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俄罗斯正相反。它从“大众私有化”转向发展金融工业集团的过程，同时就是从“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与俄国利益至上的过程。用国家权力把重点金融企业与重点工业企业结合成“巨无霸”式的集团以抗衡外资、防止“国民经济非洲化”，是公开宣布的理由。正如叶利钦在1997年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上说的：前苏联各国如今只有两个选择：要麽建立跨国金融工业集团，在新的市场基础上恢复过去存在的统一经济空间，要麽就只能成为西方的原料附庸国。 [10] 这时，俄政府已经先后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格鲁吉亚、拉脱维亚与吉尔吉斯等国签约，组建了6个跨国或多国金融工业集团。并在莫斯科召开“建立和发展跨国金融工业集团的经验与问题”国际研讨会，后来又提出要建立40个这样的集团，并使其运转。
正因为当局宣布组建金融工业集团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俄国自己的经济巨人以抗衡西方，因此以这种方式搞的国有资产改制既不向外资开放，也不面向分散的民间资本，而是一种典型的“自己人”交易。这一方面使俄国民间中小企业难有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俄国吸引的外资微乎其微，远不能与小小的匈牙利相比。
实际上对所有的转型国家来说，国有资本私有化的走向主要无非是三个：要麽以至少是形式平等的方式“分”给老百姓，要麽就“卖”，然而如按开放式自由竞争的办法“卖”，则“自己人”竞争不过实力雄厚的外资，实际上主要是卖给外国人。要麽决心“卖”给“自己人”， 那就只能关起门来搞“自己人交易”。捷克、波兰与1992-1993年间的俄罗斯走的是第一条道路（但俄未走成功），匈牙利走的是第二条道路，而1994年后的俄罗斯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于是便有了“新权威”政治条件下金融工业寡头的崛起。无怪乎主张走第 一、二条道路的民主派固然对金融工业寡头抨击甚烈，而“国际资本”也决不是俄国寡头的捧场者。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本与控制了俄国经济命脉的寡头们有许多交易要做，但两者的矛盾也很突出。而有趣的是：正是国际资本中跨国投机性最强的所谓“对冲基金”，对俄罗斯寡头的抨击最厉。如著名的“国际大鳄”索罗斯，就张口闭口骂“俄罗斯的强盗资本主义”。我国的一些研究者也指出：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经济利益决定了它的基本价值观——追求一个强有力的、集中制的国家，推崇以保护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等。在这点上，它与旧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不容置疑的继承性， [11] 而它与自由主义或“西方价值”倒是矛盾的。
总之，叶利钦时代第三阶段在政治上由“民主派”转向新权威主义，在对外姿态上由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强国主义，在经济上也由“大众私有化”转向扶植垄断性寡头。在此期间叶利钦几乎疏远了（如果不是决裂的话）原先支持过他的所有民主派人士，同时以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及总统办公厅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寡头主义者，成为叶政权的新的支柱。
八 、政府走马灯：叶利钦时代第四阶段
1998年3月叶利钦突然解散了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由此开始了叶利钦时代的第四个阶段。大概也是最后的阶段了。这一阶段突出特点是叶利钦走马灯式地频繁更换政府，并且似乎已经完全乱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职仅5个月便被免职，任命切尔诺梅尔金复出受阻，叶立即改主意挑了普里马科夫。普氏上任仅8个月就被免职，换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寿命更短至2个多月，又换了普京。叶利钦此时用人似乎已经完全不顾政绩标准：切尔诺梅尔金是在俄经济止跌回升、形势看好时被免职，普里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初见成效时被免职。斯捷帕申之免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碰上了“八月危机”，但严格地讲主要责任也不在他。叶利钦用人此时似乎也没了价值标准：基里延科接近于民主派，切尔诺梅尔金如前所说，是寡头新权威主义者，普里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马科夫本人倾向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则纯属事务官员。总而言之，叶利钦此时用人施政已既不讲政绩也不讲“主义”，纯属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后而玩弄权术。因此很自然，这时的叶利钦几乎受到各方的一致批评，包括原来拥护他的寡头派。
