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流：历史还是揪住我不放，给了
我一个叛逆的儿子。我毫无办法！
阿姨送上饭菜，我们一家三口在餐桌上就了座。像往常一样，我坐“上首”，妻子陈玉立坐在左边，小儿子奚望坐在右边。阿姨与我对面，可以随时添饭、热菜。
奚望在C城大学中文系读二年级，住校，只在周末回家。我尽量避免讲话。这孩子的思想和性格都变得越来越离谱。在我这个党委书记治下最看不起我的两个人都在我家里，第一是奚望，第二是陈玉立。玉立我是不怕的，不管她怎么嘲笑我，还是和我同心同德的。奚望就不同了，他好像一定要撤掉我这个党委书记才肯罢休。他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一个叛逆的儿子。
他闷着头扒饭，一碗饭下去一半的时候才停了下来，不情愿地叫了我一声“爸爸”。我对他望了一下，看他说什么。
“听说你在党委会上谈过，不能让许恒忠这样的人真正解脱？不准他发表文章？”他问，一开口就带着责备的味道。“文化大革命”把什么都搞糟了，连党委委员们也不懂得内外有别了。内部掌握的原则，怎么可以传出去？要整顿纪律！
“这是党委内部的事儿！你又发现什么问题啦？”我不高兴地回答。
“你根据哪一家的政策？你什么时候才能懂得人民给你权力不是让你整人的。更不是让你挟私报复的？”每个字都像枪子儿，噎得我说不出话来。我不理他。小孩子有话，就让他说吧！谁叫我是父亲呢？只要他不在外面公开拆我的台。我最怕这个。
“是不是除了整人，你再没有别的才干了？那你就整整游若水吧！中文系教师都知道，许恒忠不过是游若水的笔杆子。‘批邓’的时候，谁有游若水积极？连‘四人帮’的余党都称赞他是一股活水，一股长流水呢！现在这股活水又把你包围了。天天来拍马屁，你最爱吃这个！”
我放下筷子，大声斥责道：“你懂什么？越来越逞脸了！”
他讥讽地咧嘴笑了：“逞脸！爸爸，你以为用了这样的词汇就可以减弱我们谈话的严肃性了？我是真正为你想的，谁叫我是你的儿子呢？”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玉立不满地敲着饭碗：“求求你们，不谈这些好不好？奚望，你现在总是对一切都不满意，你不感到这种情绪很危险吗？”
真不识相，这个玉立！你插嘴干什么？他什么时候把你放在眼里？他叫你“陈老师”已经算客气的了。
“陈玉立老师！”来了！不知他要说出什么话来！
“我并不是对‘一切’都不满意。我只不过是对‘一些’现象不满意。很不满意。”还好，他的语调很平和，可是他的两只大眼睛在琇琅架眼镜后面发出了奇异的光彩，这是他向别人发射利箭的信号。我把饭碗递到玉立面前：“给我盛饭去！”玉立不理会，阿姨把碗拿过去了。真是不识相啊，这个玉立！你该站起来走掉！
“可是我要问你：你对现在的一切就都满意吗？比如，你真的相信爸爸比你原来的丈夫好？你真的相信爸爸爱你？据我所知，爸爸在给你写那些信的时候，和我妈妈也很恩爱。他不是对你说他恨不得把我们兄弟几个都杀死，好像一个单身汉那样与你私奔吗？可是他对我们兄弟实在是很不错的，天天给我们买巧克力！不信你问问我阿姨！”
阿姨正好盛了饭进来。奚望总叫她“我阿姨”，他跟着她长大。我被隔离，被扣发工资，全靠她用自己的一点积蓄把他带大。玉立几次想辞退她，奚望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向法院起诉！”我不赞成玉立。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只是我怀疑她给了奚望不好的影响。她太爱奚望的母亲而不喜欢玉立。
阿姨把饭碗递到我手里，一声不吭地出去了。要是她说奚望两句，奚望会听的。可是她不说。我不能不说了。
“大放肆了！”我把桌子一拍站了起来。震得桌上的碗碟也蹦了起来。玉立也站起来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只会在我面前撒娇，真正遇到事儿，什么有用的主意也拿不出来。这一点，孙悦比她强多了。也正因为这一点，她才会成为我的妻子。
奚望好像很有兴趣地欣赏着我们的动作和表情。两只眼在镜片下骨碌碌地转，他是我最疼爱的孩子。不但因为他最小；他长得仪表堂堂，特别是有一双聪智、深沉的大眼。他小的时候，我带着他到处走，人家一见他就夸：“看这孩子的眼睛！”我心里真比吃蜜还甜。想不到现在这双眼睛使我烦恼。看他现在看着我的样子！好像在对我说：“你有什么理？说吧！说呀！”可恨的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好吧！”他等了两分钟，见我们不说话，肩膀一耸，站了起来。“看来你们很不喜欢听我的话。那我就不说了。”
他向自己的房间走过去，但立即又退了回来，望着我说：“不过，爸爸！说心里话，我对你和她的这种关系还不是十分憎恶的。这件事只不过证明恩格斯的一个论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我最不能容忍的是……”
