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想在这一章里面向你介绍一下我写这本书的五十年前世界政治的大致面貌，但写到后来却发现成了我自己的解释和道歉。
如果在写以前就知道描述世界历史会有这么多困难的话，我就肯定不会展开这一工作了。当然如果一个作风踏实的人能够坚持在图书馆的发霉书堆里努力工作五六年，那么要编出一本厚厚的历史书并不成问题，他只需把每个世纪的每块土地上曾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一一罗列出来即可。然而我写作这本书并没有采用这样的方法。如果依照出版商的愿望，我就应该把这本历史书写得极富节奏感，换言之，我的书不应该冗长拖沓，而应该是一个节奏轻快的历史故事串接。现在眼看这本书就要写完，我却在这时发现有些章节被我写得龙腾虎跃，而另有一些章节却像是在过去年月的荒漠里缓慢前行，我有时会驻足停留，有时还会沉迷于其中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爵士音乐。我并不想如此，因此非常希望能够推倒重写，但是被出版商阻止了。
那么只好另外想办法了。我为了消除这些问题而把打印稿送到几位好朋友那里，请求他们在阅读之后提点建议。但这么做还是没有带给我什么希望。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特别倾向。他们都反复问我为什么没有提及某个他们所热爱的国家、所崇拜的政治家甚或是所怜悯的罪犯。他们当中有几个对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无比崇敬，认为我应该对他们多加赞誉之词。我的解释是我要努力给拿破仑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拿破仑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其实远远低于乔治·华盛顿、古斯塔夫·瓦萨、奥古斯都、汉谟拉比、林肯等二十多个人物，但出于对篇幅的考虑我只能对这些人略作提及。
“我认为你现在写得还是不错的，”另一位朋友批评我说，“但是你把清教徒搁哪儿去了？美国在不久前刚举行了清教徒登陆美洲三百周年的庆典，你不认为应该再给他们多点笔墨吗？”我回答他说，如果我在写美国历史，那么前十二章里有一半都会写到清教徒。但问题是这是一部人类史。而普利茅斯岩石上发生的这件事情恐怕要到几个世纪之后才能显示出它的世界意义来。不仅如此，我们都知道美国最初是由十三个州共同组建起来的，并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州。美国历史前二十年里出现的伟大领袖大多来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涅维斯岛，却没有一个来自马萨诸塞。所以我只用了短短的篇幅来讲清教徒的故事。
然后史前史专家站出来了。他们对我为什么没有写到克罗马努人表示了疑惑，要知道，这些人早在一万年之前的霸王龙时代就已经发展出相当的文明成果了。
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做的并不是人类学家的工作，不会对原始初民的文明成果作过高的评价。18世纪时卢梭和一批哲学家为世人造设了一个“高贵的野蛮人”的完美形象，以为这群鸿蒙初开时期的人类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人间乐土之中。后来一批现代科学家把他们的祖辈所仰慕的“高贵的野蛮人”搁置一旁，又对法兰西山谷里的“辉煌的野蛮人”顶礼膜拜起来。他们声称，这些“辉煌的野蛮人”在三万五千年前就已经脱颖而出，不再像那些眉骨凹陷的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日耳曼邻族那样还处在野蛮状态中。这些科学家对克罗马努人画的大象和制作的雕塑极尽溢美之词。
我的意思不是说科学家的研究有错误，我只觉得我们对那段时期的了解还非常不够，无法比较精确地为大家描绘欧洲早期社会的完整面貌。因此，为了避免对不熟悉的材料添油加醋随口编造，我还是决定略过它不谈。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批评我在叙述中不够公正。他们问我为什么对爱尔兰、保加利亚、泰国闭口不谈，却对荷兰、冰岛、瑞士这些国家多费笔墨。我的回答是，我并不是出于主观偏好才对某些国家多费笔墨。它们在我的叙述语境中自然而然涌现出来而无法被去除。为了进一步阐明我的写作立场，我将在以工作几点自我说明。
我在写作中始终秉承一条原则：“这个国家或人物有没有创造出一种足以推动文明发展的新的思想观念，或者作出了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举动。”这种选择要求如数学计算一般客观冷静，而不掺杂任何个人的主观倾向。
举些例子。亚述的提格拉·帕拉萨的人生有如戏剧一般曲折，但我们在叙述中完全可以忽略他的存在。与之同理，荷兰共和国的历史因为它在北海边的防海大坝而显得意义重大，而跟德·勒伊特的水兵在泰晤士河中钓鱼的逸事扯不上什么关系。那个地方的国家曾经友好地为许多奇怪人士提供过避难场所，那是些持不同政见或者不同信仰观念的人。
