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亨利·弗高克斯，一九○一年生，英格兰肯特郡人，一九二五年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军事学院，英国第十八师少校参谋。在日本近卫师闭的战俘登记处我就是这么讲的。我只是隐瞒了我是搞情报的，如果真讲出来，日本的宪兵准会把我活活折磨死。我奉命在一名日军的监视下收拾了一捆简单的行李，从此开始了战俘生活。要是我知道自己后来的命运，我一定会在战场上光荣战死，或者选择体面的自杀。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究竟是怎样沦陷的，现在也许可以找到一百条理由。我认为英国人在远东的心理幻灭感是最重要的。英国在历史上和今天都表现出世人公认的英雄主义。但其中最可歌可泣的是保卫英伦祖国的那种献身精神。拿破仑战争时代是这样，“不列颠空中战役”时代也是这样。即便这次战争结束了，将来许多年内，只要海峡上空乌云聚拢，英国人民被迫发出抵抗的吼声，就依然会焕发出这种英雄主义豪情的。
然而，在远东，我们并不是被请去的。我们是为了商业利益和殖民利益，在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之后打进去的。从三百多年前的东印度公司时代起，远东的利益就成了英帝国利益的重要部份。我们自以为英国的政治制度很高明，但当地人始终厌恶这些从地球另一面过来的白种人。印度多次发生暴动，荷属东印度、西班牙属菲律宾和俄国控制下的中国东北也发生过类似的反抗。因此，我们是在七千英里的外国土地上为英格兰银行的金库而战。当地人对此非常冷漠，甚至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自己的部队也不够，依靠第十一英印师的印度士兵和第八澳大利亚师来防御，他们也不想在这块远离本国的地方为英国的利益效死。这场战争开打之前就注定要输。即使把懦弱无能的帕西瓦尔换成雄才大略的蒙哥马利（我是在“剑鱼”号潜艇上才知道有阿拉曼战役，北非登陆、攻占意大利南方和诺曼底登陆的）；即使第十一英国师不在马来半岛投入徒劳无益的“斗牛士”战斗，而把吉特拉建成一个强固的据点；即使我们重要的航空母舰“印度米达布尔”号不在牙买加触礁，而能为“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提供空中保护并进行保卫新加坡的空战的话；即使把柔佛海峡北面要塞化而不象我们那样拱手送人的话……无非是把时间拖得更长一些罢了，它们并不影响战争的结局。一九○五年俄军防守的旅顺口的陷落以及麦克阿瑟将军防守的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的失守，实际上也证明了我的基本论点。
我九死一生，生死功名全都无足轻重。但我预言将来总有一天，大英帝国伸延到全世界的力量终究会收缩回那个浓雾笼罩的海岛上。任何帝国都不会是永恒的，它都有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如果将来的英国政治家能看清这一点，就会减少许多人力和物力的无谓消耗。我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战俘生活中，如果说还有所悟，恐怕就是这一点吧。
当然，我并不给我自己和那个愚蠢软弱的帕西瓦尔将军推卸责任。我们确实打得很坏，不能再坏了，一切都估计错了，一切都事与愿违。我们把主力部署在狭长的马来半岛上的许多个分散的据点上，被日本人穿插，迂回，实施侧背的两栖登陆，最后把我们各个击破，这就是那个一厢情愿的“斗牛士”计划的结局。我们本该在柔佛海峡以北集结重兵，特别是组成一个机动坦克旅，然而我们坐失良机，拱手把柔佛北面送给日本人。最后，我们又受了山下奉文的欺骗，把主力布置在柔佛东面，让敌人从西边打来。我们背着一百万居民的包袱，整个新加坡城区仅靠一个大储水池供水，水一断，城也就没什么可守的啦。
我们的政府历来重欧轻亚，现在咎由自取。没有制空权——幻想水牛式战斗机比零式机优越；没有制海权——以为一艘“威尔士亲土”号战列舰就可以镇住日本人；最后；是出自狭隘的种族偏见，认为黄种人都是智力低下的下等人。日本兵确实不精通莎士比业的戏和拜伦的抒情诗，然而他们的训练和狂热战斗精神证明他们是第一流的精兵。最后，我还不得不承认：五十九岁的山下奉文将军是我所了解的最凶狠狡猾的日本高级军官，你们如果说他是个有勇有谋的名将，我大概也不会反对。
