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量
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秤三两当今一两，尺一尺二寸当今一尺。今谓即时。左传定公八年正义曰，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隋书律历志，言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周以王升一升，当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王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初依复古称。今考之传记，如孟子以举百钧讳为有力人，三十斤为钧，百钧则三千斤。晋书成帝纪，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记秦始皇纪，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百二十斤为石，千石则十二万斤。汉旧仪，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自称重八百斤，不应若此之重。考工记曰，爵一升，觚三升，仪礼特牲馈食礼注，觚二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一豆当作一?，原本亦误。礼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觚，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门内壶，君尊瓦甒。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壶大一石，瓦甒五斗。诗曰，我姑酌彼金罍。毛说，人君以黄金饰尊，大一硕，每食四簋。正义，簋瓦器，容豆二升，不应若此之巨。周礼舍人丧纪共饭米。注，饭所以实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传，一饭斗米。汉书食货志，人月一石半。赵充国传，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匈奴传，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不应若此之多。史记河渠书，可令亩十石。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晋书傅玄传，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至数十斛。今之收获最多亦不及此数。灵枢经?????，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礼，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两曰溢，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晋书宣帝纪，问诸葛公食可几何？对曰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权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当一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居鲁，奉粟六万。索隐曰，当是六万斗。正义曰，六万小斗，当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当一之验。盖自三代以后，取民无制，权量之属，每代递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魏书张昔惠传，神龟中上疏，言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称，所以爱百姓。从薄赋，故海内之人，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亿兆乐于下。自兹以下，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虽有此制，竟不能复至。唐时犹有大斗小斗大两小两之名，而后代则不复言矣。
山堂考索，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葢古用之斗小。
欧阳公集古录，有谷口铜甬。始元四年，左冯翊造。其铭曰，谷口铜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权量校讳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而不足。吕氏考古图，汉好畤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两。今重三斤六两，今六两当汉之一斤。又曰，轵家釜三斗弱。轵家甑三斗一升。当汉之一石。大抵是三而当一也。
古以二十四铢为两，五铢钱十枚，计重二两二钱。今称得十枚当今之一两弱。又汉书王莽传，言天凤元年，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顷富平民掊地，得货布一罂。所谓长二寸五分者，今钞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广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铢者，今称得百分两之四十二。俗云四钱二分。是则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次之矣。
晋书挚虞传，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繇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絓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文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有改而致烦，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宜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
大斗大两
汉书货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麄货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应劭曰，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太史太常太医用古，杜氏通典云，贞观中，张文收铸铜斛称尺，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当六之五，衡量皆三之一。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十年八月，太常寺奏，诸州府所用?称，当寺给铜?称，州府依样制造而行，从之。通典载诸郡土贡，上党郡贡人参三百小两，高平郡贡白石英五十小两，济阳郡贡阿胶二百小斤，鹿角胶三十小斤，临封郡贡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贡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贡石斛二十小斤。此则贡物中亦有用小斤小两者，然皆汤药之用。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
宋沈括笔谈曰，予受诏考钟律及铸浑仪，求秦汉以来度量，计六斗当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当今十三两，是宋时权量又大于唐也。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是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也。
汉禄言石
古时制禄之数，皆用斗斛。左传言豆区釜钟，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论语与之釜与之廋。孟子养弟子以万钟，皆量也。汉承秦制，始以石为名。韩非子，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是时，即以石制禄。史记燕世家同。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号万石。百二十斤为石，是以权代量。然考后汉百官志所载，月奉之数，则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尝不用斛。所谓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为品级之差而已。汲黯传注，如淳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岁凡得千八百斛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斛耳。今人以十斗为石，本于此。不知秦时所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万石之钟，县石铸钟虡，衡石程书之类，皆权也，非量也。惟白圭传，谷长石斗。淳于髡传，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对斗言之，是移权之名于量耳。