虽然雅典和佛罗伦萨在它们的全盛时期也只拥有堪萨斯城十分之一的人口，但是这两个同处地中海盆地的小城邦都极大地改变了文明的进程，而位于密苏里河畔的大都市堪萨斯城却显然没有这样的历史地位（我这么说对怀恩多特县的善良人们感到很抱歉）。
既然主动的选择已经无可避免，那我索性再作一些更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在看病之前通常先要对主治医生作一番了解，弄清楚他是外科大夫、门诊专家、顺势疗法者还是信仰疗法者，以确保他的诊疗方法确实适合于我们的病况。对历史学家的选择也必须得像选医生一样慎之又慎。经常有人对此不屑一顾。但是请试想，一个在苏格兰农村里出生、在教条严明的长老会教派家庭里长大的作者，和一个小时候听惯了罗伯特·英格索尔关于世界上不存在鬼怪的著名演说的邻居，两者在人生观、世界观上面肯定具有巨大的差异。长大以后他们很少再去教堂或者演说大厅，也会把小时候的所见所闻逐渐淡忘。但是童年时期所接受的模糊观念会以一种潜在的方式长期存留在他们的意识中，当他们写东西、交谈或者办事情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
我已经在前言中向你说明，作为一个历史向导我也是会出现差错的。如今这本书快要写完，我还是要向你强调这一点。我的生长环境可以名之为老派自由主义，这种环境是由达尔文和19世纪的其他科学家共同造就的。我在我叔叔的身边长大，而他是16世纪法国散文家蒙田的忠实读者和作品收藏者。我在鹿特丹出生，稍大一点后在古达市读书，这使我对伊托斯漠有着比较多的了解。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这位伟人对宽容的积极提倡逐渐改变和征服了原本不甚宽容的我。有段时间我对阿纳托利·法朗士着了迷。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我读到了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蒙》，并对英语文学有了最初的体验。这本小说在我的思想中打下了显著的印记，是其他英语作品所无可比拟的。
如果我的出生地是在美国，也许我会特别钟情于小时候常听到的赞美诗。但其实我对音乐的初次体验发生在童年时期的某个下午。那一次我跟母亲去听人演奏巴赫的一些赋格曲。我被这位新教音乐家的精确与完美所深深折服，以至于以后每次在祈祷会上听到赞美诗时都会感到难以忍受。
而我如果生在意大利，从幼年起就开始享受亚诺河谷地的和煦阳光，我也许会对那些色彩鲜艳明丽的画作颇多喜爱。但事实上我对这样的绘画毫无感觉，因为我的童年印象完全被故国的阴霾气候所占据。在那块土地上，遇到雨后初晴的日子，泥泞不堪的地面会被一种不寻常的刺人阳光有些近于残酷地照耀，一切都被置于极端强烈的明暗对比中。
我特地把我的一些现实情况讲给你听，好让你对我的意识取向有所了解。这么做也许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本书。
以上我说了一小段我认为非常必要的题外话，现在我们再来看我写这本书五十年以前的那段历史。这段时间里当然有很多事情发生，但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好像并不多。多数强国已经从单纯的政治机构转变为大型商业集团。它们积极投身于修筑铁路、开辟航线、拉电报线等活动，使所属各地都能被联通成为一体。它们大肆扩张殖民地，每一块大陆都不放过。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有大量的土地已经归属于某个强国。法国是阿尔及尔、马达加斯加、安南及东京的宗主国。德国人瓜分了非洲的西南部和东部地区，进驻了非洲西海岸的喀麦隆、新几内亚以及太平洋诸岛，还利用传教士被杀的借口霸占了中国黄海岸边的胶州湾。意大利人侵犯了阿比尼两亚，但尼格斯的战士们予以迎头痛击，只好转而抢占了土耳其人在北非的领地黎波里。俄罗斯的势力扩张到整个西伯利亚，并强占中国旅顺。日本通过1895年的甲午战争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岛，1905年又侵入朝鲜。1883年，全世界最具野心的殖民大帝国英国成为埃及的“保护国”。埃及从1868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就一直被外国侵略者所垂涎，后来在英国的“保护”下通过出卖古文明遗迹而获利颇丰。夺取埃及之后，英国又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把殖民战争打到了全世界。1902年，它通过三年的长期战争征服了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与此同时，它还指使西西尔·罗德筹建一个巨大的非洲联邦。这个联邦国家的势力范围包括从好望角到尼罗河的广阔土地上所有还没被欧洲侵略者染指的岛屿和地区。