作为败军之将，我对战俘营的生活不抱任何幻想；我的一个兄长在上次大战中蹲过德国的战俘营，受尽苦难；战后归来，人已经疯了，整天对着墙呆呆地说：“饶恕我，长宫，我下次不敢再犯了。”没多久，他就死了。我从未设想过黄种亚洲人的战俘营会比白种欧洲人的设施好，待遇高，但后来的遭遇使我感到当初的想法幼稚得可笑。
我们中间，留下了三百名澳军战俘在新加坡扫马路，另外，五百名英军军官被押送回日本本国，后来才知道是到东京有乐町去掏下水道。日本人那种变态的报复心理和虐待狂，完全蔑视人类的起码尊严和道德。也许，这是对西方列强入侵亚洲的一种畸形的历史嘲弄，我们当初不也是把暴动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用大炮轰成碎片吗。我们伙同其他列强打入中国的京城，随意烧杀，又何曾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待过呢！历史就让它过去吧，世界上，象日本军队这样残暴地迫害战俘，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出先例来。他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食人恶魔。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没有任何理由地被放出去，也不问姓名、军阶和文化，就用铁丝把手反绑起来。由于有两名军官企图逃跑，剩下的人就全被用铁丝穿透了锁骨。这一长串“白奴”被押到巴耶律巴的一片树林中，铁丝的两端扎在两棵距离很远的树上。然后，被日本新兵当作活靶用刺刀挑。凄厉的哀号震动了树林，战俘们全被活活地开脖破肚。一批亚洲人战俘被赶来挖坑，把惨不忍睹的尸体掩埋起来。这情景是一位挖坑的马来战俘告诉我的。
还有一些人，被送到宪兵队，受尽酷刑，许多刑罚只有日本人的变态心理才能想得出来。我真不想再去回忆那些痛苦的往事，每提一件，我就想呕吐，日本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凶暴的人种。
等这些凶残的欲望都发泄够了，我们这些人被装上火车。我在“剑鱼”号上得知美军战俘在菲律宾有过一次恶名昭著的“死亡行军”，那我们这些人坐的就是“死亡列车”了。行前，我们大部分被关在学校改成的临时集中营里，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张其战俘营。即使经过了几次秘密和公开的屠杀，战俘的人数尚有八万之多。其中一半是英国和澳大利亚人，其余是印度人和马来人，还有少数华人。后来，我才听说日方最初打算把我们饿死病死三分之一，因为要修铁路，才临时改变了主意。就这样，临上火车前，战俘营中几乎得不到食物和药品，伤兵和病兵大多已经死去，营房里粪尿遍地，臭气冲天。蚊虫、跳蚤、虱子群起而攻之，连喝的水也是腥臭的泥汤，洗脸洗澡就更不用提了。我们向日本看守提出抗议，他说：“谁让你们在新加坡没修足够的监狱。”另一个日军军官蔑视地说：“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光荣地死在战场上，只有胆小鬼才投降，投降的都是劣质的官兵，有如蛆虫，我们不知道怎样处理你们这些蛆虫。”
押送我们的火车是载货的闷罐子车。大门关闭，只开两扇三平方英尺的窗口。每节四十英尺长的车厢里要挤三四万人。每个人甚至不能坐下来。铁门一关，稀薄的空气立刻使我们晕眩了。每到一站，我们都要把几具尸体丢出去，否则，我们全车人都会被熏死。我从史书中读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贩奴船，我们恐怕连那些奴隶都比不上。我们这些“牲口”在车厢中奄奄待毙。没有食物和水，马来半岛的骄阳似火，车厢闷热得像蒸汽锅炉。我们祈祷上帝，让我们死去吧，我们犯了什么大罪，应受这等的痛苦T这时候，有一个人喊起来：“朋友们，忍耐下去，坚持住，我们一定要活到复仇的一天。英国之狮没有死，我们一定要杀光这些日本王八蛋！”
大家从绝望中挣扎起来。讲话的人我认识，是三营的邓肯中校。我们猛然清醒，还没有到上帝招我们上天国的时候。我们振作起来，有人开始声音吵哑地唱一支歌。邓肯中校劝人们光别大活动，因为氧气很有限。他自然成了我们这个车厢的核心人物。他是苏格兰高地人，坚毅不拔，无所畏惧，很受士兵们的崇拜。人们的恰绪渐渐稳定下来。