叶利钦如此措置乖戾固然与他在权力无制衡情况下“病夫治国”之不智有关，但也反映了叶利钦时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阶段中俄罗斯过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权威加经济上的寡头化——的危机。在这一阶段中，经济虽然止跌回稳，国有资产也被寡头们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会矛盾却积累起来，而叶的声望也进一步下降。在眼看叶利钦病体难支、不能久任的情况下，叶利钦身边的小圈子行为日益短期化，他们不仅不能为俄国的长远利益、而且甚至已经不能为他们在上一阶段所主要依靠的社会基础即金融工业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而只是着眼于怎样能实现一种在“后叶利钦时代”尽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后安排。
这就导致叶利钦在这一个阶段的行为越来越走向个人权术。而这样的短期行为又使俄国的转型期危机拖长、经济发展受损。本来在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末期已开始回升的经济，在进入“走马灯时代”后又趋恶化。政府短期行为导致社会短期行为，尤其是资本的短期行为。而资本的短期行为则是金融危机的直接成因。8月金融危机虽然有其深层、宏观的原因（无投资激励机制经济不能真正稳定、国际油价下跌致使俄国家财政状况恶化、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俄金融系统的体制性问题等），但人们的心理预期恶化造成抽逃、挤兑无疑是危机的导火索。而形成这样的心理预期，叶利钦末期的唐突举措是要负至少一部分责任的。
8月危机沉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及其转轨过程，也使叶利钦的声望进一步掉到谷底，而这又反过来使叶利钦身边的“圈子”更担心“后叶利钦时代”的局面，从而使叶利钦的行为更加短期化，如此恶性循环，终于使叶利钦的政治生涯趋于终结。
如今已经很明显，无论就民心、政情还是叶本人的身体状况而言，叶利钦都已不可能连任，而他要逆民心而采取非常手段搞独裁恐怕也行不通。真正的问题是后叶时代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到来？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看到了叶利钦时代（确切地说也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留下的正面遗产在起作用。
叶利钦的寡头转轨模式诚然远不如波捷匈的民主化转轨，而叶本人的末期措置又是如此差劲。他在金融危机使俄国经济再入谷底、支持者纷纷离去、民意背离、体力难支的最不利状态下下台，从常理而言，从俄国历史经验而言，这是最容易引起“翻烧饼”的。而叶利钦体制虽然毛病很多，真要把它掀翻了来一场反攻倒算，只怕是更加糟糕。然而现在看来，俄国各方都表现得惊人地理智。当8月底危机来临时，许多人断言这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而且是俄国整个经济转轨进程“不可逆转的失败”，它将导致“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崩溃”，此后几年中俄国将发生大乱，人们只能讨论“民族与国家的简单生存问题”了。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俄国已经面临社会爆炸、秩序崩溃与内战。
的确，就叶利钦本人而言，他对这场危机惊慌失措、不知所为，与过去历次危机中他表现的极为果断、敏锐、自信与机智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言：“叶利钦的个人权力资源与政治资本已经耗尽，他已不再拥有能控制克里姆林宫之外事态发展所需的施政班子、执政纲领、精英与民众的信任以及过去的精力与健康。” [12] 实际上，叶利钦这时已不再是个“新权威”了。
然而俄国并没有因此而大乱，甚至没有给叶利钦很大难堪。与人们预期的相反，叶此后又换了两届政府，发起了车臣行动，都未遇到太大的反对。而议会的弹劾程序无疾而终，许多人预言会发展为“革命”的10月7日全俄大游行也进行得十分温和，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危机后“左”“右”两翼的极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渐成气候。社会思潮的“中派化”使俄很有可能向后叶时代平稳过渡。总之，在叶利钦这个“强人”不再有能力逞强之时，当“新权威”的权威基本消失之际，俄国一没大乱，二没走极端，三没走回头路。在专制与极端传统深厚的俄罗斯，叶利钦能依宪政程序离任已属不易，而在最不利条件下仍能平稳离任就更近乎奇迹了。
