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后半辈子一直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为防止这个可怕的科西嘉人再次扰乱他们的美梦，全体聚集到维也纳，共同商议如何把法国大革命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来自欧洲各国的皇帝、国王、公爵、首相，以及诸大使、总督、主教和他们的一大帮秘书、仆从，风尘仆仆地奔赴维也纳会议。那个可怕的科西嘉人曾经突然杀回来扰乱了他们的工作，现在大家已经齐心协力把他赶到圣赫勒拿岛上去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他们开始举行各种宴会、酒会和舞会来表示庆祝。有些人在舞会上忘情地跳起了华尔兹，这让那些怀念小步舞时代的女士、先生颇感不满。
在将近二十年中，他们不得不隐居起来。如今，灾难已成为往事。回首过去的艰难岁月，他们思绪万千。这群人把可恶的雅各宾派恨得咬牙切齿，他们非常野蛮地毁坏了原有的一切旧制度。不但胆大包天地处死“神授”的国王，还废除了假发，用巴黎贫民窟破烂不堪的长裤取代凡尔赛宫精致的短筒裤。
读到这里，也许读者会觉得可笑，我竟然把这些琐碎的小事拿出来讲。但是事实上，维也纳会议就是由这样一串串荒谬的故事构成的。代表们就“短裤与长裤”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争论几个月，却对像萨克森的未来命运和西班牙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关键问题毫无兴趣。更可笑的是，为向代表们显示对一切革命事物的极度蔑视，普鲁士国王陛下甚至专门订制了一条短筒裤。
另一位德国君主对革命的仇恨似乎更加强烈。他提议，凡是向拿破仑缴纳过税款的人，必须重新向他们合法的国王再缴纳一次。理由是，当科西嘉的恶魔残酷地统治着人们的时候，他们的国王正从遥远的地方爱着他们。
像这样荒谬的论调在维也纳会议上屡见不鲜，后来人们实在是受不了了，大声疾呼：“上帝啊，为什么人民不再反抗？”是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了，连年的战争早已让他们对统治者深感绝望了。只要能过安定的日子，他们才不在乎发生了什么，或者由谁来统治他们呢。
18世纪80年代，当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开始传播的时候，天真的人们都以为一个光荣而文明的时代即将降临，欧洲的王公们真诚地拥抱他们的厨师，公爵夫人和奴仆们跳起了卡马曼纽拉舞。贵族家的客厅里住着革命军官，以及那些脏兮兮的革命士兵。等到革命委员返回巴黎时，这些革命者便顺手牵羊拿走了主人们家传的餐具，并虚伪地向政府报告，邻国“被解放土地”的人民非常热情地欢迎法国自由宪法。
后来，他们听说一个名叫“波拿巴”或“邦拿巴”的军官镇压了暴乱的人民，平定了巴黎的最后一次革命动荡。他们不禁如释重负，也许牺牲一点“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也有好处。不过没多久，那位军官成了法兰西共和国三位执政之一，之后又成了唯一的执政，直至最后变成了法兰西皇帝。
这位皇帝比以前的任何统治者都要残暴，他无情地压迫着他那久经灾难的人民。他把青年男子强征入伍，把年轻的女孩嫁给他们的将领。他还夺走了人们的油画、雕塑作为自己的私人收藏。他把整个欧洲搅得天翻地覆，把整整一代青年人都送上了战场。
如今，这个恶魔终于永远消失在欧洲大陆上。除了少数职业军人，人们只希望永远不要再打仗。渐渐地，他们开始尝试自治，选举市长、市议员、法官，可这些努力最终都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绝望中，人们重新转向了旧有的统治者。人们哀怨地说：“请你们来统治我们吧。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多少税款，我们全部答应你们。但是只有一个条件，不要再打仗。我们旧有的伤疤已经经不起新的创伤了。”
维也纳会议的代表们不负众望，他们也像普通民众一样强烈地渴望和平、安宁的环境。会议取得了重要成果，缔结了神圣同盟。警察成为保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角色。谁要敢对国家政策提出批评，谁就会遭受最严厉的惩罚。
欧洲迎来了和平，却一片死气沉沉。
真正的维也纳会议
