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六二

    从我们村往山里走十几里,是一个叫秦坞的小村庄,我大姑就嫁到那村庄里。从秦坞再往山里走十几里,是一个叫骆村的大村庄,我三姑家就在那儿。每年春节,我都要跟爷爷去几个姑姑家拜年,三姑家是我最不爱去的,因为太远。不爱去也得去,这是礼数。去多了,我对这些村庄都有些了解,比如骆村为什么叫骆村,是村里人都姓骆吗?不是的。骆村跟骆驼有关,意思是这地方缺水,村里人像骆驼一样,要四处寻水吃。这儿没有大源溪,只有两条山涧小溪,经常断流,冬天几乎勺不到一碗水。所以,这儿家家户户门前屋后都挖一个水窖,储水的。

    爷爷讲,骆村缺水跟这儿的山矮有关。其实这儿都没有山,只有一支岭,叫蚂蟥岭,意思是它像蚂蟥一样,细长细长的——好似还可以拉长,上去后一时下不来的,样子和性子都类似蚂蟥。蚂蟥不像蚊虫和其他虫子,叮在身上,人动一下就开溜,警觉得很。蚂蟥是个笨蛋,癞皮狗,叮上身,你扯不下来的,扯下来得有耐心和窍门,要慢慢地轻轻地挠它,挠得它痒痒的,它才会松口,溜掉。很多外乡人经常上蚂蟥岭的当,不吃饱饭就上山,结果肚皮饿瘪了,还只是走在蚂蟥的背脊上,离下山还远着呢。

    细长的蚂蟥岭卧在像大海一样的丛山峻岭里,像一条海峡,很合适当边界,岭背便是界线,这边是我们县,那边是邻县萧山。下了山,是萧山的小陈村,捂在山坳里;走出山坳是大陈村,那儿已是杭嘉湖平原散落的一角。平原上的村庄可以无限止扩大,大陈村居然比我们村庄还大一倍,有近万人,大概也是我们省里最大的村庄吧——我不知道,是爷爷这么讲的。

    爷爷讲:“人多好藏人,好像树叶藏在树叶里,最难找。”

    上校聪明绝顶,怎么可能不懂这道理?他就藏在大陈村,和老母亲一起落脚在当地一个老庙里,庙里的大和尚是他母亲在普陀山修行时相识的。大和尚背上长一个瘤子,活的,年年在长个儿,已经大得像一只老太婆的瘪**,耷拉下来,走路晃荡晃荡的。天大地大,上校哪儿不去,偏投奔这儿,正是得知这情况,他可以帮大和尚驱病消灾,建立交情,然后留下来。

    这里,我们的公安管不到,大街上没有通缉他的头像,没人知晓他是罪犯。一年多来,他天天晨早傍晚扫地,白天夜里陪母亲念经,念经的水平已追上大和尚。他甚至已经学会一口地道的萧山话,剃一个光头,穿一身僧服,没人看得清他的来历,也没人去看去想。他在这里像在我们村里,照样是好人缘,大家尊敬,上下欢喜,以致那天我们的公安去抓他们母子俩时,和尚结集起来,拦在门口,不准公安带人走。最后是上校,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劝散和尚,公安才把他们押上吉普车。

    吉普车翻过蚂蟥岭,往县城开,中途必经我们村。经过时,公安把车停在祠堂门口,押着上校,许他回家十分钟,拿取即将坐牢必备的东西。那时我正和矮脚虎一起在老虎屁股上摇柿子吃呢,所以没见着,而多数人是见着了,没见着的人也很快听着了。父亲、爷爷、老保长,包括小瞎子都是亲眼见着的。

    爷爷讲:“他白了,胖了,光一个头,一身和尚穿扮,看上去真像一个和尚。”