这表明俄国人在叶利钦时代虽然付出了许多代价，但的确成熟了。他们很有希望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叶利钦时代尽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规则毕竟有了，叶利钦时代没有建成市场秩序，但市场化的基础也有了。而俄国人民尽管对叶利钦再不满，他们也不想走回头路的。
九 、叶利钦之后：转轨的前景
俄国历史充满了不可预见性，现在推断俄将来会如何是很冒险的，但只要叶利钦交权不出乱子，我们还是可以大致这样预期：
叶之后执政的大概会是普里马科夫那样的“中左派”，他们会对叶时代的政策做出明显调整，但不会完全反其道而行（即使俄共上台恐怕也不可能那样）。然而从目前情况看，俄国经济转轨尚难在短期内完成，“中左派”要完全解决转型时期困难也不可能。这样在民众不耐烦的情况下，他们会落选下台，而最可能取代他们的是中右派。（当然，如果中左派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引起大乱子，极左派上台也不是不可想象。但这种可能极小。）这样，俄国便逐渐会形成中左、中右轮流坐庄的议会民主制常规，出现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的二元政治，从而完成向民主国家的过渡。
本文初稿截稿后传来俄罗斯杜马大选结果（1999年12月19日），新杜马从上届的左派独大转变为本届的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格局，俄共议席从上届的157席减为111席，曾经主持激进改革的自由民主派上届（以“民主选择”为代表）在政党议席中全军覆没，只在选区中获得9个议席，此次(以“正义”联盟为代表)则东山再起，以第四位的选绩重返议会党团大门，连同选区议席共获27席，加上同为自由民主派但坚决反对叶利钦的“亚博卢”联盟的21席，自由民主派总议席达到48席，略少于上届的54席（其中政党议席40席，多于上届的31席），社会民主派上届（以雷布金联盟为代表）全军覆没，本届（以“祖国”为代表）获得66席，成为第三大议会党团。总体上看，议会民主制下的“常规两党”即自由民主派与社会民主派（西方意义上的右派与左派，以俄国传统而言则是中右与中左 [13] ）共占有114席，多于俄共（俄国的左派，西方意义上的极左派）的111席，寡头自由派即所谓政权党和法西斯倾向的日里诺夫斯基派（俄国的右派，西方意义上的极右派）合计的91席。这种三足鼎立而中派略占上风的局面是俄罗斯转轨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近代杜马史上也只有1905年的头两届杜马可以相比）。比起上届杜马中上述三种倾向成54（亚博卢加“民主选择”）：177（俄共及其盟友农业党）：106（政权党加日里诺夫斯基）之比的严重两极化并且左派居绝对优势的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俄国民心与政局的中派化，只是比原先人们预计的更“右”一些。主要是“祖国”的势头被新“政权党”夺去不少，同时自由民主派中坚决反叶利钦的“亚博卢”也被与叶利钦不即不离的盖达尔—基里延科联盟夺走大量选票。
“祖国”与“亚博卢”在大选前半年间影响大增，曾被视为俄国民心“中派化”的表现。但这两个联盟在大选中受挫也并不意味着“中派化”的趋势发生改变。上面的分析已经指出新一届杜马仍然是自由民主派与社会民主派即俄国意义上的中右—中左二元结构走向形成的体现。尽管由于政权党在这半年间集中攻击“祖国”而使俄共多少得享渔翁之利，而车臣战争得到多数民众拥护，一方面提高了政权党的得分，另一方面使历来对在车臣用兵批评最力的“亚博卢”失分于价值取向类似但更倾向于与政府合作的基里延科联盟。这两点有助于延长现今的寡头自由派统治，但不可能改变政权中左或中右化的走向。相反，经历了晚期叶利钦众多弊政的俄国人仍能给政权党以相当的认可，表明他们对转轨的评价并不是那么糟，也更有利于平稳地（而不是翻烧饼似地）走向中派化。
在经济上，目前俄国仍保留的纯国有经济主要是军工系统。实践表明俄国军工的技术状况与运作传统使它很难“军转民”并在此过程中私有化，但扩大出口赚取外汇的潜力倒不可低估。今后俄可能会放弃军工转民及私有化目标，改以开发国际军火市场来供养军工部门，并长期维持这一部门的国有状态。只要能赚到外汇，这并不是不可行的。
最成问题的是如今树敌甚多的寡头部门，包括金融、能源动力原材料等民用基础工业。寡头经济虽然弊病极多，但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以“革命”手段消灭之也不是办法，即使俄共，如今也与金融工业集团有联系，何况“中左派”？可能的选择是通过规范化改造扬其利而除其弊。寡头部门在技术上是俄国民用经济的精华，几年来虽有“官经济”的传统，毕竟也进行了适应市场的改革，许多人认为它还是有自我发展的机制及其经济合理性的。金融工业集团通过资产重组来形成生产力，要比重新投资新建企业来得经济。它们的低风险运作与雄厚实力也成为与外资合作的有利因素。在市场化过程中，它们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重视引进与技术开发，在生产、销售与服务方面力求与国际接轨，取得与国际先进大企业竞争、抗衡的资格与地位，这都是金融工业集团的优势。