我的天呀！给我这样的儿子！这说的是些什么话啊！人有兽性！他爸爸有兽性！还歪曲恩格斯！
“你可以侮辱你爸爸！可不许你诬蔑恩格斯！你太放肆了！太放肆了！”我声嘶力竭了。
他听了我的话，哈哈笑了一阵，拉着门框来了三下引体向上，跳下来对我说：“我的马克思主义的爸爸，请你去翻一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一百一十页。那些书都快发霉了。可是你却忙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顾不上看它们，哈哈！”
他走出了吃饭问，留下了放肆的“哈哈”声。
玉立把椅子一摔冲了出去。由她去吧！无非又要和我怄一场气。我真怀疑自己这次结婚是否真的失策。我原想弄一个平平安安的家庭以安慰自己的晚年，也补偿一下玉立为我而遭到的损失。可是现在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几个大孩子都不谅解我，不与我来往。奚望倒是谅解了，可他谅解的是我的“兽性”！
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哟！比一个没有家的人还要孤独。在外面没有人理解我，在家里同样没有人理解我。整天价宾客盈门，可是与我有点真情的人有几个？人情淡如水，宦海无情义。这些年我真正是看透了，想清了，受够了。都说我包庇游若水。我何尝不知道游若水有问题？可是他毕竟是我的老下级，那些年虽说对我“反戈一击”，暗地里对我还好。“四人帮”一粉碎，他就跑到我面前痛哭流涕地认错。我不能把对我有点感情的人都推出去。手底下没有几个得力的人，我在C城大学怎么站得住脚？
没有人理解我。我受了这么多的苦！我满以为历史还是公正的，让我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想不到历史还是揪住我不放，给了我一个叛逆的儿子。我毫无办法！
可怕的是我有时在心里赞同他的那些谬论。我不得不承认他比我正直、单纯、少有私心。因为他还没有到我这样的年纪，更没有我这样的经历。
也许我真正落伍了？
他刚才说的那段话，难道真是恩格斯的？我走进书房，找到他说的那本书。印刷厂的工作真差劲儿，第一百一十页和第一百一十一页没有裁开。果然。有他说的这一段。过去从来没听人家说起过。《马恩列斯语录》里也没有。当然，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对于这个精髓，你认真研究过吗？”好像儿子在问。没有，他没有出来。他以前曾经这样问过我。我始终认为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这就是马列主义的精髓。现在学生的思想混乱，教师的思想工作难做，都是丢了纲、忘了线的结果。可是中央似乎不这样看。我不想烦神去弄清这个问题了。我承认，我没有读过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我是从上头下来的文件里学习马列主义的。多读书又有什么用？读完马恩列斯全集的人照样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上头要我们学理论、学业务。我老了，不行了！看吧！要是真跟不上趟，混它几年就退休。现在就认输，太早了。
阿姨来收拾房间，送茶水。“阿姨，小望儿越来越不像话了。以后你要多说说他。”我说话时多少有点埋怨。
“各人各爱。我看这孩子还不错。对谁好，对谁不好，都是各人行下的。花钱买不来心贴心。”她看也不看我，说完就走了。
我是找钉子碰，明知她是“子党”嘛！不过，奚望这孩子也说不定真会有点出息。问题在于引导。我对他的引导不够。他妈死的时候他才十来岁，老阿姨把他惯坏了。他的精神原来是个空白，他妈一死，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他脑子里装。孩子是受害者。我也对不起孩子。还是去和他好好谈谈吧！爸爸到底是爸爸，不能和孩子一般见识。
他正专心致志地读着什么。这孩子的生活算是简朴的。房间里除了一部学外语的录音机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以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每个月给他的生活费他都用在买书上了。我很想多给他一些钱，可是玉立不肯。一发工资她就算帐。女人的心地就是狭窄。
我的脚步很轻，穿的是软底布鞋。直到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弄出响声来，他才抬起头来看看。一见是我，他就把正读着的东西合起来，原来是一本笔记本。他站起来叫了一声“爸爸”，比刚才温顺得多了。我心头一阵欢喜。