叶梦得巖下放言，名生于实，凡物皆然。以斛为石，不知起何时，自汉以来始见之。石本五权之名，汉制重百二十斤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名赋禄，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百二十斤为斛，犹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数，从其取之醇醨。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醨者多至于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酒从其权名，则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当谷百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酒言石者，未尝有定数也。谢肇浙谓，古者爵容一升，十爵为斗，百爵为石。以考工记一献三酬之说准之，良然。昔人未详此义。至于面，言斛石，面亦未必正为麦百二十斤，而麦之实又有大小虚实。然沿袭至今，莫知为非。及弓弩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硾以斤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实何常之有？
史记货殖传，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变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细而轻者则以皮计，粗而重者则以石计。
以钱代铢
古算法二十四铢为两，汉轵家釜铭，重十斤九铢。轵家甑铭，重四斤廿铢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两，而有钱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钱币之钱，非数家之正名。簿领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书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絫或作参，沈存中曰，今蜀郡亦以十参为一铢，参乃古之絫字。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所谓二铢四絫者，今一钱之重也。后人以其繁而难晓，故代以钱字。
度量皆以十起数，惟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讳四钧为石。今人改铢为钱，而自两以上，则絫百絫千，以至于万。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矣。汉制钱言铢，金言斤，其名近古。
宋史律历志，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诏书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衡量，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秬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事下有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蒙刘承圭言，太府寺旧铜式，自一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藏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式自钱始，则伤于重，遂寻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圭重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其法葢取汉志子谷秬黍为则，广十黍以为寸，从其大乐之尺，秬黍，黑黍也，乐尺自黄钟之管而生也，谓以秬黍中者，为分寸轻重之制。就成二术，二术谓以尺黍而求牦案。因度尺而求牦，度者，丈尺之总名，谓因乐尺之原，起于黍而成于寸，析寸为分，析分为牦，析牦为毫，析毫为丝，析丝为忽。则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牦，十牦为一分。自积黍而取絫，从积黍而取絫，则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两，絫铢皆以铜为之。以厘絫造一钱半及一两等二称，各悬三毫，以星准之，等一钱半者，以取一称之法。其衡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初毫星准半钱，至梢总一钱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牦。第一毫下等半钱，当十五牦，若十五斤称等五斤也。中毫至梢一钱，析成十分，分列十牦，末毫至梢半钱，析成五分，分列十牦，等一两者，亦为一称之则。其衡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铢，下别出一星，星等五絫。每铢之下，复出一星，等五絫，则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计二千四百絫为一两。中毫至梢五钱，布十二铢，铢列五星，星等五絫，布十二铢为五钱之数，则一钱等十絫，都等一百二十絫为半两。末毫至梢六铢，铢列十星，星等一絫，每星等一絫，都等六十絫为二钱半。以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四絫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其法初以绩黍为准，然后以分而推忽，为定数之端。故自忽丝毫牦黍絫铢各定一钱之则。谓皆定一钱之则，然后制取等称也。忽万为分，以一万忽为一分之则，以十万忽定为一钱之则，忽者吐丝为忽，分者，始微而著，言可分别也。丝则千，一千丝为一分，以一万丝定为一钱之则。毫则百，一百毫为一分，以一千毫定为一钱之则。毫者牦毛也，自忽丝毫三者，皆断骥尾为之。牦则十，一十牦为一分，以一百牦定为一钱之则，牦者牦牛尾毛也，曳赤金成丝以为之也。转以十倍倍之，则为一钱。转以十倍倍之，谓自一万忽至十万忽之类，定为之则也。黍以二千四百枚为一两，一龠容千二百黍，为十二铢，则以二千四百黍定为一两之则，两者以二龠为两。絫以二百四十，谓以二百四十絫，定为一两之则。铢以二十四，转相因成十絫为铢，则以二百四十絫定成二十四铢，为一两之则，铢者言殊异也。遂成其称。称合黍数，则一钱半者，计三百六十黍之重列为五分，则每分计二十四黍。又每分析为一十牦，则每牦计二黍十分黍之四，以一牦分二十四黍，则每牦先得二黍，都分成四十分，则一牦又得四分，是每牦得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丝六忽有差为一黍，则牦絫之数极矣。一两者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为铢，二百四十黍为二铢，四絫二铢四絫为钱，二絫四黍为分，一絫二黍重五牦，六黍重二牦五毫，三黍重一厘二毫五丝，则黍絫之数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岁输金币，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因之为奸，故诸道主者，坐逋负而破产者甚众。又守藏更代，校讳计争讼，动必数载，至是新制既定，奸弊无所措，中外以为便。度量权衡，皆太府掌造，以给内外官司，及民间之用。凡遇改元，即令更造，各以年号印而识之，其印有方印长印八角印笏头印之别，所以明制度而防伪滥也。是则今日之以十分为钱，十钱为两，皆始于宋初，所谓新制者也。
十分为钱
古时分乃度之名，非权之名。说文，寸十分也。隋书律历志，引易纬通卦验，十马尾为一分。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十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淮南子注同。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牦，十牦为分，十分为寸。汉书律历志，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之长，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蔈而当一粟，宋书律志作【禾票】。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讳四钧为石，此则权之名。史记大宛传，善市贾，争分铢。然以十二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则小于今之为分者多矣。
陶隐居名医别录曰，古称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钱半也。此又以二钱半为分，则随人所命而无定名也。
黄金