这趟“死亡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住，车门打开，端着枪的日本兵监视我们下去透透空气。站台上挤着各种各样的小贩，有马来人，也有华人。他们摆着各种水果、麻糖、面饼和一些熟肉在那里叫卖。我们这群人象疯了似地围过去，用自己能拿出来的任何东西：手表、钢笔、钱和皮靴同他们交换。日本兵没有干涉。大概他们乐得省去供应食物的麻烦。我也换到了两个芒果和半个菠萝。我这辈子从未吃过如此香甜的水果。但我没敢全吃，我还留了一个芒果给波格曼中尉。他是我的朋友，同在情报处工作，一个愉快的肯特郡人，牛律大学的毕业生，他病得厉害，我真害怕他会死在这千诅万咒的车厢里。
火车又开了。我刚才看到了站名：伦披汶。我们已经在泰国境内了。这条铁路是马来半岛上唯一的铁路，来来去去，我挺熟。火车已经过了宋卡一百英里，车站北方就是高达五千多英尺的巍峨的蛮山。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这列火车的终点站是曼谷。在那个风光旖旎、佛塔如林的泰王国都城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我们呢？我忽发奇想；日本人也许会拿我们当动物来试验他们的毒气弹或者细菌武器吧？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对美英荷兰等国交战，亚洲人作为实验对象毕竟不同于欧洲人。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日本兵可能干出的任何暴行都不会再叫我惊奇了。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兽类集团，怜悯和同情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思议的东西。然而，我又一次被事实证明是太天真了。
如我所料，我们到达了曼谷，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在路上死去。另外、同样数量的人染上了重病，被日军集体枪杀了。活下来的人只剩五分之四，大致同贩奴船从西非海岸运黑人到北美的航程中死亡率相等。
我们得到了一顿霉米饭，虽然味道很坏，但总算填饱了肚皮。我们又被装上闷罐车，从曼谷开拔。看太阳，是向西北方向走。我是搞军事情报的，曼谷西北仅有一条窄轨铁路到达班磅。班磅距曼谷五十英里，铁路是条盲肠，再不通向任何地方，那种当“细菌弹试验活人”的念头又潜回我心中。
史蒂文森时代的蒸汽小火车在窄轨铁路上慢吞吞地走着。铁路两边都是高山深涧和原始森林。实际上，这条窄轨铁路仅仅是用于运输木料的，多年失修，枕木朽烂，道钉和鱼尾板哗哗响，走了大半天，才到了班磅。我猜得不错，班磅是这条破烂铁路的终点站。
然而，它又是另一条铁路的起点站。这条路从班磅要顺着桂莲河谷插向西北，翻过人烟罕至的比劳克东山脉，越过桂莲河和其他许多江河，通过泰缅边境，直到缅甸的丹漂扎耶镇。在丹漂扎耶终点站，铁路同毛淡棉来的一条短途铁路接轨。这样，日本的物资就可以从印度支那半岛通过陆路直达仰光和北缅中缅战区。而它们走海路则要遭到从印度基地起飞的英国飞机和美军潜艇的夹击。日本人的主意倒是不坏。这条铁路全长二百六十英里，可惜它仅仅在纸面上，他们要强迫八万英印奴隶来把它变成现实。
我们被安置在一些草率盖起的木头营房里，睡的是大通铺，每间木屋要挤一百二十人，只能侧身而卧，别想翻身。我们挨个儿被叫出去，每个人都编上号，印度人和英国人混编在一起。现在，轮到日本鬼子整我们了。他们发给我们每人一份文件，上面写着：我已沦为战俘，自愿为日本帝国效劳。每十人编成一组，决不逃跑或反抗。如果十人中有一入反抗或逃跑，其余人一律要处死。如果十人共同逃亡，则要处死别的九十个人，余者类推。这很象希特勒军队在法国或捷克等国的类似人质政策。如不同意，即行枪毙。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签了字。今天我还奇怪，人一旦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求生的愿望竟会这么强烈！
营房四周围了两圈铁刺网，有岗楼和狼狗。晚上探照灯雪亮，还有巡逻队的吆喝声和虚张声势的枪响。整条泰缅铁路上，象这样的集中营共有近二十处，星散在未来的铁路沿线。
