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人品的试金石，权力的使用最能检验出掌权者的人品。恶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折磨和伤害弱者，善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造福和帮助弱者，他们都从中获得了快乐，但这是多么不同的快乐，体现了多么不同的人品啊。
权力和平庸者的结合当然是优秀者的不幸，但是，一切权力都是排斥异己者的，优秀者一旦掌握权力，他所排斥的就不仅仅是平庸者（他们比较容易顺从），而主要是优秀的异己者。因此，权力或者直接压制优秀者，或者扼杀优秀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从而破坏了优秀的条件，——权力与优秀是敌对的。但是，不可能有完全没有权力的社会状态。一种良好的社会状态不能保证权力一定掌握在优秀者手里，但应当最大限度地保护优秀者之间的公平竞争。
在自由竞争状态，自然选择淘汰了劣者。在专制状态，人工选择淘汰了优者。唯有平庸者永远幸免，有最耐久的生命力。
有两种悲剧：一种是英雄在战场上的毁灭，另一种是弱者在屠宰场上的毁灭。人们往往歌颂前者而蔑视后者，殊不知英雄也有被驱往屠宰场的时候，在屠宰场上英雄也成了弱者，而这正是英雄最大的悲哀。
人们都以悲剧为可怖，喜剧为可怜，殊不知世上还有比悲剧更可怖的喜剧，比喜剧更可怜的悲剧。
有时候，为了办成一件聪明事，只好违心干十件蠢事。你干了十件蠢事，人家会赞许你，对你放心，于是你乘势办一件聪明事，不等他们明白过来，你再接着干十件蠢事，他们又放心了，就不去追究那一件聪明事了。
在中国生活最需要的是忍耐。每一个人不断忍耐的结果，便是怨气郁结，有机会便发无名火，于是又成了别人必须忍耐的一个对象。
主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我听见富人狂笑着答道：主呵，没有一只骆驼想要钻针眼，没有一个富人想要进天堂！
竖子成名，遂使世无英雄。
秀才遇见秀才，可以说理。兵遇见兵，不妨比武。秀才遇见兵的尴尬在于，兵决不跟秀才说理，秀才却不得不跟兵比武。
遇到那些愚昧、蛮横的恶人时，我不禁想：贵族主义是对的！
人世间最丑恶的现象之一是凭权势欺压无辜，以强暴凌辱斯文。小民遇见刁吏，秀才遇见匪兵，岂是有理讲不清，而是根本不容讲理，有形无形的铁拳决定了一切。
我绝无权力欲，但也有例外。当我受到那班贪官污吏刁难时，我真心希望自己是一个比他们权力稍微大一点儿的芝麻绿豆官，突然亮出这身份，然后看他们嘴脸的变化。
我不做武侠梦，但也有例外。当我遭遇那种冥顽暴徒时，我真心希望自己身怀绝技，轻轻吹一口气就能使他们魂飞魄散。
当然，幻想终究是幻想。一个更大却比较现实的幻想是：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的社会，靠社会的力量来约束权势，制裁强暴。
法不惩恶，遂使武侠梦流行。
最令人厌恶的是卑怯的恶。以无辜者为人质的恐怖分子，在无人处作案的窃贼，均属此类。
恐怖主义的本质不是某种极端的政治、宗教或民族立场，而是不管从何种立场出发，把残杀无辜平民作为向敌对者申述其立场的手段。采用这种手段的当然是敌对双方中处于劣势的一方，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给予任何同情，而必须毫不含糊地宣布一切此种行为皆是非正义的，反人类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比起和真正的敌人战斗来，杀害平民过于容易，因此这种卑鄙的做法很容易被仿效。恐怖主义一旦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得逞，它就不会有国界，必然蔓延开来。所以，无人可以对它袖手旁观。
雨天，你打着伞，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行走。路上有积水，你尽量靠边，小心翼翼，怕汽车驶过时水溅在你身上。你看不清驾车人的面孔，但这时你能格外分明地看清他的灵魂，或者说，看清他有没有灵魂。有灵魂的驾车人一定会减速，生怕溅起水来。相反，一辆车呼啸而过，溅你一身水，你可以有把握地断定，里面坐着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有做人尊严的人，一定也尊重他人。同样，不把别人当人的人，暴露了首先不把自己当人。