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汉书作十万斤。卫青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古来赏赐之数，莫侈于元，成宗即位，赐驸马蛮子带银七万六千五百两，阔里吉思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高丽王王昛三万两，其定诸王朝会赐与，有至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者。梁孝王薨，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千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盗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颍胄起兵乃取此龙以充军实。梁书武陵王纪传，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尚书疏，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乃赎铜。
宋太祖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今以目所睹记，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又令交阯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岂非承平以后，日事侈靡，上自宫掖，下逮勋贵，用过乎物之故与？辽张孝杰为北府宰相，贪货无厌，尝曰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幼时见万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中十换，天启中，权奄用事，百官献媚者皆进金卮，金价渐贵。南渡十三换，以后贱至六换，而今又十三换矣。投珠抵璧之风，将何时而见与？
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一千。是金价亦四五倍于银也。方勺泊宅编云，当时黄金一两，才直钱六百，朱提银一两，才直钱二百。
元史，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是金价十倍于银也。
史记平凖书，一黄金一斤。汉书食货志，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庄子百金注，李曰，金方寸重一斤，百金百斤也。汉书韦贤传，赐黄金百斤。玄成诗曰，厥赐祁祁，百金泊馆，是也。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孟康曰，二十四两曰镒。汉以一斤为一金，是汉之金，已减于秦矣。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惠帝纪注，师古曰，诸赐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王莽传，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公羊隐公五年传，百金之鱼。注，百金犹百万也。言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钱。
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釆，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金，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斛，金簿即箔字。十万，翻脩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章。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甍栱栾楹，全以金饰，所费巨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本纪，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釆，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纪，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吴澄传，言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泰定帝纪，泰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国用不足，罢金字藏经，时于云南立造卖金箔规措所。此皆耗金之繇也。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南齐书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申明不许以金银为箔之制。仁宗纪，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饰佛像。哲宗纪，元祐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刘庠传，仁宗外家李珣，犯销金法，庠奏言，法行当贵近始。从之。金史世宗纪，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线，其织卖者自皆抵罪。元史仁宗纪，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民间制金箔，销金织金。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官人洗涤销镕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
银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谢肇之曰，汉银八两直钱一千，当时银贱钱贵，今银一两，即直千钱矣。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以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杜氏通典，载唐度支岁计之数，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疋，钱则二百余万贯，未尝有银。其土贡则贵州贡银百两，鄂新党三州，各贡银五十两，贺州贡银三十两，邵、端、昭、潘、辨、高、龚、浔、严、封、春、罗、牢、窦、横、象、泷、藤、平、琴、廉、义、柳、勒、康、恩、崖、万安二十七州，各贡银二十两，是唐人以银为贡，而不以为赋也。张籍诗，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宋史仁宗纪，景祐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旧唐书哀帝纪，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是知前代银皆是铸成。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铜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钱宝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
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按宋苏辙元祐会计录，岁入银止五万七千两。元史成宗纪，右丞相完泽，言岁入银止六万两。而宣德五年，奏温处二府，平阳丽水等五县，课额至八万七千八百两，盖所开坑冶渐多。当日国家固不足恃银以为用也。至正统三年，以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复开福建浙江银场，是年采纳，已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乃仓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盖市舶之来多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会典言，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直隶苏松等府。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是时京官俸粮，并于南京支给。但差来者，将各官俸米，贸易物货，贵买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会议，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禄，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濙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疋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遂从所请。每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已上实录全文。
二年二月甲戌，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有愿纳布绢者听。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仓储积有余。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苏常松三府，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卖银准折官军俸粮。三年四月甲寅，命粜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仓粮，遂令军民无挽运之劳，而囷庾免陈红之患，诚一时之便计也。
