感情。四年前，在莫斯科，有一位将军……要知道，诸位，我并不认识他。但是……也许，说实在的，他本身就不足以引起人们对他的尊敬……然而，事实本身也可能显得违反常理，但是……话又说回来，您知道吗，他死了一个孩子，就是说：实际是死了两个女孩，两个，一前一后，都死于猩红热……怎么办呢，他忽然变得伤心欲绝，一直很伤心，伤心得让人不忍卒睹，——结果，几乎过了半年，他也死了，他是因为伤心死的，这是事实！那么，当初，应当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他复活呢？答案是用同样强烈的感情！应当从坟墓里把那两个女孩给他挖出来，把她们还给他——这就完了，就是说，诸如此类吧。可是他死了。不过也可以向他提供一些绝妙的结论：人生苦短啦，所有的人都难免一死啦，也可以从统计日志上提供一组统计数字，有多少孩子死于猩红热啦……将军已经退役……”
我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地仓皇四顾。
“这完全文不对题。”有人说。
“您所举的事实，虽然与当前的情况并非同类，但毕竟有点相似，足以说明问题。”瓦辛对我说。
这里，我必须承认，为什么我十分赞赏瓦辛关于“思想-感情”所提出的论据，与此同时，我也必须承认我当时感到万分羞愧的一件事。是的，我曾经害怕到杰尔加乔夫家去，虽然我之怕去并不是因为叶菲姆揣测的那个原因。我之所以怕去，是因为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怕他们。我知道，他们（即他们或者与他们同类的那伙人——反正一样）都是些雄辩家，或许会把“我的思想”打个粉碎。我坚信自己决不会向他们透露我的思想，决不会说出去；但是他们（即仍旧是他们或与他们同类的人）却可能主动对我说些什么话，从而使我自己对自己的思想感到绝望，甚至都不敢向他们提起它。在“我的思想”中，还有一些我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我并不愿意别人来帮助我解决，除非我自己来解决。近两年来，我甚至不敢看书，生怕碰到什么观点，不利于我的思想，从而使我的思想发生动摇。可是忽然瓦辛一下子解决了我的为难之处，使我放了一百二十个心。说真的，我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使用的那套不管什么雄辩术，又能奈何我什么呢？那里，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懂得，瓦辛谈到“思想-感情”的关系时究竟要说什么！仅仅驳倒某个绝妙的思想是不够的，必须用另一个同样绝妙的思想来代替它。要不然，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舍弃我的感情的，我将在我心中驳倒他们驳倒我的东西，哪怕是强词夺理，而不管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作为替代品，他们又能给我什么呢？因此，我完全可以变得更勇敢些，我必须更加英勇无畏。在赞赏瓦辛观点之余，我又感到羞愧，我感到自己还是个没出息的娃娃！
这时还出现了一件出乖露丑的事。倒不是我想卖弄自己聪明这种拙劣的感情，促使我在他们面前打破坚冰，开口说话，而是一种想“取悦于人”的愿望促使我这样做。这种想“取悦于人”的愿望，让大家承认我是个好孩子，以及拥抱我、亲我，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总之，拙劣透顶），我认为，这是我身上所有可耻的感情中一种最卑劣的感情，我怀疑我身上的这一愿望由来已久，这也正是我多年来一直躲在一个角落里的原因，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到后悔。我知道，我应当在大家面前表现得孤僻一些。在这类出乖露丑之后，使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不管怎样，这“思想”仍像过去一样深藏在我的内心，我还没有向他们泄露过这一秘密。有时，我会心惊胆战地想象，如果我向什么人坦陈了我的思想，那我就会突然变得一无所有，因而我就会变得同大家一样，而且，说不定，我还会抛弃这个思想；因此我才珍藏着它，保护着它，惟恐唠唠叨叨地说漏了嘴。可现在，在杰尔加乔夫家，几乎从头一次交锋，我就忍不住了：当然，我什么也没有泄露，但却不可饶恕地胡扯了一通，出了件丢人现眼的事。一想起来就让人恶心！不，我不应当跟他人接触，跟他人交往，即使现在我也这么想，我说这话将管用四十年。我的思想——就是我需要一个角落。
瓦辛刚一夸我，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开口说话。