    但其实已是一个被抓捕归案的罪犯,双手被手铐铐着,步步被公安押着,不准同任何人讲话,没有一点自由。父亲想凑上去同他讲句话,被公安一把推开;小瞎子跳到他面前,想吐他口水,也被公安挡开并训斥。公安押着他,也保护他,像管着公家的一头水牛。他母亲一直没下车,埋着头,在小心翼翼地抽泣,不敢哭,哭出声,公安就骂,要她闭嘴。你看不到她脸,只看到一头蓬乱的白发和半身黑衣裳,埋伏在前座的靠背后,随着抽泣在索索发抖,像一只关在笼里等着宰杀的白头黑羊。有人看见,她手也是被铐牢的,银色的手铐,从黑的袖子里露出一半,像戴着银手镯。

    这天晚上全村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公安是怎么发现上校的?爷爷怀疑是老保长透露的风声,因为父亲带他去看过上校。

    爷爷讲:“他这个嘴,吃醉酒,肠子都要吐出来。”

    父亲讲:“这我不信,上校身上绣字的事就是例子。”

    爷爷讲:“倒也是,二十多年他一个字都没吐过。”

    父亲讲:“上校的事你杀他头他都不会松一次口。”

    爷爷问:“那你还跟谁讲过?”

    父亲嚷:“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

    爷爷讲:“你嚷什么,怕人家听不见?跟你讲,你还是要装着不知道,公安要知道你知情不报也会把你抓进去的。他妈不就是例子,为什么抓她?她犯的是包庇罪,包庇罪犯也是罪行知道不?”

    他们在前堂里讲着,我躺在厢房里的床上听着、想着。尽管他们谁都没提到,尽管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我脑海里总浮现一个情景:村里人成群结队从弄堂出来,聚在祠堂门口,把吉普车团团围住,等着上校回来车上……当上校回来时,大家的目光都没看他脸,而是盯着他的小肚皮,希望用目光扒下他裤子……这不是说大家不同情他,要看他笑话,而是大家都首先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自己就是例子,听说公安把他当一头水牛一样押着、管着,我顿时对公安生出一种恨,同时我又想叫公安扒下他裤子,让我看看他肚皮上到底绣着什么字。我徒劳地想着他的肚皮、肚皮,以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长相。窗外,风有气无力地吹着,我被纷乱的空想弄得精疲力尽,以致没有力气睡着。

    六三

    上校的聪明体现在四四面面,公安抓他时比较意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庙里的东西他什么都没带——正因两手空空,他才说服公安准许他回一趟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要趁机给父亲递话,去收养他的猫。但明的不能讲,公安禁止。于是他盘着父亲的心思布局,先埋下暗号,在屋门口随意丢一条专给猫汰浴的毛巾,然后不关院门。他盘算,父亲只要看他家院门没关好,一定会进院门去看看,然后看到毛巾,想到猫。后来临时冒出小瞎子吐他口水的事,他趁机设计,连骂小瞎子几声:“畜生!畜生!”而眼睛死死看着父亲。父亲当即明白,是在提醒他猫的事,回头就去上校屋里看。

    开始父亲以为猫已被上校带回家,看到毛巾,看不到猫,知道猫还在庙里。第二天一早,父亲便出发去大陈村,领回两只猫,挑回一担东西。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东西存在上校屋里,猫被父亲带回家里。从此我家又多出两张刁嘴,我吃鱼鲞的机会被大打折扣。如果说上校有什么东西让我讨厌,首先就是这两只猫,然后才是他神神叨叨的老母亲。不过老太婆倒是怪可怜的,她对观音菩萨这么好,菩萨却不顾念她,不报答她,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让她去坐牢。

    猫的事刚平顺,父亲便约老保长陪他去县城看上校。

    老保长因为赌博经常进出公安局,反倒认得公安局里一个管后勤的干部,沾点亲故关系的。干部待人客气,请他们到办公室坐沙发,泡茶递烟,礼数周到。但讲到具体事情——要会上校——他一通摇头,老师一样,上课一样,给他们讲一番大道理,大道理扣着铁面无私的纪律,叫他们死透心。两人铩羽而归,一路攒满疲惫和懊丧。我看见父亲进门时脸色青得像一叶菜,回家就上楼睡觉,夜饭都没吃。爷爷留老保长吃夜饭,拿出烧酒,存心要探听情况。

