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撒尼尔·狄克斯坦从摩萨德退役了，他的名字被人们口口相传，成了神话。他娶了苏莎，带她回到农庄。在农庄里，他们白天种植葡萄，半夜里夫妻夜夜销魂。他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了一次改变法律的政治运动，以便他的孩子们可以成为犹太人，或者进一步，从根本上取消种族类别。
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没有孩子。他们准备等待：苏莎还年轻，他没什么可急的。她的烧伤一直没有痊愈。有时候在床上，她会说：“我的腿真吓人。”而他就一边亲吻着她的膝头，一边说：“你的腿漂亮极了，救了我一命呢。”
当希伯来赎罪日之战的爆发使以色列军队大吃一惊时，皮埃尔·波尔格因为没有事先得到情报而受到指责，遂引咎辞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他的失职与一位叫作大卫·罗斯托夫的苏联情报官有关——那位外表老相的人只能终身一刻不离地戴着颈套。早在1968年罗斯托夫就去过一次开罗，审讯并处死了一名以色列特工陶菲克，他从那时开始，调查了那一年里的全部事件，从而得出结论：卡瓦什是个双重间谍。罗斯托夫没有将卡瓦什以间谍罪名进行审讯和处以绞刑，而是告诉埃及人如何为他提供假情报，卡瓦什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照常把情报传递给了皮埃尔·波尔格。
结果就是纳特·狄克斯坦重新出山，在战争期间接替皮埃尔·波尔格的工作。1973年10月8日星期一，他出席了内阁的一次紧急会议。开战三天之后，以色列人身陷困境。埃及人已经越过苏伊士运河，迫使以色列以严重的伤亡退回到西奈半岛。在另一条战线戈兰高地上，叙利亚人也在向前推进，同样造成以色列一方的重大伤亡。提到内阁面前的建议是向开罗和大马士革投下原子弹，然而连大多数鹰派部长们都不同意这一主张，但是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可能挽救那一天的美国武器空运也拖拖拉拉。
会议进行到了就要接受使用核武器的主张时，纳特·狄克斯坦才对议案做出了唯一的发言：“当然，我们可以告诉美国人我们准备——比如说，在星期三——扔下那些炸弹，除非他们马上恢复空运武器……”
而他们也当真那么做了。
空运武器改变了战争的态势，后来，一次类似的紧急会议也在开罗召开。同样没人主张在中东打一场核战争，政治家们同样围着桌子，开始彼此劝说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而议案也同样被一个出乎意料的意见所制止。
这次是军方插进了一腿。他们了解到议案将要提到开会的要员们面前，本想布下核打击力量，准备支持这一决定。而他们却发现炸弹中的填充物钚全都被取出，换成了铁。他们认定这是苏联人干的，因为在1972年苏联人被逐出埃及之前，他们曾神秘地出让了位于卡塔拉的无法使用的核反应堆。
当晚，一名要员在他的椅子里入睡之前，跟他的夫人说了五分钟的话。“全都过去了。”他告诉她，“以色列获得了胜利——永久的胜利。他们拥有核弹，而我们却没有，单单这一事实，就决定了我们这一地区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的历史进程。”
“巴勒斯坦难民怎么办呢？”他的夫人问。
那位要员耸了耸肩，点燃了那一天里他吸的最后一次烟斗。“我记得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读到过一篇故事，我想，那应该在五年以前吧。故事说，威尔士自由军在加的夫的警察局里放置了一枚炸弹。”
“威尔士？”他夫人说，“威尔士在哪里？”
“算是英国的一部分吧。”
“我想起来了。”她说，“那地方有煤矿和歌队。”
“不错。你知不知道盎格鲁-萨克逊人多少年前征服的威尔士？”
“一点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应该在一千多年以前了，因为诺曼法国人征服盎格鲁-萨克逊人是在九百多年以前。你明白了吗？一千多年了，可他们还在爆炸警察局！巴勒斯坦人会像威尔士人一样的……他们会把以色列炸上一千年，可是他们永远都会是失败者。”
他的夫人抬头看着他。他们夫妻俩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一起，可是他仍能使她惊诧。她绝没想到从他嘴里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来跟你说些别的事。”他继续说，“会有和平的。我们眼下不可能取胜，所以我们要维持和平。现在不行，也许还要再过五到十年。但那一时刻终将到来，到时候我就要到耶路撒冷，宣布‘再也没有战争了’。当尘埃落定之后，我甚至可以为此获得荣誉。我并非一心要名垂青史，但这是个取得一切的不算坏的途径。‘为中东带来和平的人’。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他的夫人从椅子上站起，走过来握住他的手，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我要感谢真主。”她说。
弗朗茨·阿尔伯列席特·佩德拉于1974年去世。他死得心满意足。他的一生历经沉浮——他曾经经历了他的国家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段时期——但他得以幸存并最终幸福地辞世。
他猜到了那些铀的下落。早在1969年的一天，他的公司曾经接到了一张由帕帕郭泊鲁斯签署的二百万美元的支票，并附有一段萨维尔船运公司的声明：“为失去的货物而付。次日，一名以色列军队的代表来访，带来了海运第一批物资清账的付款。”那名军人离开时说了下面这番话：“至于你丢失的货物，如果你不再进一步追问的话，我们将十分高兴。”
佩德拉当时就恍然大悟了。“可要是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追问起我来呢？”
“告诉他们实情。”那人说，“货物丢失了，在你想弄清发生的情况时，你发现萨维尔船运公司已经关张。”
“他们停业了？”
“是的。”
佩德拉就这样对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讲了。他们派调查员来见他，他反复这样说着，那番话即使不是真情的全部，却完全属实。他对调查员说：“我估计不久就会对此舆论大哗了。”
“我怀疑。”调查员告诉他，“这事反应对我们不利。我认为，我们不会大张旗鼓地宣扬此事，除非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信息。”
他们当然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至少没有在佩德拉的有生之年。
1974年希伯来人赎罪日那天，苏莎·狄克斯坦生下了小孩。
依照该农庄的习俗，婴儿由父亲接生，助产妇在一旁给予指点和鼓励。
婴儿和父母一样个头矮小。刚一露头就张嘴大叫。狄克斯坦的目光变得湿润模糊起来。他托着婴儿的头，查看脐带没有绕着脖子，说道：“就快出来了，苏莎。”
苏莎又一使劲，婴儿的肩头出来了，之后就一切顺利了。狄克斯坦在两处扎住后剪断了脐带，随后——仍旧依照当地的习俗——他把婴儿放进母亲的怀抱。
“没问题吧？”她说。
“好极了。”助产妇说。
“是男是女？”
狄克斯坦说：“噢，天啊，我还没顾上看……是个男孩。”
过了一会儿，苏莎说：“我们管他叫什么名字呢，纳撒尼尔？”
“我想叫他陶菲克。”狄克斯坦说。
“陶菲克？那不是阿拉伯人的名字吗？”
“是的。”
“为什么？为什么叫陶菲克？”
“哎。”他说，“说来话长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