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我们人类中引起最大、最可怕的混乱的，还不是自然，而是自由本身；人的最残忍的敌人是人。在那辽阔的原野上，一群群无法无天的野蛮人仍然在横冲直闯；他们相互厮杀，互为祭神庆功之餐。即使文明终于使这一群群野蛮人在法律约束之下联合为一些民族，这些民族也仍然利用联盟和法律赋予它们的权力，而相互攻击。它们的军队不顾艰辛与匠乏，和平地横穿森林与原野；它们的军队互相遭遇，一见自己的同类就如听到厮杀的号令。海军舰队用人类知性作出的最高成就装备起来，横渡重洋；人们穿狂风，破恶浪，急于到荒芜人烟的平原上，寻找其同类决战；他们寻找自己的同类，也不怕狂风暴雨，都为的是亲手消灭自己的同类。即使在人们好象都在法律之下平等地联合起来的国度里，以可敬的法律名义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也仍然大部分是暴力与诡计；在那里战争进行得更加卑鄙无耻，因为这战争是不宜而战，以至使受攻击者不可能制定保卫自己，反抗非正义暴力的方案。大多数同胞陷于愚昧无知和罪恶不幸之中，一小撮人却对此兴高采烈，公然宣称他们最向往的目的就是让大多数人处于这种境地，更深地陷于这种境地，从而使大多数人永远成为他们的奴隶；谁敢对大多数人做启蒙工作，改善其境遇，他们就会使谁遭殃。无论在什么地方，现在都依然不可能制定这样一种进行某项改良的方案，这种方案似乎不会打乱一大批五花八门的、自私自利的目的，并引起战争，这种方案似乎不会把极其不同的、彼此矛盾的思维方式联合为反对自己的一致斗争。善总是比较软弱的，因为它很单纯，只能为其自身而讨人喜欢；恶则以最诱人的许诺吸引着每个人；作恶的人们彼此之间始终战争不断，一旦有善出现，他们就签订休战协定，以便用他们那联合起来的为恶的力量来对抗善。然而，善也几乎不需要这类对抗，因为行善的人们也往往由于误会、错误、猜疑和隐私而相互斗争，分崩离析——每个善人愈是认真努力贯彻自己认为最佳的见解，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就愈激烈；这样，他们就在他们彼此的内江中，把一种即使联合起来也很难与恶相抗衡的力量消耗掉了。一方责备另一方养撞从事，急于求成，不善于等待到好结果已有适当准备的时候；另一方则责备前一方胆小怕事，无所作为，违背着自己的良好信念，想让一切原封不变，而以为行动的时机决没有到来。每个人都几乎把他恰好最明显地觉得必要的、最有能力完成的事业，认为是最重要、最迫切的，是其他一切改良的必然出发点；每个人都要求所有行善的人和他同心协力，为实现他的目的而服从他，都认为他们拒绝这样做就是对美好事业的背叛；同时，别人也从自己的角度对他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样会因为他不肯合作而说他背叛。这样，人间的一切良好方案看来就都流于徒劳的努力了，这些努力并没有留下人们生存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一切事物却象能不借助于这些努力，而靠自然的盲目机械作用进行下去一样，都或好或坏地进行下去，而且将永远这样进行下去。
一切事物将永远这样进行下去吗？决不再会这样进行下去，除非人的整个生存只是一场失去目的、毫无意义的游戏。那些野蛮种族不可能会始终停留在野蛮状态中；没有一个种族能够以达到完人的一切天赋诞生出来，同时却仿佛注定决不发展这些天赋，决不变得比某种聪明动物凭靠天性所能变成的东西更高明一些。那些野蛮人注定要成为更有力量、更有文化、更有德行的后代的祖先，否则就不能想象他们生存的目的，甚至也不能理解他们生存在这个合理安排的世界上的可能性。野蛮种族可以变得文明，因为它们已经变得文明，而且连现今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也是起源于野蛮人。不论文明是直接从人类社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还是往往必须通过外来的教化与示范产生出来，因而一切人类文明的最初起源部必须到超人的教化中去寻找，反正从前的野蛮人现在已经达到文明，现在的野蛮人也将通过同样的道路，渐渐获得文明。当然，他们也同样要经受最初的单纯感性文明所带来的危险与腐败，这类东西直到现在还在苦恼着文明民族；但是，他们将由此而终于同人类的伟大整体联合在一起，将能参与这个整体的不断进步。