也是它们虽脱胎于、但到底也还不同于前苏联时期僵化的官僚托拉斯的地方。近年来，金融工业集团一直是俄经济中最活跃的部门，尤其在经济总量下降的背景下更突出：1996年全俄工业生产下降5%，而金融工业集团的工业产值却猛增三倍，从26万亿卢布跃增到100万亿卢布以上，在GDP中的比重由2%升至10%，在全俄投资平均下降18%的情况下，15个金融工业集团基本投资增长率却达到250%。当年全俄外贸出口增长8%，而一些金融工业集团则增长28%。这些企业债务低，管理好，而且由于具备高技术开发潜力，有可能成为俄科技革命和走向知识经济的先锋。 [14] 因此无论谁上台，都不可能取消这个部门。可能的办法是：一方面通过进一步改革消除其“官经济”色彩，使其演变为按市场规则运转的现代财团（如日、韩的那种），一方面严禁其向政权渗透，并通过二次分配的社会民主政策使其承担社会保障义务，以解决公平问题。
民营中小企业与外资经济，在今日俄罗斯均不景气，最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萎缩。但随着政治上了轨道，经济恢复稳定，投资者信心增加，这一块经济也会活跃起来。这样，在以上三大块经济的推动下，俄国经济最终走出困境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可能是存在的。
8年来，人们对俄罗斯的乐观预期屡屡落空，上面这种预期会不会失准呢？当然也可能。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叶的交班。交班顺利，这样的预期是有把握的。否则就难说，陷入大乱甚至爆发内战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假如叶利钦要推翻民主，以强权固位的话，那就是俄共上台的机会了。俄国历史上常常发生赌徒的冒险反而促进了相反的发展之例。1917年8月要不是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右派政变想推翻二月民主政体，布尔什维克是难有崛起机会的。1991年8月若不是保守派发动政变想终止民主进程，民主派的成功也不会那么快。如今叶利钦若想步8·19政变者的后尘，那历史就要重演类似的一幕了。
实际上，如果从历史的宏观看，如第三章所言，在“帝国后遗症”中出现上述情况倒属于常规，而叶利钦若能跳出这种轮回，反而是非常之举。叶利钦的政治生涯中度过不少危机，创造过不少“奇迹”，但这一次若他还想凭强权创奇迹，那他就可能掉入千年历史常规而把他以前所创的“奇迹”全部湮没。而这一次他若不再想创造奇迹，依宪交班，那他倒是在历史上创造了个真正的奇迹。这将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也是真正能确立以前各次奇迹之意义的最重要的奇迹了。
十、千秋功罪任评说
总之，在叶利钦时代的四个阶段中，叶利钦都既有出色的作为，也干过许多蠢事。尤其在首尾两个阶段中更明显：如果他在8·19之后不拆戈尔巴乔夫的台，而是叶戈合作共创民主新联盟，如果他不在反政变胜利后忘乎所以，错过了宪政改革的最佳机会，他的“闯关”式改革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他前期倚重的民主派不把“证券私有化”设计得如此拙陋，后期倚重的寡头自由派不那么违反公正原则扩展权力资本，俄罗斯的转型期社会问题不会如此严重。如果他在这两年不那么乖戾地频繁更换政府，1997年的经济回升有可能持续，1998年的危机可能避免，即使难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当然在另一方面，叶利钦是俄罗斯民主化市场化改革的象征，如果没有他挺身而出带领人民反击8·19政变，苏联就可能出现第二个“停滞时代”。作为一个过渡型历史人物，叶利钦顺应了俄苏人民摆脱旧体制的愿望，因此曾深得民心。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旧官僚那种专横独断、刚愎自用的习气，而在建立了“新权威”之后，权力腐蚀症在缺少制约机制的条件下在他周围的小圈子里蔓延，可能也传染到他本人。作为个人因素，叶利钦是个“闯将”而不是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喜弄权术而缺少真正的朋友。很少有人能与他长期合作。再加上他长期有病，导致行为亦常呈病态，“病夫治国”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对于俄罗斯的现状，他是难辞其个人责任的。
然而这里仍有一系列问题要澄清。首先对“俄罗斯的现状”要有客观的评价。如今的俄罗斯的确处于困境，尤其与处于经济增长期的中国相比很能令国人沾沾自喜。但其实困扰俄罗斯的许多问题在中国不仅也存在，而且有的并不比俄乐观。例如俄社会如今最敏感的拖欠工资问题，失业下岗问题等，中国都决不比俄罗斯来得轻。只不过素来缺乏社会保障意识的人们不以为这是个问题、素来缺少社会权利的人们也无法谈论这类问题罢了。象中央电视台那样天天公然向下岗工人宣传“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公益广告”，象某些传媒宣称工人应当“感谢下岗”，象流行理论堂而皇之地论证乡镇企业的活力就在于“农民没有失业问题”，甚至宣传外商要求在企业中设立党支部以便管束工人。——这类的说法在俄罗斯哪个“寡头”敢讲？