有精神洁癖的人在污蔑面前最缺乏自卫能力。平时他不屑于防人，因为他觉得防人之心也玷污了自己精神上的清白。一旦污水泼来，他又不屑于洗刷，他的洁癖使他不肯触碰污水，哪怕这污水此刻就在他自己身上，于是他只好怀着厌恶之心忍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谈到：和崇高的灵魂周旋，奸人总是好脱身的，因为前者很容易受骗，一旦发觉，也仅限于表示高贵的鄙夷，而并不诉诸惩罚。
我相信，这样一种经验，是每一个稍有教养的人所熟悉的。轻信和宽容，是崇高的灵魂最容易犯的错误。轻信，是因为以己度人，不相信人性会那样坏。宽容，倒不全是因为胸怀宽阔，更多地是因为一种精神上的洁癖，不屑于同奸人纠缠，不愿意让这种太近的接触污染了自己的环境和心境。
这并不意味着崇高的灵魂缺乏战斗性。一颗真正崇高的灵魂，其战斗性往往表现在更加广阔的战场和更加重大的题材上。如果根本的正义感受到触犯，他战斗起来必是义无返顾的。
耶稣说：“不要把神圣的东西丢给狗，它们会转过头来咬你们；不要把珍珠扔给猪，它们会把珍珠践踏在脚底下。”在这里，狗应指邪恶之人，他们害怕和仇恨神圣的东西，猪应指愚昧之人，他们不识珍珠的价值。
可是，反过来问一下，一个人倘若崇敬神圣的东西，怎么会把它丢给狗呢，倘若知道珍珠的价值，怎么会把它扔给猪呢？
有两种可能。其一，他太轻信，看不清邪恶者和愚昧者的真面目，把狗和猪当作了人。其二，他太自信，认定真理的力量足以立刻感化邪恶者，启迪愚昧者，一下子把狗和猪改造成人。这正是虔信者容易犯的两个错误。
在人生追求上，中国人心中往往没有自我，只有他人，大家在争夺什么，我也就要什么。于是，名利场上熙熙攘攘，一片繁忙之景。
在公共道德上，中国人眼中往往没有他人，只有自己，我做什么，完全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于是，公共场所吵吵嚷嚷，一片喧哗之声。
这是中国人的颠倒的个人主义。
世上流行假高贵。豪宅，名车，身价，权力，时尚，各种外在的东西被冒充为高贵的符号，到处招摇。这雄辩地证明，真高贵在今天何其稀缺。
真高贵的人也可以拥有财富和权力，但他知道，人的高贵在于灵魂，不在于这些外在的东西。相反，一个人倘若灵魂空虚，内心贫乏，就只剩下用外在的东西来为自己估价了。
在政治舞台上，正义和仁慈都可以成为表演。
在潜规则支配的官场上，真诚者往往二重人格，圆滑者必是两面派。
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人们不能容忍严肃，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
长舌妇的特点是对他人的隐私怀有异乎寻常的兴趣，而做起结论来则极端地不负责任。
小市民聚在一起，最喜欢谈论的是两件事，一是别人的不幸，还啧啧地叹息着，以表示自己的善良，另一是别人的走运，还指指戳戳地评论着，以表示自己的正直。他们之热中于“同情”他人的痛苦，与他们之热中于嫉妒他人的幸福，其实是同一份德性的两种表现。
他老是想挤入名人的宴席。哪里有名人聚宴，他就在门外探头探脑，在名人的高谈阔论中插上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结果，他比任何名人都更频繁地在名人聚集的场合露面，他想他一定也是名人了。
可惜的是，小丑在舞台上窜得再频繁，也仍然只是个小丑。
有的名人面对公众惯用两种姿态——做秀和装蒜。做秀，即迎合公众的趣味，把自己打扮成讨人喜欢的样子。装蒜，即回避公众的审视，做出天真无辜的样子。
大街上，常常看见有人边走边打手机。走近一听，说的往往是鸡毛蒜皮的事，比如，家庭妇女在说午饭吃了什么，某个菜怎么做，姑娘在说逛了什么商场，看了什么电影，当然，商人在说生意上的事，在讨价还价。我很惊异，即使见了面，我也没有这么多话要说，也不会说这些事。
因为手机的普及，有多少废话在无线电波中传送啊。
有一种人的灵魂装有扩音器，每一种声响都夸大许多倍地播放出来，扰乱世界和邻人的安宁，于是他们自以为拥有一颗多么动荡不安、多么丰富的灵魂了。
有一种人，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引人注意。不拘用什么手段，包括用最高的嗓门说出最蠢的话，只要被注意了，他就得意洋洋，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
今日文坛上也多这种人。
一个天才向另一个天才致以肉麻的敬礼。
他永远在沉思，但人们从来不曾听见他发表过什么思想。
她没有肉体，也没有灵魂，可是她有事业！
他常常用一些小零食去讨好女人，而女人也不过是他生活中的一些小零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