1885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利用探险家亨利·斯坦利的探险成果建立了刚果自由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以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大帝国。由于国王的统治极其腐败，它在1908年被比利时据为自己的殖民地，国王被赶下台。这位国王在位时对权力的使用毫无顾忌，甚至为了获取象牙和天然橡胶而放弃子民的生命。
美国的本土已经十分广阔，因此美国人在领土扩张方面显得并不积极。然而看到西班牙人极其混乱地统治着它在西半球的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华盛顿方面决定插手那里的事务。双方很快展开战争，又很快波澜不惊地结束了战斗，西班牙人战败退走，美国把古巴、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群岛据为自己的殖民地。
世界格局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当然有它自己的理由。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各种工厂的数量急剧增长，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同时随着欧洲各大工厂工人数量的增多，食品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几乎所有的地方利益集团都希望得到更为广阔的市场，交通更便利的煤矿、铁矿、橡胶种植园和油田，以及更多更好的粮食。
征服西部
有人开始筹建维多利亚湖上的汽船航线和中国山东的铁路线。他们对欧洲大陆纯粹的政治事件毫无兴趣，尽管他们清楚地看到欧洲社会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对此漠不关心。这种冷漠给他们的子孙留下了痛苦与仇恨。在欧洲的东南地区，数百年来骚乱与流血冲突不断。19世纪70年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以及罗马尼亚的人民再次打响了自由保卫战，结果却被得到西欧国家支持的土耳其人残酷镇压。
1876年，在保加利亚上演了一场残忍的大屠杀。俄罗斯人对此大为震惊，并派兵前往干预，其情形就如美国麦金莱总统派兵前往干预威利将军在哈瓦那的屠杀一般。1877年4月俄罗斯军队在跨过多瑙河与什帕卡山后一举攻克普列文。随后俄罗斯人又挥军南下，直逼君士坦丁堡城门。混乱中土耳其向英国发出了求救信。英国大众对政府支持土耳其苏丹大为不满，但是俄罗斯人粗暴对待犹太人的行为引起了英国首相迪士雷利的愤恨，他不顾民意大举出兵，于1878年逼俄罗斯人签下了《圣斯特法诺和约》。为了进一步解决遗留的巴尔干问题，柏林会议在同年6、7月召开。
迪士雷利一手操控着柏林会议。这个老家伙极为精干，连铁血宰相俾斯麦都要让他三分。他油头粉面、态度倨傲，恭维别人的本事倒很不小。他在柏林会议上竭力为土耳其的利益辩护。黑山、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被允许独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侄子、巴滕堡的亚历山大亲王获得了对保加利亚的统治权。但是这些国家都没能得到继续发展的机会，因为英国对土耳其苏丹给予了特别照顾。在英国人看来，土耳其是对野心勃勃的俄罗斯的最好牵制。
然而在柏林会议上，原本属于土耳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划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奥地利把这两处长期得不到重视的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这两块土地上居住着许多不安分的塞尔维亚人。很久以前这里属于斯蒂芬·杜山的大塞尔维亚帝国。14世纪初期，杜山把土耳其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而帝国首都斯科普里远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一百五十年前就已成为文明的中心。塞尔维亚人对自己昔日的强大与辉煌念念不忘，他们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坚持认为这里应该是属于他们的领土。
1914年6月28日，一名塞尔维亚大学生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的斐迪南亲王。
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它并不是这场世界性灾难的唯一导火线。狂热的塞尔维亚学生并不是罪魁祸首，责任也不全在受害的奥地利一方，最早点燃战争导火线的恐怕是柏林会议。欧洲人在物质财富的诱惑下已经变得利欲熏心，哪里还看得到巴尔干半岛上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明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