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人中有三位巨头。他们是俄国的亚历山大沙皇、代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梅特涅首相、原法国奥顿主教塔列朗。聪明机灵的塔列朗虽然历经了法国社会的各种动荡，但依然幸运地存活了下来。他来到维也纳的目的是，尽一切可能挽救拿破仑离开之后瘫痪的法国。塔列朗毫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羞辱，自告奋勇地来参加会议，就像一个受邀请的贵宾在陪客人们轻松说笑。没过多久，塔列朗成为会议的首席人物之一。他凭着为宾客助兴的妙趣横生的故事、迷人的举止和魅力，赢得了众人的好感。
到达奥地利首都不到一天，塔列朗就非常透彻地看清了形势，盟国已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一方是想吞并波兰的俄国和妄图占领萨克森的普鲁士；另一方则是想阻止吞并行为的奥地利与英国，因为无论是普鲁士还是俄国，一旦谁成为主宰欧洲的霸主，都会不利于英奥两国。塔列朗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让双方彼此明争暗斗。正因为他的不懈努力，才让曾使整个欧洲遭受整整十年动荡的法兰西帝国免遭报复。他争辩道，一切责任都在那个科西嘉魔鬼身上，法国人民其实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如今，非法的篡位者被赶走了，合法的国王重新登上了王位，塔列朗请求道：“给他一个机会吧！”同盟国很欣慰地看到法兰西改过自新的面目，于是非常大度地原谅了它曾经犯过的过错。而波旁王子虽然暂时登上了王位，但实际上却是被愚蠢地利用了，十五年后他再次被赶出法国。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是维也纳三巨头中的第二人，他的身份是哈布斯堡外交政策的领袖。梅特涅名叫文泽尔·洛特哈尔，是奥地利的梅特涅-温尼堡亲王。他血统高贵，是个风度翩翩的绅士，不但家族实力雄厚，而且才华横溢。由于他的贵族出身，他与那些挥汗劳作的平民百姓相距十分遥远。梅特涅年轻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那时他正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就读，斯特拉斯堡是《马赛曲》的诞生地，曾是雅各宾派的活动中心。梅特涅清楚地记得，革命粗暴地打断了他青年时代愉快的社交生活。暴乱的人们到处疯狂地破坏和毁灭人类的财产甚至夺去无辜的生命，他们以这种极端残忍的方式来迎接新自由的诞生。但是梅特涅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他没有看到真正重要的东西——大众的真挚热情，以及人们充满期待的眼神。他没看到人们将面包和水塞给衣衫褴褛的国民自卫军，目送他们穿越城市，奔赴前线，去为祖国法兰西光荣献身。
大革命的野蛮行为让这位年轻的外交家深感厌恶。他认为，真正的战斗应该是身着漂亮的制服，骑着装配精良的战马，冲过碧绿的原野去勇敢地拼杀。而那所谓的革命只是把整个国家变成肮脏的军营，把没用的流浪汉一夜之间提拔为将军的邪恶行为。在奥地利众多公爵轮流举行的小型宴会上，每当遇到法国外交官时他就会说：“你们想要自由、平等、博爱，结果却得到了拿破仑。如果你们能维持现行的制度，那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他大肆宣扬革命前安定美好的旧时代，那时的人们生活幸福，没有所谓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烦恼。他对他的“维持稳定”理论非常虔诚，况且他善于说服别人，因而他是革命精神最顽固的敌人。梅特涅一直活到1859年，他目睹了自己的政策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被彻底否定。然后，他发现自己像当年的拿破仑一样成了全欧洲最令人厌恶的人，好几次他都险些被愤怒的公众以私刑处死。可这个顽固的老头，至死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他深信，人民喜欢和平要甚于自由。于是，他竭尽所能赐予人民和平。公正地说，他的和平政策在实施的前四十年里，还是相当成功的，列强们几乎没有发生战争。直到1854年，俄国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争夺克里米亚的战争爆发，和平局面才被打破。延续四十年的和平时期在欧洲大陆历史上是创纪录的。