    老保长长了见识,要传播,加上烧酒,在饭桌上大肆宣扬,毫无保留。

    “今天我当了一回小学生。”老保长开讲,“同样是犯罪,以前我只知晓分轻重,不晓得还分门类。门类分民事和刑事两路,像赌博嫖娼、偷鸡摸狗、腐化堕落,哪怕打架斗殴只要不伤人,不见血,都算民事犯罪。民事犯罪关派出所,有熟人可以探访。太监伤了人,犯的是刑事罪,关的是牢房,判刑前不准任何人探访。加上他伤的人是红卫兵,加上潜逃一年多,加上从前历史问题,罪行一级级加,太监已被列入重犯名单,保不准要判死刑。”

    爷爷不是无知识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伤归伤,命归命,一条条数出来跟老保长摆事实,讲道理,认定上校不是死罪。老保长讲,现在是造反派当道保不准的。爷爷讲,死罪必须死人,这是国家保证的。老保长讲,你又不代表国家,能保证个屁。爷爷讲我保证顶多判无期徒刑;老保长讲无期徒刑还不如死;爷爷讲好死不如赖活;老保长讲活在监狱里哪能叫活?那叫活受罪;爷爷讲人生无常苦有常,做人就是活受罪;老保长讲对于我只要有烟抽有酒吃,快活如神仙呢……两人一人一路,话赶话,路岔路,最后不知岔到哪里去。这也是老人容易犯的错误。

    爷爷讲:“年轻人容易心碎,老人容易嘴碎。”

    但这时节父亲哪受得了他们嘴碎,还快乐如神仙!气得他跳下床,探出窗,往楼下扔鞋子,骂娘。老保长自知理亏,连扇自己两个巴掌,把酒泼在地上,灰溜溜走掉。我看父亲气急败坏的样子,看到的是他碎掉的心。父亲本是闷葫芦一个,心思重,嘴巴紧,从此变得更闷,几乎不跟人言语,只跟猫讲话。每次看他跟猫讲话,我心里总是辛酸叽叽的,想他是不是心也碎掉了?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老远看到祠堂门口聚一堆人在看什么——肯定是大字报。谁写的大字报?我马上想到小瞎子。他会写什么?一定又是关于上校鸡奸什么的。他不可能不知道爷爷在反击他,他也不可能甘心认输,现在上校被抓捕归案,时机大好,趁热打铁,痛打落水狗。这么想着我就不敢往那边走。我不想自讨没趣,虽然我敢肯定他在胡说八道,但大多数人都爱听胡说八道,不爱听真话。谁说的?老师说的?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上。

    爷爷讲:“一个字,一盏灯。”

    村里多数人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心里乌漆麻黑。跟这些人讲道理是对牛弹琴,所以尽管爷爷反复讲了那么多上校不是鸡奸犯的真事,但效果并不好,原因就在这儿:人们爱听瞎话,不爱听真话,正如大家互相不叫名字,爱叫绰号一样。

    我埋头走着,恨不得飞过去,却被矮脚虎发现。他兴冲冲朝我跑过来,乌鸦一样,大声向我叫:

    “快来看,公安局出通知了,上校是大汉奸,不是鸡奸犯。”

    不是鸡奸犯?乌鸦原来是喜鹊。我这才过去看,一张洋白纸,一手黑色毛笔字,每个字我都认得,每句话都写得考究,文绉绉又威风凛凛的:

    公告

    据悉贵村盛传反革命分子蒋正南(绰号太监)小腹有文身,内容指其为鸡奸犯。现经查明文身系真,内容为假。真实内容指明他是日本鬼子的大走狗!大汉奸!望大家端正视听,勿以讹传讹,将一个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当作一个笑柄,丧失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特此公告。

    伟大领袖**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下面盖的果然是县公安局的大红图章,落的是前一天的日期。

    我从头到脚反复看几遍,感觉每个字都像是被念过咒,有魔力的,吸着我目光,戳着我心尖。我心情是复杂的,既有高兴也有疑惑,甚至有担忧,但总的是高兴、开心、庆幸,压倒性的——又是那么多xin!你知道,鸡奸犯的事害得我们一家人难受死,像得了某种丢人的暗病,说不清道不白:说是越描越黑,沉默不说是承认事实。我因此自卑得不行,像身后拖着一根大尾巴,时刻怕同学来揪、来踩。爷爷给我备一把三角刀,专门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坏蛋,保护我和全家尊严。现在尾巴叫这公告彻底割断,我因羞耻而担惊受怕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啦!