我们开始了苦役。其艰苫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我们没有什么现代化工具和车辆，森林中也没有道路。给我们几把斧头和几把锯，并且声明再也没有备份的了，用坏了自己用牙把树啃下来，工具每天收回去。修路的人分到些锨、镐和矿车，使用的条件也是一样。爆破的炸药归日本工程兵管，日本鬼子有股病态的怀疑狂和虐待狂，因此，无论是逃跑还是反抗都极端危险。我先在班磅附近的集中营干了儿个月。后来日本人看出我懂点儿工程设计技术，因为我无论是砍树还是把木头拖下山坡都会选样最省力气的方案。他们把我押到桂莲河谷的夜卡隆大桥工地的集中营，让我在那里干活。夜卡隆桥距桂莲河谷三—十英里，而桂莲河谷距班磅一百八十六英里。
在原始森林伐木和重山峻岭中修路基苦不堪言。我们每天只有一顿霉米饭和两根盐渍萝卜条，却要干十六个小时的重活。那半磅大米一个小时就消耗光了。爬山，伐树，打去枝条和树权，再把木头弄下山来。山里蛇蝎出没，毒蚊如云，瘴气浓重。许多人累垮，饿垮。病垮了，根本没有医药。加上精神上的压抑和日本监工无止无体的鞭答和侮辱，一些人自杀了，另一些人逃跑了。日本人对付逃亡者很有经验，他们守候在几个险要的山口，一旦发现逃亡的战俘立刻就被射杀。我们每人屁股上烙着号码，仿佛是一群牲口，一旦发现逃亡者尸体上的号码，同一保甲的人就会当着全营的面集体砍头。日本鬼子把战俘的性命视同草芥，随着工程的进展，死人越来越多，于是一些马来人、泰国人和缅甸人被强征来顶数。
夜卡隆大桥的情况大家也许知道一点儿，因为它是泰缅铁路的关键性桥梁，从一开始就受到盟军的注意，并且屡次遭到轰炸。
夜卡隆桥位于桂莲河谷之中，座落在桂莲河的最大支流夜卡隆河上。桥长八百英尺，高五十英尺。同整个泰缅铁路一样，日本人根本没有任何建筑材料。既无钢梁，亦无打桩机，更没有详细的水文地质资料和全套的工程设计图纸。但缅甸战役吃紧，日军既想进攻印度英帕尔的英军，又要进攻怒江东岸的中国军，后勤非常紧张。日本南方军司令寺内寿一、第十五军司令牟田口廉连连催逼，限大桥半年内完工通车。就是对一支有现代工程机械的专业施工队伍来讲，这也是办不到的，更不用说是奴隶般的战俘了。而日本人偏偏要办成。
指挥修筑夜卡隆桥的日本工程总监是永友大佐。他是一个残暴狠毒的杀人魔王。他的口头语是：“没有英国猪罗睡觉的营房！”“所有的人必须干活，干活，不停地干活。”
我们被刺刀和马鞭驱赶着，象修金字塔和长城的苦役犯一样。我们从森林中伐下大树，四个人扛着一根直径一英尺、长十英尺的木头，蹚着齐胸深的急湍的夜卡隆河，逆水而上，直赴桥梁工地。我们每天只有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几乎所有的人都得过疟疾和赤痢。身上的鞭伤和荆棘的划痕在河水中浸泡无法愈合，在热带的气候下化脓腐烂，长满蛆虫。集中营说来还有一个医院，由英国战俘中的军医治疗伤病号。可是所有的药都被日本鬼子垄断了，医生只能给你拔下坏死的牙，或者用发钝的手术刀截掉你被脓肿腐败的四肢。我们没有一张纸和一文笔，无法记下当时的任何感受和日本鬼子的暴行。一旦永友大佐的狗腿子发现谁有一张纸片，立刻当众把他用刺刀挑死，然后把死尸吊在营房的旗杆上。
我们白天黑夜都生活在恶梦中，没完没了地忍受着苦难。
《圣经》中讲。上帝如何虐待以色列人，神话中讲地狱里如何阴森恐怖，小说中描写某人如何受到重重磨难，都没有办法同我们受的苦相比。你身上任何人性的东两和人的尊重全被折磨殆尽，你会自己认为自己是一条可怜巴巴的狗，或者一匹满身疮疤的马。请稍微想象一下，经过两个月的苦役之后，我的体重从一百四十磅减到了五十五磅——这还是在称水泥的大磅秤上称的。我的朋友波格曼中尉用一个拾来的野鸟蛋活了两周。
我们完全麻木了，迷迷糊糊，不知岁月。我们的毛发全掉光了，形若骷髂。我们的灵魂也死去了，只留下一具丑陋的躯壳，在这个不值得留恋的世界上苟且偷生。我所以没有死——其实活比死更艰难更痛苦，即使没有饿死、病死、被苦役折磨死或者被永友大佐的狼狗咬死，只要放弃了生存的意志，在随便哪个地方往后一躺，死神也会把你收定——是因为有一件事：