那位跳着华尔兹的人，就是会议的第三位英雄亚历山大皇帝。他在他的祖母——著名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宫中长大。他曾被那位精明的老太太教导，要将俄罗斯的荣耀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他的瑞士籍私人教师，却是一位伏尔泰、卢梭的崇拜者。因此，亚历山大长大后身上奇怪地混杂着两种特质：以自我为中心的暴君和容易冲动的革命者。在疯癫的父亲保罗一世活着的时候，亚历山大忍辱负重生活了多年。他目睹了大批的俄罗斯人惨死在拿破仑的战场上。后来形势发生了倒转，他的军队打败了像神话般不可战胜的法国皇家军队。俄罗斯由此成为欧洲的救世主，这个强悍的民族的沙皇被欧洲人奉为神明，他被寄予很大希望。
但亚历山大不是一个精明的人，不像塔列朗、梅特涅那样老谋深算，也不擅长奇特的外交游戏。他虚荣心极强，喜欢大肆张扬。其实，在那样的情形下，谁能不变得轻飘飘呢？于是，他很快成了维也纳会议的主要“装饰品”，而梅特涅、塔列朗以及精明能干的英国代表卡斯尔雷则静静地围在桌边，一边喝着托考伊白葡萄酒，一边商量实际的事务。也许他们需要拉拢俄国，因此表面上对亚历山大表现得很尊敬。不过他们可不高兴亚历山大参与会议的实质工作，为了满足亚历山大的虚荣心，他们甚至对他的“神圣同盟”计划大加赞赏，以便他全心投入，而他们则可以好好处理手头的工作。
亚历山大性格豪爽，喜欢社交，经常参加各种聚会，接受各色人物的赞美。不过在他看似轻松愉快的背后，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隐痛。一件可怕的往事一直折磨着他敏感的神经：1801年3月23日晚上，他焦急不安地坐在圣彼得堡圣麦克尔宫的一间屋子里，等着父亲退位的消息。他的父亲保罗拒绝在退位的文件上签字。那些醉醺醺的官员盛怒之下，用围巾缠住他的脖子，勒死了沙皇。然后他们下楼告知亚历山大，他已经是俄罗斯所有领土的皇帝了。
这个恐怖夜晚的记忆一直纠缠在亚历山大的脑海里，让他难以自拔。他曾经接受过法国哲学思想的熏陶。但是这些思想不相信上帝，只相信人类的理性。当理性不能解救沙皇的困境时，他开始感觉到他的周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和声音。为了使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他变得异常虔诚，并对神秘主义发生了兴趣。神秘主义就是对神奇而未知世界的奇特热爱，它就像底比斯、巴比伦的神庙一样古老。
经历了大革命的强烈震撼，人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观念。二十年的恐怖和焦虑吓得人们都变得有些不太正常了。门铃一响，他们就会心惊胆战。他们害怕被告知他们唯一的儿子“光荣战死”了。而过去革命者所宣扬的“兄弟之爱”“自由、平等”等观念在现在看来竟是如此可笑、空洞。如今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从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解脱出来，重拾生活的勇气。于是，在人们的极度痛苦与悲伤中，一帮骗子乘虚而入。他们伪装成先知，四处传播他们从《启示录》里挖掘出来的奇怪教义。
亚历山大已多次求救于巫师。1814年，他又听说新出现了一位女先知。据说她预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劝人们趁早悔悟。这个女巫师就是冯·克鲁德娜男爵夫人。这个俄国女人曾是保罗时代一名俄国外交官的妻子，不知道确切的年龄，而且她的名声也不大好。据说她把丈夫的钱都花光了，还在外面搞出种种奇特的风流韵事让她丈夫丢尽了颜面。因为她的生活异常放浪，曾导致精神崩溃。在目睹了一位朋友的猝死之后，她突然醒悟，从此对世俗生活不再留恋，并向一位鞋匠忏悔了从前的罪恶。这位鞋匠是个虔诚的摩拉维亚修士，是1415年被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判处火刑的老宗教改革家约翰·胡斯的信徒。
变身巫师后的克鲁德娜十年来一直待在德国，全心全意劝说王公贵族们“皈依”宗教。而她一生最大的目标，却是感化欧洲的救世主亚历山大皇帝，让他改变自己过去错误的生活方式。饱受心灵创伤的亚历山大此时正是内心最脆弱的时候，他很乐意聆听女巫师的神秘预言。1815年6月4日黄昏，男爵夫人被带进宫觐见沙皇，此时他正在阅读《圣经》。谁也不知道女巫师对亚历山大说了什么话，可当三小时后巫师离开皇宫时，亚历山大泪流满面地说他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安慰。从此以后，男爵夫人就一直忠诚地陪伴沙皇，给他的灵魂带去慰藉。她跟随沙皇去巴黎，又到维也纳。沙皇没有社交活动的时候，就去男爵夫人那里祷告。