如今俄罗斯传媒充斥着关于“暴发的寡头和贫困的大众”的激烈抨击，那里的贫富分化也的确比许多中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等更严重，但就最能反映贫富分化程度的统计指标—居民收入分配吉尼系数而言，按俄罗斯政府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1994年为0.409, 1995年降为0.381; 民间大多数专家学者估计得更严重些,为0.400--0.405不等。 [15] （吉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等，为1表示绝对不平等，在这两极端之间数值越小表示越平等，越大表示贫富分化越严重）而中国大陆1994年据社会学家李强为首的一个课题组调查统计，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按户计的吉尼系数为0.445, 按人计为0.434。 [16] 1995年据经济学家李实为首的课题组调查统计，按户、按人户、与按人计的吉尼系数分别为0.409, 0.444和0.445。 [17] 因此，谁更需要批评是大可玩味的。
关于俄罗斯经济滑坡程度的数字也是如此。如今俄罗斯逃税成风，统计外的灰色经济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但俄的实际经济实力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并不象数字反映的那么糟糕则是肯定的。有人说如今的俄罗斯是人人都喜欢把事情说得越坏越好：反对派喜欢说坏自是理所当然。自由知识界与传媒要张扬社会批判精神与迎合大众情绪也不奇怪，而政府呢？有趣的是政府也喜欢说坏！——由于近年来叶利钦频繁更换政府，更换的理由自然是原政府不好，而新政府也喜欢宣传自己面临的形势如何如何严峻，以显示自己的回天之力。然而他们又总是位子没坐热便被撤换，来不及为自己评功摆好。当然，西方近年来与俄关系越搞越僵，他们也就越来越难得说俄的好话了。于是俄罗斯的情况是否真的那么坏，便很值得研究。以这些说法与喜欢说好的舆论相比较，就更须谨慎了。转轨之初，关于俄罗斯的许多乐观预言都落空了，然而这些年来几乎年年（可能只有1995、1997两年少些）有关于俄罗斯魏玛化、关于要发生社会爆炸、过不了严冬、将发生饥荒或内战的预言，事实证明也属市虎之言。而俄罗斯人近年来的中派化却是无论乐观者还是悲观者都没预见的。看来俄罗斯仍将艰难地继续她的转轨历程，直到柳暗花明。
十一、转轨为什么这样难：兼论中俄之异
无论程度如何，俄罗斯转型期危机比人们预料的更严重，是不争的事实。在经济方面，俄罗斯的衰退与中国的增长更形成鲜明对比。对此不仅中俄两国思想界讨论热烈，国际经济学界也视之为前沿问题，斯蒂格利茨今年四月为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发表的主题报告《改革向何处去？转轨的十年》 [18] 就是以中俄改革比较为主题的。这个报告对中俄两国与国际经济学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如前所说，叶利钦“病夫治国”的许多失误对形成俄罗斯今日的困境是有责任的，但大多数论者（无论其思想倾向如何）不会把个人失误当作困境的主要原因。那么主因何在呢？
一些自由派思想家把困境归因于东欧的社会保障太多、福利包袱太重，这种解释是与新保守主义反对福利国家、反对强大工会的立场相符的。如萨克斯便认为东欧应当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虎”学习，摆脱福利国家这种“欧洲病”，奈斯比特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它以家庭责任排斥了欧洲传统的国家责任，因而创造了奇迹。波兰学者科沃德科也认为东欧不可能象中国那样吸引外资，因为东欧（例如波兰）工会太强大，吓跑了投资者。 [19] 应当承认，这些人的确看到了欧洲式的民主资本主义与亚洲的专制资本主义在国家责任与劳动者权利方面的重大区别，然而至少在东欧内部，这些说法不能解释何以例如波兰的工会比俄罗斯的更强大，但波兰的经济包括对外资的吸引力都比俄罗斯强得多。
更多的论者把中俄分别看成渐进与激进两种改革的标本，并从两国实践的对比中得出激进不如渐进的结论。前述斯蒂格利茨报告便是这种说法最近和最有影响的一个版本。斯蒂格利茨把中俄列为改革模式的两个极端，而中东欧诸国位于两者之间。他认为俄罗斯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激进自由主义乌托邦计划，而中国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多元化的群众选择。前者忽视了国家的作用，而后者发挥了国家的协调功能。这样一种解释逻辑上似乎很合理，可惜与事实难以契合。首先那种以中俄为两极东欧居中间的排列就与人们通常的观察不符。斯蒂格利茨这样排列是基于转轨效果中国最好俄罗斯最差而东欧居中，然而转轨方式决不是这样的顺序，中俄之比姑且不论，东欧的激进怎能说次于俄罗斯？其实前面的叙述已表明俄罗斯的十年改革同样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尤其在1994年前后经历了明显的调整，此前在两宫拉锯战的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叶利钦与议会各摸各的石头各过各的河，哪有什么自上而下的计划可言。而此后的新权威、寡头化、民族主义方向更与其说象东欧，不如说象中国。就1994年后的情况而言，俄罗斯的改革方式实居东欧与中国之间，无论是从民主到新权威，从大众私有化到寡头化，还是从西化到民族主义。然而中俄经济增长的差异不仅没缩小，俄罗斯与东欧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可见斯蒂格利茨的解释也不能服人。