“我以为，任何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信念……拥有自己的感情……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因此责备他。”我对瓦辛说道。虽然我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但是又似乎说话的不是我，而在嘴里转动的也似乎不是我的舌头。
“是——吗，您哪？”那个曾经打断过杰尔加乔夫，向克拉夫特嚷嚷说他是德国人的那个人，立刻接过话茬，并以讽刺的口吻拖长了声音说道。
我认为这人根本不值得一驳，我扭过头去向那位老师说道，仿佛方才向我嚷嚷的是他似的。
“我的信念是我无权对任何人妄下断语。”我哆嗦着说，已经知道，我这下栽了。
“干吗这么秘密，秘而不宣呢？”又响起了那个不值一驳的人的声音。
“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我直视着那位老师的眼睛，那位老师却相反，默不作声，满脸堆笑地打量着我。
“那您呢？”那个不值得一驳的人又嚷嚷道。
“说来话长……就某种程度说，我的思想就是让我安静一会儿，别来打搅我。当我手里还有两卢布的时候，我就想独自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不依赖任何人（请少安毋躁，我知道有人要反驳我），也不做任何事，——哪怕是为人类的伟大未来，即曾经有人邀请克拉夫特君为之服务的那个人类的伟大未来。个性自由，即我本人的自由，您哪，应当放在第一位，至于其他，我一概不管。”
错就错在我发火了。
“也就是说，您在宣扬吃饱了肚子的奶牛的安宁？”
“就算是吧。谁也不会受到奶牛的侮辱。我不欠任何人一文钱，我交纳各种苛捐杂税，向社会向国库交税，为的就是不被抢劫，不挨打和不被杀害，此外，谁也无权向我要求任何东西。我本人说不定还有一些别的思想，我想为人类服务，也许，我做的事比所有的宣传家加在一起还多十倍；不过我希望，任何人也无权要求我强迫我做到这点，就像要求和强迫克拉夫特君那样；即使我连一根手指也不想动，那也是我的完全自由。至于因为爱人类而四处奔波，见人就搂着人家的脖子又亲又啃的，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不过是一种时尚罢了。我干吗非爱他人不可呢，或者非爱您说的什么人类的未来不可呢！这个什么人类的未来，我永远也看不到，未来的人也不会知道曾经有过我这么一个人，而他们自己也将化为灰烬，变得无影无踪，既无任何记忆，也无任何回忆（这里，时间将变得毫无意义），此外，地球本身也将变成一块结冰的岩石，并且与许多数不清的同样的结冰的岩石一起，在没有空气的太空中飞翔，也就是说，没有比这更没有意思的了，让人无法想象！这就是你们的学说！请问，我干吗非得做个高尚的人不可呢，更何况一切都瞬息万变，转瞬即逝。”
“哎——呀呀！”那声音又叫道。
我扯断了一切绳索，神经质和恶狠狠地开了这一炮，把所有这一切都说了出来。我知道我正在跌进泥塘，但是我害怕别人反驳，急不择言。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就像筛糠似的，一股脑儿倒下去，七颠八倒，语无伦次，跳过十个思想，陡地讲到第十一个，但是我急于说服他们，把他们统统驳倒。这对我太重要了！我准备了三年！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突然都闭上了嘴，默不作声，简直一言不发，大家只是竖起耳朵在听。我则继续对那位老师说道：
“正是这样，您哪。顺便说说，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事情比回答这样的问题更难的了，‘干吗非得做个高尚的人不可呢’要知道，您哪，世界上有三类小人：一类是天真的小人，也就是说，他们坚定地相信他们的卑劣乃是绝顶的高尚，另一类是具有羞耻之心的小人，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卑鄙无耻感到羞耻，但是又欲罢不能，非干到底不可，最后一类是地道的小人，纯粹的小人。请听我说，您哪：我有一名同学，叫兰伯特，他还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就曾经对我说过，假如他发了财，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当穷人家的孩子快饿死的时候，他却把面包和肉拿去喂狗；而当他们无物取暖的时候，他却可以买下整整一院子劈柴，把它们堆放在旷野上，然后在这片旷野上放把大火，然而他却一根劈柴棍也不送给穷人。这就是他的感情！请问，当这个纯粹的小人问我：‘为什么他非得做个高尚的人不可’时，我能回答他什么呢？