我咳了一声，开始和他谈话。我说：“小望儿，这些年爸爸很少和你谈心。你对爸爸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生活给弄得颠颠倒倒的，爸爸也有爸爸的苦处呀！”我真的动了感情，喉咙有点哽。他倒了一杯温开水放在我面前。我接连喝了几口。我又说：“爸爸很对不起你妈妈，可是爸爸并没有忘记你妈妈。我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他把自己写字台上的妈妈的遗像拿在手里，轻轻地抚着妈妈的头发。她虽然瘦弱，头发却到老都是黑的。我又接连喝了好几口水。
“爸爸这么大年纪结婚，实在是不得已。你知道我的身体……”我突然觉得自己可怜，说不下去了。人一老，就逞不得强了。现在，我感到自己十分需要感情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顾。这一点，孩子好像不能谅解。
“爸爸！”儿子从书桌后站了起来，把椅子拉到我的身边坐下。多少年来，我们爷俩第一次坐得这么近。我的心跳加快了。老了，真老了，对儿子的温情也这么需要。这一点，孩子也是不理解的吧？我温和地看着他说：“小望儿，对爸爸谈谈你的看法吧！爸爸很想了解你。”
“好吧，爸爸！我也很想找个机会和你谈谈。对于你和陈老师结婚，我没有什么意见，也不该有什么意见。我爱妈妈，但妈妈已经不存在了。你的生活确实需要照顾。我所惋惜的是，你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爱情……”
“孩子，爱情，那是年轻人的事儿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互相照顾。”
“可能是这样吧！我不想干涉你的私生活，正像我不允许别人干涉我的私生活一样。”
“那末，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达到谅解的了？”我充满希望地问。
“不错。”他十分肯定地点点头。“我们的分歧在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
我“噢”了一声，注意听着。
“爸爸，历史曾经给你留下创伤。可是你不应该忘记你对历史也负有责任。中国这几十年的道路曲折，你不应该也承担一分责任？就说反右吧！你是全国高等院校中出名的反右英雄，发现问题早，反击早，划的右派学生多，与右倾思想斗争坚决。这些都是记在你的功劳簿上的资本。可是这一页的背面是什么啊？爸爸，你想过吗？”
我当然想过。反右斗争扩大化，我是有责任。可是精神都是上面来的，我没有创造什么。我不能去负我负不起的责任。
“这一页的背面是受害人的血泪！那个华侨学生小谢，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声誉，始终不把不能出国探亲的真实原因告诉母亲。母亲一封又一封信骂他不孝，他都忍受了。平反了，他认为可以把真相告诉母亲了。可是母亲想到自己对儿子的长期误解，受不了刺激，疯了！还有何荆夫，这个贫农的儿子，全家人节衣缩食供他读书，你却把他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几代人的心血就换了一顶右派帽子！爸爸！一想到这些，我恨不得把天戳个窟窿来透透心里的气啊！你要不是我的爸爸……我总忘不了你前些年受的那些罪。我多么希望你想想这些，好好想想啊！可是看来你很少想这些问题。你整天想的是如何捞回这十年的个人损失，却不想弥补自己给人民造成的损失。别人经过十年的动乱得到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你反而失去了不少宝贵的东西。你的思想越来越空虚、僵硬、庸俗……”
如果是一个上级这样对我说话，我也许会认真地考虑考虑。我自己也感到，现在的我与十几年前的我相比，除了增加了不少个人得失恩怨外，没有增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然而，现在批评我的是我的儿子，年龄刚刚超过我的年龄的三分之一。我觉得面红耳热，难以接受。我把茶杯凑到唇边，一口水也没有了。他可能看出了我的不安，把茶杯接过去，加了一点开水。
“对于历史上的问题，恐怕不能感情用事，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情况，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政策。”我觉得这样回答最得体。
可是儿子好像依然沉浸在他的感情中。他热切地抓住我的手：“爸爸！我真希望你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啊！”