其实与俄的比较可以分为两个领域：一是俄与中东欧（尤其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相比，如前所说，这一比较决不足以证明“渐进”优于“激进”。二是整个前苏联东欧与中国相比，众所周知，前苏东各国无论渐进还是激进，其共同点是转轨初期都出现了经济滑坡，而中国似无这种现象，那么前苏东各国有什么共同点而为中国所无？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民主化，由此而有民主妨碍经济发展之说。但我认为更重要而往往被忽视的是另一点，即改革前经济体制的不同对改革“代价”的影响。
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经济学家常把中国与苏东改革前经济体制都称为计划经济，但这两者其实是差异巨大的。简而言之，改革前中国的农村体制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特征的、有束缚而无保护的共同体，它比东欧那种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相协调的、甚至有保护而无束缚的农业体制更不公平；改革前中国的工业体制是一种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或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它比东欧式的科学主义计划经济更无效率。因此，中国改革在公平改进与效率改进方面都具有特定的潜势。当然，导致中俄进程差异的还有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远因，这需要另行讨论，但改革起点不同的影响无疑是更直接的。
我国废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过公共选择、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认可的方式实现了农民走向市场时大致的起点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平分土地”与每人一份的“证券私有化”性质相似，都是以民主方式摆脱共同体的束缚。但东欧人摆脱束缚，便要付出失去保护的代价，而中国农民之所以主动发动改革，正是由于旧农业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也显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既不同于真正的集体经济，也不同于国家控制、国家承担责任的城市国营经济，共同体的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只有“父权”而无“父责”，这即使在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下也是极不公正的。这种只是为了取得原始积累而管制农民的体制在前苏联虽也存在过，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从1966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就意味着失去共同体的保护。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联的农业与我国的国企都比我国的人民公社体制要公平些。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1966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60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换言之，南、波的旧体制对农民有保护而很少束缚，那里的农民就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了。