自折银之后，不二三年，频有水早之灾，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谓之义民，诏复其家。至景泰间，纳粟之例，纷纷四出，相传至今，而国家所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
唐书言天宝中，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杨国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当日诸臣之议，有类于此。踵事而行，不免太过。相沿日久，内实外虚。至祟祯十三年，郡国大祲，仓无见粟，民思从乱，遂以亡国。
宣德中，以边储不给，而定为纳米赎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从陕西按察使陈正伦之请，改于本处纳银，解边易米。杂犯死罪者，纳银三十六两三，流二十四两，徒五等视流递减三两，杖五等一百者六两，九十以上，及笞五等，俱递减五钱。此今日赎锾之例所由始也。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以为一代能臣也。
以钱为赋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古钱字。谷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说。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孝惠纪注，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此则以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尝用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也？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而责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覆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轻重，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毙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夫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毙自革。毙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苞桑之本者矣。
赠友诗曰，私家无钱垆，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民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顇畎亩间。谁能革此毙，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景祐初，诏户在第九等免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司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苏轼亦言，免役之害，聚敛民财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宋时之毙，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虽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而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朴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先生《钱粮论》略曰：古天下之所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二年，始诏诸路岁收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耳。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乌有所谓银哉？且天地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吴徐知诰从宋齐邱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是诸税悉收、帛、细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右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监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吴倚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又曰：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林，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其征收这数，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羨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也，势使之然也。又闻长者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继，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继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有重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殚于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这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河朔这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
五铢钱
今世所传五铢钱，皆云汉物，非也。南北朝皆铸五铢钱。陈书世祖纪，天嘉三年闰二月甲子，改铸五铢钱。魏书言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十二铢。通典注，按此则一千钱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时大小秤之差耳。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于市门。民间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然竟未施行。隋书，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悉禁古钱及私钱。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自是钱帛始一，百姓便之。是则改币之议，始于齐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两，是六十六两，每一枚当重六分六厘。今五铢钱，正符此数，不知汉制如何。
古钱惟五铢，及开元通宝最多。五铢隋开皇元年铸，开元唐武德四年铸。
开元钱
自宋以后，皆先有年号，而后有钱文。唐之开元，则先有钱文，而后有年号。旧唐书食货志曰，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钱重一两。通典云，计一千重六斤四两，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称比今称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称之七铢以上，比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又曰，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马永卿曰，开元通宝，葢唐二百八十九年，独铸此钱，雒并幽桂等处皆置监，故开元钱如此之多。而明皇纪号，偶相合耳。
旧唐书，高宗干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铸干封泉宝钱。二年正月，罢干封钱，复行开元通宝钱。
钱法之变