我镇静了一些，努力作出慈祥的笑容问：“你所说的时代发展的脚步是什么呢？”
“你感受不到吗，爸爸？我却感受到了。那么真切！那么强烈！我从我自己的内心激荡中感受到它，从亿万人民的心愿中感受到它，也从一些独特的人物身上感受到它……我们那充满风浪和苦难的生活啊，它造就了多少独特的人啊！爸爸，你真的一点也感受不到吗？”
这还是我的小儿子吗？我简直不认识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姿容俊爽而又热情洋溢的诗人，我被他的诗句深深地打动了。我充满感情地端详着儿子：多么漂亮的青年啊！挺拔、健壮、洒脱。充满朝气。当年我投向革命的时候，也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样子。孩子呀孩子，要是你不要去考虑那些虚无缥缈的大问题，专门学写诗，你一定会有出息的。
可是他所说的独特的人是指什么样的人？他经常和一些什么人来往？这些人的思想对他发生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接二连三地跳了出来，我的激动退去了。
“把你所佩服的独特的人讲一个给我听听吧！”我微笑着说。
“何荆夫，你该很熟吧？是你把他打成有派的。可是他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他思考的是整个历史和生活。他虽说只在系里担任资料员，可是他在学生中的威信比任何一个教师都高。”他的语调和神情都表明，他已经为何荆夫而倾倒了。
反右时候，C城大学百分之十的学生被划成右派。他们的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何荆夫我却还记得。因为当时就为他的问题，我与章元元闹翻了。她骂我是扼杀青年的刽子手。章元元病危期间，我去看她，她把我赶了出来：“要是你还有良心，就把那些年轻人一个一个都给我找回来！”可是我知道，有几个人已经找不回来了，永远找不回来了！章元元留下的唯一的遗嘱，就是不允许我去参加她的追悼会。这真是一个绝情而又固执的老太太！对那些小青年，我们是搞得过头了一点。小青年嘛，有些右倾思想，又有些不健康的感情、意识，是人民内部矛盾嘛，应以教育为主，我们却把他们当作敌人打了。效果不好哇！可是这能怪我吗？我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呀！
“不是，你是为了当官！你要向上爬！”章元元一定要我承认这一点。可是她有什么根据呢？不错，我曾经对她说：“我们是一个解放区里来的。你的资格和水平都与我差不多。可就是因为思想右倾，你一直升不上去。好几次，我想提你当党委副书记……”我这是要她当“官”，完全不是为自己。跟这位老太太实在缠不清。
“何荆夫这样的态度很好嘛！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对他搞过了头，这是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有错误。思想偏激嘛！感情不健康嘛！他要是能从这里吸取教训，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党的政策一贯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当前，则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向四化进军！”我对儿子说，声调极为平和。
可是，儿子的目光又是陌生而嘲讽的了。琇琅架眼镜后面又射出两道逼人的光。
“政策，你倒是背熟了。”他说。
“作党的工作嘛！”我回答。
“可惜，你只记条文不记人。而政策正是对人的。”他又回到他的写字台前，摆弄刚才看的那本笔记本。
“你和何荆夫常常接触吗？”我试探着问。
“是的，几乎三天两头在一起谈心。”儿子回答，像挑战。
“你们都在一起谈些什么呢？”我又问。
“怎么，是不是想收集何荆夫的材料，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儿子挑战的意味更重了。
“我只希望你慎重地选择朋友。年轻人容易走极端，喜欢一个人，就把他捧上天。何荆夫这么多年在外面流浪，你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我说着，态度也严肃起来了。奚望和何荆夫接触决不会有好结果。我在奚望身上已经看出了苗头。
想不到这激怒了儿子。他走过来，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用愤怒和嘲弄的语调对我说：