    六四

    我的心情也是全家人的心情,尤其爷爷,特意杀一只鸡,张罗出一桌酒菜,犒劳这个特别的日子。这只鸡香喷喷、油汪汪、满当当地盛在陶钵里,大张旗鼓地展示着我们心里那么多的xin。呃,xin就甭提了,满得溢出来,连上校的两只猫都闻得见,尝得到,挺立着尾巴在天井里美美地享受着两份鱼头和鱼尾巴——它们不吃鸡肉,但在这个大喜之日,爷爷怎么会亏待它们?

    好啦,别xin啦,说说疑惑吧:上校怎么一下变成大汉奸了?那公告上讲他小腹确有“文身”,那么到底文着什么字?还有,公安干吗要特意来贴这个公告?好像专门要对我们家行好,为什么?

    父亲关心前面的问题,但答不了;爷爷关心后面的问题,并一语道破。

    爷爷讲:“这不明摆的,是上校(难得不叫太监)在帮你,当然也是帮他自己。你去大陈村看他时一定同他讲过小瞎子贴大字报的事吧?”看父亲点头,接着讲,“这显明对他对你和我们一家人都是泼粪,多污秽!多丢人!哪怕不为你着想,他也得为自个儿想,一定要澄清这事实。怎么澄清?口说无凭,用公告白纸黑字来讲最好。”

    父亲问:“公安干吗要听他的?”

    爷爷答:“你还不了解他嘛,他是多聪明的人,他要做的事哪有做不了的?再讲这也并非什么难事,要是我也想得到法子,很简单嘛,你公安不是要审问我?好,我讲,什么都可以讲,但有个条件,你们要帮我澄清一个事实。对公安来讲,这不就是写张东西,叫摩托车跑一趟而已,干吗不应他?”

    我觉得爷爷讲得有道理。

    以我对上校的认识,哪怕不为自己,只为父亲他也笃定会这样做,他们兄弟一生世,他又是那么讲情义的,怎么可能让父亲陪他背这个黑锅?上校是天底下最有担当的人,爷爷是世面上最有见地的老人,父亲——怎么讲?只能讲他的嘴巴是那个最熬得住声响的,即便在这个喜庆之时,依然没几句话。相比,爷爷连讲带笑喜洋洋的,配这个喜滋滋的日子,配得合榫合卯,无缝无隙。平时爷爷老眼昏花,眼光是黯淡的,这天却泛出一轮轮光波,把我罩进去又照出来。

    天凉好个秋,天高气爽,蚊蝇差不多死光,阴沟里的臭气也收光,天井迎来一年里最好的时光。吃过夜饭,我和爷爷享受着这好时光,坐在天井里聊天,一边剥着玉秫——明早煮粥用的。父亲是不聊天的,至少不跟我们聊天,他给两只猫汰浴:一黑一白,在银亮的月光下,黑的更黑,白的更白,喵喵地叫,有一股妖气和怨气,跟这个夜晚是不配的。玉秫剥落后,空芯子堆起来,散发出一种淡淡的谷物的草香,和这个夜晚是配的。这种日子从前上校是经历过的,以后大概是经历不了了。

    爷爷曾认定上校不会判死罪——因为没杀人——但现在,加上一个汉奸罪,奸得什么程度,不知道,就不好下判断。爷爷讲,鬼子投降那年,汉奸是排成队被一批批枪毙的,枪毙作废的子弹壳,在刑场上随地捡。村里有人就拿捡来的子弹壳用锉刀磨一眼孔,做哨子,吹出来的哨音尖锋得很,吓麻雀贼灵光。这季节你去稻田菜地,四处会瞧见稻草人,小丑一样招摇立着,干吗?吓麻雀。