尤其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被你们弄得世风日下的时代。因为再没有比现在更坏的时代了——从来不曾有过。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变得混沌一片，诸位，请看，你们否定上帝，否定做好事，那还有什么保守落后的、盲目的陈规陋习，能驱使我去这样做，如果换一种做法对我更有利呢？你们会说：‘合理地对待人类也对我有利’嘛；可是，如果我认为所有这些合理的做法，所有这些兵营式的东西呀，法朗吉呀，不合理，那怎么办？既然我在这世上只能活一次，那所有这些劳什子以及什么未来长未来短的，关我屁事！请让我自己来弄清我的利益何在，这样岂不更好吗。再过一千年，你们说的这人类究竟会怎么样，这又关我什么事呢，如果按照你们那个准则，我既没有因此而得到爱，也没有因此而过上未来的生活，我做的种种好事也没有因此而得到承认的话？不，您哪，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如让我老实不客气地干脆为自己而活着，至那时候哪怕大家都完蛋，也与我无关！”
“想得倒美！”
“不过。我随时准备跟大家一起完蛋。”
“那就更妙了！”（又是那个声音。）
其余的人都继续保持沉默，大家都看着我和打量着我，但是慢慢、慢慢地从屋子的各个角落都传来嘻嘻嘻的窃笑声，虽然声音还很低，但是大家都冲我的脸窃笑不已。只有瓦辛和克拉夫特没有嘻嘻地笑。那个蓄有黑胡子的人也在冷笑；此前，他一直两眼盯着我，在听。
“诸位，”我全身都在发抖，“我决不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但是，相反，我倒想从你们的观点出发来请教你们，——别以为我是从我的观点出发来问你们的，因为也许我比你们更爱人类，比你们加在一起，更爱一千倍！请问，——而且你们现在一定要回答我，你们必须回答我，因为你们在笑，我倒要请问，你们能用什么东西来吸引我，让我跟你们走呢？请问，你们能用什么东西来向我证明，你们那儿就肯定好呢？在你们兵营式的生活里，我个人提出的抗议，你们又会如何处置呢？诸位，我早就想同你们见面了！你们那儿将会有兵营式的生活，将会有公共宿舍，将会有strictenécessaire，无神论，不要孩子的公妻制——这就是你们的结局，我统统知道，您哪。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一切，就是为了那点平均利益的一小部分（也就是你们的合理制度保证我能得到的那一小部分），为了一块面包和一点温暖，你们却以此为代价剥夺我的全部个性！请问，您哪：如果在那里，有人带走我的老婆，你们能让我心平气和，能让我不把我的敌人的脑袋砸个稀巴烂吗？你们会说，到时候我自己也就变聪明了；但是我老婆会对这样一个明智的丈夫（如果她还多少有些自尊的话）说什么呢？要知道，这是违背自然的，您哪；你们该懂得羞耻才是。”
“您是研究女人问题的专家吗？”响起了那个不值一驳的人的幸灾乐祸的声音。
一时间我头脑发热，真想冲过去，给这混蛋一顿老拳。这人个子不高，棕红色头发，脸上有几粒雀斑……不过，话又说回来，活见鬼，我描写他的外貌干吗呢！
“请放心，我还从来没有碰过女人。”我顶了他一句，头一回向他扭过了脸。
“宝贵的信息，不过鉴于有女士在场，措词不妨文雅些！”
但是，忽然，大家纷纷动弹起来，纷纷拿起礼帽，想走，——当然，不是因为我，而是他们到了该走的时候了；但是对我的这种默然不语的态度，使我感到压抑和无地自容。我也霍地起立。
“不过，您一直看着我，请允许我请教阁下贵姓？”那位老师面带十分可憎的微笑，忽然向我走过来。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
“不，姓多尔戈鲁基的一介草民，前农奴马卡尔之子，我的前主人韦尔西洛夫老爷的私生子。请放心，诸位，我这样说完全不是为了让你们立刻扑到我的脖子上来亲我吻我，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像一群牛犊似的感动得哞哞叫！”
一下子爆发出了最不礼貌的哄堂大笑，因而使门背后的那小孩惊醒过来，开始啼哭。我气得发抖。他们纷纷与杰尔加乔夫握手告别，接着便走了出去，对我根本不予理睬。
“咱们走吧。”克拉夫特捅了捅我。
我走到杰尔加乔夫跟前，使劲握了握他的手，又使劲摇晃了几下。
“对不起，那个康德柳莫夫（即棕红头发的那主儿）一直在惹您生气。”杰尔加乔夫对我说。
我跟着克拉夫特走了出去。我丝毫不觉得羞耻。
当然，现在的我与当时的我有着天渊之别。
我继续“丝毫也不觉得羞耻”，我还在楼梯上就追上了瓦辛，他落在克拉夫特后头，仿佛他是个次要人物似的，接着便以一种十分自然的姿态，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问道：