我们人类的使命就是把自身联成这样一个唯一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一切部分都彼此有透彻的了解，到处部得到同样的文化教养。自然从一开始便在奔向这个目标，而且连人们的情欲与恶行也是如此；如今奔向这一目标的大部分路程已经过去，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预计，这个目标，这个社会不断进步的条件，届时将会达到。大家切勿去问历史，人们整个来说是否完全变得更有道德。人们的确成长起来，获得了范围更广阔、内容更丰富、力量更巨大的自由，但由于他们的地位使然，他们几乎必不可免地要把这种自由仅仅用于罪恶方面。同样，大家也不要去问历史，在古代世界集中到几个少数地点的审美教养与知性文化是否会在程度上超过近代世界。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人们得到一个令人惭愧的答案，从这方面看人类在自己成熟的时期仿佛不是向前推进了，而是向后倒退了。不过，大家可要去问历史，在什么时候现有的文化教育传播得最广泛，为最大多数个人所享有。大家无疑会发现，从开始有历史到我们今天，少数光明的文化点已经从其中心扩展开，感化了一个又一个人，一个又一个民族；文化教育的这种更加广泛的传播过程就在我们眼下继续进行。——这就是人类在自己无限的前进道路上必须达到的首要目标。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前，在每个时代现有的文明分布到全部有人类居住的地球上，我们人类能够毫无限制地相互交往以前，在共同前进的道路上一个民族必须等待别的民族，一个地区必须等待别的地区，并且每个地区或民族部必须为这种普遍的联合——它们本身之所以存在，就是唯独为了这种联合——而将其数百年表面上的停顿或倒退作为牺牲。在将来达到那个首要目标以后，在地球上的一端发现的一切有用东西立刻为其他一切地区所知晓，并传达给其他一切地区以后，人们就会没有停顿和倒退，而不断地用共同的力量和统一的步伐把自己提高到我们现在还缺乏了解的文明境界。
在那些把无理性的偶然事件联合起来，被我们称为国家的奇特社团内部，在它们仅仅安宁地存在了一段时间，新压迫引起的反抗已经松懈，各种不同的力量的酝酿也已经平息以后，对自由的滥用就会由于自己的继续存在和公众的容忍态度而采取一种固定的形式，并且那些毫无争议地享受着自己的既得特权的统治阶层除了扩展这种特权，甚至给这种扩展赋予同样固定的形式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这些统治阶层为它们的不满足感所驱使，将一代一代地扩展这种特权，它们决不会说“这就够了”，以至最后压迫达到了最高的限度，变得完全不能令人忍受，被压迫者将反过来从绝望中获得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他们那数百年来业已被消磨殆尽的勇气所不能给予他们的。于是，被压迫者对于任何不乐意平等待人的同胞就再也不能忍耐了。为了防止内部彼此之间的暴力活动和新的压迫，所有被压迫者彼此之间都将承担同样的义务。在他们缔结的协议中，每个人决定他所决定的东西，都是涉及他自己，而不是涉及这样一个下属，这个下属的不幸决不会使他自己感到痛苦，这个下属的命运也决不会落到他自己身上；按照这种协议，没有一个人会希望自己成为做出许可的非正义事情的人，相反地，每个人都必定害怕自己遭受非正义的事情——这种唯独应该称为立法的协议，完全不同于贵族联盟向其无数群奴隶发布的法令；这种协议将定然是公正的，将定然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每个人都由于关心他自己的安全，而必然不得不毫无例外地维护一切其他人的安全，因为在合适的法律制度里，他想施加于另一个人的任何伤害并不是落到另一个人身上，而是无可置疑地反过来落到他自己头上。