    爷爷讲,麻雀灰不溜秋,一副贼相,贪吃,是农民的天敌,赶不尽,杀不绝;燕子一身漆黑,一副忠诚相,是农民的长工,所以家家户户留它们在屋檐下作窠。自古,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长工,所以对长工是要待好的。

    六五

    自贴出公告后,好似公安局在我们村里凿通一个窗洞,风来雨来,不时传来上校一缕缕音讯,众说纷纭的,如一锅热粥,四处冒泡,稀里糊涂,见不着个底,你不知道信谁不信谁。一种说法,上校骨头刚硬,在铁皮牢屋里被连吊几夜,肋排骨被打断几根,就是死不开口,宁死不屈。一种说法,上校当过军统特务,有本事对付公安,轻松耍花招,把公安蒙在鼓里,根本没挨打。一种说法,公安从省里请来专家,专家带来药,药无色无味,掺进白开水,上校喝下去,不过十分钟换一个人,问什么讲什么,一五一十全交代。种种说法都有人信,也有人不信,没威信。

    对上校肚皮上的字也是这样,大家好像猜谜语,什么都不顾忌,乱猜,一下猜出多个底本,诸如:我是皇军一条狗;皇军万岁;皇军大大的好;我是汉奸我该死;太监是假汉奸是真,等等。好像在猜一句鬼话,说什么的都有。甚至有种说法,说那根本不是一句话,而是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的是当时上海军统特务的秘密联络图。

    爷爷几次约老保长讨教,老保长一律答复:都是胡说八道。

    直到一天,村里有人打架,派出所来人处理,聊起上校,撂下一个说法,有权威性,很快传开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压下去,一枝独秀。这说法不关上校有没有挨打或吃药:这是过程,可能也是秘密,人家不讲。人家只讲明结果:上校已经接受坦白从宽的政策,承认小瞎子是他害的;为什么害他?因为他看见了他肚皮上的字;什么字?是一句下流话;什么下流话?这不能讲,因为太下流,开不了口——有些话太脏,毒药似的,人是不能碰的,碰了脏你嘴,毒你心。关键,这个不是下流的问题,而是汉奸的问题:那句下流话像句口号似的,彻头彻尾指明上校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

    爷爷讲:“收音机里看不见人,玻璃柜里藏不了人。”意思是做人要亮身子,讲话要见芯子。

    你说话光露一个把子,不露芯子,就别怪人家编鬼话,瞎猜。一时间,村里编出各式各样的下流话,贴在上校肚皮上。那个下流啊,真是下得脱底,流得满地都是,反正不是**杆子就是阴×洞子,精赤赤的,淫荡荡的,不留一片布丝。我每次听到都起鸡皮疙瘩,真正尝到什么是“毒药似的脏”,别说嘴巴子不敢碰,耳朵根也不敢。毕竟我才十六虚岁,用爷爷的话讲:刚出**毛,面皮子薄。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睡觉,爷爷正准备去关大门,老保长闯进来,喝得醉醺醺的,进门就吆喝,讨烟抽。爷爷递给他烟,取笑他:怎么有人请你吃酒不送你烟?他拍拍裤袋讲,烟在这儿,整包的。爷爷讲,那该你请我抽。他讲,好,那就你来讲故事。爷爷问什么故事,他讲当然是上校的故事。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爷爷一通笑,嘲弄他,“上次送你两斤烧酒你都诓我,毛都没让我见着一根,今天怎么主动送上门,该不是又想诓我?”