太祖实录，岁辛丑二月，置宝源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之钱相兼行使。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诏通钱法，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无拘新旧年代远近，悉验收以便民用。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视五城御史阎邻等言，国朝所用钱币有二，曰制钱，祖宗列圣及皇上所铸，如洪武、永乐、嘉靖等通宝是也。曰旧钱，历代所铸，如开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钱是也。百六十年来，二钱并用、民咸利之。至嘉靖所铸之钱，最为精工。隆庆万历，加重半铢。而前代之钱，通行不废。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真行草字体皆备。间有一二唐钱。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古钱不用。崇祯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台，召对给事中黄承昊，疏中有销古钱不用语。阁臣刘鸿训奏，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皆用古钱，若骤废之，于民不便。此乃书生见。上曰，卿言是。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宝源、宝泉二局，只为奸蠹之窟。故尝论古之钱，凡两大变，隋时尽销古钱一大变，天启以来一大变也。昔时钱法之弊，至于鹅眼、綖环之类，无代不有。然历代之钱尚存，旬日之间，便可澄汰。今则旧钱已尽，即使良工更铸，而海内之广，一时难遍。欲一市价而裕民财，其必用开皇之法乎？
自汉五铢以来，为历代通行之货，金志谓之自古流行之宝。未有废古而专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于史，魏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请下诸州方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诏杂用古今钱。宋史言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则断新钱，专用古钱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则以宋大观钱一当五用矣。昔之贵古钱如此。近年听炉头之说，官吏、工徒无一不衣食其中矣。而古钱销尽，新钱愈杂，地既爱宝，火常克金，遂有乏铜之患。自非如隋文别铸五铢，尽变天下之钱，古制不可得而复矣！
钱者历代通行之货，虽易姓改命而不得变古。后之人主不知此义，而以年号铸之钱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为胜国之物，而消毁之，自钱文之有年号始也。尝考之于史，年号之兴，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孝建。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铢钱，文曰太和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更铸永安五铢。此非永世流通之术，而高道穆乃以为论今据古，宜载年号。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陕西，各自行钱，不相流通。既非与民同利之术，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盐铁论言币数变而民滋伪。亮哉斯言矣！
铜
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杜氏注，古者以铜为兵。汉书食货志，贾谊言收铜，勿令布以作兵器。韩延寿传，为东郡太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令舍之堂，皆以链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即铜人也。三辅旧事曰，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魏志云，董卓坏以铸小钱。吴门阖闾冡，铜椁三重。秦始皇冡，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链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唐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自此之外，寂而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类。昭烈入蜀，仅铸铁钱，而见存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
唐开元中，刘秩上议曰，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旧唐书食货志。文宗御紫宸殿，谓宰臣曰，物轻钱重，如何？杨嗣复对以当禁铜器。文宗纪。考禁铜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南史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代宗大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铸铜器。德宗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造铸。宪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铜器。各本纪。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铜器。通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宋史本纪。然今日行之，不免更为罔民之事。惟有销钱、铸钱，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钱，固无长存之术矣。
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从蒙城度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有古掘铜坑，并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严道地。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铸，甚可经略。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者铜官旧迹。既有冶利，所宜开铸。从之。旧唐书韩洄传，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铜。又有洛讳源监，久废不理，请凿山取铜，置十鑪铸钱，而罢江淮七监。从之。册府元龟，元和初，监铁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鑪两所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釆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此皆前代开采之迹。实录，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言河南陕县地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者，旧产银矿，前代皆尝采取，岁收其课。今涸闭已久，采之可资国用。上谓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闻元时，江西丰城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盖物产有时而穷，岁额则终不可减，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
通鉴，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其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斛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宝源局铸钱乏铜，请令郡县，收民间废铜，以资鼓铸。上曰，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五代史，高丽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
钱面
自古铸钱，若汉五铢，唐开元，宋以后各年号钱，皆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储泳曰，自昔之钱有字处为阴，无字处为阳。古者铸金为货，其阴则纪国号，如镜阴之有款识也。凡器物之识，必书于其底，与此同义。沿袭既久，遂以漫处为背。漫亦谓之幕，见汉书西域传。旧唐书柳仲郢传作扑。近年乃有别铸字于漫处者。天启大钱，始铸一两字，崇祯钱有户工等字。钱品益杂，而天下亦乱。按唐会昌中，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末几武宗崩，宣宗立，遂废之。
无字谓之阳，有字谓之阴。仪礼疏，筮法，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凡言多少者，皆归余之数。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拆钱则八也。今人以钱筮者犹如此。今人用钱以筮，以三漫为重爻为阳，三字为交爻为阴。二字一漫，以一漫为主，故为单爻。二漫一字，以二漫为主，故为拆爻。犹易传所云，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之意。钱以有字处为阴，是知字乃钱之背也，碑之背亦名为阴。