由于建立了这种唯一真正的国家，由于奠定了国内和平的这种巩固基础，对外的战争、至少是与其他真正的国家的战争就不可能发生了。每个国家即使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即使为了不在它自己的公民中引起关于不义、抢劫与暴力活动的思想，而使他们除了用辛劳在合法范围内获取所得以外，就决没有任何获利的可能，也必须严格禁止、谨慎防范、勒令赔偿和严厉惩罚本国公民对邻国的损害，就象这种损害是施加于本国公民一样。这种保障邻国的法律就是每个不做强盗国家的国家所必需的法律。通过实行这种法律，就完全消除了一国对他国作任何公正控诉的可能，消除了各民族之间发生任何紧急防卫的情况。在各国之间并不是必然永远存在着一种可能引起争斗的直接关系；通常存在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对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的关系；一个国家所能受到的损害仅仅局限于它的某个公民；但这种损害会立刻得到赔偿，从而使受到侮辱的国家感到满意。——在这样的国家之间，决没有可能受到侮辱的等级，也决没有可能受到损害的虚荣心；没有一个官吏有权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他也不可能受到引诱，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给他带来丝毫好处。为了掠夺，一个国家一致决议向邻国作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度里，掠获物并不会成为少数几个人的战利品，而是必须在所有的人之间平均分配，但个人所得的这个份额决不会抵偿他为战争付出的辛劳。只有在少数压迫者获得好处，而害处、辛劳与费用都落到无数群奴隶身上时，掠夺战争才可能发生和可以理解。——这些真正的国家会担心向自己发动战争的，不是与它们相同的其他国家，而仅仅是那些没有劳动致富的技能，因而必然会从事掠夺的野蛮人，或者是那些可能受其主人的驱使，从事一种于己毫无所获的掠夺活动的奴隶民族。
与野蛮人相比，每个真正的国家由于有文明的艺术，无疑已经比较强大；与奴隶民族相比，一切人的共同利益都要求联合起来，加强自身。没有一个自由的国家能够明智地容忍在自己旁边有这样一类制度，这类制度的首领们得到他们奴役邻近民族的好处，因此这类制度单靠其存在就不断地威胁着邻邦的安宁；一切自由国家对其自身的安全的关切使它们不得不把自己周围的一切邻邦都同样改变为自由的国家，因此为了它们本身的幸福，它们也不得不把文明的王国扩展到野蛮人中，把自由的王国扩展到自己周围的奴隶民族中。自由国家开化或解放了的这些民族，很快就同它们那些还处于野蛮状态或奴隶状态的邻邦具有一种在不久以前自由国家还同它们本身具有的关系，并且不得不对那些邻邦做自由国家刚才对它们本身做过的事情；因此，在仅仅出现若下真正自由的国家以后，文明和自由的王国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和平就必然会逐渐囊括全球。
这样，一种国内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各个人之间的和平的巩固就必然会产生出各个民族彼此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公正态度，产生出各国的普遍和平。但那种国内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将会变得真正自由的第一个民族的解放，却必然是产生于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不断增长的压迫，这种压迫历时甚久，以至变得不能令人忍受；这是一种进步，我们可以很冷静地认为它是由统治阶层的情欲与昏聩引起的，尽管统治阶层谨防着这一后果。
在这个唯一真正的国家里，一切作恶的诱惑，甚至按照理智决意为恶的可能，都被消除殆尽了，而且人只要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意志指向善。