    老保长讲:“上次诓你是因为我跟太监有约定,不准讲,讲了对他不尊敬。今天他自己已经开口讲了,约定就取消了。你没听见嘛,全村人都在讲他的故事,下流得要淹死人,可那都是他妈的瞎扯淡。今天我讲是为了尊敬他,是要叫人别乱嚼舌。”一边冲楼上嚷,叫父亲一起来听,接着对爷爷讲,“今天我讲的事你可以四方八远讲,去堵堵那些烂舌根,叫他们知晓什么是真的。”

    父亲下来,给他泡好茶,选好位置,摆好凳子。本来这季节天井是谈天的好位置,但他们选在前堂,目的是不想吵着人;可能也是因为要讲的事太过那个吧,不合适其他人听,尤其是我。可我是笃定要听的,远远的棺材屋我都要跟去听,何况送上门来的。其实我想不听都不成,老保长喝足酒,嗓门大,兴许母亲和大哥在楼上都听得到。尽管父亲和爷爷多次劝他小声点,可小一会儿又会变大,没用的。

    爷爷讲,酒鬼嗓门大,死鬼乌珠大。这话一点不假。

    六六

    上次讲到哪儿了——在父亲提醒下,老保长从上校被鬼子抓去战俘营开始讲——对,这是民国三十二年的事,那年我一共去上海四次,最后一次是过完冬至节去的。去了以后就听闻太监出事了,被手下出卖,抓起来,关在湖州长兴的战俘营挖煤。那时间我跟他交情很深,人家落难,我当然要去看他。原想回家中途改个道,从苏州下火车,走太湖去看他。可一打听,去不了,时机不对,大冬天,太湖结冰,轮船不开。走杭州也不行,那时杭州到湖州还没开通火车,也没公交车,主要交通工具是脚:人脚、马脚。我那时手头有钱,包个马车不在话下。但马车也不行,天寒地冻的,马去哪里找草吃?自带干草?那么路远迢迢,车子还不够装草料呢。行不通,只有等来年再讲。

    过了年,三月底,春暖花开,田头路边的青草跟庄稼一样盛,马可以上路了,我就出门了。先坐船到杭州,在客栈过一夜,雇好马车,第二天清早上路,天黑赶到长兴县城。战俘营在牛头山一带,从县城过去马车还得几小时,到地方还得寻地点,到地点还得寻人。总之紧赶慢赶,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总算熬出头,寻到人。不是太监本人,是管太监的人,牢头。战俘营属鬼子管,其实又没几个鬼子,管事的大多是中国人,汉奸,见钱眼开的。我寻到一个管事的牢头,送他两块银圆,他眼睛亮得!恨不得要造出一个太监给我。

    是的,太监走掉啦,就在我去前一个月,春节前,有人开来小轿车把他接走啦。牢头看我是有钱人,对我客气,给我泡茶,陪我在工棚里聊了一个多小时天。他告诉我,来接他的人一副大派头,穿一身西装革履,戴一顶黑毡帽,拿出来的证件是南京鬼子司令部发的,汽车挂的也是鬼子的军牌照。开始我的想法跟你(父亲)一样,以为太监是被人接去行医,他在上海开过诊所,名声在外,人家慕名而来,是要他去救命——这样的话,太监应该还要回来。牢头讲,这阵势是去天堂的,死了都不会回来了。那天堂在哪里?不知道,去干吗也不知道,总之很机密。牢头是个小喽啰,只管着地狱,天上的事够不着。

    后来我到上海,七号告诉我,太监去了北京——当时叫北平。我问他去北平干吗,她反问我,他还能干吗?除了他那个“狮头核桃壳”。原来那大婊子又把他卖了,当然本意可能也是为他好,想救他。能把一个战俘从牢里救出来,我想得是什么人物啊。七号报了一个人名,一个日本女人的名字,问我有没有听闻过。我哪儿听过,听过也记不得。我只记得什么号,名字听了也记不牢。日本佬的名字怪,女的都叫什么子,男的都叫什么郎什么村,长长一串难记得很。七号讲她本是中国人,打小过继给日本人,才起个日本名。她继父可是个通天的大人物,汪精卫见了都要对他点头哈腰,端茶递水。就这样,因着继父的权势,加上人聪明漂亮能干,吃得开,吃得香,她在鬼子圈内可以上下通吃,杀人救人都是一两句话,稀松平常得很。