也许读者要问，为什么我要费尽心机讲述这个故事？为什么不去讲发生在19世纪的历史事件却要讲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这个女人有那么重要吗？但事实是我不得不讲她，尽管这个世界上记载历史事件的史书有很多，但我所要讲的并不只是一连串历史事实，我更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发掘历史背后所不为人知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掌握“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这样简单的陈述。只有努力寻找隐藏在每个行为后面的动机，你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也将有更多的机会帮助别人。
请不要把神圣同盟简单地看成是1815年签署的一张纸。它如今虽然早已远去，被人遗忘在国家博物馆中，但它绝没有消除自己的影响力，神圣同盟直接导致了门罗主义的产生，而美国的门罗主义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所以，我希望你能确切了解这一文件产生的过程，以及在这看似献身于基督教责任的虔诚宣言背后的真实动机。
神圣同盟其实是两个有着不幸遭遇的男女的共同作品。男的有着难以回首的往事，希望得到灵魂的安宁；女的在放荡与堕落中度过了半生，在丧失了美丽和尊严之后，只能靠神秘主义的先知来满足对虚名的追求。我说这些不是想揭露什么秘密。卡斯尔雷、梅特涅、塔列朗这些清醒的人，自然知道这位神秘兮兮的男爵夫人的真实动机。如果梅特涅愿意，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巫师请回德国。只要他一张便条，帝国的警察局长就能为他解决麻烦。
法国、英国和奥地利人十分清楚，他们需要俄罗斯的配合，他们不想和亚历山大过不去，于是便对这个虚伪的老女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在他们看来，神圣同盟只是沙皇的自欺欺人罢了，它的价值如同一张废纸。为了敷衍愚蠢的亚历山大，当他虔诚地向他们宣读以《圣经》为基础而创作的《人类皆兄弟》的初稿时，他们假装认真地倾听。神圣同盟的创建宗旨是实现全人类的平等和博爱。签字国庄严宣誓，他们“在管理各自国家的事务时，在处理与其他政府的外交关系时，应该以神圣宗教的训诫，即基督的公正、仁爱、和平为唯一指引。这些训诫不仅适用于私人事务，还应对各国的议会产生直接影响，应该体现在政府行为的各个环节之中，这是巩固人类制度、改进人类缺陷的唯一途径”。然后，他们彼此承诺，要以“一种真正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永远团结，“彼此以同胞之情相待，在任何情况、任何地点相互帮助”，等等。
第一个在神圣同盟上签字的是奥地利皇帝，虽然他一个字也没看懂。接着，法国的新国王也签字了，时局迫使他必须拉拢这个拿破仑的旧敌。普鲁士国王也签了，因为他希望以此获得亚历山大对他的“大普鲁士”的支持。那些害怕俄国沙皇的欧洲小国也都签了字。英国没有签字，因为卡斯尔雷认为神圣同盟空话连篇。教皇也不买账，他觉得这对男女，一个希腊东正教徒和一个新教徒揽走了他的工作。苏丹没签，因为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
欧洲老百姓随后终于领教神圣同盟的威力了。因为神圣同盟虽然只是一大堆废话，但是梅特涅组建的五国联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在坚定地宣布，欧洲和平绝不容许所谓的自由派前来破坏。人们痛恨自由派，因为他们被看成是伪装的革命派。人们对1812年至1815年的伟大解放战争的热情逐渐减退，对和平和安宁的时代的企盼却在增强。那些曾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士兵也开始祈求和平，和平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
但是，人民很快发现自己被出卖了，因为他们期望的和平并不是神圣同盟和列强会议所给予的那种和平。可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秘密警察随时随地都能监听到人们说话。反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功让欧洲的统治者们真诚地相信，只有这样才真正对人民有好处。可是，不良的动机总能导致不良的结局，无论结果如何，人民同样觉得不愉快。事实上，神圣同盟也使欧洲社会付出了许多代价，包括严重阻碍了正常的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