短陌
隋书食货志曰，梁大同后，自破岭以东，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乃诏通用足陌。梁书武帝纪，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诏曰，朝四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至于远方，日更滋甚。岂直国有异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五年。沈存中曰，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仟伯字皆从人，今俗书作阡陌，而皆从阜，非也。指田之阡陌当从阜。汉志或从人，盖古字通用。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宪宗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穆宗长庆元年，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敕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至昭宗末，京师以八百五十为贯，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陌。旧唐书哀帝纪，天祐二年四月丙辰，敕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并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为百者。太平兴国中，诏所在以七十七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干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衰季之朝，与乱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则是晋时亦有之，不始于梁也。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视梁之季年，又少之矣。
钞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宋张咏镇蜀，以铁钱重，不便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天圣间，遂置交子务。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寖毙。赵孟頫有言，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钞乃宋时所创，始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然宋人已尝论之。谓无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帛自无所用。周必大二老堂杂志，近岁用会子，乃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为楮帛？遂入殿试御题。若正言之，犹纸钱也，乃以为文，何邪？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晶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乃崇祯之末，倪公元璐掌户部，必欲行之，行钞之议，始于天启初，礼科惠世扬。及崇祯末，有蒋臣者，复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终不可行而止。其亦未察乎古今之变矣。
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考之寔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其时即有以钱百六十，折钞一贯者，故诏禁之。大明会典，洪武二十七年，令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铜钱。时钞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掠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请。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永乐元年四月丙寅，以钞法不行，下令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二年正月戊午，诏自今有犯交易银两之禁者，免死，徒家兴州屯戍。盖昏烂出入，倒换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正统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库贮钞贯，朽烂不堪用者，五十九万三千锭有奇，勑令焚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自钞法行而狱讼滋多，于是有江夏县民，父死以银营葬具，而坐以徙边者矣。有给事中丁环，奉使至四川，遣亲吏以银诱民交易而执之者矣。并永乐二年三月。舍烹鲜之理，就扬沸之威，去冬日之温，用秋荼之密，天子亦知其拂于人情，而为之戒饬。然其不达于天听，不豋于史书者，又不知凡几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若钞法者，其不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于是陈瑛祖之请，通计户口，食盐纳钞。又诏令课程赃罚等物，悉输钞。永乐五年，三月甲申。又诏令笞杖定等，输钞赎罪。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令权增市肆门摊，课程收钞。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亏欠马驼等畜，并输钞。又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并输钞。并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令塌坊果园，舟车装载，并纳钞。四年六月壬寅，今之钞关始此。欲以重钞而钞不行，于是制为阻滞之法之罪，有不用钞一贯者，罚纳千贯。亲邻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贯罚百贯。其关闭铺店，潜自贸易，及抬高物价之人，罚钞万贯。知情不首罚千贯。三年六月癸卯。而愈不可行矣。正统十三年五月辛丑，诏今后有阻滞钞法者，令有司于所犯人每贯追一万贯入官，全家发戍远边。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诏停造新钞，已造完者悉收库，不许放支。其在库旧钞，委官选拣，堪用者备赏赉，不堪者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信夫。正统元年，黄福疏言，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
大明会典，国初止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夫钞关之设，本藉以收钞而通钞法也。钞既停，则关宜罢矣。如果园菜园之征，未久而罢。乃犹以为利国之一孔，而仍因不革，岂非戴盈之所谓以待来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赃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知钞道之低昂矣。
伪银
今日上下皆用银，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长。济南人家专造此种伪物，至累千累百用之。殆所谓为盗不操矛弧者也。律凡伪造金银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其法既轻，而又不必用，故民易犯。夫刑罚世轻世重，视其敝何如尔。汉时用黄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造伪黄金与私铸钱者，同弃市。刘更生以典尚方，作黄金不成，劾以铸伪黄金。系当死。武帝元鼎五年，饮酬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酬金失侯者百余人。如淳曰，汉仪注金少不如斤两，及色恶，王削县，侯免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而唐太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书门下奏，以铅锡钱交易者，过十贯以上，所在集众决杀。今伪银之罪，不下于伪黄金，而重于以铅锡钱交易，宜比前代之法，置之重辟，实录，正统十一年，三月癸未，从顺天府大兴县知县马聪言，造伪银者，发边卫充军。而景泰元年十一月，赏虏酋有假金三两，致也先遣使来言。是则法之不行，遂有以此欺朝廷者矣。庶可以革奸而反朴也。
汉既以钱为货，而铜之为品不齐，故水衡都尉，其属有辨铜令丞，此亦周官职金之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