    我无法想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有一次七号给我拿来一张报纸,上面有她照片,长得真蛮漂亮,瓜子脸,水蛇腰,穿扮洋派,面容端正。我想,太监这回沾着了,这模样看上去怎么都不像个坏人。可实际,是个坏到底的大汉奸、女流氓。七号讲——当然七号也是听那大婊子讲的——她每天都少不得男人,甚至跟干爹、继父都上床,猪狗不如。她玩的男人要用火车装,飞机运,但尝过太监那“核桃壳”的滋味后,其他男人一概不要了。她把太监当宠物养起来,高围墙,大花园,一堆佣工,好吃好喝,什么都有,就是没自由,出门有保镖盯着,回家有狼狗看着。这日子过个十天半月,那是神仙,过久了就是坐牢。关键,她是出名出头的大汉奸,本是太监要除杀的对象,现在却成了她玩物。这是让太监最难过的,日后怎么跟国家交代嘛?

    “他应该趁机把她杀了。”爷爷突然冒一句。

    “就你聪明。”老保长用一种谴责的口气顶撞爷爷,“人家不是吃素的,人家吃的味精比你吃的盐还多,轮不到你来聪明。她知晓太监以前是军统特务,防着他,一到手就给他盖印章,把自己名字盖在他肚皮上。你们晓得,你家外孙(表哥)就见过,太监肚皮上本是被那些女鬼佬绣过字的,上面是一行大字,下面是一个箭头,箭头两边正好有个空心,她就在空心处添上自己名字,拍好照,照片锁在保险柜里。这样你杀她也没毬用场,照片是证据,他们相好过,你太监×她又杀她,外人多半会想这是情场上的屁事,不会是国家大事。后来太监吃的就是这苦头,跳进黄河也说不清。这是后话。”

    话讲回来——老保长吃口茶,接着讲——当时太监还有好的盼头,想有朝一日跟组织接上头,可以利用她搞情报。当初他在上海跟那些女鬼佬鬼混就是这样,利用她们搞情报。现在只要接上组织他就可以打到大老虎,干吗不试试看?人就这样的,往回看什么人都可以做诸葛亮,但往前看诸葛亮也要被气死。太监想得美好,可下场不好,一年多下来都接头不上组织。他组织在上海,北京人生地不熟,又时刻被人看着管着,哪容易接上组织?接不上组织,做不成事,他就成了那女人私养的一条狗,女人是大汉奸,他就是大汉奸的走狗,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刑,关在北京一座监狱里。

    讲到这里老保长停下来,问父亲:“他在北京坐牢这历史你知晓吗?”父亲没出声,大概是在摇头。他接着讲,“是的,这历史污脏,他一向对人瞒着,可这回我听闻他主动对公安交代了,所以我怀疑公安真的给他上了药,否则他死不会讲的。”

    “我了解他后来又回国民党部队去当了军医。”父亲讲,“坐牢怎么当军医?”

    “照你这么讲他后来又怎么能去当解放军、志愿军呢?”老保长反问父亲,“事情在变的嘛。他妈的他这辈子简直跟牢房结了仇,之前坐过日本佬的牢,之后坐过国民党的牢,马上又要去坐**的牢,不知这一次还能不能出得来。”长叹一口气,带出一个响嗝,“事情就是这样的,日本佬投降后他被判汉奸罪关在北京——当时叫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这是归国民党中统管的监狱。中统军统是对家,也是一家,反正都是特务机关。这些我后来都是搞清爽了的,因为有一天我被军统抓去审问了。”

    我本来是靠在床上听的,后来老保长去猪圈撒泡尿回来,入座前拉一下椅子,一下改变朝向,有些话我听不大清楚,只好下床,坐在爷爷的躺椅上听。我把躺椅拉到门背后,再把门稍稍稀开一条缝,比刚才听得更清楚。

    这是个月黑之夜,月黑生风,风从门缝里一缕缕切进来,吹到身上已经有些凉意。椅子上搭着一条棉毛薄毯,爷爷有老寒腿,经常拿它捂膝盖和小腿,毯子上附着爷爷的体味和脚气。我是在爷爷的脚气中长大的,小时候我总要抱着爷爷的脚才睡得着,现在抱着毯子,感觉又抱着爷爷的脚,昏昏欲睡,又不忍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