总之，中国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改革，号称“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是我国改革时期工业成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从大包干产生的后续变革），而农村改革的成功，一不是靠“渐进”，二不是靠“不动存量”，而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正（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联东欧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如果中国农民像国企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由“管而不包”逼出来的改革冲动。而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从广义契约—广义公正的角度讲，人们放弃自由是为了获取保护。而共同体在实行束缚的同时也就承担了保护义务。摆脱这样的束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我国的公社只有束缚却无保护，摆脱它的过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又较均等，他们何乐不为？显然，这样一场类似“帕累托改进”的变革得以实现，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响（城市里接受“市场文化”的影响不比闭塞的乡村更多吗），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经济民主”，而就是由于摆脱不公正的冲动与公平的要求。
农村改革使中国80%以上人口主动掀起了求变的大潮，而俄罗斯农民正相反，“有保障的工资制”下他们成为比城里人更被动的改革滞后者。俄罗斯政府曾以豁免巨额债务为诱饵奖励愿意改革的集体农庄，然而应者寥寥，拖延两年之后俄罗斯政府终于不得不无条件取消了这些债务。至今俄国的农业仍是俄经济中最不景气也最难改革的部门。
但国企改革在我国就没有这么顺当了。在“穷庙富方丈”的同时让工人空手“下岗”，或是强迫工人出钱为“穷庙”填补窟窿，再或者把“穷庙”粉刷一下上市骗钱，都会造成严重的不公正。而农村改革的经验、日本战后解散财阀时的“证券民主化”经验与当代波兰、捷克等国的转轨经验都表明，“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是解决进入市场时产权初始配置问题的重要思路。即使不讲起点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选择。存量资产既然是公共的积累，那末无论是“分”、是“卖”还是“送”，都不能不考虑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权益。东欧尤其是前东德不少“烂摊子”企业是采用象征性价格“送”掉的。但这种方案都经过了工会同意并以强大的工会力量保证“送”的条件（职工就业等）得以落实。如果不是这样，“送”就行不通。
目前我国以国企为代表的存量经济问题成堆，但从一些指标看尚未出现东欧国家改革初期那种大滑坡的局面。这成为一些人全盘否定“激进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实，这里除了一些深层问题尚被掩盖乃至尚在积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与苏联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的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哄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经济学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饭；中国的“小而全”、“山散洞”与苏联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因此，中国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中国改革前期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这从邓小平关于“改革实际上在75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叫做‘整顿’”的话中可以清楚看出。）；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这一切使中国的改革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但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如今的成就与他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表明我们如今干得比他们好，毋宁说是表明我们过去干得比他们差——我们的公社不如他们的农庄公平，而我们的命令经济不如他们的计划经济有效率。但他们当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尽头，我们也不能只吃“落后优势”的老本。我们如今还在用“全国托拉斯化”的思路来解决重复建设、山头经济的问题，这无可非议，“专家的计划”毕竟比诸侯们的攀比竞赛更讲配置效率。但人家沿这条路走到底也不过如此，我们又能在这条路上走多久？应当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有时效限制。如今国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说远高于文革时期，但国企的困境却远甚于那时，同时权钱结合的原始积累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一切都表明改革进程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陷入“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循环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