“您似乎认识家父，我是想说韦尔西洛夫？”
“说实在的，我同他并不熟悉，”瓦辛立刻回答道（一些彬彬有礼的人，在跟方才出乖露丑的人说话时总会摆出一副做作出来的客套，可是他却丝毫没有这种气人的姿态），“但是，也多少认识一点，见过面，也听过他讲话。”
“既然听过他讲话，那，自然就算认识喽，因为您就是您！您对他有什么看法？请原谅我冒昧询问，但是我需要知道您的意见。正是您对他有什么看法？正是您本人的意见，对我是必不可少的。”
“您对我的要求太高了。我觉得，此人能对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或许，也能做到，——但是他并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此话有理，此话十分有理，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但是，这是个清白的人吗？请问，您对他皈依天主教有何看法？不过，我忘了，也许，您不知道这事……”
如果我不是这么激动，不用说，我就不会对一个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人，这么没来由地，像开机关枪似的，提出这么一连串问题了。我感到奇怪，瓦辛似乎并不介意我的疯狂！
“关于此事，我也略有耳闻，但是我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他依然平静地和从容不迫地回答道。
“毫无可信之处！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全不是真的！难道您以为他会信仰上帝吗？”
“正如您刚才所说，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而非常骄傲的人中的许多人，是喜欢信仰上帝的，尤其是那些有点儿恃才傲物的人。许多强有力的人，似乎都有一种自然的需要——找一个人或者找一样什么东西，然后对他或它顶礼膜拜。强有力的人有时候会对自己的强有力感到受不了。”
“我说，这话可能非常正确！”我又叫起来。“不过我想弄明白……”
“这里的原因是清楚的：他们为了不崇拜世人，于是选择了上帝，——不用说，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这是怎么搞的：崇拜上帝仿佛不那么辱没身份似的。他们当中常常会出现一些非常热烈地信奉上帝的人——说得更准确些，他们是一些热烈地希望信仰的人；但是他们却把愿望当成了真正的信仰。这样的人中，到头来，尤其常常会出现一些大失所望的人。关于韦尔西洛夫先生，我想，他身上有一些非常真诚的性格特点。总的说，他使我很感兴趣。”
“瓦辛！”我叫道，“你使我太高兴了。我倒不是惊叹您的智慧，我惊叹的是，您是一个如此纯洁和远比我高明的人，怎么能如此朴实、如此客气地跟我平起平坐和跟我说话呢，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瓦辛微微一笑。
“您对我过奖了，而刚才发生的事仅仅是因为您太喜欢进行抽象的谈话了。您大概在此以前沉默的时间太久了吧。”
“我沉默了三年，我想一吐为快，也准备了三年……不用说，您不可能把我看做是傻瓜，因为您自己非常聪明，虽说不可能比我的表现更愚蠢的了，但是您却可能把我看做小人！”
“小人？”
“对，毫无疑问！请告诉我，当我说我是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而且还夸耀我是家奴之子的时候，您没有私下里看不起我吗？”
“您太折磨您自己了。如果您觉得这样说不好，下次不这样说，不就得了；来日方长嘛，您还有五十年好活哩。”
“噢，我知道，在与别人相处时，我应当尽可能少说话。在所有的坏毛病中，最卑鄙无耻的毛病是挂在人家的脖子上，——无端邀宠；方才，我已对他们说过这话，而现在我又想挂到您脖子上了！要知道，二者有区别，是不是？如果您明白这区别，如果您能够明白，那我就该祝福这一时刻了！”
瓦辛又微笑了一下。
“如果您愿意，可以常来找我，”他说。“我现在有工作，很忙，但是您来，我会很高兴的。”
“我方才从您的相貌上看出来，您这人坚强有余，但不爱与人接触。”
“这很可能是对的。我认识令妹利扎韦塔·马卡罗芙娜，去年，在卢加……克拉夫特停下来，似乎在等您；他要拐弯了。”
我紧紧握了握瓦辛的手，追上了克拉夫特，当我同瓦辛说话的时候，他一直走在前头。我们俩默默地走到他的住处；我还不想，也不能同他说话。克拉夫特性格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彬彬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