邓肯中校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越狱行动。他画出了附近的地图，找了几条山路，又联络了几个勇敢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他决心死在战斗中，而不是去帮日本鬼子修一条铁路打盟军。波格曼中尉坚决要求跟他们干，而我却留下了。并不是我没有这个胆量，死对我来讲无足轻重，死神每天都来关照我几次。当时我得了疟疾，身体弱得连路也走不成。我就躺在那所“医院”里，周围全是粪尿和病死的伤员，苍蝇多得仿佛在我脸上蒙着一层黑面纱。邓肯中校也弱不经风，但他来看我的时候，两眼却闪烁着天使般的信心的火花。他悄悄地告诉我他的逃亡计划，他说：“亨利，您一定要活下去。您起誓。咱们即使失败了，您也要活着把泰缅铁路和夜卡隆河桥的事情告诉全世界。如果您有幸见到斯利姆将军甚至是丘吉尔首相，就请转告他们，我们这些英国军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英国军队能反攻缅甸和新加坡，洗刷我们的耻辱，并且把整个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日本混蛋宰得一个不剩。”
逃亡计划起初很成功，邓肯他们用斧头砍死了日本监工，逃入丛林，消失在群山中。矮个子戴眼镜的永友大佐似乎也没怎么报复。他的期限很紧，光靠杀人并不能建成大桥。他只是杀死了几个平时他看着不顺眼的战俘。二十天后，邓肯被从担架上抬回来，两条腿全被打断了。永友奸笑着训完话，然后用他的战刀砍下邓肯中校的四肢，最后把他残缺不全的躯体吊死在旗杆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听清楚了邓肯中校说的最后一句话：“Avenge myself on the Jap！”（替我向日本鬼复仇！）
从那以后，我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
我吃野草和野果，我偷着做体操，我集中精力来抵抗各种疾病，我尽量在永友大佐面前装得不显眼。反正，只要能活下去，我什么都干。许多人的生命在我身上活着，我要对得起这些朋友们。
八个月以后，粗陋的夜卡隆河大桥建成了。它的桥墩一半是水泥的，另一半是木头的，钢梁和钢筋也用得很少。它是一座中世纪的走马车的桥，仅仅是为了战争，实际上只是一度便桥，用奴隶劳动和当地的木材搭起来的破家伙，但确实可以摇摇晃晃地走火车。泰缅铁路也修通了。一枚刻着“昭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的金道钉被打入最后一根枕木。那是一九四三年底的事。路刚通就断了，盟军已经取得了缅甸战区的空中优势，开始不停地轰炸泰缅铁路。第一列军用列车通过夜卡隆大桥半个月以后，一架英军时“飞蛇式”侦察机发现了建成的桥。从此，我们的日子更难熬了。英军的兰开斯特轰炸机炸桥，我们被驱赶着修桥。我们的营房就在开阔地上。没有任何标志，随便哪个飞行员高兴了就可以丢上几颗炸弹。实际上正是如此，那个破医院顶上漆了红十字，仍然挨了一颗炸弹，八个伤兵被炸得尸骨无存。这实在是一个讽刺：英国飞机轰炸英国战俘修的桥。
我后来到过丹漂扎耶的集中营。缅甸的河山同泰国还是有区别的。也许，我们英国统治了缅甸一百多年。那里是青绿的水田、低垂的柳树和火红的芙蓉花、水牛、牧童、穿鲜艳服装和裙子的克伦族和钦族妇女、竹林和草屋，袅袅的炊烟和胭脂般的粉红色云霞；据说日本人在缅甸逢寺烧香，遇庙作揖，拉拢僧侣和居民，把英国人的治理说得暗无天日。我憎恨这种人面兽心的日本豺狼。虽然我们英国的哲学家相克说过：“我不知道如何起草对一整个民族的起诉书。”虽然历史上许多帝国包括大英帝国都犯下过暴行，但是我决不宽恕日本人。
各位先生们：尊敬的巴奈特·麦克米伦海军上尉，就是您的“剑鱼”号潜艇击沉了“乐丰”号邮轮，它正把我们残存的两千名战俘运往日本；尊敬的艾伦·李海军陆战队少校，您将亲自参加伟大的马里亚纳战役，通过您的手将为我和所有死去的人射出复仇的子弹；尊敬的约瑟夫·麦克罗伊海军少校，您以您的天才和智慧保证了太平洋战争的伟大后勤工作，而有了后勤保障的战争正在把日本鬼子置于死地；尊敬的著名记者欧内斯特·派尔先生。您将用您伟大的笔把这骇人听闻的暴行披露到全世界，让正义的盟国人民和盟军士兵狠狠地砸烂罪恶的日本帝国。
感谢各位。我的话完了。如果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就是我凭主的名义起誓；一旦我恢复到能拿动一支枪，我将立即参加前线的英军部队，为所有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复仇，也为我自己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