“既然书记关心，我就代表何荆夫汇报一下他的流浪生活吧！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作过了各种各样的苦力。当然，从未搞过社会主义经济！走的是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道路。他还‘诈骗’过：一次，他找不到活干，吃饭成了问题。正好一个大队要砌砖窑，问他会不会，他满口说会。可是事实上他不会。订了合同以后，他连夜跑到另一个地方去看砖窑的样子，丈量尺寸，画下图形，回来依样画葫芦，居然给他砌成了。你看，这还不是诈骗吗？这样的事，你是不会做的。他还坚持错误。二十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研究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问题。他把整个中国当作研究所，他从人民群众那里吸取养分，寻求答案。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一本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他拿起他刚才看的笔记本向我一扬：“喏，就是这个。您是否有兴趣？”
“什么？《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他要说明什么问题？”我问。
“他要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包容了人道主义，是最彻底、最革命的人道主义。”他说。
真是胡说八道。阶级斗争的弦一松，资产阶级的思想就要泛滥了。批判了几十年了，地主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还有市场！不过，在儿子面前，我不敢对这类问题贸然表态了，怕又被他抓住辫子。这个问题，我得查查有关的资料。
“很好么！”我平平淡淡地说，“等他写好了我们再看吧！反正百家争鸣不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你应该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不要看见新鲜的就认为是革命的。新鲜不等于革命。”对于后面这一句格言式的话，我有点得意，所以重复了一遍。想不到，又给他抓住了——
“那么陈旧的等于革命的吗？你说不出任何新鲜的思想和语言，那你就是最革命的了？”
“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去！你走你自己的路吧！我概不负责。”我站起来，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放说。
“我本来也没有打算让你负责。不过，爸爸，我诚恳地劝告你，要求退休吧！党会批准你的。这对你是一条最好的路。你不觉得，与你的能力和品德相比，你的权太重、位太高了吗？”
“大概，你认为我连作你爸爸的资格都没有了吧？那你就给我滚出这个家吧！”
我实在忍耐不住了。作父亲就该这样受奚落吗？那我宁可不要这个儿子。孤独就孤独吧！
奚望朝写字台上妈妈的遗像看了一眼，眼光暗淡了。也许，他会向我认个错？我站在那里等。
“好吧，爸爸！本来我们之间的感情联系就已经很脆弱了。仅仅是为了妈妈，我才住在你们这里。妈妈临死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答应我，原谅你爸爸，永远不离开他！’我答应了，她才闭眼。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分开好。明天起，我把全部东西搬到学校，周末就不回来了。”
“你——”我的声音发抖了。
他把眼光转向别处说：“有一点还得依靠你。你是否愿意每月供给我三十元生活费？如果不肯，我申请助学金。”
“我每月给你三十元生活费。”我无力地说。
“那你和工资科说一下吧，我直接到那里去拿。免得回来惹你生气。”他平静地说。
我点点头，走出他的房间。
玉立气势汹汹地冲着我：“怎么，向宝贝儿子赔礼道歉去了？”
“你少说废话！”我咆哮了。
哭了，她就会哭！一面哭一面说：“我受了你的骗，上了你的当。早知道这样，我一个人苦死也不会嫁给你。现在连我的孩子都不理我，我图什么……”
你图什么？你自己知道。我冷笑着对她说：“你现在觉悟也不晚。想走，你就走吧。我一个人也能活。”
她哭得更响了，然而不再说那些话。可怜的女人！我走过去，温和地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明天奚望就搬走了，家里只剩下你和我。上当也罢，受骗也罢，你我都得过到头。总不能再让人家看一次笑话。”
她止住哭声，投到我的怀抱里。
这一夜，我什么梦也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