此时认真分析叶利钦时代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如今两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却值得注意：“右”的一种认为俄罗斯亏在“平民主义”上，似乎如果不搞“平分证券”而一开始就放纵寡头搞“亚洲自由主义”就好了。“左”的一种认为俄罗斯亏在“激进改革”上，似乎“普鲁士道路”当年救不了沙俄如今却可以救苏联。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叶利钦时代既不缺寡头也不缺新权威，他们所缺的不就是我们也要争取的吗？总而言之，叶利钦时代给我们的教训决不是公正太多，民主太多，而是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公正，更多的民主。
1999年10月初稿
2000年1月3日改定于京北寓所
[1] [俄]《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说：前苏联官员出身者在总统班子占75%，政府中占74、3%，地方精英中占82、3%，经济精英中占61%。其中，前苏联经济官员在政府中占42、3%，经济精英中占37、7%。
[2] 董晓阳：《俄罗斯官僚资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6期，23页。
[3] 伊·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娅：《金融工业集团：幻想与现实》，[俄]《经济问题》1996年第7期。
[4] 金雁、秦晖：《“分”之罪？不“分”之罪？——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评析》，《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5] [俄]《消息报》，1997年11月18日。
[6] P .M .Nagy, The Meltdown of the Russian State: The Deformation and Collapse of the State in Russi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00.pp72-74.
[7] G.亚夫林斯基：《俄罗斯虚假的资本主义》，[美]《外交》1998年5-6月号
[8] 田永祥：《俄罗斯政党与金融企业的关系》，《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2期，38-43页。
[9] 邱莉莉：《匈牙利私有化的特色与得失》，《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6期，53-56页。
[10] [俄]〈今日俄罗斯〉1997年第3期。
[11] 李建民：前引文，53页。
[12] 罗·麦德维捷夫：〈叶利钦时代的终结〉，〈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3期，94-95页。
[13] 我国一些论著从单纯反自由民主的立场出发，把自由民主派当作“极右”，与之相比寡头国家主义者反被视为偏向中间。这是十分奇怪的。按这种逻辑，皮诺切特、苏哈托倒比社会党还要左了。还有些人以叶利钦划线，越反叶、反“激进改革”便被看成越左，反之则越右。按这种逻辑，制度主张与意识形态类似的“亚博卢”与盖达尔一派便被分成中、右两翼。但同样反叶利钦的日里诺夫斯基难道是中派吗？
[14] [俄]〈独立报〉，1997年6月17日。
[15] 《1995年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俄]《俄罗斯世界》1996年第1期，57页。
[16] 李强、洪大用、宋时歌：《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异分析》，《中国科技导报》1995年第11期。
[17] 转引自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文稿系列》，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999年。
[18] Joseph E. Stiglitz, Whither Reform? Ten years of the Transition. Washington, World Bank,1999.
[19] 参见苏文：《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读书》1996年第6期。