没有一个人喜欢恶，是因为恶不好；他在恶中喜欢的仅仅是好处与享受，恶向他预示这类东西，并且在人类现在的状况下也往往确实给他提供这类东西。只要这种状况继续存在，只要恶行有利可图，整个人类的根本改善就几乎没有希望。但在一种将来存在的、理性要求的、思想家容易描绘——虽然他迄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的、第一个真正解放自己的民族必将形成的市民制度中，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恶却决不表示好处，而是表示千真万确的坏处，并且单纯的自爱会制止自爱过度，使它不致流于非正义的行为。根据这样一种国家里的确实可靠的制度，对于别人的任何欺骗压迫，任何损人利己的行动，不仅肯定无效，枉费心机，而且甚至转向始作俑者；他想施加给别人的恶，恰恰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他自己。无论在本国之内，还是在本国之外，在整个世界上，他都遇不到一个他不受处罚而可以伤害的人。大家不必担心，虽然有人决不能实现恶，而且除了给他自己的伤害以外，他从恶中也毫无所得，他却会单纯为了决定作恶而决定作恶。利用自由来作恶的情形已经消除了；人必须下定决心，或者完全消除他的这种自由，以忍耐的态度变为整个世界的大机器中的一个消极受动的齿轮，或者把他的这种自由应用于善。因此，善就在这样准备就绪的土地上容易生长发育了。在各类自私自利的目的不再能把人们分离开，也不能把人们的力量消耗在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中以后，留给他们的任务就只是把他们的联合力量指向仍然留给他们的那个唯一的共同敌人，即进行反抗的、未加开发的自然；他们既然不再为私人目的所分离，所以就必然会为一个唯一的共同目标而把他们自己联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群体，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受同一种精神和同一种情爱的鼓舞。个人的每一害处既然不再可能是任何别人的好处，所以也就是全体的害处，是全体中每个分子的害处，对于这种害处每个分子都有同样的痛感，都用同样的活动去补偿；一个人作出的任何进步都是整个人类作出的进步。在个人的渺小狭隘的自我已被法制消灭的这个地方，每个人爱任何别人，真象爱他自己，他是一个伟大自我的组成部分，这个大我唯独对他的爱感兴趣，而他在这个大我中也不过是一个只能与整体共同分担得失的单纯组成部分。在这里，恶反对善的斗争消除了，因为已经不再能出现恶。为善的人们彼此之间的争执也由于善而消失了。现在，他们很容易真正为了善本身而喜欢善，而不是为了他们这些善的创始人本身而喜欢善；现在，他们仅仅还能关心的事情，就是应该发现真理，完成有益的活动，而不是谁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在这里，每个人总是准备把自己的力量与别人的力量联合起来，使自己的力量服从于别人的力量；谁能根据所有的人的判断，最好地完成最好的事情，谁就会受到所有的人的拥护，而所有的人也会以同样的欢乐心情分享他的成就。
这就是我们尘世生活的目的，理性给我们提出这个目的，并且保证它一定能达到。这决不是我们为了在某种伟大事物上运用我们的力量，似乎必须全力追求，但又似乎必须认为不能实现的那种目标；这个目标应该实现，一定会实现，并且一定会在某个时期达到；这样的事情就象存在着一个感性世界和在时间上有一个理性族类那样确实无疑，对于这个理性族类来说，除了通过那个目的以外，根本没有任何严肃的、合理的事情是可以思议的，而且这个族类的生存也唯有通过这个目的才可以理解。如果整个人类生活不会变为一出供恶魔观赏的戏剧，而恶魔给可怜的人们培植这种追求永恒事物的不可根除的意向，原来纯粹是为了拿他们不断追逐他们不断躲避的东西来取乐，拿他们总是重复捕捉又从他们那里溜走的东西来开心，拿他们无休无止地徘徊于永远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作消遣，而嘲笑他们对这类无聊的滑稽戏竟采取那么严肃认真的态度；如果聪明人会立刻看穿这出戏剧，不乐意在其中继续扮演他的角色，但不弃绝生活，认为他醒悟到走向理性之日也就是他在尘世上死亡之时，那么，这个目的就一定会达到。噢，这个目的能够在生活中并通过生活达到，因为理性命令我们去生活；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因为我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